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新时度性话语权的双重维度建构，该文是关于话语权相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跟话语权和维度和新时代类毕业论文怎么写.
[摘 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新时度性话语权,旨在统合全球与本土改革发展的双重语境,确立和完善本土治理的话语体系.基于全球语境,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逻辑在21世纪的全球治理危机中难以自圆其说,主要体现为自由主义的先验性与治理危机的现实性难以统合、内部改革的桎梏与后现代主义的双重“迷思”、自由主义在国际冲突中的幕后推手.基于本土语境,新制度话语权需正视全球要素与本土改革发展相交融的事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丰富自身内涵,并围绕治理模式、价值理念和风险防控三方面展开.分别为完善适应复杂性环境变革的本土治理模式；确立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构建平等合作的风险防控机制.
[关键词]制度性话语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
[作者简介]于水,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亚清,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210095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8)02- 0139 -08
一、问题的引出
新时度性话语权,是指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话语权,即确立和完善新时代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制度性话语权一词首次见于文本是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当中.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1].从中可以看出,制度性话语权有其在全球化进程中探求本土改革发展治理之道的重要内涵.围绕治理而产生的话语体系,其指涉范围并非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全方位、立体化的概念.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会形成属于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即制度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需立足于新时代的大背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基本的时代论断,去深化和丰富自身的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3].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历史方位中,制度性话语权才能够找到自身坐标,即提出新时度性话语权这一概念.新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具有全球与本土双重维度内涵,将适应并服务于改革发展的历史实践.
马克思曾经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4].话语体系的生成与沿革,是历史实践的产物.就宏观的历史向度而言,新时度性话语权与共产主义发展密不可分.共产主义的发展,需建立一整套基于自身语言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十世纪以来,与共产主义发展对应的全球语境在于,基于资本在全球扩张而推向全球的自由主义话语.马克思在《宣言》中便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共产主义的发展史中,构建自身独立自主话语体系的努力从未停止.20世纪,安东尼奥·葛兰西便提出“文化霸权”的概念,即确立无产阶级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这在日后被认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构建自身价值理念和话语体系的先导.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丰富和发展,治理的话语体系在统合全球与本土语境上更加需要辩证的统一.时至今日,新时度性话语权对应的全球语境可归纳为全球化进程中西方自由主义的危机.西方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形成了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话语体系,这在国家和社会治理方面体现为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和治理规范.晚近的自由主义主要体现为哈耶克“新自由主义”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相互捆绑.金融危机以来的种种现象再次表明,自由主义话语既无法诠释西方国家内部的问题,又在信息时代资本的新一轮全球扩张中造成了他国治理危机,成为国际冲突的幕后推手.全球要素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渗透到本土改革发展中,使机遇与挑战并存.改革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新时代,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面对各类新旧问题,从而充满张力.总体而言,全球与本土双重维度相互交织,全球要素既渗透入本土改革中,本土改革又推动了全球治理的多元革新.全球与本土双重维度的交织对中国在21世纪的治理话语提出了诉求,赋予了新时度性话语权以存在的意义,使其存在和完善有了基本的维度.
二、全球维度：“依然站立在历史终结处”与“衰败的美利坚”
“依然站立在历史终结处”是2014年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修订版中的论断.其对应背景自然是周期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包括美国固有的政治秩序弊端、民众抗争以及错综复杂的全球语境.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自身的治理危机问题,福山丰富了其导师亨廷顿的“政治衰败”概念,将这一原本指涉非西方阵营的发展中国家问题转向美国自身.福山认为,受制于美国多元利益集团游说的国会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干预,阻碍了美国政治可能的自我更新与变革,是美国政治长期无法克服的痼疾[8].故而才有同年福山的发文《衰败的美利坚：政治秩序失灵的根源》.饶有趣味的是,福山立足于现实问题,反思美国等西方国家治理危机的同时,继续强调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即所谓“自由主义必将战胜中国模式”[9].从中不难看出,福山与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者一样,代表了晚近自由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念,在西方国家治理危机伴随着金融危机扩散至全球的同时,恪守自由主义话语的先验性价值,排斥一切自由主义的“他者”.纵观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苏东剧变以来的历史,自由主义的话语危机在全球维度上主要体现为三点.
（一）自由主义的先验性与治理危机的现实性长期难以统合
晚近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诚为新自由主义与“历史终结论”,然其共同的逻辑开端,则可追溯到19世纪的自由主义奠基人托克维尔.托克维尔作为19世纪的法国贵族自由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的记忆、旅美的个人经历,使其形成了一种矛盾性叙事风格,即被动接受现代政治的同时,又有对现代自由主义内部痼疾的预感和对激进性变革的恐惧.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的社团在“防范君主专制”“开启现代世界”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团体的统治”是未来美国需担心的问题.与团体统治相伴相生的,是托克维尔毕生担心的“大多数人的专制”[10].在托克维尔看来,上述问题是在“国王的权威倒下,法治的权威尚未确立”的时刻产生的.托克维尔寄希望于两点：其一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规范民众的力量,给予以合理的基石,克服群氓倾向：其二则是以基于自由主义的制度建构,使自由主义价值能够真正实现.二者结合,构成了日后自由主义的两个基本特质.观察日后西方国家的历史则不难看出,托克维尔期待的制度莫过于自由主义之下的“宪政秩序”.21世纪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治理危机似乎印证了托克维尔的预言,然而资本主导下的所谓“宪政”却并非解决治理危机的“药方”.民粹主义与利益集团的相伴相生共同绑架了美国的政治秩序,成为周期性的痼疾.从托克维尔到福山,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从未放弃过对现实问题的反思,诸如对大革命时期民粹主义带来的暴政、对二战前后极权主义的记忆,甚至今日亦出现了对西方国家“政治衰败”的反思.然而自由主义话语终究恪守自身价值观念的永恒性,其观念并不能够真正基于具体的历史实践展开,而是遵循先验性的标准.按照马克思批判德意志古典哲学的说法,“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换言之,是“头足倒置”.自由主义下的秩序安排、价值理念和政策动向,由于自由主义话语自身的先验性,难以真正契合治理语境的变革,故而无法克服,甚至衍生出诸多危机.
在西方国家内部,自由主义话语的危机特质可归纳为民众周期性的抗争与隐秘化控制的相互交织.纵观历史,如查尔斯·蒂利论述的那样,抗争与西方现代国家建构与秩序确立是如影随形的[12].西方国家民众的抗争,诚然倒逼其内部机制的扩展、政权职能的变革以及社会资本的发展,然而抗争的周期性,亦暴露出西方自由主义话语在整合抗争上的失效.纵观历史,民众对于资本扩展所带来的阶层分化、贫富悬殊,以及对自由主义宪政光环之下政府的欺骗行为存在普遍不满.现代自由主义话语在制度文本上对于民众自由权利的普遍给予,和资本主导下的自由主义话语对特权阶层的维护构成了西方国家内部长期性的张力.民众周期性的抗争中,其矛头往往指向自由主义之下资本和特权的实质压制.从一战之后的“西方文明破产论”,到以“五月风暴”为代表的20世纪60年代欧洲大陆左派运动,再到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思潮,民众的抗争行动印证着自由主义对社会问题的诠释失效,反映出自由主义话语的治理危机.直接诱发民众不满的,往往是现实存在的阶层分化,导致自由主义说教的所谓“权利”“机遇”难以真正实现.斯蒂格利茨便认为,美国“百分之一的人垄断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13].自由主义观念的预期与现实的反差易激发民众的怨恨情绪,诱发抗争.周期性的危机中,抗争往往体现为片面化的平等诉求,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抗争动摇了西方政权的合法性.尤其是移民人口对西方国家的极端化意见表达,多次带来社会动荡.问题在于,民众的一切抗争最终被规训在“宪政”框架内,难以建构起突破自由主义的新的话语体系.
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反对的君主专制不同,当代西方民众所抗争的对象,往往在于细节化的控制.阿伦特所言的现代政治的“欺骗”,便是通过技术化的方式加以隐蔽,并通过政治的宣传加以合法化,并以现代媒介的方式得以充分扩展.与欺骗相伴相生的,便是凭借技术的无形化监控.从“水门事件”到“棱镜门”事件的问题便充分证明了细节控制的普遍性,即西方自由主义,是通过细节化、隐秘化的方式,将其价值观推向全社会,并凭借技术手段实现对广大民众的“监控”和对特权阶层的维护.这一点,可以从揭露“国家机密”的阿桑奇、斯诺登等人的案例中得到旁证.作为西方国家的“罪犯”和“叛国者”,阿桑奇等人问题的实质在于揭露自由主义内部的“现代奴役”,导致自身被以“合法化”的方式加以“奴役”[14].关键问题在于,技术本身的不可控性,使其运作主体扩展至全社会,譬如“谷歌街景”带来的隐私问题曾一度困扰西方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均无法绝对掌控技术,其“抗争一控制”的关系将由于技术酝酿出不可知的风险.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设想,难以诠释资本主导国家的实质,以及社会变迁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对于当代社会的未知风险而言,自由主义话语并非普世化的准则,反而在自身内部的危机中成为空洞的“能指”.
（二）自由主义陷入了内部变革的桎梏与后现代主义的双重“迷思”
周期性的危机与阶段性的改革并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这是历史进程中的常态化现象.20世纪后期以来,席卷西方国家乃至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便是旨在克服科层制的失灵.晚近时期,自由主义之下的代议制已由于其对现实环境的不适应而受到广泛诟病.如皮埃尔·卡蓝默评价的那样,“当前的治理（指的是西方启蒙以来的一整套政治秩序——引者注）不符合我们的现实”.自由主义在晚近时期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基于公共经济学的学理逻辑而产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如20世纪80年代的“新”、90年代的“企业家政府”“第三条道路”等,均是公共经济学市场模型对传统政治领域渗透的体现.私有化和市场化在一定阶段被认作是所谓“改革政府”的灵丹妙药.事与愿违的是,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主导,还是新公共管理改革形成的市场化改革,均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便是资本的逐利性和资本主导下国家政权对特权阶层的维护.2013年英国公立医院改革丑闻事件便是一个较好的证明.英国公立医院自20世纪90年代改革以来,一味追求市场利润、忽视产品质量和公共责任的行为实质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通病.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被迫道歉,这揭示了市场的逐利性与自由主义自身所宣扬的所谓“自由权利”“公共精神”之间的张力.以市场化的理念修补政府自身的治理问题的尝试,仍无法改变自由主义的实质内涵,只是对其治理方式进行适度调整.自由主义自身的价值缺失,以及自由主义话语包裹下由资本、特权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仍会“定时”出现.
与有限的内部变革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自由主义之下一整套治理规范的反感、失望与解构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共通逻辑.后现代主义对于自由主义话语的失望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是对自由主义之下治理规范、政策、机制的反感,将其解读为对社会成员无所不在的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中的细节监控不仅引发了社会成员的广泛诟病,亦在学术范式上催生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技术的恐惧有目共睹,如鲍德里亚等学者,将现代技术与市场经济的交融、对社会结构的重塑,看作是俘获人认知的“符号”.如鲍德里亚所言,“这是一种多重、连续、缠绕的关系,和其他符号一起构成了整个网络”.在一大批具有解构自由主义话语情结的人看来,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一切政治生活、市场活动,早已被彻底“掏空”,存在的唯有资本主义无尽的控制.其二是虚无主义情节主导下建构性的泯灭.诸多后现代主义者在恐惧尼采“超人论”带来的极权主义后果时,传承了尼采式的虚无主义情节,在解构自由主义话语的同时,得出了“发展是零”的绝望化结论.故而在诸多反对观念看来,这种情节莫过于在自由主义治理危机面前的矫揉造作.其实鲍德里亚等人的情节,与民众街头的激进抗争一样,无法真正突破自由主义的框架,提出新的建构.
（三）自由主义成为全球治理危机的幕后推手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伴随着所谓“阿拉伯之春”和难民问题,全球治理危机成为日益受到关注的主题.回顾苏东剧变时期,自由主义以新自由主义和“历史终结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将“华盛顿共识”推广至全世界,以其作为“普世价值”.当前阶段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西方国家自身恪守并强行推向他国的话语难辞其咎.与西方国家刻意输出自身资本、军事等世俗力量相伴相生的,是充满内在缺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西方国家在自身的价值倡导和实际行动上南辕北辙,哈耶克的观点便是较好的证明.哈耶克自身是以反对建构、反对计划为其最主要的价值理念的.在哈耶克看来,一切“理想化、充满的建构”都是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自身的名言便是,“我们生产积累的知识和财富,其数量远远多于那些依据指令所能得到和利用的”.哈耶克将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其代表作《致命的自负》一书便大谈特谈所谓“社会主义谬误”,即遵循所谓理性、计划等导致“事倍功半”.综观哈耶克的学理建树,其倡导的反建构性,自发生长的自由主义秩序是其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核心.
当然哈耶克还曾为此辩护,“我们一切批评所针对的计划只是指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不能讨论那种用来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和有益的非常必要的计划”[18].从中可以看出,就连哈耶克自己都无法真正实现所谓“反建构的自由”.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生长”却在新自由主义的强行输出当中成为空洞和虚伪的语言.新自由主义以其“自发生长”“反对强制”“反对建构”闻名,却与“历史终结论”一起,成为西方国家强制输出的语言,将其嫁接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脱离他国治理情境的做法恰恰符合马克思所说的“头足倒置”,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认识论,应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即从具体的实践出发,得出一般的结论,而非古典哲学那样“从天国降到人间”[19].无论是政府主导式的福利国家,还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所谓“自发生长”,均无法脱离形而上的特质,旨在维护自由主义的先验性标准.其背后的目的,无疑是对资本积累和特权阶层在不同阶段的维护,现实的利益才是西方国家强制输出自身话语的动因.然而强制性的输出却无法改变现实情境的不适应.2008年金融危机,号称“哈耶克信徒”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黯然辞职,便是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内部破产的标识.以“IS”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则是西方通过战争手段干预他国之后,强制输出自身话语失效的例证[21].更为虚伪之处在于,当问题出现时,虽然不排除西方国家自身也有反思,但他们往往倾向于将危机的根源转嫁给非自由主义阵营.西方国家在对难民问题的一系列处理中,将难民看作是所谓文明的“他者”加以规训,难以真正认识到自身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的普世性”倡导和现实手段的强制性、排他性之间的矛盾.在全球治理危机的时代,西方并没有放弃自身的话语传播,反而凭借其世俗力量将自身的话语缺陷转嫁给受害者,加剧了全球风险.
二、本土维度：统合全球语境的本土改革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领导的武装斗争、建立新中国政权和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长期历史实践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态飞跃.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自由主义的“他者”存在的,基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认知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核心.只有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相结合,探寻与之适应的治理之道,方能构建本土治理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革命斗争到改革发展,均印证了本土话语体系建构和完善的必要.新时度性话语权,便是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新阶段的语词.其意义在于面向全球语境,基于本土改革发展的诉求,构建新世纪、新阶段本土治理的话语体系,并推进其成熟完善.当前阶段,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全球治理中的诸多要素渗透到本土,与本土改革发展中社会结构的重组相交融.这是新时度性话语权必须应对的本土维度,即统合全球语境的本土改革发展.新时度性话语权,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围绕治理模式、价值理念和风险防控机制展开.
（一）新时度性话语权需完善容纳复杂化环境变革的治理模式
从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构建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中国所形成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印证了列宁“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铭刻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志指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往什么方向走,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正因为没有拄着别人的拐棍,坚持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才能始终站稳脚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22].同志所言,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独立自主地探寻自身治理模式的高度概括与精辟评价.中国所形成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源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独立自主、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制度体系,印刻着建国和改革开放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本土的治理模式唯有真正容纳复杂的环境变革,才能真正确立起成熟完善的治理话语体系.
其一,确立容纳复杂化环境变革的治理模式,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具体、历史、实践的角度看待问题,认知、包容并治理本土的特殊问题.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连恪守“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被迫认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按照福山自己的说法,是“中国强大的国家力量之下取得的成就”.福山口中中国强大的国家力量,源自于中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源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本土的治理模式,需一切从实际出发,而非局限于先验性的价值标准,从而对本土的国情和发展现实有充分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本土结构变迁在城乡发展、区域协调、阶层分化上充分体现了出来.与之相伴相生的是各类土地整合、城乡二元化、区域差距以及贫富差距,由此各类社会矛盾会与信息技术革命当中的诸多未知因素,譬如生态环境风险、国际金融风险相互交融,可能会导致公共危机的发生.各类社会问题聚焦起来,以本土特有的信访等形式表达出来,构成国家和社会治理当中重要的公众议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的社会矛盾,是基于改革开放历史实践产生的,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要素与现实动态.新型城镇化发展、乡村振兴、城市规划和建设、民生问题等,均应充分扎根本土解决.与之相应的,一整套惠及社会发展和民生的工程需充分制定并加以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正是统合全球语境,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之道.在其中,民生工程的落实将是本土改革发展中重点治理的对象,是新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内涵.唯有真正认知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重点难点,并从治理模式上真正将其容纳和解决,才能真正构筑起本土的治理话语体系,确立新时度性话语权.
其二,容纳复杂化环境变革的治理模式,其基本任务离不开法治建设.法治的构建是现代政治的标识,而其概念解读、价值基础和制度构建非西方话语所能垄断.本土的法治建设,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国是国家政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通过长期历史实践证明的事实和必须恪守的原则.坚持中国领导,才能真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确立和完善本土的治理模式,以真正构筑起新时度性话语权.在中国的领导下,本土治理模式的完善需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的国家性质决定的,是在本土治理模式的完善中,坚持和维护人民的国家性质的体现.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新世纪新阶段,需结合本土改革发展中的新语境,契合乡村振兴和城市治理中的实情,切实拓宽途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凭借技术手段拓宽范围、落实机制的资源条件日益成熟.网络民意表达方式的制度化、途径的多元化已然成为本土必要且可行的条件.法治则是本土治理模式构建的制度性保障,关键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充分贯彻本土治理的话语体系,真正成为新时度性话语权的制度体现和权威保障.如《中国第十九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所言,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在总体保持我国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二）新时度性话语权需确立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
公平正义是新时度性话语权的价值导向,是本土治理话语体系的理念准绳.公平正义对任何国家、任何地区而言,因其内涵中有对社会成员的包容和对良善治理的追求,成为普遍向往和尊重的价值理念.西方的价值观念,长期存在先验性论证和排斥他者的特质,无法真正包容其他话语体系,无法真正惠及持有不同意见的社会成员.公平正义,就其普遍、基本的价值内涵而言,是对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平等尊重和机遇、资源的合理配置,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与各国的文化相交融.在新时度性话语权的确立和完善中,公平正义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结合中国社会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相结合,充分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并非是孤立化、先验化的空洞语言,而需充分体现在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中,成为各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价值准绳.在改革发展中,公平正义的普遍落实将充分照顾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如同志所言,“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过程中,无论是物价调整、社会保障政策变革,还是基层治理中的各类社区问题,社会成员均拥有平等的意见表达权利.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其意见表达和实际地位更不应被忽视.在各项政策落实过程中,有必要对社会成员中的弱势群体予以必要的倾斜,克化其由于不公平感产生的怨恨情绪,预防公共危机的发生.
公平正义的落实,还需与中国基于唯物史观的价值理念,即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唯物史观中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精辟论述,决定了中国基于自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需充分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贯彻,旨在立足群众实情制定战略方针规划,充分照顾民众诉求,充分实现、维护、发展人民群众利益.这与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可以在本土语境下实现相统一,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平正义可以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充分结合,落实于治国理政的各个层面.同志曾经指出,“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在中国领导人民群众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充分凸显出来.人民群众作为国家的主体,作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者和历史创造者,应同样是发展成果的享有主体.这一点,正可以理解为公平正义在本土改革发展中的价值呈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涵,可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世代传承中真正落实.
公平正义需得到制度的充分保障,并充分依托信息技术载体得以实现.同志对制度创新与公平正义的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需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一方面,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需充分吸纳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将其作为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的准绳,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真正凸显“善法”：另一方面,制度规范可以其刚性化、权威化的方式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通过制度化的规定,一系列旨在消除社会收入差距、维护弱势群体的方针,诸如精准扶贫等政策,才能够实现定期化、常态化.通过制度化的规定,任何侵犯弱势群体利益的不当行为都将受到惩罚.通过长效化、公正化的制度构建,违背公平正义的行为,无论是对弱势群体的歧视,还是片面化的平等诉求,均将消弭.在一系列的努力中,信息技术的资源载体需得到充分运用和发挥.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复杂化的思想动态,另一方面同样为传递公平正义、传播正能量提供了载体和手段.公平正义价值导向的确立,可以在信息技术革命当中,充分依托技术手段,发挥意见领袖等网络成员优建设紧密结合.一方面,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必须给予正面的诠释,并寻求治理之道,以契合社会治理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诉求.无论是全球语境,还是本土改革发展,均要求社会主义中国构建出一种契合本土新世纪新阶段实情的治理话语体系.这便是新时度性话语权建构的背景和意义所在.
如英国学者罗纳尔多·蒙克所言,“历史真的没有在1989年（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的那一年——引者注）终结”[29].自2008年以来的十年,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IS”、难民问题等,表明苏东剧变前后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与“历史终结论”有其难以克服的痼疾.长期以来,自由主义难以真正解决民众抗争、改革窠臼与国际冲突问题.自由主义背离历史、背离具体实践的特质,使之终究是先验性的价值、一种空洞的“能指”.这一点,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批判、否定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凭借其历史、实践、具体的认知方法,成功地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文化相契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新时代,孕育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建新时度性话语权,即确立和完善本土治理的话语体系,需充分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治理模式、价值理念与风险防控机制展开.新时度性话语权,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合全球要素,立土改革发展的实践动态,构筑起真正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对此,唯有构建复杂性环境变革的本土治理模式、确立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构建平等合作的风险防控机制,才能真正确立和完善一种统合全球、本土双重语境的治理话语体系,这便是新时度性话语权的内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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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析性写作是高考作文进化的新趋势 自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作文命题有过三次影响深远的突变从命题作文到话题作文,从话题作文到材料作文,从材料作文到任务驱动型作文 每一次突变后,作文体式与表达与以前都有较大的不同,作文的整体风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