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民国政治下的国会和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小议，本文是民国有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与孙中山和民国政治和小议相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民国政治曾经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西方和议会政治也曾经是先进中国人引进救国思想的一次重大尝试和演练.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革命领导者,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终身奋斗死而后已.他的政党思想无疑是近代革命思想和救国思想的一种突出表现,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应该深为中国化研究所重视.笔者抛砖引玉,希望在找出它与中国政党思想的联系以及与当代政党的关系上做一尝试.
关键词:民国政治 议会代议制 孙中山思想
一、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到国会的“出炉”
1911年10月,武昌新军攻占武汉三镇,十七行省除直隶和东北地区外几乎纷纷脱离清政府的统治.不到一个月,已先后有十五个省区宣告独立,相继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各独立省区代表先后汇集武昌和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先组织南京临时政府,后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其后刚刚从欧洲回国的孙中山先生被各省代表选为全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第一届临时大总统,国号为“中华民国”,相应建立了政府机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也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终结.
中华民国的临时参议院是在1912年1月28日正式成立的,到会的议员38名.孙中山大总统致祝词,参议院推选林森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此后参议院顺利完成了两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交接过渡的历史任务.
1912年3月6日,袁世凯利用南北议和和孙中山的承诺,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以高票选为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袁推举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出面接收临时政府并组织新的内阁.4月1日,新一届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从此成为中华民国*人.历史上习惯将1912年到1928年间称为民国初年,或北洋时期.这16年中,中华民国曾产生过两届国会.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是在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云南参议员杨琼被公推为临时主席,此后数月内依法进行了议会议长选举和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两院议员多为社会知名人士,全院委员长为林森,参议院正副议长为张继和王正廷,汤化龙和陈国祥主持众议院事务.
二、民国初年风云际会下的国会角色
民国国会在组织、选举上规制分明,运行良好,实际操作上也中规中矩,特别是第一届国会.
按照《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的规定,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每二年改选人员总数的1/3.改选方法为：在参议员当选时,通过抽签将人员分作三批,按顺序改选.众议员任期三年,到期后全体众议员都要接受改选.在改举众议员之时,参议院停会,待新一届众议院产生后进入复会状态.国会会期为每年4个月,如有必要可以根据临时情况作出延长.国会决议须两院一致通过方能成立.
1913年10月6日,参众两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1912年底至1913年初,第一届国会议员通过选举产生.其后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获取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因为涉及政党政治的矛盾和斗争,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刺宋案.
经国会选举当选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开除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强行收缴他们的议员,国会由于开会人数不足被迫休会,袁世凯用所谓“政治会议”取代了国会.1914年1月,大总统袁世凯正式解散了民国第一届国会.其后更是下令解散了各省议会.5月,根据《中华民国约法》,袁世凯成立参政院,行使立法职能,在一定意义上取代了国会.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唾骂声中去世,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6月29日,黎元洪宣布恢复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8月1日恢复了第一届国会.1917年张勋复辟,经黎元洪之手使得第一届国会再次被解散.其后国会若有若无,段祺瑞以“再造共和”身份出任国务总理,利用梁启超的研究系组织临时参议会,作为第二届国会产生前的过渡机构.为了第二届国会选举,段祺瑞动用西元借款,伙同自己的御用谋士小诸葛徐树铮大搞“安福俱乐部”,压倒研究系夺得新国会绝大多数议席,第二届国会产生,人们习惯上也称其为安福国会.当时安福俱乐部成员的津贴每月是三百大洋,在选举与操纵选举上,西元借款派上了极大的政治用场.①
尽管民国代议制国会形式具备,但不可否认成为了时代军阀和政客手中的玩物.无论是民国产生的正式国会还是代议机构都有点摆设的意思,成为听话的“国会”.民国早期阶段,国会政治中的腐败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如袁世凯以高压手段罔顾流程压制议会先选举他为总统,再产生宪法.曹锟以五千大圆拉一选票为代价为自己贿选总统,上演了制造猪仔议员的时代活剧.
就是这样的国会在时代国难面前也不糊涂.也曾经借助国会发出过微弱的不平之音.
一战发生后,北洋皖系亲日派的参战路线,无形中成为帮助日本提高战后日本在远东实力份额的推手.在府院之争期间,第一届国会站在了无权的黎大总统一边.段祺瑞为推动参战案通过,不仅动用了督军团施压,还采取了公民团包围国会这样的袁氏伎俩,最终没有成功,反而刺激了多数议员反对,政局大乱.利用黎段之争张勋借机以解散国会为条件,同意来京调停,不料却大唱复辟反调.
五四期间,学生上街游行基本被总统府乃至议会默许,所以极少产生剧烈的暴力摩擦.甚至在赵家楼事件中章宗祥被殴,议会也没有通过大肆批捕学生的法案.许多人认为学生之举形式上与法不合,却符合法律的精神.著名国会议员兼记者蓝公武先生,还举出西方国家游行中出现的暴力,证明只要公众行为符合道义,有点暴力也无伤大雅.②
三、孙中山的政党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孙中山在初期并没有重视过代议制度.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治家,孙中山在辛亥以前甚至在其后并不认为同盟会是真正政党.一方面是因为同盟会只是为实现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的团体；另一方面,中国在当时尚未形成政党政治的浓厚氛围.
民国成立后,西方议会制度在中国政坛上开始兴起,国民党、统、共和党和党积极准备竞争议席,控制国会,参与政治.经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寄厚望于政党政治,并积极谋求组阁从政.宋案发生后,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先是采取“以党制党”的伎俩对付国民党,1913年11月,正式下令解散国民党.
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其实处于一种缺乏集权的、多方角逐的权力丛林中.几百个小党没有一个真正可以拼实力占据主导地位,政党竞争中凸显不出实力派.孙中山认为,外国人倡导代议政体,想象那会成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条件.民初政党政治只是通过无休止地竞争议会和内阁的席位,盲目追求西方英美式的模式,缺乏对国情的实际考察,因此代议政体充满弊端不能被充分利用,所以宋教仁组织政党去从事“代议政治”的想法不现实.
此后,孙中山吸取了过去建党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国民党成员庞杂、组织涣散的缺点,强调严密党的组织和加强党的纪律,实现党的统一.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在成立,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以党治国”的方案.从党建的角度考虑,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组织,也是中山先生政党思想不断成熟的一个表现.而且也逐步提出了“注重宣传”,“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的政治原则.③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开幕词中,强调国民党不仅要壮大力量,而且要领导“改造国家”的使命,这说明中山先生的政党思想已经日渐成熟,认识到国民党作为政党肩负着领导革命、指导建设的任务.孙先生其时其地再一次主张中国所反映的民权与欧美的民权不同,从而否定了代议政体.
他曾经强调过俄国的一种“人民政体”,要让人民行使民权.孙中山以党治国、政党合一的建国模式的确立,反映了孙中山屡次经历革命挫折后,政党思想不断在走向成熟.至于实行“”应该与其他党派如何建立参政议政的渠道,因为中山先生的离世,没有进一步发展.其后他的政党思想也没有被国民党人继承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四、运行代议制失败的启示和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与当代政治的思考
民初的资产阶级政党其实根本无力主导和推动近代中国制度的真正发展.究其原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都十分薄弱,所以会产生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会妥协也会丧失抗争的勇气,也会出现政治上的反复无常,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这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下,政党与军阀、议会与专制原本矛盾的双方,会柔和统一、相互妥协和相互渗透的原因.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实质上缺乏实行西方议会制度的土壤.西方英美资产阶级政党是通过建立庞大的阶级力量和经济基础来完成现代化道路的.所以在英美国家,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通过掌握国家政权成为制度变迁的主导者.而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由于阶级基础和经济实力的薄弱,不足以也不能够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政治力量.
既缺乏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强大的政治核心,不可能产生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就不能形成强大的政党.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盲目地走西方英美自由主义的议会道路,观念与时机严重脱节,这也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践中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
政党政治需要与它相适应的文化背景,包括人们对政党组织、制度的认同和评价.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丰满,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模糊,影响着对权威的合理构建,民国之初人们的共和观念尚居于淡薄位置,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人治观念缺乏向法制观念转变的条件,缺乏规范认同.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贫乏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上还缺乏普遍的认同,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难以获取社会的广泛支持.
传统文化作为社会的“共享信仰”,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社会变革并不完全同步,共和观念下仍然会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丑闻看起来就不稀奇了.
英美代议制的移植虽然在近代中国失败了.它毕竟是救国图强,引导中国走向政治近代化的一种政治尝试,对唤起民众觉醒、增强人们的共和观念起了推动作用.它失败的经验教训,为以后的政治化进步留下了宝贵财富.有一点重大启示就是,任何好的制度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有把握住国情才能主导制度的变迁.
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孙中山的政党思想趋于成熟.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与其他政治党派和团体比较起来,当时中国国民党最为成熟,它不仅重新强调三义革命宗旨,而且党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党员的职责、组织纪律的要求都具备了近代政党的条件.孙中山先生晚年更加强调“以党治国”,并提出“全民政治”思想.这是中山先生以苏俄模式改组国民党以来,与中国及各革命阶层合作共同领导国民革命的一种大胆尝试.
孙中山通过对政党职能的不断认识,“从主张以党成功革命到推行‘政党政治’到‘以党治国’,由革命到实现两党代议政治再回到制的变化,一方面说明他认识到要建设一个真正的民国,不仅革命需要革命党,建设也需要革命党.”④面对当时国内武人、旧官僚专制,政客横行,军阀混战的国内复杂局势,孙中山通过国民党建立并巩固政权,防止割据,这是适应当时形势需要的,其间也一度产生“以党代政”的错误倾向,强调“人治”和“主义作用”,轻视和法制的作用,这是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之初,也因为国内形势的复杂和严峻,出现过近似领袖个人崇拜集权的现象,破坏集中制的传统,导致了十年内乱.尽管孙中山的三义理想和马列主义道路理论间存在差异,透过中国近百年的民族奋斗史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代替中山先生实现了引导中国走向民族独立乃至富强的夙愿.国民党对于建立政党国家曾经深刻探索过,但由于国民党或者出于政治应急或者急功近利并没有完成政党国家的真正建立,建立政党国家一直是中国的政治取向,完成民族独立的中国更加明确地走向了政党型国家的定格.
中国肩负起建国的历史重任,中国所倡导的国家政党理论不同于英、美的“社会中心主义”,不同于德、日的“国家中心主义”,是中国特色的“政党中心主义”.通过党对国家的权威领导能够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保持党的理论建设与时俱进,指导和推动制度发生变迁.中国领导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历,也说明了“政党中心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如今,中国化进程加快,法治建设愈来愈完善化,所以,“以党治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任何随便夸耀西方代议制比中国现行政体更好的话题都是不负责任的.作为中国公民,我们都希望中国在实现富强的道路上越走越稳,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释：
①曾毓隽.忆语随笔［A］.杜春和,等.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74.
②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9~130.
③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97.
④林家有.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442.
参考文献：
［1］林家有.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2］马平安.晚清变局下的与地方关系［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
［3］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4］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张连文（1974－）,山西阳高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硕士,山西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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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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