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古代衙门竟如此寒酸：官员修办公室需自掏腰包，本文是中国古代方面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与衙门和寒酸和自掏腰包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宋代的城市逛逛,恐怕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的衙门,在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甚至有些州县的官衙居然成了危房.
孟元老的《梦华录》记尽北宋开封城的繁华,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京师大内、御街、酒楼、茶馆、商铺、食肆、大相国寺、瓦舍勾栏的热闹景象,惟独对开封府衙的描述一笔带过：“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孟元老只点出开封府衙的地理位置（在浚仪桥之西）,笔触立即便转入对市井繁荣的记录.开封府衙淹没在栉比鳞次的商民建筑中,毫不起眼.如果开封府衙很气派, 《梦华录》不可能没有记载.
著名的北宋城市风情画长卷《清明上河图》画了一百余栋楼字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医馆、民宅等等,最气派的建筑非“孙羊正店”莫属,这么多建筑物中,也找不到一栋可以确认为官署的豪华建设,画中城门口有一个三开间的平房,算是《清明上河图》长卷唯一画到的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遍平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逊色多了.
即使是汴京的皇宫,也远远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宽阔.这是因为赵宋皇室对修建皇宫比较克制.北宋雍熙二年（985年）,楚王富失火,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叫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编订建设规划、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按规划要拆迁不少民居.太宗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搬走.宋太宗没有搞强拆的胆魄,只好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叫停了扩修宫城的计划.所以北宋皇室居住的富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
甚至皇宫之内,也不如京师市井之热闹.有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便问道：“此何处作乐？”富人说：“此民间酒楼作乐.”相比之民间酒楼的喧闹,皇宫的夜晚显得冷冷清清,所以宫人都有些羡慕起市井生活来：“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说道：“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宋仁宗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皇室所代表的公权力甘受“冷落”,社会才有繁华发展的自由空间.
后来成为南宋都城的杭州,州衙更是破败不堪,实在不像是官府办公的地方.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到杭州担任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发现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首府,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地方官只好在这“颓毁”的州衙内办公、生活.苏轼当了三年杭州通判,任期满另迁他州,期间未能修缮州衙.
十几年后,即宋哲宗元祜四年(1089),苏轼又到杭州当知州（市长）,发现州衙仍未整修,更加破烂.他在打给朝廷的报告上说：“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堂堂州政府办公大楼,破落到这个地步,确实有点匪夷所思.苏轼问他的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这一年六月,杭州州衙有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这衙门再不修缮,实在是不能够办公、居住了.所以元祐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准确地说,是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调查、计算了一下,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处“皆系大段隳坏,须至修完,共计使钱四万余贯”,而要筹集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
苏轼在给朝廷的报告上说：“臣非不知破用钱数浩大,朝廷未必信从,深欲减节以就约省”,然而,州衙“弊漏之极,不即修完,三五年间,必遂大坏”,到时再大修,就不是四万余贯钱所能解决的了.所以,苏轼“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但朝廷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这次修衙的预算数目太浩大了,四万贯钱,折成人民币,少说也有一两千万元.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二百道度牒.按照苏轼的打算,这二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这样,朝廷只要拨给杭州度牒,既可赈灾,也可修衙,一举两得,一物两利.苏轼还特别说明了救饥的重要性：“设使不因修完廨字,朝廷以饥民之故,特出圣恩,乞与二百道度牒,犹不为过.而况救饥、修屋两用而并济乎？”
这一回,宋廷才同意分配度牒给杭州,不过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我猜测杭州官衙最后应该是革草修缮了事.不过,苏轼在元祜五年主持修建的一处公共工程,则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苏堤”.
现在的问题是,苏轼可不可以自作主张、挪用公款、大兴土木,将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不行.因为宋朝不允许地方官擅自修建官衙.宋代之前,地方官还有自主修衙的权力,如唐代的李听当邠宁节度使时,发现“郐州衙厅,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环”,李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命葺之,卒无变异”.但到了宋朝,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政府审核、批准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已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苏轼自己也明白：“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即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
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则将受到弹劾,处分.恰好宋朝的台谏监察系统具有独立而强大的力量,官员对待修衙之事,就不能不比较审慎了.来看两个例子——
还是在杭州,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知州薛映被人告发“部内女口,鬻铅器多取其直,广市绫罗不输税,占留州胥,在司擅增修廨宇”,意思是说,薛映的亲属经商牟取暴利,又逃税漏税,还占用公职人员,而薛映本人又擅自修建官衙.朝廷马上派遣御史调查,一查,果然如此,经大理寺议罪,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
宋仁宗嘉祜三年(1058),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因为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严,慢慢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这一惯例延续至后来的明清时期.如明朝万历年间,顺天府宛平县有个叫沈榜的知县,写了一部《宛署杂记》,据这部笔记的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但县廨却非常简陋：“廨仅一所,与民间比屋,曲直不齐,各佐领衙与市民联墙,声音可通.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
宛平县自永乐帝迁都北京、成为京畿首县,迄至万历年间,已接近两百年,这么长的时间,居然一直未能将县廨修建得象样一点.因为县廨实在太粗陋了,,跟“天下第一县”的身份极不相称,沈榜只好在刀历十八年重修了衙门的仪门,但想扩建,县财政却拿不出一两银子来.
清代中叶,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文官衙署向皆欹侧欲倾,破烂不堪”；“两县以下之各官署,或荒凉如僧庐,或朽蚀如陋室,虽列省会地面,而萧条僻陋之气,怆然满目”.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便是地方政府“无款培修”,而且地方官也缺乏修缮的动力,“因官任久暂无定”,谁也不乐意自己辛辛苦苦种树,让后来者白白乘凉.
当然也不能说从宋朝开始,所有的官衙都不修缮.修衙之事,还是见诸史志.但总的来说,宋代官员对修衙极不热心,即便是非要修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三强调原来的官廨破败不堪,非修不可,又申明在修建过程中并无扰民之事.也有地方官为了修衙,将自己的俸禄或财产捐献出来,作为经费,或者接受民间富民、士绅的个人捐助.这倒是政策允许的.事实上,古代不少地方官都有捐出薪水修整官廨的记录,苏轼修缮杭州州衙,便捐出自己的“公使钱”五百贯.公使钱,是宋朝财政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费,由地方长官自主支配,主要用于公务接待.
那古代王朝为什么要严格限制地方官府修缮官廨呢？首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政府一直是一个“小政府”,财政规模非常有限,通常不设专门的修衙经费.苏轼想修整杭州衙门,只能一次次向朝廷申请拨款.清代则规定,地方官想修建衙署,一概由官员自掏腰包,从他们的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愿意吃饱撑的去修官衙？
其次,旧时修衙,难免要劳民伤财,招募或征调民力.在宋代,科配民力,政府是需要按照市场人力支付工资的,但地方政府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又免不了会出现“有司失职,往往不给价直”的情况,给地方百姓造成沉重负担,也埋下社会隐患,而这,又是与“恤民”的传统执政理念相违背的,也是开明的执政者所不乐见的.
最后一点更值得特别指出来,在旧时朝廷的工程立项与预算日程表中,修衙通常被列为“不急之务”,远远排在其他公共工程的后面.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宋廷“诏京城内外除修造仓场、库务、店务、课利舍屋外,自宫殿、园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观等,并权停.过七年取旨一.即暂停京城一切官廨的修建,‘七年后再说,因为政府要优先建设仓场（贮存粮食的仓库）、库务．（国库）、店务（公租房）、课利舍屋（税所）等公共项目.还有学者从民国时汇编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统计出,明朝开国之后,洪武期间三十一年,各地新建和重修学校674所,而同一时期才修衙26所；到了宣德朝,官廨才大规模兴建,但也只是修了55所,而同期各地兴建或重修学校则有159所.旧时“官不修衙”的惯例虽有种种弊端,比如可能导致地方官产生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的习气,像杭州官衙那样破败到时刻有倒塌的危险,更是“不正常”.但“官不修衙”背后那种体恤民财、民力,以及将教育预算排在修衙项目之前的传统执政理念,毫无疑问属于永不过时的普遍价值.还是来重温一遍宋仁宗的那句话吧——“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摘自公众号“我们都爱宋朝”201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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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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