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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郁症患者的两极人生
文/周小琪
“上帝给你分配的苦难也就这么些了,我们摊上了神经病,别的事可能就没摊上.”
1995年的一个冬日,24岁的北京人陈阳被两名同事“押”上了从深圳回京的飞机.
置身于3万英尺的高空,除了发动机的轰鸣,陈阳听不见任何声音.不安和焦虑一点点侵袭了他,憋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忍不住了,使出全身的劲儿朝舷窗大喊.
同事们并不意外.此前,他在深圳的公司里雄心勃勃地说自己“发现了不得了的新定律”、“该得诺贝尔奖了”.
飞机一落地,陈阳就被父母带到了北京最有名的精神病院之一——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被确诊为“躁郁症”.
躁郁症学名“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一样,是心境障碍的一种.所谓“双相”,是指患者的心境会在两种极端状态下波动——时而登上躁狂的高峰,时而陷入抑郁的低谷.
在中国,像陈阳一样的躁郁症患者约有700万.
情绪上的过山车
上世纪90年代,人们对抑郁症、躁郁症等精神疾病缺乏认知,经常把患者称为“神经病”.“说你有神经病,那不就是句骂人的话吗？”陈阳现在的妻子燕子说.
燕子也是躁郁症患者,并因此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后来才找到陈阳.燕子第一次发作是1990年夏天,刚生完孩子,她就有了产后抑郁.
原本活泼外向的人突然安静下来,每天躺在床上发呆,不吃不喝,十天半月才洗一次澡.亲友同事前来探望一律不见,连看见孩子都觉得“烦死了”.
孩子奶奶看不惯,抱着孩子在旁边挖苦：“你看看你妈,成天睡,也不起来.”谁也没认为这是病.
过了两三个月,燕子的“懒”病一下好了.半夜两点多就醒,打了鸡血一样跑到厨房里擦洗抽油烟机.燕子的母亲起床上厕所,看见她吭哧吭哧干活,不明所以.“你看我,好了,可爱干活儿了.”说话时,燕子头也没抬.
那之后,燕子每天都有使不完的精力.儿子没用的纸尿裤被她一遍又一遍地叠,方方正正摞一排；在菜市场气冲冲地为陌生人打抱不平,把周围的人都吓跑了；一跟人聊天就收不住,说到嘴角冒白沫还停不下来……
那段时间,她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忽高忽低.她只顾享受那种被抛到高空的快感,察觉不出任何问题.直到有同事建议她到医院看看,她才知道自己得了躁郁症.
燕子的症状,正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其中指出,患者躁狂发作时,会出现睡眠减少、活动及言语增多、思维奔逸、自我评价过高等症状；抑郁发作时,则会丧失兴趣和愉悦感、精力不济、有自伤或自杀倾向.
“躁郁症的识别率、就诊率很低”,北京回龙观医院抑郁症病房主任陈林说,很多人会把抑郁或躁狂发作当成单纯的“情绪问题”,不会重视.现有研究显示,当人们首次出现抑郁或躁狂症状发作后,平均要滞后8年才能首次被诊断为患有双相障碍、得到治疗.
“自杀风险高过抑郁症”
被确诊为躁郁症后,燕子从医院领回一堆药：稳定情绪要吃碳酸锂,抑郁要吃阿米替林；阿米替林可能造成锥体外系疾病,要吃安坦预防……
药的用法用量十分讲究,一方面治疗躁狂或抑郁,一方面防治副作用,另一方面还要让患者保持情绪上的平衡稳定.“不能摁下葫芦浮起瓢.（否则）把躁狂压下去,一下压到抑郁那边去了.”陈林说.
燕子非常抗拒吃药,每次都随便吃几颗应付家人.只几天的工夫,她就动不了了,全身僵直,鞋都穿不上,说话痉挛似的.
医生一看,这是典型的锥体外系问题,燕子肯定没吃安坦.
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躁郁症很难治愈,一旦发作,必须靠药物把病压下去.抱着侥幸心理,燕子自作主张停过几次药,每次都不可避免地复发了.“一复发原来的药就起不了作用了,必须得换新药,特别麻烦.”从那以后,燕子再也不敢怠慢.
陈阳也自己减过药,“用手术刀把药片切十六分之一下来吃”.和燕子一样,他也复发了,而且后果更为严重——陈阳陆续出现了幻听、幻视.
2012年秋天,陈阳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趁着燕子在外地出差,第一次选择了自杀.
陈阳吞了三四瓶抗精神病的药物,幸好被母亲及时发现,送到了北医三院.
陈阳在医院住了没几天,脑子一浑,从医院跑了,鞋都没穿.整整一夜,他从塔院走到了右安门.第二天一早清醒了,才从路边的小卖部借来电话,联系上家人.
令燕子没想到的是,这次治疗一年后,陈阳又用刀片抹了两次脖子.幸运的是,陈阳两次自杀都没伤到动脉.靠着燕子,他从死神手里把命捡了回来.
陈林说,像陈阳这样的情况,已经进入了躁狂的最晚期阶段：头脑混乱、妄想症、幻觉和严重的焦虑.“所以,躁郁症是一种自杀风险非常高的疾病,甚至要高过抑郁症.”
“上帝分配的苦难也就这些”
自从二十多年前查出躁郁症,陈阳就从深圳的公司辞职；2011年,又与前妻分手.此后,他每复发一次就辞职一次,等病情稳定了再换一家新公司,外企、私企、国企全都干遍了.
他很忌讳和别人说起自己的病,不愿受到特殊照顾,更不愿因为疾病遭人白眼.
在躁郁症患者的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歧视的情况并不稀罕.许多病人和家属都想掩盖患病的事实,生怕被人另眼相看.
陈阳和燕子相识的“阳光工程心理论坛”（下称“阳光工程”）,是中国最早抗击抑郁症、躁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互助平台之一,聚集了18万余名患者和家属.
“随郁而安”训练营是“阳光工程”组织的一项线下活动,开始于2017年11月.在这里,一群经历相似的人聚在一起,根据不同的主题分享经验,互相支撑、互相激励.主题包括“治疗之外的‘自救’与‘陪伴’”、“打破亲密关系里的纠结”等等,每次不同.活动时,病友和家属平摊经费,“领导者”的职责由大家轮流承担.
“在美国,这样的形式非常普遍.”居住在美国的躁郁症患者紫叶说,她参加过几个与训练营形式相似的互助小组,效果非常好.但是在中国,这种活动“只有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有”.许多病友和家属,从未参加过.
3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餐厅里,40名心境障碍病友和家属参加了训练营,许下2018年的新年愿望.只有在这样的场合下,他们才不会被视作“异类”,才敢毫无顾忌地讨论自己的病情,诚实地面对自己.
已经大四的蒋悠悠,病情早已稳定下来,顺利找到了一份国企的工作.再有几个月,她就会拿到,被派到某个拉美国家做对外贸易.新的一年里,她期待着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尽管距离上一次复发才过了一年.
去年春天,蒋悠悠去西班牙做了一个学期的交换生.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抑郁又一次向她袭来.头两天,她成天闷在房间里,瘫在床上动也不动.她告诉自己,再这样下去,人就废了.
第三天,她强迫自己跳下床,揣起相机,推开门.她看到温暖刺眼的阳光,路边盛放的鲜花……
蒋悠悠掏出相机,对准了他们.取景框里,每个人都笑意盈盈.理所当然地,她也跟着笑了起来.
那是蒋悠悠最开心的时刻.她想,即使余生都要和躁郁症如影随形,至少那一天,她勇敢地打败了它.
训练营里,陈阳也分享了他的新年计划：新的一年,要努力减肥.
5年前,两次自杀未遂的陈阳,*了病退手续.此后,他自学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还学做社工,全身心投入到公益事业里.每隔一周,他都会去四季青敬老院陪伴老人,还经常张罗组织各种病友聚会.
得病23年,他早把一切看透了.“人这一辈子不是碰见这个坎,就是碰见那个坎,”陈阳说,“上帝给你分配的苦难也就这么些了,我们摊上了神经病,别的事可能就没摊上.”（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胡婷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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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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