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联合国2019年后议程视域下全球体育秩序变革，该文是联合国类有关论文怎么写和议程视域和联合国和秩序方面论文范文数据库.
任慧涛1,易剑东2,王润斌3
（1．泉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福建泉州362000；2．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体育商学院,北京100871;
3．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摘 要：采用文本分析、内容分析等公共政策研究方法,以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体育议题为逻辑进路,介绍“体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通过政治学团体理论和公共政策学倡导联盟框架模型,比较分析联合国体系、奥林匹克体系及其在全球体育秩序中的结构与关系,并对全球体育发展政策进行了阐释.研究认为,体育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促进是间接且非显性的,但通过体育促进世界发展与社会变革,是现代政治文化赋予体育运动的新内涵,亦是全球体育治理态势的新动向.虽然在组织理念和执行准则层面有所冲突,联合国体系与奥林匹克体系在全球体育公共事务上形成了态度开放、良性竞合的新型伙伴关系.奥林匹克体系拥有体育自治权,并依靠精神感召、规制合谋与利益分享机制,控制着全球体育文化产品价值链.联合国体系借助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倡议领袖优势,通过影响成员国体育公共事务部门,将体育作为社会单元纳入到世界发展蓝图,为新的全球发展目标实现提供动力与支撑.
关键词：体育促进和平；体育促进发展；全球治理；体育治理；奥林匹克；联合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17)09-0005-07
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到期,联合国呼吁通过政府间磋商、学术研讨以及公众咨商等方式,建立以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为核心的综合评估框架,亦称“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对2015年至2030年的全球发展态势进行促进与监督.随着经济效应扩大与社会文化价值凸显,体育已经成为人类世界发展中的关键一环,如何确定新时期全球领域体育发展？如何更有效地保障人类健康？如何解决全球体育面临的治理难题？成为未来全球新发展目标中体育发展必须讨论的核心内容.
本研究运用文本分析法、内容分析法等公共政策研究方法,从联合国大会决议文件数据库搜集甄选相关政策,勾勒以“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全球体育治理蓝图.通过政治学倡导联盟框架分析模型,构建联合国体系、奥林匹克体系的内部结构及其在全球体育政策框架中的运作机制.在梳理2015年后全球发展目标内容的基础上,梳理联合国对体育的定位之演变,分析体育融人全球宏观政治框架的演进,进而对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国际奥委会（205个会员国）两大体系下的全球体育治理做出展望,以期为认识全球体育新秩序提供参考.
1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后发展目标”：体育在全球发展框架中的作用
1.1历史演进
联合国作为公共事务的全球治理主体之一,早在20世纪中叶就曾介人体育公共事务,20世纪末期,随着经济效应扩大与社会文化价值凸显,体育运动作为促进发展的手段逐渐得到认可.2001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设立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联合国办公室,并任命阿道夫·奥吉为联合国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小组特别顾问,鼓励成员国提交并执行“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计划议案,尝试通过系统地促进各个国家出台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政策,改善妇女、难民、艾滋病患者以及儿童的生存条件.2003年11月,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体育运动作为促进教育、健康、和平与发展的手段》决议,将体育运动纳入全球和平与发展议程之内,此后,“体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议程在联合国大会中常态化.
1.2 内容与作用
2005年,联合国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联合丁作组发布《体育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T具：向联合国新千年发展目标迈进>,该报告认为：体育能够为政府间合作提供可能、维护人类健康并降低疾病发病率、促进青少年成长、缓和国家间分歧与民族对抗；并建议联合国机构敦促各成员国在国家发展计划和政策中添加体育运动方面的内容,同时,国家、政府及政府间组织应通力合作,给予全球人民的体育运动提供更多支持.
然而,体育在社会中的价值与贡献多被轻视,早期参与“体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会议讨论的成员国很少,且基本是小国驻联合国代表.为了给新的全球发展议程提供参考,2015年,国际奥委会以“常驻观察员”的身份发布《体育运动对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国际奥委会的立场》[3],对新全球发展目标中的健康、教育、平等、人类居住环境、和平与发展等目标申明了国际奥委会的看法,并总结了体育运动对未来全球社会的潜在贡献（见表1）,基本覆盖了全球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
从内容上看,国际奥委会认为体育在解决社会冲突与民族分裂、教育公平、青少年犯罪、生态与环境保护、战争及其后续影响消除等国家或国际问题中具有独特价值.例如在消除贫穷方面,国际足联利用南非2010年所获收益,推动“非洲遗产计划”,建立20多个足球希望中心,通过青少年足球教育帮助非洲部分家庭摆脱贫困.伦敦2012年夏奥组委发起“激励全球”计划,其总结报告称已经为全球约20个国家的2 500万人的体育运动提供援助,并影响数十个国家体育政策和发展战略完善.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研究显示体育能够促进弱势群体体育权利保护与发展,对少年兵、退役士兵实现生理心理健康援助,提升贫困地区的艾滋病防范,帮助国际移民（难民）融人新社区等,这些作用体现在一个落后国家或地区采取积极主动的体育发展政策之后,一旦民众意识提升,也能够实现实质性的帮助.
1.3 批评与反思
但是,由于投入一产出效率无法衡量,“体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议题偏向宏大叙事的特点受到诸多学者批评.罗杰·莱弗莫尔认为,相对于其它手段,利用体育运动慈善项目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必须更谨慎、更细致.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体育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缺少强有力的支持证据.史蒂文·杰克逊在《全球化世界的必争之地：体育外交》中所指出的,体育虽然在转移矛盾、促进和平谈判以及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等方面产生良好作用,但并非最佳手段.尤其是随着大型体育赛事的价值得到全球国家的追捧,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等全球性体育组织及其企业赞助商,居于赛事运营的主导地位,决定着不同国家公共资金和资源的分配,并通过这种优势来攫取原本属于承办国的资源.英国布莱顿大学约翰·萨格登教授从应用社会学出发,梳理了体育促进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及其限制,通过构建涟漪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体育运动参与只能算作调节全球冲突与对抗的弥补机制,有干预和辅助作用,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比利时鲁汶大学国际与欧盟政策研究所的汉斯·布鲁宁克则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待体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在其《体育治理：依违于规制厌恶与管制痴迷之间》中,布鲁宁克指出全球体育共同发展必须在弱化政治诉求、外交诉求的前提下推进,而避免“体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项目被意识形态、政治目的所利用,必须在全球体育秩序范畴内、在国际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中建立相应的机制和规则,只有把体育运动提高到一种具有战略性、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策略工具,其促进世界发展的潜力才能被激发出来.布鲁斯·基德在《体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机遇与注意事项》中指出,体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之所以收效甚微,是因为它总是由发达国家带着文化主体意识去推动援助而开展的.而体育运动真正被作为一种工具来促进发展与和平的时候,必须是以一种“以公平为导向且不可以脱离文化背景”的方式去实施.
理查德·吉廉诺提在《体育、世界和平建设和全球公民社会：基于“体育、和平与发展”项目负责人的反思性话语分析》中,针对数个全球体育和平与发展项目参与者进行访谈,也指出以当地文化为主导,才能让体育运动在公民社会和世界和平建设中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在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内（为了获取垄断利润）,作为全球文化公共产品的体育运动资源分配将越来越不均衡,甚至会在总量上减少——这在全球文化走向大繁荣的背景下,让人难以接受.因此,全球体育治理必须以援助对象作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发达国家必须接受被援助对象——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特点（以及缺点）,即全球治理主体应当在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项目执行过程中,保持价值多元和非政治性的立场.
英国利兹城市大学弗雷德·柯尔特教授更为尖锐,其在《杯水车薪：体育促进发展理念政策批判》中,批评体育促进世界发展理念已经成为一种“福音式政策说辞”.尽管体育在刺激经济增长、劳工就业增加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加强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据此来断言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忽略了体育本身就是多元社会的组成单元,夸大了体育的贡献.2013年,弗雷德·柯尔特教授在其专著《谁之运动,如何进行？体育促进发展理念批判》中,对全球体育促进发展项目投入的公平性、有效性提出了质疑.柯尔特教授认为,国际企业作为资金投入方,干扰甚至左右了项目受益对象的评估；“撒胡椒面”似的赞助计划,体育教育、运动参与对社区再生和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的难度,都让体育促进发展的理念很难在实践层面上控制和把握.以上对体育和平与发展项目不计成本、不计效率的批评,得到许多体育政策和体育治理研究者的支持.
纵观上述反思可以看出,首先,全球体育政策不能脱离体育实际发展状况,联合国及其体系如果想提升“体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项目的具体效果,应当考虑和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国家单项运动协会这一系统,形成良性互补.其次,无论是体育促进和平、还是体育促进发展,在项目执行中应该“去政治化”,尽量不通过意识形态和附加条款来干涉国家法律政策和宏观发展战略.再次,全球体育秩序应当按照社会其他单元的模式进行重新塑造,克服过度自治、评价缺失等问题,来提升体育在社会变革与发展方面的效率和效果.
2 新全球体育秩序中的两大体系及其治理机制
总体来看,无论“通过体育来建构更加美好世界”信念的具体成效如何,这一略显乌托邦主义的思潮已将原本孤立、封闭的“全球体育事务”,纳入至全球发展与社会变革框架之内.原本依照行业白治传统,或将面临联合国体系的挑战,由国际奥委会等行业组织进行自我管治的全球体育,必须按照国际规则进行.
2.1 奥林匹克体系
奥林匹克体系是以国际奥委会及其隶属机构、伙伴组织共同构成的全球体育事务的规制管理系统.主要包括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政府间组织、国家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国家单项运动协会、全球赞助商等.长期以来,以国际奥委会为代表的国际体育组织,一直是全球体育公共产品、全球体育文化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它通过设置体育规则、竞赛制度和奥运会申办承办过程,将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国家体育组织、俱乐部和运动员等纳入到其利益联盟之内,并通过转播权等收益换取体育秩序主导权.
然而,随着“自上而下”层级制全球体育秩序的发展,由于奥林匹克运动在后萨马兰奇时代出现了经济市场化、政治化、文化多元化和管理企业化等发展趋势,旧有的奥运模式与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的矛盾与冲突日趋剧烈,出现了运作机制对市场经济运作的不适应、组织结构对现代企业模式的不适应、组织机制对现度的不适应、单一文化对多元文化环境的不适应、奥运会框架对国际体育迅速发展的势头不适应等诸多冲突,出现了非法体育、比赛操纵、反兴奋剂不力、体育贪污与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同时,泛主义与自由主义兴起,大型体育赛事社会浪潮等,让欧盟、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共同体或国家对全球体育事务赋予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层面的诉求,全球体育事务从单一走向复杂化.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组织,也开始发挥其在全球泛公共事务领域中发挥更大的公共政策倡导者、议程设置者的作用.
2.2 联合国体系
联合国体系是指以“联合国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办公室”为发起主体,以联合国大会作为关键推动机构,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人居署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多个方案、基金和专门机构附属组织联动协作,对体育公共事务的发展战略和法律政策进行干预的治理体系.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能向会员国或安理会提出建议,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意愿,具有道义力量.目前,“保障人类在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中游憩与运动”,已经作为基本人权被纳入《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体育教育与运动国际宪章》和《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
组织协同方面,诸多联合国的专门机构、附属组织通过举行政府间会议或成员国高级别官员会议、发布治理准则与善治指南、发起公益活动等方式,来敦促成员国政府对体育基本权利和体育发展事务的重视.例如,设立体育教育与运动部长及高级官员会议、体育教育与运动政府间委员会、体育教育与运动基金会等机构,促进了体育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的治理机制化建设.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发布《体育赞助和招待败：企业实践指南》,针对全球体育腐败问题提出了企业责任应对对策.国际劳工组织在阿尔巴尼亚、萨尔瓦多、几内亚、莫桑比克等地开展的,通过培养青少年的体育技术技能来促进就业的“青年体育计划”.
3 两大体系在全球体育秩序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基于倡议联盟框架模型的分析
根据Weible等的倡议联盟框架分析模型可知,在相对的一段时间内,全球体育秩序中的社会结构与外部环境是保持恒定的,关键是要分析体育政策系统内部中的奥林匹克体系和联合国体系两大“倡导联盟”之间的对抗、合作、博弈等互动及其对于政策变化产生的影响.
作为国际事务的协调者,联合国一方面逐渐加大对全球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尤其是针对落后地区儿童、青少年以及妇女等弱势群体.另一方面,联合国娴熟的国际关系运作和政治态势考量,在大型体育赛事公众、同性恋运动员、多边合作反兴奋剂等政治议题上冲击并试图替代国际奥委会的权威.2009年10月,联大通过决议给予国际奥委会“联合国永久观察员”资格,显然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联合国还试图敦促国际奥委会克服作为法人团体的重商主义倾向,使其将重心转入到体育促进全球发展与社会变革这一宏大议题上来.
联合国侧重于政策治理框架的构建,即通过体育来实现其他社会单元目标的实现.而国际奥委会作为全球体育秩序的利益攸关方,重心是实现全球体育文化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稳定,即通过参与其他社会单元,来保证体育自身特殊价值的有效性.两者互为“手段一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联合国的优势在于其“强势”[24],即在发展战略与发展议程中安排了内容深刻、领域全覆盖的讨论（包括审议、议程设定、倾听与移情）,在议程设定和政策设计中保证利益相关者和全体参与决策、判断的权利,鼓励国际组织、社会团体与个人共同工作和行动.
当然,在联合国体系内,许多专门机构的倡议文件并没有形成系统.因此,2012年联合国发布《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通用政策工具》报告,提交了一份全球体育发展行动,其中主要有全球框架、政策制定、资源筹集和方案拟订、影响力证明等四个关键项目（见表2）.该计划尝试建构一个通用的宏观体育政策框架,帮助联合国体系内各个部门打破机构和认知藩篱,将不同部门和机构联系到一起,促进部门间在全球体育治理事务的交流与配合.
对于奥林匹克体系来讲,首先,自治让以奥林匹克体系为代表的体育管治机构牢牢掌握着核心资源,垄断着全球体育文化产品的供给,自从大型体育赛事与商业赞助组织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其从未再受过资金短缺的麻烦,并且在资金使用便利、独立性上远超联合国体系.而经常遭到成员国拖欠会费的联合国,显然对体育公共事务的具体执行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联合国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办公室的运作资金,都要依赖奥林匹克体系的援助.因此国际奥委会试图通过自身的其它优势,来弥补在全球体育政策设计方面的短板.
其次,目前全球体育“自上而下”的层级制治理模式受到广泛质疑,如果能够与联合国保持良性的竞争关系,能够通过外部监测来促进自身善治.同时,将“体育促进发展”纳入到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框架,一方面能够让国际社会再次认识到体育的价值,以及国际奥委会在全球体育秩序中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2015年后全球发展目标中的“缔约国责任”,将能够把体育纳入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考核指标,强化国际奥委会在国家体育发展中的话语权,弥补国际奥委会在“非奥项目”和“草根体育”方面的影响力短板.
总体而言,在联合国体系、奥林匹克体系全球这两大倡导联盟的政策设计博弈中,试图解决的不仅是全球体育秩序中的权力、金钱的分配问题,还包括理念之争,即制定一套怎样的国际体育发展新规划.人权、、公平与正义等抽象概念在社会全领域的普适性,将人类健康、自然环境、社会变革乃至世界和平等问题统统纳入到新的全球体育发展战略之内.在这种新形势下,自上而下的国际制度安排,仍然将是全球体育秩序的基本组成形式.2015年后全球发展目标的体育发展内容,更多的是全球体育新秩序的一次提请——将体育竞技秩序和体育政治秩序的相互剥离,不过,最后的博弈结果可能仍是在全球治理模式上沿用之前的框架,以奥林匹克体系为核心.但是,影响未来体育秩序震荡的还有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两大体系如何克服精英俘获、发达国家规制俘获这一“双重俘获”难题,防止全球目标向国家政策转换不当,联合国体系将在宏观政策设计中进行介入.第二,由于各个国家体育管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不同,当落实到各个国家层面时,体育发展项目又必须依靠各国政府这一子政策系统,将全球发展目标转化为国内发展目标.
4 结论与展望
体育或许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但并非显性且直接的.通过体育运动消除战争、贫困、与歧视,通过体育运动实现国际移民（难民）的新社区融合,通过体育运动实现政治善治、社会平等和青少年成长等等,都彰显出强烈的新乌托邦主义倾向[26].这种倾向是以现实问题为基础的,无须过多地依赖于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而是通过不同的案例和试验,实现体育促进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正如国际奥委会托马斯·巴赫主席在2015年联合国第六十八届大会第44次全体会议时所强调的：“体育作为唯一一个实现了政治哲学中的‘普遍法律’、道德哲学中的‘普世*’的人类生存领域,具有卓越的示范意义……（但是,）运动无法独自拯救世界,亦无法独自让世界更加和平.”
以《奥林匹克议程20+20》作为组织改革和治理现代化的标志,奥利匹克体系已做出改变,通过保持政治中立和国际环境考量的策略,对体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持积极支持态度.同时,主动与联合国体系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强调平衡精英参与和普通公众参与、平衡发达国家参与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对于联合国体系来讲,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奥林匹克大会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调：“奥林匹克原则即联合国原则”.联合国利用自己的倡导优势鼓励所属机构、国际体育组织、成员国政府以及利益相关者介入全球体育发展,推动私营部门、民间社会、慈善团体等利益攸关方在国际层面协同合作,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伙伴关系,促进体育运动融人到其经济、社会、健康以及教育等项目发展战略和政策规划,实现全球体育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
总而言之，这是一篇大学硕士与联合国本科联合国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议程视域和联合国和秩序方面论文范文.
参考文献：
1、 多学科视域内的体育素养理论根基探究 于永晖,高嵘YU Yonghui, GAO Rong摘要立足于体育学科,从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多学科视域出发,对国内外体育学科理论基础进行深入阐释,由此呈现体育素养的相关理论与特性,为完善和巩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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