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滴滴事件：互联网巨头的膨胀和傲慢，该文是互联网有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和互联网巨头和傲慢和膨胀相关论文范文文献.
9月5日,由交通部、网信办、等十部门和北京、天津两地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入驻滴滴,启动了对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的进驻式全面检查.滴滴出行创始人、CEO程维那张表情严肃、向调查组作汇报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
3个月内,滴滴连发两起顺风车司机奸杀女乘客的恶性案件,这并非偶然.
和中国很多互联网公司一样,网约车也是美国的“舶来品”,但它在中国的生长却与阿里、腾讯等有很人的不同.阿里和腾讯这样巨头,它们通过“中国式创新”,顺应了中国财富分化、阶层变迁的人势,冈而风生水起,成为了超级平台公司.
但滴滴的“中国式创新”,却刚好和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某些趋势出现了冲撞.受害的女孩,以及部分开车狂奔的中青年男性司机,正是这种冲撞的截面.
被资本强化的信息不对称
大多数互联网产品的崛起,都和社交有关,而异性社交义是主流.网约车的兴起,同样如此.
在美国,一定程度上约车工具最初不过是为降低男女社交“交易成本”而生的.比如,在社交市场或者说婚恋市场,如何区分一位成年男士的资产实力？在中国和美国,有着明显的“国情差异”.
美国资本市场发达,舱管严格,成年男士更愿意把资产配置在资本市场,资产配置多样化程度商.此外,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州都有严格的房地产持有税制度,比如每年要征收房产总值的1%,这是一个不轻的税收负担,因此各阶层没有“囤房”冲动.于是, “房本”并不是检验美国成年男性家底厚实与否的流行指标.
唯一适合用来当作指标的,是代步工具.汽车的资产属性低于房地产,但它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展示拥有者的财务水平和生活品质,而且,它颇具男性气概.因此,和facebook兴起于大学生异性社交‘样,美国的网约车最初也因顺心成年男女社交而崛起.汽车,尤其是豪车,降低了社交之中女性甄别男性的信息成本,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偏好.
但在中国,情况完全不一样,数据说明了问题.目前,美国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2.6亿辆,差不多3.2亿美国人中,平均每人拥有0.8辆汽车.而截至2017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为2. 17亿辆,人口为13.9亿,平均每人拥有汽车不过0. 156辆,人均保有量不到美国的1/5.
这意味着,在美国,网约车特别是其中的顺风车只是一个极为小众的市场.那些真正希望社交的人,才会去参与这种“移动社交”.市场参与者多数都是“有备而来”,那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要低得多.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并不拥有私家车,即使在城市也是知此.因此,的确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会把顺风车当成山行工具.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为了搭车社交,很多人不过是为了省钱.在这种“目的错位”的情况下,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
所谓信息不对称,即一方存在信息优势,而另一方存在信息劣势,因而后者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在顺风车的交易场景中,存在信息优势的一方是司机,而且他们存在绝对的信息优势.这是一个明显的卖方市场,比如,司机可以选择乘客的性别,顺风车司机还可以对乘客进行评价,而评价可以让其他司机所知.
在2018年5月的“空姐顺风车遇害案”中,这位受害空姐被滴滴司机贴上了诸多标签,她出行73次,司机的评价标签包括了：颜值爆表、天生丽质、非常有礼貌、氧气*等.
只要有一定的常识,就知道如果司机的评价足够多,形成一定的数据量,成为袖珍版的“大数据”,那么“有心的”司机就能判断乘客的其他关键信息,比如是否单身、出行规律等.也就是说,女乘客的很多重要对司机来说是透明的.在“空姐顺风车遇害案”之后,迫于外界压力,滴滴关闭了司机对乘客的评价功能.
滴滴模仿美国Uber（优步）而生,但在美国,Uber曾长期忌惮于被外界认为有男女社交的功能,因为这可能触犯某些商业*问题,比如女权等.但在中国,滴滴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竖起了社交的大旗,这似乎印证了中美商业环境的某些不同.
2015年,滴滴顺风车事业部负责人黄洁莉曾在接受《网易科技》采访时说,“顺风车让私家车成为一个半公开、半私密的社交空间,这是一个非常有未来感、非常sexy的场景,我们从一开始就想得非常清楚,一定要往这个方向打.”在“温州女孩被奸杀案”之后,黄洁莉因为这个“sexy”的表达而被网友和自媒体口诛笔伐.
其实,打社交牌没问题,顺风车也曾一度是滴滴最大的流量入口.但任何收益,都应该先期付出必要的成本.
女性的“场景弱势”和平台责任
探讨平台的责任,首先不妨问一个问题,一个女孩因交友不慎而受到伤害,和乘坐顺风车受到伤害,平台提供者的责任有何不同？
显然,并未深度介入社交的现实场景,女性并不会在了解之前,对对面的异性产生信任.但顺风车则不一样,女性可能认为平台已经审核过司机的身份,产生安全幻觉,因此放松警惕.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很多新闻报道中来看,男性在上被“女网友”
骗财的事件非常多.为什么？因为场景的不平等,即男性的“场景弱势”.在交友中,女性是强势一方,因为网络永远都是一个“僧多粥少”的市场.而且,女方多半知道男性的意图,如果女方是专业的骗子,那么很快就会摸清男方的主要信息、性格和财务实力,从而占据信息优势,掌控着交往的推进,直到男性受骗.在顺风车的场景中,女性乘客同样处于严重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一个狭小的私密空间之内,女性乘客“有求于”男性司机,比如为了省钱,必然有一定的内疚感,因而后者很容易占据主动.二是顺风车对送达线路和时间,并没有专车那样的严格要求.本来,这种设计是为了搭载更多乘客或者说共享,但客观上却给了司机更大的社交施展空间和时间.
因此,基于司机相对于乘客的信息优势,以及场景的不平等,这对那些有着社交目的或者其他目的的司机来说,必然有着巨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意味着,可能产生司机质量的逆向选择问题,即“坏人”更倾向于来平台做司机.而且,在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之下,这种逆向选择将变得更加严重.
顺风车文化始于美国,但美国的顺风车文化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女性乘客所面临的风险并不相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年轻人热衷于嬉皮士,很多女孩子也习惯于背着吉他,带着,到处“流浪”.在发达的州际高速公路上,卡车司机很愿意搭载这些看似颓废,却充满青春魅力的姑娘,这是顺风车文化的滥觞.
但美国和中国的顺风车文化有两个不同.一是美国卡车司机都是收入丰厚的中产阶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年收入超过了6万美元,他们有着和睦的家庭生活和稳定的收入,这是一种无形的约束.而在中国,则可能是另一番情景.比如,“温州女孩被奸杀案”中,司机钟某来自四川农村,工作一直不顺,而且被曝在网络借贷平台上借了50多笔款,“永远都还不完”.在郑州“空姐顺风车遇害案”中,司机刘某同样家境不佳,而且并没有体面的工作.
也就是说,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之下,阶层问题、就业问题和婚恋问题夹杂到了顺风车这个社交工具之中,这是中美网约车文化最大的“国情差异”.此外,还有人认为,中美约车文化的另一个不同是,美国人可以持,司机永远不知道姑娘的手提包里放的是,还是化妆品.这让很多司机根本不敢以身试法.
当互联网巨头“垂直向下”渗透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四年里,根据公开报道以及有关法院部门的公布信息,滴滴司机性侵、性骚扰事件,至少有50个案例,有2起故意杀人案、19起案、9起强制案、15起未立案的性骚扰事件,53名被害人都是女性.
在数年的时间通道中,“相关部门”并没有对类似事件足够重视.尽管要求滴滴司机都是“好人”,肯定对滴滴不公平,但基于网约车的特殊性,滴滴显然还有很多必要的平台管理成本并没有支出.这让那些“坏司机”得以一路狂飙.
某种意义上讲,网约车平台基于节约成本、吸引流量的“大意疏忽”,正在提出一个中国互联网发展与国家治理的新课题.
互联网企业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特殊在于何处？这必须从中国企业的分类讲起.
企业可以分为大企业、中小企业,或者国企、民企和外企.实际上,另一种分类更能说明中国经济的某些特色一“依附型”企业和“独立型”企业.这种分类主要根据企业对国有金融体系的依附程度来分.
一些民营大财团,资产规模可能超过一个城市的国资总量,规模很大,但却没有什么力量.他们严重依附于国有金融体系,只要国有金融体系对其态度一旦转变,便可能瞬间陷入被动,比如房地产商,比如那些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大鳄.前者靠国有银行信贷,后者靠资本市场某些监管措施的不到位.换句话说,它们的兴衰,并不是自己决定的,它们是“依附型”企业.
但互联网企业则截然不同,它们都是轻资产,那些业已形成了垄断平台的互联网公司,流极度充裕,基本上不会从国内的金融机构负债.而且,股东还是海外投资者.因此,它们在财务上更加独立和自信,是“独立型”企业.这种独立,正在给中国的传统治理提出新的课题.
比如,在“温州女孩被奸杀案”中,当地警方在接到报警之后,曾数次要求滴滴提供车牌等信息,但滴滴一开始并不愿提供.有人认为,正是这种拖延,耽误了救助女孩的时间.
这个细节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可以理解为滴滴保护司机隐私,这是基本的商业*.但另一方面,在警方介入的时候,依然不予配合,则于情于法都说不过去.第二,这个案例至少说明互联网公司在与一些政府部门博弈的时候,并不弱势.特别在地方政府面前,甚至缺少对监管应有的畏惧.
出租车市场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手中的一块肥肉,地方政府发放特许经营的牌照,征收牌照费用和税收.滴滴的崛起,等于从地方政府嘴里叼走肥肉,但有意思的是,其遇到的阻力似乎没有想象的大.滴滴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扩张,当地交管部门最初有反弹,但最后几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实际上,在滴滴的股权结构中,除了外资,还有国企背景的投资基金.这两年,滴滴的崛起固然有赖于“互联网+”和“双创”社会大背景的护航,但滴滴股东背景显然也对这家公司的崛起有着不一样的价值.
滴滴的故事,只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行为模式的一个截面,这些公司不但改变着经济的结构,同时也正在给传统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课题.某些互联网巨头,正通过深厚的资本背景和垄断式的商业模式,在中国社会带来了垂直向下、直达个体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这种垂直向下,无疑是传统治理模式从未面对过的新情况.
而且,当互联网巨头的膨胀和与某些利益集团的扩张相结合的时候,又是一种新的故事版本.而滴滴,可能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小部分.（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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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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