论文李白杜甫之异同（上），本文是有关杜甫专升本论文范文跟李白杜甫和异同和杜甫有关论文范文文献.
两个不同的符号
过去大家谈论李白,读他的诗很多；现在谈论李白的人很多,读他的诗却比较少.这种状态以后还会加剧,即不读原典,不求甚解,只把李白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挂在嘴上.
李白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今天或许没有多少人去深入探究.我们专注于文学和思想,研究历史文化,那些有代表性的人物,比如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就是最好的标本,鲜活的标本——不仅是艺术和思想的标本,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标本.他们能否永生,就在于当代人有怎样的心灵,如果有极其敏感的心灵去呼应古人,他们这些古人就会从千年间复活起来.
现在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历史人物常常被符号化概念化了.一般情形下人们不仅不注意他们的生活细节,不考察他们做了哪些事情,有过哪些言论,而且对他们的作品也渐渐疏离了.我们当然还会念念不忘一些名句,却逐渐要忘记这些名句是谁说的,在怎样的情状之下说的.我们在生活中仍然经常套用一些历史上留下来的好句子,可是要注意的是,这些句子都连结在一些时代和生活的细节上――我们如果不能进入这些细节,又怎么会深知这些句子之好？
李白的一生,有几个人对他很重要.特别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唐玄宗,给李白这辈子留下了最大的念想.李白在作品里、记述中,不停地提到皇帝对他的垂顾.还有一个道士叫吴筠,他和李白是朋友,曾经一块儿炼丹,并向皇帝推荐了这个诗人朋友.另有一个人也喜欢炼丹修道,她就是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玉真公主对李白的重要,是因为她的身份,所以她对李白的看法不会是无足轻重的.再就是皇帝的两个女婿,一个叫张垍,据记载是宰相张说的儿子,一个很坏的人――李白做了翰林待诏一度很得意,但不久就被“赐金放还”,据说张垍从中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另一个女婿就是独孤明,李白离京以后还给他写过赠诗,其中写道“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倘其公子重回顾,何必侯嬴长抱关？”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很多隐秘心情,并想象出他们的一些过往.
唐代有那么多的大诗人,但很少有大思想家.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究其原因可能非常复杂,足够我们好好探讨一阵子了.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以李杜为代表的唐代著名诗人的形象经过千年塑造,已经相当鲜明.但他们内在的特质、他们之间的区别,还需要我们深入细部去寻觅,这个工作远远没有结束.对他们的作品和生活有了学院派的许多考证,这是极重要的,但后人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还会有新的任务.网络时代不是白白来临的,它将有自己的发现.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就将接受这个时代的刺激,刺激不同,发现也就不同,感慨也就不同.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比较起来好像缺乏一点自我批判和反省的能力.德国是怎样对待歌德的？人们熟悉恩格斯很有名的一句话,即说歌德既是一个伟大的德国人,同时也是一个庸俗的市民.可是我们对于李白和杜甫这样的人物,就很少有如此清晰和深刻的剖析.
我们谈到李白,就是一个诗仙,一个可爱的、飘逸的,充满梦想和狂放不羁的仙人——简直不像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实有人物.越是到后来,人们越是把李白和月亮、狂饮,什么“斗酒诗百篇”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而杜甫则是一个忧郁的、多思的、贫困的诗人,是严谨的现实中人.大致印象就是这样,似乎不必往深处走了.
李白和杜甫一生坎坷,性格迥异,作为两个鲜明的符号,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中华民族的心里.大概谁也不会将两个形象混淆,因为他们气质差异大,在漫长的阅读史中,人们已经把两人一些有代表性的元素给提炼出来了：一个狂放,一个严谨；一个在天上高蹈,一个踏着大地游走；一个借酒浇愁,动辄舞唱,一个痛苦锁眉,低头寻觅.中华的精神天空上出现了这样的双子星座,真是一个奇迹,他们对应着,辉映千秋.
有了他们的存在,我们平时引以为荣的“诗书之国”才能成立,文化上也永远不会自卑.不过余下的关于他们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
来自碎叶城
我们要接上讨论一下李白和杜甫的出身,因为这仍然是不能忽略的关节.一个人由于出身不同,言行就会有所不同,性格也将不同.我们看很多著名人物的传记,对他们的出身都有浓墨重彩的描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出身”两个字要决定许多人的命运.那是血统论,很荒谬,因为它太绝对和太机械,也太简单,人的精神及性格因素与遗传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能用出身来论断一切.将一种事物推向了极端,作为某个不可更改的原理和指标去使用,特别是运用在理解人性、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要小心了.出身问题作为重要的参照和准则时,弄不好会出现烦和大荒谬.以前是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关照出身的,或许这就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回避这个话题.出身与人生的纠缠紧密、与命运的纠缠紧密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谁也绕不过去.一方面不同的出身决定了不同的经济与人脉基础,这对人的发展,特别是前期发展会有重大影响,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一个人们通常忌讳不谈的问题,就是“性”和“命”层面上的――这里借用道家沿用的一个概念来表述,说一下精神心理以及血脉遗传的不同影响.当代医学已经确凿无疑地认证了与遗传有关的一些疾病,大家知道人的心理和身体状况,比如健康与否,有些疾病是不是发生,都与遗传有关.
但人们平时最忌讳最小心的还是道德层面、人性层面,忌谈它们与血脉遗传的关系.因为这是最复杂的东西,也最容易受制于后天条件,处于不停的转化和变化当中.当然生理方面也是一样,也要在客观环境里发生一些重要改变,这些都难以量化和掌控.
可是我们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判断,一般来说谁都不会否认遗传的力量.比如同一些近亲血缘的人,尽管可以有大不相同的性格,但往往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老实、内向、善谈或性格绵软、慈悲、多情、浪漫等等.这些特征似乎真的可以不同程度地遗传.就此来说,我们过于忌谈是没有勇气的表现.我们需要面对一些难以面对的东西,只要不是走入更大的机械性的谬误就好.
李白出生在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这方面虽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争执不太大.李白的父亲或者更早的几代,据说是从长安流离到那里的——或因为贬官,或因为战乱,或因为重罪,反正不能在京都生活了.李白在那里出生,五岁又随父亲迁移到四川青莲,所以李白还有一个号叫“青莲居士”.青莲就是江油县,现在改成市了.
李白有一个“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小学课本里都有,就是讲他从小有一种“傻劲”和韧劲.如果真是要坚持那样磨铁杵,直到磨成一根小针的话,李白小时候也真的够傻了,并不聪明.这些当然都不足为据,算是民间文学.那块磨针的石头直到今天仍然摆在原地,可见当地人喜欢有李白这个大名鼎鼎的“傻同乡”.
李白的父亲是个大商人,几个兄弟也是大商人,他就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境里长大了.但是李白不满足于做一个商贾之后,因为商人有钱却没有很高的地位,中国一直是这样的文化传统,到现在仍无根本的改变.战国时期只有齐国比较推崇商人,那里经商不仅自由,而且还有较高的地位,而其他国家就不行了.齐国的文化与中原正统文化不同,是一种东夷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边陲地区的海洋和商业文化.像秦国商鞅时期经商甚至是犯法的,一旦发现就要关起来杀头.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所以这种文化流脉延至全国,不是一时一地可以改变的.
李白强调他是皇室李姓.唐代是李姓的天下,他自称是皇室的后人,还给自己排出了辈分,说到他这儿是第几代等.实际上这只是关于出身的修饰和创造,他自己在论资排辈的时候就极不认真,因为心里知道这压根是靠不住的.由于不当真,他跟皇室的人、李姓家族的人作诗酬答时,就常常出现这方面的矛盾,不仅是不严密,而且还相差甚远：就因为遇到了一个地位很高的李姓,按过去曾经有过的排序,本来对方应该是他的曾孙才对,他却尊称对方“叔”或“兄”.
可是从哪里寻找依据来否定李白自己标榜的出身？那可能是更难的一件事.当时有人质疑过,却没有用铁定的事实去加以证明.还有人做出了更悬的推论,认为李白是个外国人,比如大学问家陈寅恪,但他也没有拿出经得起推敲的证据.李白的行为举止太不同常人了,于是总能够引起多方的猜测和假设.只有一点是确凿无疑没有争论的：李白出身于商人之家.
杜甫是皇亲国戚
这种对于出身、身世的掩饰,如强调自己是皇室贵族血统的心理,在杜甫身上也同样明显.但杜甫真的是皇亲国戚,其血脉亲缘的线索非常清晰,他的曾外祖母是唐高祖李渊的孙女,应该算是母系血统的“王孙”,杜甫一生深以为荣.
一般人谈起杜甫,脑子里常常出现这样一个形象：干涩、穷困、刻板,生活在底层,一生坎坷.他的性格收敛而随和,包括严谨的中规中矩的诗风,都给人这样一个综合的感受.实际上单讲与皇家的渊源,杜甫比李白要深得多.单就现实机遇来看,李白曾经与皇家走得很近,近到了可以接近唐玄宗；而杜甫则是出身接近皇族,这二者自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杜甫的父亲曾是奉天令,还做过兖州司马.当时的“司马”是一个特殊的职位,一般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是仕途不顺者.比如白居易也做过司马,那也是他仕途上的一段坎坷岁月.但无论如何杜甫还是一个官宦子弟.他那首有名的“齐鲁青未了”的诗,就是去兖州探望父亲时写下的.
杜甫在作品中多次谈到自己高贵的出身,与李白不同的是,这些言谈都可以落到实处,即有踪可寻.李白的特点是夸张,将真实笼罩在纵情言说之中,使人既摸不着头脑又难以贸然否定.杜甫认为自己是陶唐氏尧帝的后人,并且在诗文里一再提到这一点.他的祖父杜审言当年是一位与陈子昂齐名的大诗人,是武则天赏识的人,曾被她亲授为著作佐郎；至唐中宗,杜审言官至修文馆直学士.杜甫谈到这样一位祖父很是自豪,写道：“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
杜甫作为一位世家子弟,源头能够追溯到很远.他的远祖杜预,就是西晋著名的军事家和历史学家.有这样出身的诗人,并且对自己的出身意识十分自觉和强烈的一个人,心灵里一定会留下极深重的印记,并将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他的言行.
难以直面出身
李白一直强调自己是皇族李姓的后人,却因为过于遥远而实在难以考证,所以这些强调就显得多少有些生硬和失措.这在人性里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其实直到今天也不难让人理解.
一个人能够直面自己的出身,不为自己的出身而羞愧,有时候也是很难的.人很愿意根据需要,从不同程度上掩饰和夸张,甚至创造和虚构个人的血脉.这样做并非是一件小事,而是常常具有现实效用的.比如当代人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暗示自己出身高贵――虽然只是一般小知识分子家庭或工薪阶层的孩子,但走到哪里都愿意讲“我们高干子女”如何,遇到一些事情就慷慨陈词地说：“作为我们高干子女来讲,可不这样认为”,等等.还有的更甚,竟然要找一个同姓的古代高官做自己的先祖.
但也有相反的情形,那要在极其特殊的时期才会发生.比如在那些年,人们不但不能强调自己出身的富贵,还一定要往反里说.一个人绝对不能强调祖上有多少财产,也不能承认出过什么高官和大的知识人物.现在则不同了,这些都变成了很荣耀的事情了,可以算做另一种资本.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一定要强调自己的穷困,出身贫农还不过瘾,还要强调自己是雇农或更下层才好.那时还产生了一个特别古怪的职业：专门的“忆苦家”.
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会觉得奇怪,问专门忆苦有什么好？但当时确乎是这样.这些“忆苦家”在当时是很忙的,他们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工厂学校部队机关,到处忙着做忆苦报告.这些人并非一定是受了最多苦的人,而主要是靠一张嘴巴出名,在方圆十几里甚至上百里都很有名.听他们忆苦将留下深刻的印象.《九月寓言》里写过这种情形,那应该是没有多少夸张的.在忆苦大会上,台上的人一开始要慢慢讲,先做一些铺垫,渐渐就呼喊起来了.他们进入一些苦难的细节时,会发出一些凄厉的声音,喊叫：“拿刀来啊,拿绳子来啊,我不活了！别拽着我呀！”一时声泪俱下,让全场人都一齐跟上哭.
那时专门的“忆苦家”是很有社会地位的.这样讲一点都不夸张,因为那是一个畸形的年代.在忆苦的深夜,那种喊叫听起来就像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既吓人又感人.当年有一首歌许多人都会唱,歌词里有一句很难让人忘记,说的是穷人在大雪天里讨饭的苦境与绝境：“十个脚趾头,冻掉了九个”.那时候我们一方面觉得人生真是太苦太可怕了,另一方面也心存疑惑：怎么只剩下了一个脚趾？这大概会是大拇脚趾吧？
时代的风气就在两极里变换：那时极为崇穷,现在极为崇富.如果我们能生活在一个平常自然的、取其中间的时代该有多好,就是说生活在极富裕和极贫穷的中间状态就很好了.这样会更正常也更安定些.
事实上中国人在出身问题上很少会有平常心态,究其根本原因,无论“崇富”还是“崇穷”,都是极不正常的,这可能源于自古以来便没有生命平等、人类平等的意识——由等级文化造就的人,而不是文化造就的人,所以才有这样的意识.我们这里也许实在没有西方那样的真正的世袭“贵族”,五千年来无非就是农民起义轮番上台：打倒老“贵族”,让自己成为“新贵族”；打倒旧地主,让自己再做新地主.如此循环往复.
李白和杜甫因为出身问题,在诗文中花费了极多口舌.因为无论是就社会环境还是他们个人来说,这似乎都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大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出身对于他们的行为、思想和诗风也就不可能不发生重大影响了,想要忽略都很难.
拔地而起的天才
有一些诗人和作家很不幸,才华盖世却天不加怜,很早就去世了.古代有王勃这一类早熟早逝的天才,而李白和杜甫只活了五六十岁.法国的兰波十几岁就写出了《奥菲莉亚》,四十多岁就去世了――他经商,折腾,最后还锯掉了一条腿.拜伦有残疾,后来得了伤寒死在战场.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一些令人惊异的天才匆匆逝去.这种拔地而起的天才人物就像闪电一样划过,在苍穹里亮起刺目的光芒.
还有一种特别耐折腾的人,他们生命的河流特别漫长和开阔,像托尔斯泰、雨果、歌德这一类.这是两种类型,后一种往往更复杂也更具有综合性,他们像大象一样沉稳地往前,体量巨大.前一种卓绝罕见,发出绝唱,不可企及――这些人的不幸,不仅是生命短暂得像闪电一样,而且更是因为极度的特立独行,在世俗中安放自己的生命总是非常艰难.他们不被当世所容.后来人对他们的欣赏和赞扬,只因为是做了个遥远的旁观者,可以是放松和自由的,可以极大地超脱,所以才能够怜惜他们.我们今天的人总是不吝言辞地赞叹李杜,道理就在这里.
那些特异的天才人物,他们的一些举止在今天常常被看作是“行为艺术”,其实他们自己并不觉得那是一种表演.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行为就艺术传播而言是有益的,因为越是招人议论就越是变得突出,变得难忘,变得形状鲜明；不利处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被大大地简化、符号化了.
从另一方面看,他们的行为在不容于当代生活的过程中,也对自己的生命造成了很大的磨损和内伤.这往往就是他们过早消失、坎坷与痛苦的重要原因.
像李白这种率直放松和夸张的为人行事,在任何时代都是反世俗的,都不会成为处世的平均值,都将闪耀出传奇的色彩――既容易被人笑传,被公众注意,也会引起争执.人们一旦把注意力一齐投放在某个事物上,这个事物就在过分的聚焦中被大大扭曲了.一些艺术家也就这样被标签化和符号化了.
李白等人的可爱与可贵,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种种行为以及后果都是不自觉的,也就是说自然天成、水到渠成.无论是李白的荒诞不经,自吹自擂,还是一些不合人情的交谊方式,如对韩荆州突兀而孟浪的投书,似乎都有一些大可哀叹的原因存在.因为李白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特别的性情,是天性使然.他有时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有时又表现出艺术上的超人机心,有极绵密的运筹力.事物就是这么矛盾,这么相悖和不可化解.
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那么更多的还是要表现在创造物上.而相反的是,有一部分人只在世俗和表面的言与行上大逆其道,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但在其心灵的创造物中,比如诗文中,倒绝少刺目的大个性――他们是极为符合当时当地的精神和文化潮流,也是极为顺从的.可见这样的“特立独行”是需要大打折扣的,这通常只是一种表演,是为了引人注目、赖以立足混世的一招心计而已.这些人根本没有李白等人的异才,却极愿意表现出一种更加放荡不羁的样子.
所以在进行艺术与生活之辨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地客观冷静,以便把一些人和一些事,把作品及其他放到时代和思想的坐标里细细考察.这里需要相当的理性.特别是现在的网络时代,大众很容易被一些尖音所吸引,被一些故意制造的现象、响亮的广告所诱惑,而这恰恰也是对方的目的.相反在这个时代,有一些默默无闻的安静的角落往往倒是很了不起的――他们的行为不具有广告性,甚至整个一生都没有什么可以被逮住言说的传奇环节,但却真正具有别样的意义和力量.
可以设想,如果是李杜活到现在,特别是李白这样的人,该有多么大的“点击率”；可是另一方面也可以做出相反的推断：由于他为人本色,最终还不是表演,或许早已经被淹没在网络的狂涛之中了――网络时代的表演家太多了,真正的个性并不会出眼.在一个娱乐和广告时代,深入的理性思考很难进行下去.过度的喧嚣,发达的媒体,将把所有冷静的声音大部分遮蔽――那些本色的、深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将一概进入沉寂的角落.我们为之痛苦,可又实在没有办法,那些符号化的、广告与娱乐化的、哗众取宠的种种尖叫,或将真的变为“成就”的有机部分.这就是网络时代的悲剧.
可见,即便是李白这样自称“楚狂人”者,也要惧怕时下这个网络时代吧.
李白的口碑
李白当年的口碑到底怎么样,这是许多人至今仍感兴趣的.谈到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我们常常要考虑他当时的口碑.因为一般来说,人都要受世人、受周围环境对其评价的影响,这将塑造他、影响他甚至规定他.有的人受这种约束和影响要小一点,有的人要大一点——因为有人完全是看世人脸色行事的,也有人可以满不在乎地活着――但即便是最满不在乎的人,也一定会受到环境、舆论等等的巨大限制和改造,这简直是无一例外的.
一个人真要做到庄子所讲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几乎是不可能的.庄子讲的不过是一个“至境”,一个理想,一个永远可以努力,却又永远难以达到的崇高目标.
李白的口碑最初怎样不太好考,大概主要是“嗜酒”和“仙人”之类吧；但是到了后来就多有不良记录了.最典型最被人接受的是杜甫一句有名的诗里所透露的,那就是“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里好像清楚地说出了一个事实：世上的人提起李白都咬牙切齿,都说这个人真该杀,而我杜甫却与他们全都不同,太怜惜他的才华了.这么有才的人杀了可惜,但也只是因为其有才！从字面上看,杜甫并没有为好朋友做出什么有力的辩护——可能是欲辩无言吧.
但是这里似乎可以注意,李白是在获罪后的特殊时期才有了被杀之忧,并不一定是大范围里的恶名泛滥到了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再就是,在这个语境里,这个“才”可能不仅指才华和异能,还包括了他的人性之美.杜甫的诗中包含了有大才异能者不被世人所理解的大遗憾.
我们还要注意到,杜甫写这首诗的时间,是在李白折腾了一辈子,在快死之前,也就是“安史之乱”流放之后.其时李白已经是贫困潦倒,处境相当困难了.当时传说很多,有的说李白已经疯掉了,有的直接就说李白死掉了.杜甫对这些传说都有过强烈的反应,并且都写进了诗里.
李白的口碑一定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最早人们会传说这个人的奇异与不得了：英俊少年,得志青年,出口成章；这个人多么狂放不羁,特立独行,携一把宝剑游走四方,而且极为富有,散财行义,聚友豪饮.这个人就像仙人一般出现在人世间,走到哪里都是一片好奇、惊羡、赞叹.估计大致会是这样.
当他被唐玄宗召见,在宫廷里做了一段翰林待诏的时候,其声誉一定是达到了顶峰,那时的口碑一定是好得不得了,可以说如日中天.在他被“赐金放还”时,一路上的口碑也不会太差.他个人的心情可能有点失落感,因为在宫廷里没有得到重用,毕竟被放还了.但是他终究有过那样辉煌的经历,尤其身上带了皇帝的手谕和大笔银子.所以他还是得意的、神清气爽的一个游吟诗人,在各方面都超人一等.
民间舆论一般是不夸倒霉汉的,如果要夸,也一定要等上一段时间.人们常说的民间对弱者的偏向和同情,总是要具备很多条件的,并不一定总是发生的.就人性规律和现实通例来看,民间逐富逐名逐势的倾向是难以改变的.所以李白的口碑好坏,相当程度上是随着他的荣辱沉浮而起伏的.我们教科书上总是说劳动人民喜欢李白,爱戴自己的诗人,这都是相当概念化的呓语.其实还是同时代的杜甫说得对,也更可信：“世人皆欲杀”,这个“世人”不就是劳动人民？肯定还是劳动人民居多.劳动人民到了什么时候才赞扬和同情李白杜甫这一类人？要等到他们蒙上一层厚厚的历史尘埃,变成被许多人认可的大诗人之后.这时候“民间”也就一齐赞扬他们了.
李白流浪的时间长了,打扰的人多,交往的人多,加上终究落魄,慢慢地就把口碑搞坏了.一个没有生活来源,靠各种办法混生活的人,又有出手阔绰的习惯,这样的人要不贫穷潦倒也难,最终要保持一个好的口碑更难.我们都知道,“口碑”这种东西是极靠不住的,因为它要借助于众人之口才能形成.有什么比当世的“众人之口”更离谱更荒谬、更遥远更陌生？他们的言说由于不是出自个人的深刻感知和洞悉,也就没有了价值.
李白活着时打扰的人很多,被他惹烦的人一定也很多.他一旦到了在生活中站不住脚的时候,“口碑”马上就会很差了.每个人都处于“当世”,所以民众的口碑一般还是要看庙堂,当一个人真的离庙堂远了,成为一个被逐者,那么他要获得一个好的口碑确是难乎其难！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这种情形大致都是一个通例.在乌合之众那里,做人往往是很难的.有人会说到当代另一些现象作为突出的反例,什么对庙堂的反感和厌恶――那其实只是一种特殊时段、特殊原因才有的反应,并不能作为通例来看.奇怪的是,即便是庙堂和民众形成很强烈的对立关系的时候,某个人的口碑也要严重受庙堂的影响――进一步说,靠与庙堂对立而形成的所谓的好口碑,实际上终究还是以庙堂为坐标来进行判断的,并不是依靠对个体的独立认识和公正评判而形成的.
“乌合之众”与“大众”怎么区别？谁来为我们区别？前者是一个贬义词,而后者总有褪不去的光环.可是我们知道“乌合之众”总是打着“大众”的旗号,因为它要挟“大众”之威,谁也不敢指摘“大众”.现在看,要敬重“大众”是应该的,但要首先将其区别于“乌合之众”,这个工作再难也要做.
“乌合之众”对于文化没有记忆力,从来谈不到理性,更没有分析力、传递力.一种文化、一种艺术一旦沦落到平面化、民众化、通俗化的包围之中,也就算倒了大霉.所以对李白这样一个深邃的、特异的,同时身上又有着许多不可原谅的缺陷的大诗人,他到后来一旦失去了庙堂照耀的光环,甚至被流放逮捕的时候,对于大众们也就等于一味了.他的特立独行过去是美好的标签,而今就变成了人生灾难的药引子了.他这样的时候口碑怎么会好？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可杀而不可留了.可见曾经一度被民众欣赏、传为佳话的那些夸张言行,连同那些诗句,都一块儿跟倒霉的命运结合起来,全都变成了不容于人、不容于世的一大烂坨了.
从杜甫诗中可见,起码在蜀地,李白即将被杀的消息是盛传开来了.杜甫也是一个到处游走的人,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在四川,在严武的地面上.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严武是杜甫的好朋友,而四川正是李白的老家,我们由此可知有关李白的可怕消息在自己的老家传播,这是多大的不幸.
齐鲁青未了
杜甫年轻时候的诗作保留下来的不是太多,如一千四百多首之中,到四川之后的就占去了百分之七十,而三十五岁之前的作品数量就更少了.如果将杜甫的诗按照编年体排下来会发现什么？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更沉郁了,更怀旧了,更悲怆了；但从诗艺上讲却更周全了,更精致了,更丰腴了.前边或偶失于青稚,而后边的稍有雕琢――一个大诗人也不能幸免于人生与艺术的规律和格局.
有人会说杜甫比起李白的诗作来,其年轮的痕迹更为深重.的确是这样.杜甫在晚年的作品中凄怅浓重,这与早年是大为不同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样的著名句子只有后来才能写得出,也是最为典型的.可是就在这句之前还有一句更有名的,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多么开阔辽远与肃杀的自然秋象,而诗人在这种天象之下的悲悯与惆怅,又显得多么茫然无助、孤独和潦倒.即便是以豪壮之气见长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也透出了无比的哀伤和悲愁,有着令人痛彻的叹息：“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寂寞”“风尘”“散如烟”“映寒日”,是这些辞与意.
李白的狂放则多少掩去了这种年轮的痕迹,虽然仔细辨析仍然存在.即便痛诉狱中苦情和惨状的《万愤词投魏郎中》,也有豪迈夸张的句子：“蓊胡沙而四塞,始滔天于燕齐.何六龙之浩荡,迁白日于秦西.”然后才是具体惨况的描述：“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像类似的悲苦之诗在他这儿是比较少的,即便有也透着奇特的豪放风格.人们会稍有不解：都到了随时被杀之期了,而李白还有心情起劲地“拽”！这一类诗还有《南奔书怀》《在浔阳非所寄内》《九月十日即事》《临终歌》等,总让人感觉颜色还是相对明净的,调子还是昂起的,唤不起人们对杜甫那样的怜悯之情.李白性格中的乐观主义因子,使我们将他的狱中嚎哭读出了更多的怜爱,而不是同情.但不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李白比杜甫更孤独.他一生从前到后的七八百首诗中,前后一致的全是纵情豪歌,是虚无缥缈,是沉迷酒仙.这种风韵基本上是贯彻到底的.
杜甫的《望岳》《画鹰》《赠李白》等早期诗作,较之后期轻快单纯,也有更多的稚趣.“决眦入归鸟”,眼睛为搜寻归鸟都快瞪裂了；“侧目似愁胡”,鹰的眼神冷峻怪异而又陌生,就像外国人的眼睛似的；“方期拾瑶草”,期待和李白一同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草.越是到后来,这种情趣就越是缺乏了——只是在成都草堂时期才写出了一些生活的逸情趣味,算是特别的一笔；更多的,仍代之以三十五岁以后的沉重记叙,更有晚年的凄苦哀号.从诗的技巧和氛围上讲,中年丰腴而锋利的诗多起来了.到了晚年的《秋兴八首》,则从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人甚至认为这首诗已经到了“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的地步,认为已经是抵达至境的律诗典范.这样的赞美从方向上看是不错的,也是对杜甫艺术成就的最高颂扬.不过晚年诗的推敲斟酌与锤炼还是留下了痕迹,好在才华与经验悉数走到了一个极端的诗人,能够最大程度地掩去这些痕迹而已.
对比杜甫早期的诗作,那种青葱气象已经没有了.这是生命的必然现象,所谓的得失兼备,谁也没有办法.杜甫在早年探父期间写下的几首诗,特别是写岱宗泰山青色无边,地接齐鲁气势的那一句“齐鲁青未了”,即可用来形容一个大诗人初登诗坛的志向、他的锐利清新和朝气勃勃.杜甫这个人对山东的贡献可谓大矣,他的一句“齐鲁青未了”成为多么大的广告,后人真该好好感谢他.
任何一个杰出的写作者,最初一批作品总是具有极大的预示性,并包容了无限的可能性.仅从他们的人生阅历、阅读范围看也就那么大,直露而出的思想也许并不高明,在技术层面上也多有问题――但为什么早期的文字往往很受重视,有时甚至是传播最远、影响最大？就因为它们投入了一个人最饱满的生命,一些最初的新鲜体验都汇在其中了.作者个人甚至朋友、家族,他们所有的情感和牵挂也都帮助了他.他个人正处于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生命阶段,正认真而专注地探索问题、思考问题.这种向上的强烈的探索热情,汇聚到文学写作中是最了不起的一种力量.所以仅仅从简单的字面上分析它们,常常还嫌不够.那一种激越、情感、单纯和勇气,其本身就是深不见底的.这些东西,个别专门的学问家也许会忽略掉,但写作者应该明白：它恰恰是构成作品价值的最重要的部分.
常人与异人
我们总觉得李白是一个“异人”,而杜甫是一个“常人”.遇到任何事情,换回到今天的现实之中,我们当会更信赖杜甫这样的人,有什么事情交给他去办更放心一些.李白的脾气有些怪异,做事反复无常,全凭一时兴起,许多时候像个任性的大孩子――这样的人做诗当然好,做实务好像就有些问题.这个人在当年被称为“谪仙人”,既然被“谪”,肯定会有许多毛病,特别是性格方面的问题.他好像一直是飘在上面的人,离开土地很远,几乎成了一个“天人”.而杜甫无论写出了多少想象绮丽的诗篇,有过多少奇妙的设计,也大致还是一个生活在地上的人.我们更信赖后者.
谈了许多李杜之别,感受上的最大不同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这是性格的差异,生命质地的差异.说到“常人”与“异人”之别,古今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在生活中,更不要说在艺术家之中了,大大小小的“异人”总是层出不穷,他们的存在,更是反衬出了“常人”之多.不过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常人”,而不是“伪常人”.
杜甫就是一个“伪常人”,也就是说他貌似“常人”而已,其实骨子里也是一个“异人”.杜甫只是外部色彩与李白不同而已.杜甫的异处比起李白来,大概更为隐蔽罢了.我们看杜甫的诗文,会发觉这个人的冲动思绪和别样感受,似乎并不比李白少到哪里去.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是“常人”呢？他竟然对一生敬重和喜爱、好奇的诗兄李白抛出一句“飞扬跋扈为谁雄”,高兴时呼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同样像一个冲动无边稚气可期的人,简直一如李白.
说到这里,杰出的艺术家们不过是由两种人构成：“异人”和“伪常人”.如果真的要从他们当中找到一个真的“常人”,那大概是难乎其难的事情.真的“常人”如果做了艺术家的工作,那一定是十分辛苦的.这方面从古到今都是一个道理.
比如将文学当成一种营生和一个专业之后,看上去大家都在低头写着,都在用文学这个武器发泄和表达自己,成色却大大有别.这因为人的差别放在了那儿.我们曾经有过多少好作家涌现出来,但没有具体的长时间的接触就不会知道,他们其中很有一些“伪常人”,那种聪明和才华并不一定像李白那样闪露在外边,而更有可能是杜甫式的深藏不露.总之人和人看起来都差不多,五官差不多,还使用着同一种语言,情感表达方式也差不多,但其内在的差距真是大到了不可估量.如果有一种极敏的感知力,那么无论跟一个“伪常人”接触多么短暂,交流多么少,都会感到对方有一些特异的元素.
我们回忆一下在学界,在学术场合和平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多少让人永不忘怀的特殊人物,这些人在表达力,在感悟力诸方面,其机敏和智慧会突然把人领到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有一些特别高贵的人,也有一些特别龌龊的人；有很缠绵的人,也有很冷漠的人.他们真的是各种各样斑斑驳驳,令人目不暇接.那些让我们难以忘怀的人,那些或隐蔽或敞开的各种“异人”,经过了残酷的时光的淘汰,一直留到了今天――将来还会存留下去,因为他们太与众不同了.
说到李白和杜甫,他们从三百年的唐代,从极为拥挤的唐诗大河中淘洗出来,这个筛选过程将是多么残酷.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走运的,要知道文运就像官运一样,从来都不是福星高悬的.李白出名早一些,但也有人把他的诗文贬得一文不值.杜甫则在很长时间里文名不彰,名声大起是在死后,大约在中晚唐时期.
时下的道理也差不多是一样分明：在13亿人口里,一个写作者能够在寂寞中一直坚持下来将是极其艰难的.能够在长达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时间里坚持写作,保持一种严肃的探求与追索,这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不要说这样一位作家能够步步递进和上升,就是仅仅保持在一个循环往复、迂回向前的状态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一个三十年前的歌吟者,如果在今天还能偶尔听到他不错的声音,这已经是非常之难得了.
在各种各样的艺术行当里,有哪一种艺术工作比文学更难？画家们可以一生画梅,稍作改变即无伤大雅；画竹子画虾,画李白大声称道的“大宛马”,都可以无数次地重复下去.但是文学家们写出了一个构思、一个人物、一个主题,就要从此绕开,一生不再复回――不仅是他自己,即便别人表达过的,常常也要远远回避为好.最后这条路也只能越走越窄,直到难以为计堵塞不前.李白说“蜀路之难,难于上青天”,这里的诗路,其实正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蜀道”.
康德认为诗歌赢得了超乎每种其他美的艺术之上的地位,它高于绘画（雕刻）,甚至高于音乐：因为每一种美的艺术不仅要求有建立在模仿之上的鉴赏力,还需要思想的独创性.诗人比音乐家除了感官之外还要求有更多的知性,这就是为什么诗人中浅薄的头脑不像在音乐家中那么多；音乐仅仅作为服务于诗的载体,才成为不光是快适的艺术而且是美的艺术.同样在绘画中,自然画家只是在模仿,算不了什么；只有上升到观念画家,才是艺术大师.
康德关于不同艺术的比较,当属发人深省的哲思.
隐伏的血性
杜甫常被想象为一个谨慎的忠君者,一个终生对君王抱有耿耿忠心的臣民.这种印象来自他诗文中的一再表白,也由他的具体行为所印证：在安史之乱中,他为了奔向唐肃宗的阵营,冒着生命危险一逃再逃,可以说是历尽艰辛,九死一生,最后总算抵达了.他的诗章中道尽了人间的苦难,谴责中却总要小心地绕开“君”,并且一再地表达对朝廷的忠贞不二.杜甫简直是那个时代人间苦难的代言人和目击者,集一切忧思于一身,却又总能忠“君”的人――仿佛那个时期的一切不幸与悲哀都与最高统治者无关,这不是最大的矛盾吗？
李白式的冲动与怨愤,怒而一掷的豪言,比如“何王公大臣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类似的情形在杜甫这儿是不多的.他给人隐忍的感觉,即便是酒后之言也大大不同于李白.这主要是性格的原因.但从大量的诗中来看,杜甫对权贵的悲恨可以说更为深广,如泣血般书写了人间的苦难和挣扎,作为一个最细致最切近的目击者,那种痛和恨是可想而知的.
郭沫若先生在比较李与杜的论述中,对杜诗中最忧伤的部分加以拆析,认为这些诗大多是同情“富裕的农民”,“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评论那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将其中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中的“寒士”,解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这就太过刻意地抠字眼了.通读全诗可知,这里的“寒士”显然绝不止于这部分读书人,而是饥寒交迫之中的所有人.
这些诉说人间万象、言说悲苦深重的记叙诗章,从诗学角度讲,会有另一些弱点和缺陷,但主要却不是所谓的“阶级性”和“社会层面”的错误,也不是这些属性太弱,而是正好相反,它们是太“正确”也太“强烈”了,并且因为这些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性.强烈的控诉与悲愤,会压抑更复杂曲折的诗意的表达,将唯有诉诸诗性才能彰显的审美元素给过滤掉.这当然属于难言的写作学诗学的范畴,还可以专门讨论.这里只讲杜甫与民众的关系、与的关系.从后一层面来看,尽管杜甫不得不偶尔应付,不得不为了眼前的苦境和生存之需求助甚至奉承那些权势人物,但内心情感的重心是绝对没有偏向统治阶层的.我们这里不能简单地从诗文中抽离一些字词和句子作判,而是要从所有纠缠繁复的杜诗中感受所有的一切.
杜甫不但不是一个“统治阶级”和权贵富豪的“爪牙”和“帮凶”,而且还是一个隐伏了血性的男儿.这由他诗章无处不在的控诉与揭露中透出,而这些文字是不能更动和改变的历史记录,也是一个诗人的心史之章.郭沫若先生用很多篇幅比较了杜甫与苏涣这两个诗人,其实这两个诗人在诗史上是极不成比例的,因为后者只留下了三首诗作,无论如何也没法完整地表现一位大诗人的规模与器局.但是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言,杜甫对苏涣是推崇备至的,而且使用的赞语也是少见的,甚至对李白和其他大诗人都没有这样冲动地感叹过.
杜甫与苏涣是很晚才认识的.这时候的杜甫已经相当困窘和潦倒了.苏涣是一个什么人？他一开始也有公职,后来却拉起一支两万多人的队伍造反,这使他成为一个在知名诗人中绝对少见的人物.这样的一个人,即便从仅存的三首诗中,也可以看出其锐利和冲击性格.或许也就是这种性格,才让隐忍怨愤的杜甫产生了向往和感动.杜甫是不会揭竿而起的,但他心里的愤火已经燃烧日久,他隐伏的男儿血性时不时地在涌动.我们不可能天真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他与苏涣的密切交往中,竟然对这个人的反叛之心毫无察觉.但是他和苏涣不但成为朋友,而且盛赞谓：“老夫倾倒于苏备至矣”.
苏涣率众造反,当然是诗人中的异数.这个人留在全唐诗中的作品仅有几首,但一生创作的作品肯定也不在少数.郭沫若先生对于近代诗论家送给杜甫的“人民诗人”的称号难以苟同,认为真正配得上这个称号的当是苏涣.实际上就连“人民诗人”这个称号也可以质疑,这算是一种什么称号？即便采用这样的概念,这样称许也有些牵强和不通,因为是否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另论,单讲一个诗人,就留下的作品而言,苏涣还不能说是足斤足两的.一个艺术家的重要与否当然不完全取决于作品的多少,但要展现一条完整而宽阔的生命的河流,仍然也还需要相应的数量,这几乎是无有例外的.
放纵和克制
杜甫许多时候属于那种自我克制的人,在文明的汤水里浸泡日久,变得成熟而规范.他通常不像李白打扰的人那么多,也不是那样顽皮和出格.李白有时候实在做得太过了,当然这里不是指他的诗中透出的惊人消息,如“十步杀一人”等.
但李白的表演性有时候的确是存在的.他做好事的时候也有些夸张.比如说他和好朋友一块儿同游洞庭,好朋友死了,李白嚎啕大哭,把朋友埋了――多少年过去他还念念不忘,觉得应该把朋友葬回老家,于是就重回故地,用宝剑掘用手扒,最后将尸体背回那人的老家.这作为大爱大义的重要依据,被李白写在了一封自荐信里,以标明自己德义之高.这就是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里描述的“剔骨葬友”的故事,通篇看也真够吓人的了.
李白常常表现出生命最大限度的天真烂漫,这时候他是质朴天然的；但另一方面,当他真的任性放纵起来的时候,又没有了边际,并首先对自己造成了伤害.这二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极大的不和谐.或许没有那一面就没有这一面,所以一味地赞赏或批评都不行,令人感到有些两难.至于杜甫,一方面可以嫌他拘谨无趣,另一方面又会被他那种严谨和真挚所深深打动.
有人说李白这个人主要是因为嗜酒,酒喝多了才放纵和浪漫.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正因为他这个人天生放纵和浪漫,也才会时常纵酒.究竟哪是因哪是果？显然一切都取决于人的性情和品质.单讲诗中的酒气,杜甫并不比李白少到哪里去,杜甫写了多少饮酒的诗,但人生行迹却大大有异于李白.杜甫一生还有三次做官的阶段,这虽然是大不如意的、忍受的三个时期,但他却能大致按照官场规则认认真真地做下来.李白只有一个时期做了“翰林待诏”,可是并没有很具体的职责,也没有细琐的事务,所以大致还算是轻松自由的――即便如此李白也还是做砸了.比起李白,杜甫的忍与韧、规范与恪守仍然还是明显的.杜甫的自由与放纵只在诗中表现出来,这时候才是他了不起的、最为宝贵的生命大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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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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