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跟中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比较和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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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日是世界上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数目最多的两个国家,比较分析两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保护措施可以为相关国家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参考.本文介绍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况和中日农业文化遗产的特点,从国际、和地方政府3个层面分析比较两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措施.中日两国农业文化遗产在遗产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发展背景与前景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但也存在一些根本性差异；两国的保护与管理措施也较为相似,日本在产品开发、旅游发展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结合方面所做工作更为细致.通过分析比较,提出了中国进一步完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国；日本

DOI：1013856/jcn111097/s201705002

1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展概况

针对工业化农业造成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农业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农业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农业文化传承受阻等问题,在全球环境基金（GEF）的支持下,FAO于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上,联合有关国家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项目,以发掘、保护、利用和传承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传统农业系统.在多年探索的基础上,2015年6月,FAO大会正式批准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纳入部分常规预算支持.2016年9月,FAO农业委会（COAG）正式通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议题.目前FAO成立了由秘书处、科学顾问小组、农业委会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执行、评审、管理机构,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稳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型的活态的世界遗产,是指一种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并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2］.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必须包含5个基本标准,一是保障食物和生计安全,二是具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多功能性,三是具有特有的农业知识体系和适应性技术,四是具有独特的农业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五是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土地及水资源管理体系［3］.

自2005年FAO首批认定了5个国家不同类型的传统农业保护试点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截至2016年10月,全球共有36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分布在16个国家4个地区.其中亚太地区26项,近东及北非地区5项,非洲地区3项,拉丁美洲及地区2项.亚太地区以中日两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居多,其中中国11项,日本8项,分别居于世界第一和第二位.

2中日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况及特点

中国是最早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国家,也是最早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的国家,第一个遗产地是2005年FAO认定的浙田稻鱼共生系统,其余10项FAO认定的GIAHS遗产地分别为：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2010年）、云南哈尼稻作梯田系统（2010年）、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2011年）、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2012年）、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2012年）、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2013年）、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2013年）、福建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2014年）、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2014年）和陕西佳县古枣园（2014年）.

日本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晚于中国,但在认识到该项目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与其倡导的农业多功能性有诸多相似之处后,特别是2011年石川县“能登半岛山地与沿海乡村景观”和新澙县“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申报成功后,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各地掀起了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热潮.在以后短短的4年内日本已拥有8个FAO认定的GIAHS遗产地,另外6个分别为：熊本县阿苏可持续草地农业系统（2013年）、静冈县传统茶—草复合系统（2013年）、大分国东半岛林—农—渔复合系统（2013年）、岐阜长良川流域渔业系统（2015年）、日本和歌山青梅种植系统（2015年）和宫崎山地农林复合系统（2015年）.

综观两国的基本国情、入选FAO认定的GIAHS遗产地类型以及所开展的保护利用工作,两国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21两国GIAHS的发掘保护和利用

中国自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以来,通过国际合作推动了国内传统农业体系挖掘传承利用,开展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是第一个启动国内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农业部已经启动了4次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工作,目前已经认定62（含11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当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得到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关注,农业多种功能的拓展和农耕文化传承弘扬受到高度重视,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已纳入规范化管理,农业部出台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普查”“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首次被列入2016年1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等文件.

入选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受到当地政府和农民的高度重视,促进了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如中国第一个GIAHS浙田稻田养鱼系统,为保护和传承稻田养鱼系统,当地政府带领村民进行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通过鱼苗孵化基地建设、生产合作社建立等,逐渐实现了田鱼干加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等农业产业链的延长,实现了传统农耕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统一.目前,青田“稻鱼共生生态大米”“青田田鱼和田鱼干”等特色产品品牌已经享誉国内外,田鱼每千克从2008年的20元提高到120多元,田鱼干每千克在2015年达到580元,到当地旅游的游客达10多万人［4］.随着农业文化遗产在中国的知名度逐渐提高,青田县也开始吸引在海外工作、在中国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回乡投身于稻田养鱼相关工作.

日本农村和农业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后继乏人的问题.2010年日本有专职农民205万人,平均年龄661岁,到2015年时,专职农民降至168万人,平均年龄增至671岁.面临这样的现状,提高农业和农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成为其农村工作的重点.GIAHS被视为日本各级政府解决农村凋敝问题的重要手段,受到日本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除积极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及规范管理外,也启动了日本国内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工作.

据了解,获得FAO认定的GIAHS遗产地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对吸引年轻人回到农村,并增加农村旅游人数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提供的数据,能登半岛山地与沿海乡村景观自2011年入选以来,当地的农民增长了71%,外来移民增长了133%.虽然目前外国游客到日本GIAHS遗产地的人数并不多,但日本国内民众到农业遗产地的人数已经有显著增加.据了解,前往遗产地岐阜观赏鸬鹚捕鱼的游客人数,2015年总数5万人,而2016年18月的人数就已经达到5万,岐阜郡上县香鱼垂钓协会负责人也表示,入选GIAHS以来,其协会会员及参与垂钓的人员数量都显著增长.

22两国发展GIAHS的基础条件

中国虽然是最早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国家,但是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逐渐推广始于2005年,而与此概念相关的休闲农业、美丽乡村、传统古村落等概念的提出与普及,也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因此,在配套政策措施的支持上,在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还处于探索完善阶段.

相比而言,日本农业文化遗产发展具有较好的历史基础.日本早在20世纪就积极推进农业多功能性、生物多样性等工作.GIAHS概念与农业多功能性概念具有一定相似性,均注重农业在环境保护、农民收入、乡村振兴等方面的作用.虽然日本第一个GIAHS遗产地入选时间晚于中国6年,但其保护与管理工作可与已开展多年的农业多功能性和生物多样性等工作相结合,申报成功后,可充分利用原有的政策、措施开展保护利用.如在政策支持方面,有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促进GIAHS入选地的保护及管理,可以利用基础建设项目支持GIAHS梯田景观维持,还可以利用条件不利地区的农户收入直补制度,提高农民收入,阻止GIAHS遗产地人口下降的趋势等.实地调研了解到,遗产地静冈挂川对其茶草场的保护,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办法,而是在之前出台的环保条例中增加农业遗产保护条款.静冈遗产地生产的茶叶产品上除了有GIAHS标识还有生物多样性的标识.

23两国GIAHS遗产地的经济水平状况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IAHS遗产地多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农民务农比例高,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城乡收入、生活水平差距大.如遗产地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区域内90%人口从事农业生产；遗产地普洱古茶园和茶文化系统核心区2012年茶农人均纯收入1 737元,贫困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58%.

日本是发达国家,其GIAHS遗产地虽然也处于山区、海边等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日本的大城市,但城乡差距较小,农民收入水平较高,旅游、加工等产业发展较为成熟,遗产地务农人数比例很低.岐阜长良川流域渔业系统总人口57万人,其中务农人口只有6 000多人,但其来自香鱼捕捞、鸬鹚观赏等领域的总收入已经达到22亿日元（100日元约合648人民币,2017）；和歌山青梅系统来自青梅生产、观赏旅游、加工等产业的总收入已经达到700亿日元；遗产地大分国东半岛林—农—渔复合系统,从事与农林渔相关产业的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182%,收入占当地平均收入的33%.

24两国GIAHS遗产地的特点

中日两国主要遗产地都具有其独特的传统农业体系,符合FAO要求的5个标准,但不同之处也比较显著.日本的农业遗产地规模相对较小,但复合性强,更注重农林水整体生态系统的可持续；中国的遗产地规模较大,但复合性偏弱.如同为旱地耕作系统,日本熊本县阿苏可持续草地农业系统162万亩（1亩等于1/15hm2）,中国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覆盖面积1 244万亩；同为山区复合耕作系统,日本静冈传统茶—草复合系统为19万亩,中国云南哈尼稻作梯田、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覆盖面积分别为105万、12万和280万亩.在实地调研静冈传统茶—草复合系统了解到,目前维持茶草场生产方式的农民只有100多户,分布在4个县；大分国东半岛林—农—渔复合系统目前利用锯齿橡木原木进行香菇栽培（该遗产的核心特色产业）的农户并不多,蔺草生产和编制也仅仅是有数十户农民在种蔺草、几户农民在卖编织品,其水利系统由21个蓄水池构成,蓄水池面积均不大.

虽然遗产地的规模相对中国而言不大,但日本多数GIAHS都具有农林水复合性的特点,注重整体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如大分国东半岛林—农—渔复合系统,就包括了林业、农业、旅游业、水利、相关农产品加工业等行业.而中国的GIAHS遗产地一般只侧重其中的一项类型,如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突出的是稻作系统和稻作遗存,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突出旱作系统和黍粟遗存,陕西佳县突出的是古枣林系统等,农林水复合的系统为数不多.

3中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模式对比

中日两国都十分重视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仅是遗产地数量位居前列,双方政府也在世界范围内首创了很多好的保护与管理措施,两国在推进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发展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1国际合作层面

近十年来两国都十分重视与FAO的合作,积极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国际合作,促使更多国家增强对GIAHS工作的了解,帮助相关国家进行GIAHS的发掘和保护工作.

两国均为FAO开展GIAHS项目提供了资金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支持,日本2013年提供约65万美元资金支持,中国2015年向FAO提供200万美元信托基金；两国均派员前往FAO GIAHS秘书处任职,目前中国农业部已派遣2名P3级别的技术官员,日本农林水产省派遣了2名D1和P5级别官员先后担任GIAHS协调员,还派遣了1名实习生（APO）.

在与其他国家合作方面也较为类似,都开展了结对子交流活动和举办国际论坛与培训.中国分别促成了法国勃艮第葡萄庄园与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结对子,墨西哥水上浮田与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结对子；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支持建立了能登半岛山地与沿海乡村景观系统和菲律宾梯田的结对子,并派日本专家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泰国申报GIAHS提供技术支撑.中国2014—2016年连续举办3期南南合作GIAHS培训班,培训50多个国家60多名官员,并于2011年在北京举办第三届GIAHS国际论坛；日本JICA自2014起培训来自亚非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员和官员,并于2013年举办第四届GIAHS国际论坛.

32政府层面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一国的最高管理部门是农业部门,主要涉及GIAHS的申报、管理、监测与资金支持等.

321管理机制

两国均已经出台管理办法,并每年召开工作交流会,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管理办法是由农业部发布,全面覆盖了遗产的申报、管理与开发等内容,而日本是由农林水产省主管业务司局（农村振兴局）发布的《关于同意参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认证日本农业遗产的实施纲要》（2016农振法第12号）［5］.中国GIAHS年度工作交流会由农业部业务司局主办,日本由8个GIAHS遗产地轮流主办.

322申报流程

两国农业主管部门均设立了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申报流程与FAO的标准基本一致,不同点在于,中国需要先成为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才能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而日本则是两者可以同时并举.此外,日本的评审标准中还额外增加了考核抵抗自然风险、多方参与及推行六次产业化发展情况的指标.

323监测评价

两国均于2015年下半年启动了监测评估工作.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目前日本已经将申报GIAHS时制定的行动计划作为考核监测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正在探索“地方年度监测”“第三方定期评估”和“不定期检查”三位一体的监测体制.

324资金支持

中国农业部除了鼓励遗产地申报其他相关项目与资金,以及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管理与科研进行支持外,自2013年起还对部分GIAHS所在省级农业部门及地方政府给予资金支持,用于促进其保护与管理工作.日本农林水产省目前尚未有专设的对GIAHS遗产地的直接资金支持,其资金支持主要与现有的各项支农专项相结合,但支持力度更大,覆盖面更广.

325专家委员会

两国均在农业主管部门层面成立了GIAHS专家委员会,中国由来自不同领域的20多位专家组成,日本由来自不同领域的7位专家组成.从专家团队的研究成果与参与程度来看,中国的专家团队成果更为丰硕,培养的研究生人才数量也较多.

33遗产所在地政府层面

遗产所在地政府是GIAHS保护与管理工作实施的主体单位,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和利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31保护主体与多方参与

中国GIAHS的申报与保护主体,多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推动为主,相关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国内的相关协会与企业参与较少,社会组织的参与度也不够高.但企业对遗产地产品开发、品牌打造、市场宣传等方面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推出了青田大米与田鱼、哈尼红米、万年贡米、绍兴古香榧、福州茉莉花茶等遗产地特色产品,积极打造遗产地品牌,对提高遗产地农民收入做出了积极贡献.

日本GIAHS的申报与管理通常是由协会、企业与政府共同参与.日本每个遗产地都有遗产推进协会,该协会在申报GIAHS过程中主要起到统筹协调和起草申报书的作用,研究机构提供技术支持,最终由政府逐级推荐上报；在保护与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制定遗产保护规划,协会主要负责落实,相关的旅游、农业、林业、渔业等部门都会参与其中［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企业在GIAHS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产品开发、品牌打造、市场宣传等方面.许多公司围绕GIAHS遗产地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深加工,例如能登梯田米、左渡朱鹮梯田米、静冈深蒸茶、长良川香鱼等.

332资金来源

中国多数GIAHS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资金由遗产所在地政府提供,政府也会通过其他项目获得来自或者省级政府的资金,在遗产地申报成功后,会因为知名度的提升而吸引外部企业进入到遗产地,不过当前这种情况还不太多.

日本地方申请GIAHS资金渠道较为多样,包括申请相关项目（如日本直接支付政策、农村振兴项目等）,也可以从企业、协会等单位获得赞助与支持.如日本能登半岛山地与沿海乡村景观系统自认定为GIAHS后,就向日本农林水产省申请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用于保护鲍鱼、海螺等栖息环境,每年280万日元；通过冬季漫灌的方式开展有机水稻种植,可申请“环保型农业直补制度”,每公顷4万日元,每年20万日元.日本一些地方银行也愿意提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振兴基金,从事GIAHS开发的企业也会拿出部分利润来反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333宣传推介

中国遗产地的宣传措施丰富多样,包括在媒体方面进行相关报道与推介、设计特色农产品与旅游路线、创意农业观光、建立博物馆、将遗产系统相关知识融入当地小学生阅读材料、对农民进行培训或者组织召开相关会议等,并且起到了提高社会公众认知与当地民众自豪感的作用.

日本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都十分重视对遗产地的宣传推介工作.政府和民众重点是开展公共宣传.岐阜长良川流域渔业系统是2015年12月才入选GIAHS,入选半年以来,地方政府组织公开招标评选了充分反映该系统特色的GIAHS标识,制作了一系列相关的宣传品,例如鱼形钥匙链、鱼形筷子垫等,并将GIAHS标识广泛应用于相关的旅游和产品开发环节.此外,岐阜还将每年7月第三个星期日定为“香鱼日”,政府举办有关庆祝活动,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互动,提升遗产地的知名度.日本农业文化遗产当地民众参与积极性也很高,大分国东半岛林—农—渔复合系统由橡木林、农田和灌溉用蓄水池塘等组成,国东市旭日地区居民为支持保护GIAHS,全体居民共同出资,围绕区内21个蓄水池修建了专门的林道,绘制导向图,邀请区内外居民开展长走健身活动,通过徒步走、捡垃圾、捐款等方式让民众参与到GIAHS保护中.遗产地旅游公司则利用自身优势加强对GIAHS的宣传,在机场、车站、公园等张贴海报,开设GIAHS产品展示区,摆放宣传册、地图和产品广告,同时依托日本传统节日等文化资源,开发体验式旅游产品,对外宣传推介遗产地.

比较来看,日本在将宣传理念融入到遗产旅游和保护产品开发方面做得更为细致.中国目前对带有农业文化遗产标识的特色农产品、附属品开发略显薄弱,公众互动参与的活动设计相对较少,不过通过与旅游、教育相结合,中国遗产地的宣传作用正在逐渐释放.

334产品开发

中国每个遗产地也已经开发了特色农产品,近几年销售及数量都有显著增长,只是在将产品与农业文化遗产相结合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日本各遗产地均重视产品开发［7］,有朱鹮米、能登海盐等,产品包装上有自设的遗产标识用于宣传.

4有关思考

以上分析显示,中日两国在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发展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两国在国际领域上的战略较为一致,都积极促进更多国家参与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和利用；在政府层面都将农业文化遗产工作纳入主流工作和规范化管理；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都非常高,将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利用工作融入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两国也存在一些根本性差异.一是在遗产地类型上,日本国土面积略小于中国云南省面积,这种资源禀赋决定了其遗产规模比中国的小很多,但其遗产地以农林水等复合型的居多,更加注重生物多样性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二是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多方参与方面,日本的企业、协会和民众参与度更高,日本民众对生物多样性和农业多功能性广泛认可,并积极实践.三是在遗产地产品开发方面,产品开发、旅游发展与GIAHS概念结合方面日本也做得更为细致,农业文化遗产地产品的附加值高.总体来看,中国在层面推进的力度更大,无论是政策措施的出台、国内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还是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工作都走在世界前列,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但从地方层面看,日本各遗产地保护与管理的积极性更高,保护方式更加多样化,多方参与程度高,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一项有意义的新兴事业,需要更多国家的参与.推进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展需要中日两国在GIAHS领域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对于中国而言,建议强化以下3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推进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充分发挥中国在GIAHS领域的优势和引领作用,将GIAHS打造成中国农业对外合作的靓丽名片.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积极推动与日本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中日农业文化遗产双边交流与合作机制,总结成功经验和模式,共同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到GIAHS的挖掘与保护中,促进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二是继续做好遗产挖掘工作,丰富中国GIAHS类型.日本岐阜长良川流域渔业系统是世界首个入选GIAHS的内陆渔业系统,目前中国尚无水产渔业、草原游牧和热带农业等类型的GIAHS,要做好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摸清家底,重点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文化遗产申报GIAHS.三是进一步加强GIAHS宣传,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在遗产地建立多方参与机制,充分调动农民、企业、民间组织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升遗产地可持续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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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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