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吴汝纶古文声气论和桐城家法，本文是古文方面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跟声气和桐城家法和吴汝纶类论文范文例文.
周晓坤 （河北大学文学院 071000）
摘 要：“因声求气”论是桐城派始终传承不绝,奉为圭臬的文艺思想,该理论继承古代文论关于“声”、“气”的理论传统,亦有创制之处.吴汝纶作为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也在“因声求气”的具体实践方面做出了贡献,同时进行了文章创作的创新,以保护桐城派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延续.
关键词：吴汝纶；“因声求气”；桐城派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莲池学派”文艺思想研究》（HB16WX009）
“声”“气”在传统文论中早已不是陌生的话题,而真正在它们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则始于桐城派刘大魁的探索.吴汝纶“因声求气”的实践需要联系文学的、时代的双重背景,以探讨其理论样式形成的原因,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章创作方面的新变.
一、有迹可循：桐城派“声气论”流变与实质
“声”是文学的声律,或与音乐配合的乐律.在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对“声”这一概念的定义,以及对“声”的作用的感知很早便产生.荀子在其《乐论》中提出音乐的重要教化作用：“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已经提出了乐教之“声”感化人心,教人从善的作用,以及对于邪污之气的摒除.汉代《乐记》更是强调,在“声”的审美过程中可以体验到作者、读者之间情感的传递,是所谓“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乐记?魏文侯篇》）.《毛诗序》另有“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句子,亦此意.文字之声韵与文本的意蕴有根本上的联系,共为一体.声音即为文本有机生命体的内在之气韵的表现.声音、气韵、生命情态互为表里.用声言观人,观世,是由外及内,由形于色入于文学生命气韵的重要途径.
魏晋之后,文学的声律化更是建构“自觉文学”的核心要素,从南朝四声八病到唐代音律铿锵的近体声律.从铺张扬厉的两汉大赋,到句齐韵协的骈体律韵,都体现了这一变化.
曹丕“文气说”提出“气”这一命题,并以音乐设喻；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声律》,此皆古代文论关于“声”“气”的传统.
宋元以后,到了明代前后七子时期,复古主义的诗学和文论,使汉唐文学的声律批评,以及由声律探寻诗文兴象、意旨、气韵的风格论,鉴赏论更加自觉和系统化.明清古文的八股化,以及文学观念复古思潮下诗文体制的交融和汇通,亦使古文家重视古文声律的本体特质.明末以来,古文的闲适化情调和审美追求,亦从美文文学观的视域推波助澜.因此“因声求气”成为桐城古文家借以悟入汉唐两宋古文技法,风调,神情的法门.他们的古文评点,诗文吟诵均是特定表现.而由此又拓展至创作.形成特定的创作论.
桐城派“因声求气”的学说在继承古代文论资源的同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构起了“声”、“气”之间的桥梁,使“气”有迹可循,不再抽象杳渺,而桐城派内部各家的偏重点亦有所不同.吴汝纶毕生推崇的“因声求气”肇始于桐城先祖刘大魁的《论文偶记》,也正是在刘大魁处,基本明确了“声”、“气”间的关系.刘大魁论“声”,总结为“音节”、“字句”,与“气”之关系是为：“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刘大魁认为,文章的“神”是最高的审美追求,气由神主,而音节字句的差异就直接决定了文章气势、神貌的高下.这种论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首次将抽象的“神”、“气”化为音节、字句这些可以感知与把握的具体存在,而桐城后辈也在此基础上不断添砖加瓦,为使“因声求气”的理论更为具体而进行探索.
根据刘大魁的思想,姚鼐提炼出文章的八目,即“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前者为文之精处,后者为文之粗处,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姚鼐对于“因声求气”理论的创制之处在于具体诵读方法的论述,他指出：“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得被之长,悟吾之短,自有进也.”（《与陈硕士》）,提出了先急读后缓读,从字句、音节求得感“气”的方式,在刘大魁理论的基础上使之更加具体可行.
曾国藩小学功力深厚,对“因声求气”理论的继承发展体现在读文、作文的“字”、“句”意义的重要性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细致性.他主张在阅读古人文章时,尽可能疏通每个字、句的意义,甚至可以参照《尔雅》《说文解字》等工具书来进行考据.只有这般,才能在大声朗读时继承古人的“神韵”,下笔成文,气在其间,这也正是吴汝纶论曾国藩“以汉赋之气运之”所描述的作文之法.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到：“舆中读《上林赋》,千余言略能成诵.少时所深以为难者,老年乃颇能之,非聪明进于昔时,乃由稍知其节奏气势与用意之所在,故略记之.”（丁卯同治六年正月）,将老年进一步理解《上林赋》归功于对文章节奏、气势、用意的把握,体现出曾国藩深谙音节字句,又精于意义探求的文艺思想.
“因声求气”理论到了吴汝纶这一代,依然得到桐城弟子良好的传承与实践,张裕钊在《答吴挚甫书》中与吴汝纶探讨“意、辞、气、法”,又云：“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义与词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也.故必讽咏之深且久,使吾之气与古人之气契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指出吟诵是古文入门的绝佳途径,读古文必要追求与古人心灵境界的契合,而这种“契合”是把握文章自然神韵的必经之路.吴汝纶观点大体与同门兄弟张裕钊相同,日记曾描绘吴汝纶与张裕钊商榷文章气脉贯注直至子夜的情形,表现出后辈桐城人对此课题进行的深掘.
二、身体力行：吴汝纶“因声求气”的实践与具体方法
桐城派对于吟诵实践的执念之深重,在张裕钊好友方存之话中便可知一二：“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答吴挚甫书》）观吴汝纶日记可知,吴汝纶继承了这种勤于诵读文章的精神,未尝一日去书卷,并以读书为纬地经天,代不数人之大事、难事.其具体的“因声求气”方法,大体可以归为两点.
一是不拘泥于字句.李景濂曾在《吴挚甫先生传》中记录吴汝纶关于“因声求气”的言行,有言曰：“故其为教也,一主乎文,以为中国之文,非徒习其字形而已,缀字为文,而气行乎其间,寄声音神采于文外,虽古之圣贤豪杰去吾世邈远矣,一涉其书,而其人之精神意气,若俨立在吾目中.务欲因声求气,凡所为抗队、诎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伸缩、抑扬、顿挫之节,一循乎机势之自然,以渐达于精微奥窔之域,乃有以化裁而致于用.”自刘大魁将追寻“气”的关键列为“音节”、“字句”之后,不少人深陷在对字、句考据的执念中,甚至偏离读文的本来目的,着意于生僻字的考究.与此相反,吴汝纶不拘泥于字句,他更关注对文章整体文气起伏变化的把握,追求随音节变化而变化的,一以贯之的文气,倡导避免因小失大,过于重视个别字、句的释义而人为地割断了对文章气脉的整体感觉、体验.然而,这并不代表吴汝纶的训诂之功有失精凿,在《吴汝纶全集》中,日记卷考证部分,曾记录了吴汝纶考证的“异字”的认真程度：“五月丁酉抄尚书异字,乙巳尚书异字抄毕.此但就陈朴园书中摘出,未尽详备,他日仍当就江艮庭、段懋堂、孙渊如诸书抄之.”（戊辰二月乙巳日记）正是“若汉之相如、子云,文章极盛,小学尤精”,同此理.
二是力求实现自身与古人的冥冥相合.吴汝纶自幼受到姚鼐思想的熏陶,称“自少读姚氏书”,力主吟咏诵读的重要性,其诵读观念与姚鼐甚为相似.同时,又受到恩师曾国藩与友人张裕钊的影响,深受“贯通”之说的浸润.所谓“冥冥相合”,是指在诵读时把自己与古人想象为一体,忘我而仿佛代替原著者读其文,此时文章气脉贯通,对文意理解自然更加深刻.吴汝纶致力于秦汉文章,友人张裕钊称赞其文“深邈古懿”,这般下笔的气势与其平日追求“冥冥相合”的阅读训练是分不开的.吴汝纶在诵读时,尤其注重声音的抗对起伏,认为于此中可以体味原作者的情绪节奏,好像摄取古人文心,与自己合而为一.上文中提到张裕钊追求“契合”的吟咏方式,在这一点上,吴汝纶与好友张裕钊所见略同.刘声木言张裕钊论文“声音最要”,“尽得古人声音抗坠昂扬之妙”.吴汝纶对王安石铭文的深刻感知,亦得益于声音的感受,最终达到“渐觉身非我,都迷王与吴”的境界.
三、推陈出新：吴汝纶创作的新变
在吴汝纶生活的历史年代,桐城派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维新思想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挑战了洋务派的政治地位,造成了桐城派的统治地位及政治基础的动摇；另一方面,新文学方兴未艾,使有着与传统程朱理学一脉相传的“义理”文艺思想的桐城文派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从林纾“桐城谬种”的称号之中,我们便可以想见新文学愈来愈猛烈彻底的攻势了.在这种情况下,吴汝纶的创作也适时地发生了自觉的新变,集中体现在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以及“义理”的淡化.
最大的改变体现在西方文化对于桐城文章的浸染.吴汝纶绝不是一位冥顽的卫道士,他在时代中迅速吸收了新鲜事物,甚至做出“直抒大画,奏除科举”的举动,提出：“变通书院,并课天算、格致等学,自是当今切务.然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十分具有革新意识.这与他广览新书,了解了涉及地理、天文、动植物、法律、医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是离不开的,在《与姚叔节》中,他感慨“不信西医者,皆愚人也.”这些言论在晚清都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施培毅在为《吴汝纶全集》编写前言时谈到：“读过吴汝纶全集,我印象最深的是吴氏积极探求西学、介绍西学、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为我国近代教育奋斗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吴汝纶的文集中的确俯拾皆是,如《送曾袭侯入觐序》：“制度因革,每代不同苟其当于人心,不必悉于经典,至若格于时势,虽法出于古圣,必须变通.”倡导学习西方新文化,不必恪守“经典”.再如在著名的《天演论序》中,吴汝纶赞美此书“斯以信美”,对于《天演论》以及进化论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这些篇目都把西学纳入讨论范围,宣传新的思想,这是桐城派前所少有的,他在为桐城文章注入新鲜时代因素的同时,也扫除着本派文章的弊病.
桐城派得以成为统治清朝文坛时间最久的文派,与“义理”二字迎合了清朝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不无关系.“义理”要求文章内容符合程朱理学,比较典型的有刘大魁“义理、书卷、经济”说,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这在维新思潮兴起,封建统治江河日下的清末,必然因失去实用价值,阻碍思想更替而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情况引起了吴汝纶的时代焦虑,发出“化雅为俗,中文何由通哉”的感喟,但是,为了顺应时代潮流,保证桐城文章的延续,吴汝纶也同时做出了淡化“义理”,而向审美追求靠近的努力,不失为对桐城家法的一次大胆革新.
所谓“义理”,其实不外乎用传统道德统摄文章创作,为了淡化“义理”,吴汝纶除了很少在文中宣扬“义理”,引入西学新话题而避之为上之外,还致力于对文章“雅洁”的追求.“雅洁”的重点在于对文章语言简练洁适的追求,另一方面,吴汝纶也有用“雅”来表示对白话文雏形时期的“俗”的反击.昔者方苞提出“清真雅洁”,是为控制知识分子思想,适应封建统治,而此时吴汝纶再倡“雅洁”,更注重的是避免文章的繁缛,加强实用性,这一定程度上是与新文学的要求一致的.对时代要求的迎合,文章创作向审美层次的转移,正体现了吴汝纶对于保全桐城派的良苦用心.钱基博评吴汝纶：“造语洁适,特为简练”,吴孟复也称其：“气清词洁,确是姚、梅本色.”都体现出吴汝纶文章这种“雅洁”的特点.
吴汝纶作为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人物,自幼谙习桐城古文,又曾入曾国藩幕,列“曾门四弟子”之属.光绪十四年,吴汝纶辞官赴保定任莲池书院主讲,兼有着学者、教育家等多重身份.其“因声求气”论上承刘大魁、姚鼐、曾国藩等桐城先祖,而又在理论阐释、创作立意等方面有其发展新变,体现出对维护桐城派的努力.作为“莲池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对吴汝纶文艺思想的研究是“莲池学派”文艺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具有特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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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晓坤（1996- ）,女,河北省保定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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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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