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孔子和柏拉图中西哲学比较，该文是关于比较研究相关论文怎么写与柏拉图和孔子和哲学相关论文怎么写.
摘 要：孔子是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思想的先锋,柏拉图是西方古典政治思想的开拓者.本文通过对他们政治思想中的“礼”与“正义”、政治制度、政治主体以及政治理想的框架性比较,概括出他们政治思想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总结他们对中西政治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中国哲学；古希腊哲学；孔子；柏拉图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4-0057-03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人有关思维本身的问题包括：真理是什么？真实是什么？世界由什么组成？简而言之：这是什么？在希腊人参与的西方世界中,真理被理解为知识,追寻的是事物之永恒及实体所在.中国哲学家提的问题却是关于“哪儿”：道在哪儿？中国人早就接受世事的变幻才是永恒的观念,因此以寻道来适应这个变幻的现象或表面真实.对中国人来说知识非抽象而是具体的；不是表象式,而是作为道或途径的知识,是一种实际技能.
古希腊人想要寻根究底,最终构成事物存在的事实、原理和理论.而中国先秦思想家则旨在寻觅那些促进社会和谐的行为模式,对于他们而言,真理最重要的培植人的品性,而非推论的命题.他们并不执着于对运动变化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而是孜孜以求地去体验世界而非理解世界.对孔子而言,思维不是抽象推理的过程,而是彻头彻尾的一种语言学上的述行过程,即行为的直接结果是达成某一实际效果,及所谓的“经世致用”.先秦的思想家并不把思维视作跳离经验世界以成就客观性的手段,而是一种基本上讲求综合、具体而微的行为,以便充分发挥现存的一切可能性及有利条件.中国哲学没有提出本体论主张,这意味着“万象”之后无“存有”,“多”之后无“一”,“现象”之后无“真实”.有的只是恒常变化,周而复始的过程,令世界多少显得连贯而确定,但由于世界固有的不确定性,又多少变得新奇及出人意表.真实是个不言而喻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建基于具体观察及经验之上.中国思想家的真实是内在的,不会受制于绝对客观的原则.他们不用规范来促使人们产生恰当的行为反应,而会用形象、典范、类比、比喻去进行交流,进而建立人际关系.他们一般不会区分真实和事实,因为他们相信,原则是否有效,只能通过实际事件来检验.
对于柏拉图来说,世界的运行、天体的转动、四季循环,这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一种秩序规律,这正好支持了他所相信的道德与理性心灵方是宇宙主宰的主张.他在为*准则寻求普遍定义过程中,形成了他的“理念论”,并以此作为所有知识之基础.苏格拉底为普遍永恒的*准则寻求定义,是为了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柏拉图却把老师的追求转变为一种本体论的要求.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分类项目必须具有一个根植于超越物件或“理念/形式”的参考点.不仅是道德真理的知识需要服从这样的“理念”,所有自称为知识的主张都必须服从.柏拉图声称最高级的知识必须符合两个主要条件：普遍性（客观性）和永恒性（不变性）.换言之,知识不可因观点不同而对立,真正的知识从任何角度看都应该是真实的；知识不会因时间而变.古希腊哲学家追求真理与知识的热忱令人钦佩,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他们立下决心,要在思考时做到寻根究底、分析微细、逻辑明确,同时极力排斥那些根据感官经验获得的知识,认为都是虚妄的,既不够恒常,也不够真实.正是希腊哲学家这种坚持,人类才得以受惠于他们在逻辑、数学、科学、哲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贡献.由于早期希腊哲学家排斥实际的感官经验,轻视因果,这种态度也对西方世界造成持久恶果.只有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才重新采取更加包容的思考方式.即使这样,几个世纪以来,二元对立思维仍在影响着他们.
中西哲学方面的差异还体现在个人、社会、国家的关系上.例如,霍布斯相信人本恶,所有人处在困乏的生活环境中,都受制于正直公平的自然法则.他认为这种生存状态十分可怕,人不得不团结起来,拥立一位领袖,并受其管制.霍布斯认为,政府的正统地位来自受管制人民的权利,而非来自皇帝和神权,也非统治者天生优越,社会由契约而产生.社会契约根植于于一个根本假设：个体为了维护大自然最基本的权利,即保存肉体的生命,同意放弃非分、妄自尊大和贪慕虚荣.此外,公民社会不仅应确保人民有权享受治安环境,更要通过私有财产的制订和保护,保障那些既勤奋又明理的人有权为所有人创造财富.自由社会除了订立这些规则保障彼此的基本权利之外,不会考虑为公民制定任何正面的保障,或某种较为优越、值得大家向往愿景.正是基于这种人性理由,20世纪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包括杜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约翰·罗尔等,才把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其中个体既相互关联,也与整体社会息息相关,一如细胞组成的器官,器官再组成有机体.杜威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提出了一套有别于我们先前讨论的社会观.杜威集中研究个体交往时的特色,而非探讨如何保持社会各独立存在的实体如何分界,他阐释了是社会如何由人类组成的,靠的是组织.在此,“社会”与“社群”之意义汇合成为能培育个人与社会成长的共同生活方式.杜威说的社群并无严格界限,也非一成不变,因为令社群凝聚的不是类同成分,而是不同成员的沟通.好像每个人都具备“神的眼界”,创造并深化着无限的视野.这种兼收并蓄的社群不会容纳不下歧见,反而更需要千差万别的人群,才能发展兴旺.杜威对社群、社会和个体的见解,跟早期儒家思想有某种契合.
中国哲学与西方发展背景不同,因而于西方有很多差别.儒家的德行以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实用倾向为中心,强调人与人相交、合作、互容、互惠互利、彼此尊重,也注重人民和睦相处,使万物融洽共存,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家著书立说的重要依据.在西方哲学中,由于相信宇宙之单一秩序,他们更追求自然和社会连贯统一,亦即理性或逻辑秩序.相反,中国哲学追求的美感秩序,在万物和谐中寻找构成宇宙的无数独异之物,包括人类自身.和而不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论语》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再三申明,要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务必在歧异多样之中追求协调.和而不同也是中国历来的政治主张.《论语》中提到“君子不党”,即反对从政的人朋比营私.孔子提倡社会要达到和谐,需考虑各参与者的不同意见.容忍异己,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务求每一个体显现其独特之处.最佳的和谐状态是社会所有成员各安其位,所有人不受干扰,这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和谐.在个人权利和个人义务上,儒家也与西方哲学取向不同.儒家不注重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所强调的个人权利,而强调个体对国家社会的义务或责任,至少在理论上,这种责任要求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一样的,主张在社会交往中忠诚待人,在遵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徒关系的基础上和睦相处.孔子与老子都主张政府不可以惩戒为施政手段,国君需戒奢靡,慎防权力欲太盛,任意妄为,刚愎自用,自满自大.儒家和道家也强调克己,尽管对克己的理解上有出入,因为儒家视现实为天意的表现,而老子则把现实看成天道或自然之道.由于孔子及其弟子很清楚政治权力的真正基础,所以从不会忽视人民的力量,总要为民请命；也从不把政治权力看做目标,只视之为手段.儒道传统以及中国文化均带有反战色彩,看重预防而非攻击.如在《大学》就写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以利民为念,因此对中国人民来说,也不过是手段,而非目标.
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创造了“乌托邦”一词,他还设想在美洲一个子虚乌有的岛上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这与儒家的科层制福利国家、道家的小国寡民如出一辙.《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是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儒家理想的社会,它也是古代中国人所向往的一种人人平等的福利社会.孟子后来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大同理想,提出井田制.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则描绘了中国道家世外桃源式的理想社会.许倬云认为这个故事中的社会是另一种理想社会,完全与外界隔断,无需缴税,没有政府,连知识也不需要,这个道家的乌托邦正好为儒家的大同社会提供了另一条路径.许倬云所说的第三个乌托邦式的自足的社会,是儒道两家乌托邦的折中,它不是桃花源那种无政府社会,靠善意维系,而是一种需要自我管制的社会,只不过这个自治是在社群的层面实施的.许倬云的三个模式都有别于西方的乌托邦理想.西方的乌托邦通常是一个城邦,而中国的则往往是个单纯朴素的小农村,代表着中国人对质朴自然的向往.此外,中国的乌托邦如果不是一个为实现公正社会的蓝图,就是一个处于与世隔绝的隐地,人民可以自行掌握命运,是人民对自由平等的一种渴望.
在历史上,由于东方农业经济形态与西方游牧经济形态的不同,造成了两者文化哲学与思维倾向的差异.尽管存在诸多不同,但作为人类优秀文化,两者都极具价值,都是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中西方应该相互学习,尤其在哲学、*学、社会学等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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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
〔4〕王晓朝.柏拉图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徐阳）
结论：这是一篇关于柏拉图和孔子和哲学方面的比较研究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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