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列宁知识分子政策的得和失，本文是政策类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和知识分子和列宁和政策有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与知识分子基本上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们都揭露和批判沙皇统治的黑暗与反动.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党的领导人（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从原先旧社会颠覆者变为新制度的维护者、建构者,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要求执政者重新审视和确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面对严峻的内外形势,执政党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加上革命胜利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普遍对苏维埃政权采取冷淡疏离、消极怠工甚至公开对抗的态度,列宁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常常处于一种摇摆的、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知道建设新社会离不开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认为知识分子都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对新政权的偏见,因此对他们又充满疑虑和不信任.苏维埃俄国建国初期对不同类别知识分子采取不同的政策,有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也有起消极和不良作用的地方,对当时和后来的社会进程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列宁；知识分子政策；作用与影响
忧国忧民忧天下,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近代俄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他们承载着社会变革中急先锋的角色.从19世纪初叶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革命家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别林斯基等满怀主义的思想家,从狂热不羁的民意党人到意志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其中多数人是知识分子.在俄国的传统里,尽管也有依附于沙皇统治的御用文人,但就其多数和主流而言,他们是代代相传的充满理想主义、人文关怀、不懈奋斗和牺牲精神的社会精英.历史发展一向是诡谲的,伴随着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往往是身不由己、捉摸不定的.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体当他们执掌国家政权之后,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同样表现出诸多摇摆和舛误,值得研究和总结.一、近代俄国文化生态和知识分子的分类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叶,俄罗斯面临着一个复杂并充满矛盾的文化环境.
首先,俄罗斯文化教育落后,但科学事业成就显著.根据1897年沙皇政府所作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的材料,在9-49岁的居民中,识字的只占28%,识字的妇女仅为16%,就是说,70%以上城乡人口是文盲.绝大多数儿童被剥夺上学的机会,全国中学生不足25万人,大学生人数更少,这种状况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列宁在1913年写道,像俄国这样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受教育、求取知识权利的野蛮国家,在欧洲“再没有第二个”.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俄罗斯是一个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的民族.自18世纪初彼得大帝倡导向西方学习,聘请外国专家,传授科学知识,引进西方技术,翻译出版西欧国家的科学技术文献,创办科学院,此后的两百年间,在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多个学科领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使俄罗斯在科学事业方面跻身于世界前列.
在世界文明浪潮的冲击下,俄国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与广大城乡居民的愚昧、落后和迷信,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次,皇权至上、宗教传统和村社精神“三位一体”,构成俄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
在俄国,沙皇一个人独占最高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皇室和官史横征暴敛,挥霍无度,对外武力扩张,争夺霸权,整个俄国在鞭子和棍棒下遭受蹂躏,专制集权的野蛮统治,使广大民众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状态.尤为甚者,长期的皇权统治灌输的愚民教育,在民众中形成浓重的皇权观念,人们把沙皇尊为能解救人世间苦难的父亲.恰达耶夫说：“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21”6
俄罗斯人,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都有浓郁的宗教情结.东正教自视肩负着第三罗马的救世使命.19世纪起,教会与沙皇政权结盟,教会教导人民要服从沙皇的统治,沙皇政府则以来维护东正教的地位,禁止异教传播,教权与皇权成为束缚和压迫民众的两大绳索.
此外,村社精神也是俄罗斯人特有的精神现象.俄国长期保存古老的农村公社,即村社的基层社会组织,绝大多数农民都生活在村社中,村社精神是被理想化了的群体主义、管理、民权保护等原则的体现,也是沙皇统治的思想基础.在许多人看来,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
其三,这样的文化环境,造就了俄罗斯人驯良而又好走极端的民族性格,他们经常会在“好”与“坏”两个极端之间摆动.
尼·别尔翥耶夫说：“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世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一一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3]3这种好走极端的倾向在20世纪初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背景下表现得更为突出.
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有了阅读能力,各种书籍、杂志、报纸不断出版,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凸现,孕育着各种学派、政派、思潮的交流和碰撞.
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历来存在不同的界定和分类.许多人把知识分子界定为拥有专业知识（或技能）、又追求普遍价值的人.就是说,知识分子是那些运用专门知识为社会、为公众谋利益的人,他们对社会具有责任感,对权力和政治往往采取批判态度的人.让一萨特认为,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的书上签名时就是个知识分子.此话未免有失偏颇,但有一定道理.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是那些从事每个社会和社会集团必不可少的专门性的工作,其中包括技术性、意识形态等工作的人.也有学者认为,所有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运用特定的物质手段从事文化和社会秩序批判、颠覆、建构或承载某种文化和秩序并为之提供合法性论证和阐释的人.①
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知识分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是自然科学家和技术知识分子.彼得一世为改变俄国落后面貌,十分重视向西欧学习科学技术,他甚至隐姓埋名,亲自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造船厂干活,被看成一名“勤奋而聪明的木工”.他还率团到英国参观学习,回国后推进各方面改革.他大力兴办教育,培养本国专门人才,发展科学事业.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俄国在许多领域的科学发明和科学成就跻身于世界领先地位,出现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化学家德·门捷列夫于1869年创立元素周期表,将已经探明的元素组织成系统,并对未知的元素作出准确的预测；物理学家亚·斯托列托夫、彼·列别杰夫、巴·亚布洛奇科夫等在电磁学、电学方面成就卓然,亚·夫于1895年前后发明收音机,与西方发明家同步；在数学、生物学、生理学方面也取得重大成绩,其中,伊·巴甫洛夫于19世纪80年代进行一次划时代试验,他通过狗对食物的反应实验,确立了条件反射的理论和实验,对生理学和行为心理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在实际操作的各个岗位上,工业、建筑、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里,也形成了一支相当数量的工程师、建筑师、教师、医生等不同职业组成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
第二类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19世纪的俄国,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教育文化科学的发展,涌现了一批有世界髟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伊·屠格涅夫的《罗亭》《父与子》等6部代表作刻画了在社会变迁中俄国知识分子的境遇及思想演变.费·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认为是俄国作家中最具俄罗斯特色的作家,他的作品被认为体现了俄罗斯人的救世主意识以及俄罗斯灵魂的诸多难解之谜,他也是最具人性的一位作家.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使他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誉,他的作品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生活场面,充满了对生活的追求和对人类自身的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还出现了马·高尔基为代表的平民作家,安·契诃夫是享有盛誉的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以及弗·马雅可夫斯基、谢·叶赛宁、安·阿赫玛托娃等一流的著名诗人.
在社会科学领域,在俄罗斯,哲学被视为追求“平等…‘自由”幻象的思想源流,1850年,沙皇取消在大学开设的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代之以神学,“白银时代”的思想界变得不关心政治和以自我为中心,哲学和神学的结合使俄罗斯在哲学领域少有建树,虽然弗·索洛维约夫曾使哲学经历一次复兴,但他的哲学一神学专题著作深奥难懂,他始终是一个孤独的人.在俄国思想史上,1909年以《路标》出版为标志的路标派的崛起在思想界掀起一殷波澜.由7名作者撰写的小册子一出版立即引起了广泛的赞赏、批评和争论,时至今日,对这本书的争论和思考从未停息.近代俄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传统,在思潮纷乱复杂的20世纪初叶,路标派原先也曾主张革命,信奉自由主义,标新立异,而后又反对激进主义,主张重新审视自我,宣扬温和的保守主义和回归宗教,乃至“再造宗教”,以捍卫人的“创造性自由”.正因为如此,路标派一打出旗帜,就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路标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彼·司徒卢威、尼·别尔嘉耶夫和谢·布尔加科夫.
第三类是革命知识分子,或称为从事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如果从19世纪初叶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革命家算起,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这类知识分子绵延不断,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显要的角色.19世纪40年代起,维·别林斯基、亚·赫尔岑、米·巴枯宁、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开始活跃在意识形态的舞台上,成为俄国第一代革命主义者和平义革命家,他们的许多观点后来成为民粹派的思想旗帜,使民粹主义在俄国盛行一时.民粹派知识分子打起“到民间去”的口号,试图唤起民众反对沙皇统治,失败后,一些人走上极端主义和密谋主义道路,出现了特卡乔夫、涅恰耶夫等奉行激进路线和方法的民粹主义革命家,他们企图以、投毒、爆炸等极端手段改变现行专制统治制度.随后不久,马克思主义开始传人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曾经是民粹派成员,但后来却成为民粹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对手,最著名的人物当数普列汉诺夫.
19世纪末,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第二国际影响下成立了俄国社会工党,这个党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是一个“迟到者”,但成立后不久,就受到俄罗斯传统文化和当时流行欧美国家社会主义思潮的浸润.在1902年党的二大上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政治分野,两派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但在政治理念、斗争策略和方法上有很大分歧,前者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中、严格纪律的少数革命家组织的党,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注重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改造社会.孟什维克则主张运用比较温和的甚至改良的手段改变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比较包容的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看出,孟什维克接受的是当时欧洲各国社会党通行的变革现行社会道路和方法,布尔什维克更多的是承接了俄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政治传统,这两类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与俄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民粹派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以及自由派中的不同流派有许多类似的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分类并没有确切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其职业属性加以区分的,事实上,就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而言,各类知识分子常常是相互交叉的.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不同类别的俄国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具有西方知识分子那种对现存制度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富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情怀,少有依附于沙皇政权的御用文人,这也许是俄国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
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与知识分子基本上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们都揭露和批判沙皇统治黑暗与反动.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党的领导人（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从原先旧社会的颠覆者变为新制度的维护者．建构者,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要求执政者重新审视和确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面对严峻的内外形势,它要处理十分繁重而复杂的经济恢复、社会管理事务,由于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加上革命胜利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普遍对苏维埃政权采取冷淡疏离、消极怠工甚至公开对抗的态度,列宁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常常处于一种摇摆的、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知道建设新社会离不开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知识分子为新政权服务；另一方面,由于原有知识分子往往不愿意顺从苏维埃政权并为其服务,列宁认为知识分子都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对新政权的偏见,因此对他们又充满疑虑和不信任.
在新政权一时无法培养出大量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情况下,列宁主张对不同类别的知识分子,采取不同的政策.
一、对技术知识分子：赎买一利用
技术知识分子,泛指自然科学家和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专家和专业人员,他们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为各类人群服务,因此新政权应给予必要的信任和照顾,立足于利用和改造.
列宁懂得必须吸收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的重要性,可是,旧社会留下的知识分子都深受旧学校的教育,他们头脑里充满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备种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旧观念,对无产阶级新政权往往怀有偏见,加上受到社会上各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因此,胜利初期一大批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技术专家不愿与苏维埃政权合作,他们消极怠工,使许多行政机构和重要经济部门几近瘫痪,使社会陷入严重混乱和失序状态.为应对这种状况,苏维埃政权重拳出击,成立“契卡”（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的目的之一,就是打击普遍的怠工现象,然而对这些人又不能采用单纯的强制手段,于是列宁开始酝酿和探索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政策.
其一,对资产阶级专家实行赎买政策,给予高薪.为了吸引旧专家参加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自1918年初起,苏维埃政府就决定给予一批有真才实学、有管理经验的专家月薪2000 -4000卢布,一般为3000卢布.新政权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公职人员应当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当时工人的平均工资是420卢布左右.所以,苏维埃政府作出规定,人民委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每月最高薪金为500卢布,至于付给专家更高的报酬则不在此限.据此,两者相距为6-8倍.列宁认为,给旧专家高薪是对资产阶级赎买政策的一种体现.
对旧专家实行高薪,招来党内外许多人的反对和不满,也引起不少激烈的争论.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说：“有些人收入4000卢布,应当把他们拉到墙角下毙.”列宁反驳说：“这是不对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而我们这里能够领取4000卢布的人并不多.”不过列宁承认,高薪政策并不符合巴黎公社的原则,对无产阶级政权是有腐蚀作用的,对员是不适用的.1919年初,列宁在党的八大所作关于党纲的报告中再次提到,有人问我,难道在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工资可以高到3000卢布吗？列宁回答说,实际上我们已将这个问题写进党纲,加以确认,因为这方面的不满已经太厉害了.列宁接着说：“在军队中,在工业中,在合作社中,到处都存在着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这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手段使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想用另一种方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行的.而要这样来建成共产主义,就必须把工作人员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必须吸收所有这些专家参加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著述中通常称旧专家为“资产阶级专家”,在这里,列宁认为要把这些专家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作为“工作人员”,使之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力量,这里包含着吸收、使用和对知识分子加以改造的意思,意味深长.
其二,大胆启用旧军官、旧专家,利用旧专家为建设新社会服务.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各方面人才奇缺.不久,国内战争爆发,首先提上日程的是,新组建的红军队伍找不到军事指挥人员和其他军事专家,沙俄时期的旧军队已经解散,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低下,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懂得如何打仗,一上战场往往慌乱失措,不堪一击.为改变这种状况,托洛茨基作为红司令最早提出,在军队中启用沙俄旧军官.此举遭到伏罗希洛夫、斯大林等“军事反对派”的疆烈反对,引发一场党内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列宁明确地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约有7万名沙俄旧军官在红军中服务,由他们来训练士兵和指挥作战.为防备旧军官倒戈,托洛茨基还提出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委员制度,以监管这些军事专家,这种做法,为争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列宁对此曾作出积极的评价.他说,我们“所领导的红军的一切胜利,部分也是由于我们善于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而取得的.我们在军事方面的这一政策,应当成为我们在国内建设方面的政策”.[5]346
在列宁看来,利用旧专家为新社会建设服务,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他分析说,我们有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技术专家,有军事专家、农艺师、工程师和教师,所有这些人都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资本主义把文化只给予少数人.无产阶级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和胆量,给予旧专家,即技术型知识分子必要的信任,立足于利用和改造,使他们投身到新社会建设事业中来.他指出：“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而这些科学、技术、艺术却在专家们的手中．在他们的头脑里.”‘61”列宁认为,所有这些专家是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的一大笔遗产,“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地大量地利用他们,把他们全都用起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从我们的党员中培养专家,因为现在全部问题在于实际工作,在于实际效果”.[7]395
这样做,关键在于执政党自身要坚强有力和政策正确,对旧军官不是单纯的利用,而是要吸收他们并给予充分的信任,“他们将负责指挥,我们将派自己的人同他们一道工作.而且我们凭经验知道,这一定会有成效”.‘61”5列宁还把利用旧专家上升到战略的高度.他说,我们的“秘诀就是：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拣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我们就是要用这些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困难就在这里,胜利的保证也在这里”.‘61 49
上述言论,表现了列宁宽广的胸怀和远大的目光.
其三,努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沙俄时期,俄国约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专家1.1万人左右,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相当优越.①十月革命后,由于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知识阶层中不同职业的人,普遍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不理解、不欢迎、不合作的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使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均有所下降.加上“”的影响所及,也殃及不少无辜的知识分子,加深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恐惧和对抗,一大批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艺术家移居国外.如在世界上最先设计多引擎飞机的航空工程师西科尔斯基,1919年移居美国,后来成为设计直升飞机的著名航空技术专家；生物学家柯连谢夫斯基移居英国,专门从事老年疾病研究,后被誉为“老年医学之父”.
著名生理学家、动物和人类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创立者巴甫洛夫,十月革命后生活窘迫,研究工作难以为继,1920年底,瑞典写信给列宁,请求准许巴甫洛夫去瑞典,“那里可以为他从事自己伟大的研究工作提供良好和安静的环境”.接此信后,列宁写信给人民委员会说：“这件事很丢人！”1921年1月,苏维埃政府通过专门决议,创造最良好的条件以保证巴甫洛夫院士和他的同事们能从事科学工作和出版他们的科学著作.①
应该说,列宁对自然科学家和技术知识分子是比较重视的,虽然他的出发点是要这些人为建设新社会“工作”,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有效工作是苏维埃政权生存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尽管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同样“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但觉得应给他们必要的信任,“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工人政治委员和支部来包围他们,使他们无法挣脱,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阶层就不去工作.想用棍棒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这一点我们已深有体会”.[4]767
正因为列宁的上述思想,使新经济政策实行后,苏俄的科学研究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在一些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此外,列宁认为有专业如识和技能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专业的途径接受共产主义.他强调说：“工程师为了接受共产主义而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的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如此等等.”‘81”3这里,他对争取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型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有着一份期待和信心,对这些知识分子采取的政策也是适用的,正确的.
作为列宁的政治遗产,在苏联的建设时期,承续了对技术知识分子重视、重用和给予优厚待遇的政策,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也涌现了不少世界一流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成果,奠定了苏联科技强国的地位.
三、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
无奈一驱离
可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革命胜利之初,局势紧张,政权未稳,几乎所有的出版物都掌握在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不满和敌对情绪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手里,他们在报纸上散布谣言,抨击新政权的各项政策措施,在民众中造成思想混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深知报刊等出版物对民心起伏和社会安定的极端重要性,1917年11月,列宁就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签署了《关于出版的法令》,封闭所有煽劫反抗或不服从新政府、鼓动犯罪行为或故意歪曲事实真相的报纸,理由是,在新政权刚刚确立的紧要关头,报纸是“有时比炸弹和机关更具有危险性的武器”.列宁知道,建立书报检查制度、封闭报纸显然有悖新闻自由的原则,所以法令中声明,取缔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刊物,是一项“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消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②但是这个诺言并未兑现,随着社会政治形势逐渐稳定,非但没有放松对出版物的行政管制,反而将书报检查进一步制度化、合法化.封闭报纸,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的反弹和不满.
在世界各国,知识分子都无法形成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它们往往以不同的职业,或者以不同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分别形成各种相对松散的社会群体.在俄国,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型知识分子虽有一定数量,但他们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只有具有独立思想、批判精神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及革命知识分子,才在政治和社会舞台上演出一幕幕悲喜剧.沙俄时期,这两类知识分子大体上持有共同的立场,即揭露沙皇统治的黑暗和腐败.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而今成了执政者,社会角色的转换使他们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这些人往往具有桀骜不驯的独立性格,有自己的信仰,不屈从任何“权威”和迷信；另一方面,这些人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意识,他们往往以揭露当政者的腐败和社会的阴暗面为己任.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对技术知识分子采取赎买政策,利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为新社会服务,得到这类知识分子接受和认同的话,对那些有独立政治见解和批判精神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政策就不适用了.在革命胜利后的若干年内,这类知识分子仍秉持原有传统精神,对布尔什维克采取对立和对抗的立场,严厉批评苏维埃的各项政策,他们利用各种舆论工具,经常用极端的言论揭露“真相”,以抽象的自由和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批判“无产阶级”的“残暴和践踏人权”,这在新政权处于立足未稳、内外交困的境况下,对于执政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于是,动用契卡等强力机关处置了一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免有不少错案）,然而,布尔什维克既不能完全封住他们的嘴,又不能将他们全部划为“对象”加以镇压.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和俄共尚未找到对这类知识分子合适的政策和方法,只能时时加以警惕,限制其活动范围,对其反苏维埃的言行予以取缔,并右选择地采取驱离政策.
明显的事例有两个：一是高尔基的出走,二是所谓“哲学船”事件.
众所周知,高尔基是著名的左翼作家,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情怀,深刻揭露了沙皇专制统治的黑暗与,他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早年就加入俄国社会工党,被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列宁与高尔基两人1905年底初次会面后,就结下深厚的友谊.1907年高尔基新作《母亲》刚出版,列宁就一口气读完,称赞这是“一本很及时的书”.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这部描写工人阶级少年开始觉醒的小说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之后,两人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列宁仍密切关注和讨论高尔基的作品,在通信中鼓励他“必须经常不断地同政治上的颓废、变节、消沉等现象进行斗争”,另一方面,由于受波格丹诺夫等人的影响,列宁对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造神论等倾向进行严肃的批评,但高尔基不赞同列宁的看法,两人的观点出现分歧,但他们之间的思想交往和友谊始终保持着,严重的分歧出现在1917年革命前后.
二月革命爆发后,高尔基满怀兴致地认为通过这场革命,使“俄罗斯人民同自由联姻”了.5月初他创办《新生活报》,在这份报缎上开设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专栏,宣传自己的观点.此时他的基本政治倾向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列宁没有直接指名批评高尔基,只是在一些文章里揭露了《新生活报》所持的立场和观点.
十月革命期间,高尔基不赞成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的方针,他把群众的革命热情称为“卑劣的本能的爆发”,革命胜利后,又接连发表文章和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内发表短评,否定这场革命,他声言反对一切暴力行为,对新政权采取的所有措施几乎都进行挑剔和批评,甚至称列宁正在“拿俄罗斯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要失败的试验”.虽然与高尔基产生了罅隙,但列宁始终认为“高尔基不可能离开我们,他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1918年7月,苏维埃政府决定查封《新生活报》后,列宁就此事说过这样一段话：“当然,《新生活报》需要查封.在现在的这种需要发动全国人民保卫革命的条件下,任何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都是极其有害的.而高尔基是我们的人……他同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有着非常牢固的联系,而且他本人就出身于‘下层’.他一定会回到我们这里来.”[9]4”实际上,高尔基思想上也是有矛盾的,他对列宁保持着一份诚挚的感情.1918年8月30日发生列宁被刺事件后,高尔基受到极大震惊,他立即致电慰问,并亲自到克里姆林宫看望列宁,后来在谈到这次会见时说：在谋杀列宁的事件发生后有一点已经完全清楚了,即列宁不仅仅只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且是整个无产阶级的领袖,“正是从这时起,我的那种深信‘夺取政权的做法不正确’的看法消失了”.在1919年到1921年间,他们两人关系有所改善.不过高尔基的思想没有多大转变,他对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镇压措施仍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凭着高尔基的声望和与列宁的友情,他也许是能够与列宁直接沟通的“不同政见者”,他多次写信给列宁,为一些人求情,要求放弃对反对派和知识分子使用暴力,声援和营救一些被的人.这一切,在列宁看来,是由于高尔基一直受那些不满或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包围,脱离了工人农民和革命后新的现实而造成的.因此,列宁想使高尔基改换一下生活环境,1919年7月致信给高尔基,信中说：“看来您在彼得格勒住得实在太久了.总呆在一个地方不好,会感到疲倦和厌烦的.”信中劝他“出去走走”,并答应一定会“把此事安排好的”.”但高尔基拒绝了这样的安排.
列宁与高尔基的友谊继续维持着,但两人的分歧日益明显.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宁从维护苏维埃政权出发,认为对构成其威胁的反对党如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人物,以及那些敌视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实施“”是绝对必要的,政权的生存利益是第一位的,不能用抽象的、自由损害基本群众的根本利益；高尔基则从“人…‘人性”出发,认为施用暴力和杀戮知识分子是可耻的、犯罪的行为.两人的观点相左,每当国内和彼得格勒发生一些事端,高尔基总会给列宁写信,信中常说一些“怒气冲天的话”,批评和斥责布尔什维克和契卡的暴力行为.列宁认为,高尔基所表现的完全是一种“病态心理”,他在一封信中对高尔基说：“生活使您厌恶,和共产主义的‘分歧在加深’.”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当到下面去观察.列宁说：“我不想强迫您接受我的劝告,但是我不能不说,您耍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否则生活会使您完全厌恶.”‘”]45-46
然而,此刻高尔基听不进列宁的批评和规劝,也使列宁颇为无奈.在给时任彼得格勒党委书记季诺维也夫的一封信中,列宁写道：“应该让他到乡下去,他根本不想去……我不晓得该怎么办,现将我给高尔基的信的副本秘密寄给你,你有机会和他谈谈.”‘川348在列宁看来,高尔基不是政治家,但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作家,他所处的环境使他只会“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听取那些不健康的知识分子不健康的埋怨上,花在观察处于严重军事危险和极度贫困之中的‘故’都上”.‘”1 44他的立场是孟什维克的,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他会成为一个制造麻烦的人物.列宁不愿意看到高尔基完全站到敌对的立场上去,因此,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列宁希望高尔基出国一段时间.1921年,高尔基健康状况不佳,病情加重,列宁给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写信,要他指定专人把高尔基等人送出国去治病,强调此事“要办得极其周到”.‘”1“3.“4然后列宁又给高尔基写信,敦促他赶快出国去,信中说：“您在咯血,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太不合理了……去吧,把病治好.别固执了,我求求您.”‘”1 191-192
1921午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俄去了欧洲.可以说,高尔基此行,是一次善意的“驱离”.
第二个事例是所谓“哲学船”事件.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经济生活开始宽松,各种思潮随之活跃,政治上失势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些知识界人士发出要求实现国家化的呼声.1922年上半年,一些知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医学界人士、合作社工作者相继著文要求给科学家更多自由和更宽松的环境,减少外行对专家的行政干预.本来,这些声音中含有合理的成分,但政局刚一稳定下来时就出现这些声音,引起执政党领导人的警觉,认为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表现,对这些对苏维埃政权一直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既不能一概采取强硬的措施,斩尽杀绝,又不能放任他们的言行,否则会给政权带来危害,因此,早在这年年初,列宁就有了将这些知识分子流放和驱逐出国的想法.他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说,俄国有一些知识分子总是利用各种场合高喊,指责布尔什维克违背,其中不少人甚至拿我们国家的钱,在我们国家机关里担任教育青少年的职务,但这些人总是与新政权格格不入.列宁说：“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得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5月,列宁致信捷尔任斯基,要他搜集有反革命政治倾向的教授、作家的经历和写作活动的材料,拟定驱逐出境者的名单,要求把这件事“准备得周密一些”,并认为这是一项“长期净化俄罗斯”的方针.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勃乌）负责操办这件事,经过几个月的排摸调查,列出一份数百人的名单提交俄共政治局及代表会议审定后,8月中旬开始行动.
对于被驱逐者的这个名单,党内高层也有不同意见,一些高级干部站出来为名单上某些人士辩护,如卢那察尔斯基为彼得格勒大学教授拉普申、加里宁为社会活动家基什金、奥新斯基为农业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皮达可夫为工程师帕尔钦斯基辩护,他们证明这些被辩护人的学识对苏维埃国家的重要性.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彼·波格丹诺夫写道：“库科列夫斯基教授是留在国内的两三位水力发动机和水力装置领域的专家之一,这个领域今后在俄国电气化和利用水力资源方面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意义.”政治局责成捷尔任斯基修改这一名单,并由一个委员会重新审定后,决定因“有利于国民经济”而免除若干人的驱逐,但行动的基本进程没有改变.在这一事件中,列宁一直密切注视着驱逐的进程,并指示要加快行动.对进入名单的人先实施“隔离”（当时用语）,将其关进监狱或软禁在家,随后进行审问,审问内容都是一样的：对苏维埃政权机构和无产阶级国家体系的看法、对知识分子及社会团体的任务的看法、对教授罢课的看法、对路标转换派的看法以及对审判社会革命党人的看法等.不论作出什么样的回答,审判员立刻就作出判决：受审人“触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法律第57条”,予以驱逐出境.被驱逐者还需签署两份文件：保证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回国和出国费用安排.9月29-30日,第一批被驱逐者搭乘“哈肯市长号”班轮离开彼得格勒,第二艘班轮“普鲁士号”于11周16日离港,还有一些人通过其他交通工具被驱逐出国,由于比较集中地搭乘轮船被逐,故后来称之谓“哲学船事件”.
这一事件中,前后约有300-400名俄国文化科学界的知识精英及活动家被分批驱逐出境.①其中有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哲学家尼·洛斯基、哲学家列·卡尔萨文、经济学家和神学家谢·布尔加乔夫、宗教与政治哲学家伊·伊林、哲学家谢·弗兰克、作家与历史学家费·斯捷蓬、社会学家皮·索罗金、作家米·奥索尔金、语言学家谢·特鲁别茨科伊、经济学家尼·康德拉季科夫以及莫斯科大学校长（动物学家）米·诺维科夫等,都称得上是大知识分子的著名学者,另有一批医生被流放遣送到边远的荒漠省份.
苏维埃国家实施新经济政策一年多时间、社会生活趋于稳定之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呢？
应该说,列宁对知识分子存在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知道恢复经济,实现全俄电气化计划,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参与,新政权建立不久,无法培养和造就一支红色知识分子队伍.另一方面,旧社会留下的各类知识分子,对苏维埃政权普遍采取消极、冷淡乃至对立的态度.因此,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看来,对直接在一线从事技术开发、教育卫生、经营管理的知识分子,即前文所说的披术知识分子来说,可以用高薪赎买的政策,新政权少不了这些人,否则整个社会生活将陷于瘫痪,而这类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比较不关心政治,不参与政治活动,只要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或稍为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就能够为自己从事的职业尽责尽力.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就世界观、意识形态与知识体系来说,往往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格格不入,他们的“学问”对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什么用处,而这些专家学者特立独行的思想和风格,对现实社会强烈的批判意识,他们抨击新社会的各项政策措施,尤其对苏维埃实行的“”的暴力行为严加揭露和声讨.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眼中,这些人是“异己分子”和“敌对势力”的代表,是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代言人,与那些技术型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这类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和学者,尽管也有一些热衷于政治的自然科学家和学者参与其间.
如果说劝说高尔基去国外带有善意的成分的话,发生在1922年秋冬季的“哲学船”事件,则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动采取的对知识分子强制性的驱离行动.这一行动的出发点,是对这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不放心和不信任.1921年列宁在与艺术家安年科夫会见时说道这样一段话：“总的说来,您大概知道,我对待知识分子没有多大的好感,我们的口号‘扫除文盲’不应当解释为想培养新的知识分子.扫除文盲应当是为了让每一个农民、工人能够不用别人帮忙,独立地阅读我们的法令、命令和宣言.目的是非常实际的.仅此而已.”②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列宁本人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但内心深处却鄙弃知识分子,尤其对那些有独立思想而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当然,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相对和平的条件下,沿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做法“消灭”这些有影响力的专家和学者显然已经不合适,而这些人对执政的布尔什维克表示忠顺和驯服是不可能的,他们留在国内既“无用”又会“制造麻烦”,出于“无奈”,将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驱逐出境,也许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
“哲学船”事件引起西方社会哗然,对此,1922年8月31日,托洛茨基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的采访时,第一次对驱逐这些知识分子的原因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们驱逐或将要驱逐的那些人其本身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但他们是我们可能的敌人手中的潜在工具.如果发生新的战争纠纷……所有这些不调和的和不可救药的分子将会是敌人的军事政治*人.那时我们不得不按照战争法把他们毙.所以我们宁愿在现在,在和平的时期,及时把他们驱逐出境.我希望,您不会不承认我们有远见的人道主义,并在社会舆论面前为之辩护.”托洛茨基称这次行动具有“布尔什维克万式的人道主义”.①
历史的吊诡在于,当年苏维埃政府拘捕这些知识精英,有的被驱逐出自己的祖国.但是,从历史的长镜头看,这些人被驱逐出境,对驱逐者本人,确是“人道”的、“幸运”的,他们逃过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浩劫,得以在国外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并为俄罗斯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索罗金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社会学系主任,被誉为美国“社会学之父”；别尔嘉耶夫成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预言家之一”,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特鲁别茨科伊成为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阿·基泽维特尔是卓越的历史学家…….
历史翻过新的一页,当我们今天来评价列宁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可以用多个维度比较理性地进行分析.首先,列宁把旧社会留下的知识分子都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视为无产阶级的“异己”,虽然从其出身背景和生活条件、受教育的内容和途径看,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很大的片面性.知识分子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在旧社会受过教育、拥有“知识”,便把他们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也是一种“偏见”,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中一大批人是出卖智力的脑力劳动者,他们同样受雇于资本家,对此,马克思曾作过分析,因此,笼统地将所有知讽分子看作异己力量,是不妥当的,也无助于制定正确的政策.其次,知识分子是有不同类别的,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对自然科学家和技术知识分子采取赎买政策,是符合实际的正确政策；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他们中大部分人是爱国的,他们言行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苏维埃一些政策措施持有异议的立场,应作客观的分析,有的是属于世界观、思想性质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有的批评含有正确的成分,不应一概看作“反苏维埃”的反革命言论,对于他们,可以通过团结教育的方针,将其从政治上争取过来,简单地用严酷的甚至野蛮的“”手段、流放和驱逐出国,显然是一种过激的政策,也是新政权缺乏自信的表现.最后,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在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文化里,历来缺乏一种包容和妥协精神,对立双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好走极端,这种民族性格在“异己”的知识分子身上,也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身上留下烙印,在执政党领导人的话语里,极少看到有团结、和解、包容、和谐等词语,往往用不妥协的、激进主义的处事方式对待不同意见和对立势力,这也是列宁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时失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革命知识分子的角色
转换及其命运
这里所说的革命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活跃在近代俄国政坛以反对沙皇专制统治而斗争的知识分子,也可称之谓职业革命家的那一类人.
从19世纪起,俄国就出现一批对政治强烈兴趣和对国家现状强烈不满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体,从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贵族青年知识分子到民粹主义的平民知识分子,从以民意党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斗士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为己任,他们是旧制度的颠覆者.20世纪伊始,随着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在俄国政坛上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这些政党的领导集团,大多数是由不同信仰、不同政纲、不同行动方式的革命知识分子组建起来的.这些政党之间,包括同属社会党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之间,纷争不断,但在革命年代,它们都是共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盟友”.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掌控了政权,立宪会议解散后,逐步建立起执政体制,昔日的“盟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都成了反对党.如何对待这些反对党,有没有可能争取它们,建立某种联合战线或联合执政,列宁最初显然是考虑过的,但建国初期十分严酷的斗争环境下,一方面,反对党不断批评和攻击执政党的各项政策,直接威胁布尔什维克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合法性；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原先就是一个强调斗争性和纯洁性的政党,执政后又掌控着政权的强大力量,处于革命高昂年代全党上下更弥漫不妥协的精神,不会也不善于跟其他政治力量寻求某种妥协,或建立某种联合战线,而一味加强对反对党的批判力度,压制任何政见上的不同声音,并用手段消除这些政治上的敌对势力.随着对孟什维克、社会革俞党的取缔,其领袖人物先后被、流放和驱逐出国,这些政党的精英即原先的革命知识分子就陨落了.国内只剩下执政党领导集团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少数从反对党中倒戈过来的知识分子.
那么,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中的知识分子命运又是如何呢？
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以激进革命派的角色独树一帜,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革命和学说为思想武器,承继特卡乔夫、涅恰耶夫等人的某种激进主义传统,在古老的俄罗斯大地上演出了一场社会革命和制度变迁的悲喜剧.早在建党初期,列宁就强调要组建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那些信念坚定、思想激进、行动果敢、遵守纪律的革命分子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在20世纪初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些满怀革命豪情的知识分子先后集结在列宁周围.他们之中,有文化水平、理论修养较高的学者型革命家,如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也有小知识分子出身但历尽磨难、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如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加里宁等,还有长期在斗争中跌打滚爬、经验老到、有影响力的革命家托洛茨基等人,在十月革命前夕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列.
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各类人才奇缺,党内知识分子（当时又称“老近卫军”）理所当然地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担负起管理国家、关注国计民生的重任.毋庸讳言,这些“老近卫军”的知识储备、理论修养、经验积累都是十分匮乏的.正如列宁所说,过去,革命者只懂得在监狱中、在流放地、在战壕里同敌人作斗争,而今却要做许许多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只能“这样试试,那样试试”,“做了够多的蠢事”.因此,列宁强调要学习管理国家、管理经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要到实践中去学习,从所受的曲折和错误中学习,甚至要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以增强治国理政的本领.
总的说来,列宁对他周围的战友是信任的,尽管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中党内也产生过严重分歧和争论,但列宁时期党内还是比较充分的.作为党内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会上允许提交各种议案,允许争论,一旦形成决议,就共同遵守,贯彻执行.党内不同意见能畅所欲言,列宁作为公认的最高领袖能作出表率,在政治生活中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领袖没有最后裁定权；对于争论中反对过自己的人,不记仇,不乱扣帽子,不搞秋后算账、打击报复；在经济生活中不享有任何特权和特殊待遇,与人民同甘共苦.因此,我们看到,在列宁时期出现过关于签订对德和约问题和工会问题的争论,事后并没有发生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景.这既说明列宁的意识、作风较好,更说明执政初期布尔什维克还是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次阐述过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
可是,列宁时期遵行的党内原则和方法,没有形成必要的制度和规矩确立下来,党内斗争中没有厘清一些重要界限和原则,留下了隐患.所以,当列宁病重和逝世以后,党内斗争十分激烈,这些原则和方法逐步被抛弃,当斯大林战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些对手成为最高领袖以后,就对列宁时期的这些“老近卫军”加上“人民敌人”的罪名予以残害,另一些“老近卫军”则被噤声失语.这里当然已经不是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但老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命运,却令人唏嘘,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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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教学行为道德失范和反思 【摘要】教学本质上是人类之善举,但教学行为道德失范的现象普遍存在 立足当下学校的教学行为,针对性地发现道德失范的行为,剖析其原因,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是新课标实施和课程改革的先决条件 【关键词】教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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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校科研数据管理和共享政策的案例和执行模型 摘要文章采用网络调查、内容分析和现场考察法,从政策内容、角色定位、平台建设三个方面剖析伊利诺伊大学数据银行政策体系现状与特点 在对已有政策执行模型优缺点与适用范围比较的基础上,选择史密斯过程模型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