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义理之作：孔子《春秋》为经的意义，本文是春秋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与孔子《春秋》和义理和意义相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尽管《春秋》是孔子“作”还是“修”,还有许多争论,但《春秋》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可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源头,却是无疑义的.可有意思的是,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却从来没人说他是“史学家”；《春秋》是史,更是经,其作为经的地位远大于史.那么《春秋》为“经”,到底给中国传统史学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一、“史义”的发端
人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史书留名,则成为一种形式的永生.古往今来的“大人君子”都很在乎身后之名,愿将自己的姓氏与行事刻写于金石典籍之上.青史留名,是“肉食者”的特权,而史上之名如何,也成为对公共利益负有重大责任者（如君主）进行鞭励的一种精神手段.
这在中外并无二致.在古罗马,当一位大人物故去后,通过法律手段,将其从集体记忆中抹去,甚至构成一种刑罚,叫作“记忆抹杀之刑”；而遭刑者——多数是罗马皇帝——的名字及其生前勋业,被从神庙、纪念碑和记录中系统删除,不啻于来自身后的诅咒,故记忆抹杀之刑又称“除忆诅咒”.
相比简单粗暴的“抹杀”,古代中国人更加重视“实录”.春秋时晋国太史董狐,直书权臣“赵盾弑其君”,孔子就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事见《左传·宣公二年》）
史家所讲的“书法”,就是历史如何被记录的问题.“史实”本身是客观存在,然而真实的历史（“客观真实”）没法原样复制重现,当它以某种介质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并进行传播时,却是主观性极强的意识活动,有其特定的价值指引.历史著作（包括编年、传记、传说、故事等）可能与史实本身相去甚远,或被赋予了新义；这种经过删选、再造之后呈现的“真实”,传播学上称为“媒介真实”.现代史学认为,历史是被不断构建甚至是“创造”的.作为中国最早一位确知姓名的“记史者”,董狐恰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人们众口一词地赞美董狐“不隐”的良史之德与勇气时,竟然忽略了,董狐唯一可知的一次记史活动,却非实录——弑君者并非赵盾！赵盾责问他,弑君者不是我,你为何写我弑君？董狐说,作为执政大臣,你没有及时讨贼,这口锅就该由你来背——他还将不实的记载“示于朝”.
董狐以堂堂之“义”歪曲了史实,违背了“实录”与“信”的基本原则.显然,孔子以“良史”之冠加诸董狐,本不在表彰“董史”真实可信,而在董狐知“义”,敢于化史笔为挞伐上位者之鞭,发扬了历史的惩劝功能.
孔子在自己的撰述实践中,将此义作了更大的发挥,形成了影响巨大的“一字褒贬”和“微言大义”,为中国传统史学立下了新的范式,影响至为深远.
二、《春秋》是讲“理”的书
《春秋》是“五经”中唯一一部史书.孔子曾说,“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作《春秋》.史籍是记事之书,当善序事理,不可过惜文字,然而《春秋》最为显明的特点,却是文字异常简晦,而且“文义隐约,褒贬难明,不能使人速晓其意”.这可能是春秋时各国史书的共同特点,好比董狐既然强记“赵盾弑其君”,晋史必无详细的附注与说明,否则“赵盾弑君说”就立不住脚了.在这个意义上,史书记事太详,可能有违于“义”（或使义露出破绽）,反而史事晦涩不明,有利于论说的展开.
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孔子不是史官,他怎么会,或说有什么资格去做“删订”国史的工作？孔子主张“正名”,由他来修史,颇有越礼之迹.多条记载表明,当时鲁国国史是可供借阅的.孔子可能出于讲学的需要,将鲁史（就叫《春秋》,“春秋”也是先秦史书的普遍用名）加以删节,编成一本“极简”的历史教学大纲.孔氏《春秋》愈发简约,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区区万八千字就写过了,要者,在孔子授课时作“举一反三”的阐发.《春秋》散乱破碎的历史,不过是供孔子编缀“义理”的布头罢了.
庄子就说,“《春秋》以道名”.历代学者多认为,《春秋》是一部“说理”书.它最大的特点及创新价值,就在于前所未有地将儒家核心价值观（道、大义）系统地灌注于一个长时段的“天下历史”中,并对其进行了重建与改造.
把史书变为“讲理”的工具,虽然前有董狐的发微,孔子才是集大成者.《春秋》经孔子手泽,成为第一部“有纲领”的史书,这是各国“断烂朝报”式的官史档案无法比拟的.
在这本书里,孔子充分发挥了一个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的东西.所谓“笔法”,就是历史书写的“书法”,即如何认识并建构历史的方法.孔子修史有方,他以所尚之政治观念为标准,对旧史进行了重新“整齐”,甚至不惜违背史实加以改写.譬如南方的吴、楚不服于周,自立为王,《春秋》将其贬称为“子”,于是“吴、徐（楚）并僭,天下三王”的实态,被它硬生生捏成了一王（周天子）独尊；又如《春秋》有名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凡遇尊亲贤者,皆为之“讳”（如将周天子羞辱地参加诸侯的盟会,讳作“出狩”）.
讳即是“隐”,这以孔子自立的“不隐”的良史标准论,岂非大大的违谬？孔子直可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老祖宗了！论者常曰,“历史是政治的婢女”,始作俑者,莫非夫子乎？
三、史书须“与圣人同”
《春秋》之后,另一部有纲领的大书,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也有着强烈的义理观,该书创设“本纪”以尊王者,另设“世家”与“本传”以容纳诸侯与臣,使汉武之前的三千年之史,排比秩然而有统系.《史记》以人为中心,而“君君臣臣”在史中皆有次第,这就是“正名”,蕴含了“尊王”的意识,这才是纪传体为后世所承袭,并成为“正史”标准史体的根本原因.
司马迁作《史记》,自称“继《春秋》”.它虽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得到“实录”的评语,却也受到“不与圣人同,是否颇谬于经”的责难.这就使《史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人所重,反为东汉班固仿其体、续之而作的《汉书》凌压其上,而《汉书》最大的特点,正在重义理,以“尊本朝”为其采择史料并重塑历史正统观的根本原则.
在这方面,《史记》与《左传》境遇相似.《汉书·艺文志》说：“（《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异言还是因为史事不详.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左丘明所作的,就是《春秋左传》.
《左传》记事详赡,如果没有这本书,经的许多记事根本无法理解.可“春秋三传”的其他两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早在西汉即被列入官学,而《左传》直到东汉,仍然遭到反对,认为它“不主孔子”,“不得圣人深意”,甚至有人举出“《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反对者连带提及,“太史公（司马迁）多引《左传》”,这两部伟大的史著均遭到“违戾《五经》,谬孔子言”的严厉批评.
直到西晋时杜预为《左传》作注,总结出“春秋义例”五十余条,《左传》为经作传的观点才为学界主流所接受.《史记》则迟至唐代,因古文之兴,才真正得到重视.
可见,在经学笼盖一切的时代,史必须附骥于经,成为“义理”的例证工具,方能得到和学界的认可.
对于经史的分界与高下, 朱熹曾就“ 春秋三传” 有所论说,他道：“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在他看来,“三传”中史料价值最高的《左传》,“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是史书,还够不着与《公羊传》《谷梁传》比肩为经书.《左传》这样的书,“不本于义理之正”,熟读亦“直是会趋利避害”.
朱熹对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帝蜀而帝魏”（以曹魏为正统）极为不满,为此亲自编了一部《通鉴纲目》,此书几乎毫无史料价值,可是因为它“帝蜀”,重塑了“帝系正统”,遂以其义理的“大本领”而获得极高的评价.
南宋后,“纲目体”史书大兴,被人称作“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历史教科书”.这些书,义都很正,记事却差.以后观昔,《春秋》不也可称一部不标“纲目”之名的纲目体史书？元人揭傒斯说：“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以为万世之法；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也.”一千六百年以降,在史学之域,后圣朱子续上了前圣孔子的香火.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关节.
四、“《春秋》大义”是个空虚的符号
孔子删订《春秋》,发明史义,使死的史料“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确实是“作”《春秋》.孔子据《春秋》讲学,比董狐将权臣弑君的史文“示于朝”的意义更大：过去秘藏于金匮石室的史书,得以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其“资治”尤其是塑造、规范社会政治*的价值进一步强化——当然它也加剧了史书功能的异化.
就像后人的溢美之词所称,《春秋》“长于治人”,是“刑赏之书”,为“一家之王法”,“拨乱世,反诸正”,有大功于治道等,种种附益虚词.“春秋之法”尊王、崇正统,固然令“乱臣贼子惧”,却也削弱了史书对最高统治者的制约力,使之俯首沦为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
“《春秋》大义”如雷如霆,可是“大义”于经文阙如,也不见于圣人语录,而全赖历代《春秋》学者的反复疏解与演绎.正如孔子“微言大义”可以随意改窜史实一样,后世学者对“春秋之义”的借重,也不过是“借题发挥”,实际上还是针对不同时代的社会问题,进行新的衍说与创造.特别是公羊学派,从西汉的董仲舒,到清末的康有为,不断通过《春秋》义理的阐发,提出拯救当代之世的新药方.“《春秋》之大法”,为义理的推陈出新,提供了合法性的原动力,这便是《春秋》作为“经”的意义所在.所谓“托古改制”,“古制”皆为妄说；经日新,史日浊,历史不幸做了牺牲品.
以孔子《春秋》为符号的义理,仿佛做了一个套,紧紧箍住了古人的头脑,他们永远顶着一个标签,围绕一个空虚的中心转,久而久之,思维方式变成了一个螺旋,愈趋愈窄愈细密,无法开拓新境,最后成了一个死结.中国历史之路,终亦澌灭于无限循环之中.
梁启超在《新史学·论书法》中说：“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我们当然不能以当代学术标准去苛责《春秋》或“罪”于孔子,然当谨记的是,任何高妙之理（道理、理想或理论）,都不可离开事实,违背真相,否则名实相乖,义理终将化作泡沫.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03-27
总结，本文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孔子《春秋》和义理和意义方面的春秋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春秋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让国的争议以《春秋》季札叙事为案例 黎汉基【摘要】春秋末叶,专诸受阖庐之托刺杀吴王僚 这一变故的源头,可从季札让位说起 尽管三传对季札让国的美德并无异辞,但自唐宋以降,像胡安国……人却总是怪责季札的各种不足,因而引发宋元明清许多儒者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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