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下西洋：明前期的开拓和内敛，本文是前期类有关开题报告范文和内敛和西洋和开拓方面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明代前期的朱元璋和朱棣,是两位积极有为的皇帝,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朱棣在靖难之役之后,五征漠北、征伐安南、营建北京、派遣郑和下西洋等都是惊世之举,尤其是郑和下西洋更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大事.郑和凡七次下西洋,最后一次,船队于宣德五年（1430）出发,宣德六年（1431）回到福建长乐港.之后,明政府中断了航海活动,《剑桥中国明代史》评论说：“这项决定严重地影响海军建制的力量和士气,削弱了它的沿海防御能力.这从而促成了日本海盗在下一个世纪的进一步的掠夺.最后,明朝从印度洋和南洋的撤退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而此时欧洲列强正开始进入印度洋.宣德统治时期不但标志着中国在欧洲水域的统治地位的结束,而且是明帝国孤立于国际事务的开始.”[1]（P334）明朝切断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与孤立于国际事务舞台,意味着明帝国的内敛,富有意味的是,规模宏大的下西洋海外拓展活动正是造成明朝内敛的原因之一.
一
明帝国的对外关系和海外开拓,在永乐皇帝时达到了顶点.朱棣具有非凡的气度,是一位积极有为的皇帝,五征漠北、征伐安南、营建北京、派遣郑和下西洋等都是当时规模巨大的事件.永乐的明朝颇具有大国气象,Peer C. Perdue说,“这个时期,明朝的国家定位是世界性帝国.明朝从元朝继承了成为世界帝国的抱负,并将外国人纳入到它的社会结构之中”[2]（P405）.这从明初关于域外的地理著作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地理著作反映了明帝国渴望了解域外的世界.明初关于域外的地理著作,如《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前两种是关于西域的,后三种是跟随郑和下西洋人的随从所撰写的.《瀛涯胜览》为马欢所著,马欢曾跟随郑和下西洋,亲身游历所经历的诸国,马敬《瀛涯胜览序》云：“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太监郑和率领豪俊,跨越海外,与诸番货,其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然也二帝之心,岂真欲夸多斗靡于远方哉.盖声名施及蛮貊,使普天之下,含灵蠢动悉沾德化,莫不知有其君而尊亲焉.”这些话在当时来说,并不是狂傲自大,显示出的确实是明朝作为大国的自信.马欢跟随郑和“鲸波浩渺,不知其几于万里”,记录下了“目击而身履之”诸邦的“天时气候、地理人物”.马欢并以《纪行诗》记录船队的行程,其中“旷古于今孰可伦”带着一贯的炫夸口气,“重瞳一顾天颜喜,爵禄均颁雨露新”[3]（P107-108）带有自我中心的想象,不过随后各国纷纷到明朝入觐、朝贡的场景,确实有些“非前代之可比”的意味.巩珍撰写《西方番国志》的情况,基本与马欢差不多,该书云：“所至番邦二十余处,人物妍媸不同,居止洁秽等别.气候常如春夏,秋霜冬雪皆无.土产风俗,各不相类.其所齎恩颁谕赐之物至,则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信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齎,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凡所纪各国之事迹,或目及耳闻,或在处询访,汉言番语,番凭通事转译而得,记录无遗.中有往古流俗,希诧变态,诡怪异端而可疑,或传译舛讹而未的者,莫能详究.”[4]（P12-13）四库馆臣为该书撰写的提要云：“永乐中,勅遣太监郑和等出使西洋.宣宗嗣位,复命和及王景宏等往海外遍谕诸番.时珍从事总制之幕,往还三年,所历诸番曰占城、曰爪哇、曰暹罗、曰旧港、曰哑鲁、曰满剌加、曰苏门答剌、曰那姑儿、曰黎代、曰喃勃里、曰溜山、曰榜葛剌、曰钖兰山、曰小葛兰、曰柯枝、曰古里、曰祖法儿、曰忽鲁谟厮、曰阿丹、曰天方,凡二十国.于其风土人物,询诸通事,转译汉语,覼缕毕记.”[5]（卷七十八）这些文字所体现的,是明代人开阔的视野和走向远方的足迹,是明朝展现出来的强大的国力和永乐皇帝要建立世界性帝国的意志.
明帝国却没有按照永乐皇帝的意志一直走下去,Peer C. Perdue说永乐皇帝驾崩后,继任者和他的朝廷官员中止了郑和下西洋,关闭了沿海贸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应对北方蒙古的侵扰上.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堡之战中,明朝的军队遭到惨败,明英宗朱祁镇也被瓦剌所俘获.虽然以于谦为首的官员迅速应变,拥立正统皇帝的弟弟朱祁钰即帝位,稳住了混乱局面,但正如Peer C. Perdue提到的：“15世纪中期之后,明帝国更多的是内收,主要精力放在来自北部盟国的威胁,同时试图关闭南部沿海的贸易.”[2]（P407）北方蒙古人的骚扰,迫使明朝的战略由向海外的拓展转向专注加强防卫,明代就这样走向了内敛和封闭,由永乐皇帝的蓬勃向外拓展走向了关掉海外贸易.这种情况似乎是发生在15世纪之后,不过仔细分析历史脉络,就会发现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竟然在永乐皇帝时就已经出现.
由永乐的海外开拓到转向内收、关闭海外贸易,几乎是在瞬间,这种转变看上去很突然且令人费解.转变的原因,实际分析起来,或许竟在于海外拓展本身,永乐的海外拓展和在外交上的朝贡体系,导致了对于国力的极大消耗,使海外拓展无法维持下去.
永乐皇帝的种种壮举,按照常规来说应该使得明朝更加强盛,实际上却成为明朝逐步转向内敛的引线.《剑桥中国明代史》在叙及宣德皇帝派遣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并最终中断了下西洋的活动时说：“在这些有节制的关系中,一度短暂地恢复了皇帝主办的海上航行.1430年6月,宣德帝命郑和指挥第七次、事实上也是最后一次南洋的航行……皇帝为什么重新推动、然后又中断郑和的远航,其原因至今不清楚.对此曾作出过种种解释：国家资源的大量耗费、杨士奇和夏原吉的起作用的反对、对北方边境防御的日益增加的关心、永乐帝死后明朝海军力量的衰落.这些因素的综合肯定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很显然,当宣德帝下令恢复远航时,他不顾朝廷的反对.在反对远航最为激烈的杨士奇死后不久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目的可能是抵消在安南大败的影响和恢复中国在纳贡属国中的威信.但是这些冒险行动引起的反对依然存在,他以后几代皇帝就没有认真考虑进一步的远航了.”[1]（P333）下西洋的中断给明朝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如本文开始所引《剑桥中国明代史》之语,其切断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成为孤立于国际事务的开始.这些评论,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永乐时期派遣郑和下西洋可以看作是明朝的海外扩张,加强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交通和联系；在明朝政府终止了下西洋的原因中,杨士奇等重臣的反对,是重要原因之一.《剑桥明代史》提到的“抵消在安南大败的影响和恢复中国在纳贡属国中的威信”,透露出杨士奇等大臣们反对郑和下西洋是因为安南的战争与朝贡外交.与安南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力；朝贡体系下的外交,使明政府在与他国交往中得不到实质性的利益.
二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前期对外关系和中西交通史上的空前盛举,始于永乐三年（1405）,前后共七次.马欢叙及郑和下西洋事云：“永乐癸巳（十一年）,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3]（P107）马欢在永乐十一年（1413）随郑和下西洋,《瀛涯胜览》是其此次下西洋回来之后完成的.马敬在序中称下西洋是“古所未有”的大事件：“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太监郑和率领豪俊,跨越海外,与诸番贸易.其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然也.二帝之心岂直欲夸多,辟靡于远方哉？盖声名施及蛮貊,使普天之下,含灵蠢动悉沾德化,莫不知有其君而尊亲焉.”[3]（P107）关于永乐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原因,直到今日仍有众多不同的议论,马欢言永乐派遣郑和“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马敬言永乐与宣宗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与诸番贸易”,并广宣教化,使普天“含灵”皆“知有其君而尊亲”.不管真正的原因为何,郑和的这七次下西洋之举确实是“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将明代初期的大国气象显示得淋漓尽致.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与《瀛涯胜览》一起最真实地保留了当时下西洋的情状.祝允明《前闻记》、顾起元《宝船厂》、沈括《南船记》、李昭祥《龙江船厂志》、茅元仪《郑和航海图》等,也留下了郑和下西洋的珍贵资料.
客观上说,经过洪武时期的修养和发展,明朝的国力获得大幅度的提升,是郑和能够得以率领如此庞大船队下西洋的前提.《明史》记载当时经济状况说：“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劝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军饷不仰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6]（卷七十七）又说：“计是时（洪武、永乐）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欠,有司往往先发粟赈贷,然后以闻.”[6]（卷七十八）如此“宇内富庶,赋入盈羡”、“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的富足状况,很快消失了.杨士奇在宣德初时阐述明初经济状况的前后比较说：“尧汤之世,不免水旱,而尧汤之民不致甚病者,有备故也.我太祖皇帝笃意养民,备荒皆有.天下郡县悉出官钞籴谷,各于四乡置仓贮之,时敛散.又相其地宜,开浚陂塘,修筑圩岸,以备水患.天下之民各安其业,此万世之利.历岁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渔,谷仓尽毁.凡诸水利亦湮废,或被占夺.”[7]（卷之二）结合这些文献,“百姓充实,府藏衍溢”描述的可能只是洪武、永乐两朝的状况.由明初的恢复、“宇内富庶”到“谷仓尽毁”的原因很多,包括杨士奇在内的朝臣们认为郑和下西洋到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事件之一.
永乐皇帝在选定郑和为下西洋的人选时,曾向朝臣征求意见,袁忠彻向朱棣推荐郑和,“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朱棣“遂令统督以往,所至畏服”.[8]（P49）明太祖在建国之初将严禁宦官干政作为祖训,身为宦官的郑和能承担如此重任,可谓是得到了永乐皇帝相当的信任.郑和本名马和,在朱棣燕王府中长大,“初事燕王于藩邸”,后因在靖难之役中“从起兵有功”[6]（卷三百四）,永乐皇帝赐名郑和,“郑和初名三保,云南人,与西番人孟骥初名添儿,滇人李谦初名保儿,胡人云祥初名猛哥,田嘉禾初名哈喇帖木儿,而狗儿者为王彦,燕王时,皆以阉从起兵有功,后皆赐姓名”[9]（卷二十九）.《明史》言及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一为寻找建文帝,一为“耀兵异域”,“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样的下西洋目的,决定了下西洋之行不管如何壮举都不能给明朝带来太多的利益,故《郑和传》的撰写者说：“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6]（卷三百四）
郑和下西洋之壮观是有目共睹的,各种文献和研究已有充足的描述,如《郑和传》中描述初次下西洋的舰队云：“永乐三年（1405）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初次出行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和献所俘旧港酋长”[6]（卷三百四）.郑和下西洋的成果使得明成祖“大悦”,对郑和等人“爵赏有差”,并接续五次派遣郑和再下西洋.第七次下西洋是在明宣宗时期,海外诸国在宣德以后“遂无复至者”[10]（卷三十三）,明宣宗为了宣扬明朝国威,派遣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6]（卷三百四）
郑和“所历凡三十余国”的下西洋,为明朝带来的结果,就是《郑和传》中说的,后来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以为“明初盛事”[6]（卷三百四）,及“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了.被夸耀为“明初盛事”的成就看上去不小,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明朝的国力,消耗国力的“中国耗废亦不赀”的描写可能更符合事实.下西洋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尤其是主掌户部事的夏原吉最为反对.夏原吉自永乐开始就掌管户部,应对当时国内各种所需和耗费,可谓费尽了心力：“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功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转输以巨万万计,皆取给于户曹.原吉悉心计应之,国用不绌.”[6]（卷一百四十九）在这些耗费中,“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是重要事项之一,疲于应付的夏原吉自然希望能减少耗费量,极力反对表面风光实际耗费极大且国家受益不大的下西洋是相当自然和正常的.《御定渊鉴类函》转引《明纪编年》记刘大夏事言：“宪宗时,有言宣德间遣王三保出使西洋,获奇珍无算者,上然之,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时《水程》.时刘大夏为郎中,先入检得之,藏匿他处,吏索之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会科道连章谏事遂寝尚书项忠,呼吏诘责,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费银钱数十万,军民死者万计,《水程》虽在,亦当毁之.’忠耸然揖大夏而谢之.”[11]（卷二百七十五）刘大夏看到郑和下西洋“费银钱数十万,军民死者万计”而藏匿起下西洋的文献,是自夏原吉、杨士奇以来一贯态度的延续.
朝臣们反对下西洋,上文提到与当时国内的巨大耗费有关,也与郑和在南京大兴土木的巨大耗费有关.永乐十九年北京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发生火灾,朱棣下罪己诏反省自己的“不德”“以回天意”,诏书中同时“诏告中外”,取消众多“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以“用苏困毙”,其中就有两处涉及到下西洋：“一、往诸番国宝舡及迤西迤北等处买马等项,暂行停止.”“一、修造往诸番舡只,暂行停住,毋得重劳军民.”[12]（卷一百二十）永乐意识到了下西洋的巨大耗费,这是明代君臣第一次正式检讨下西洋的利弊.
靖难之役中的“从起兵有功”、下西洋取得的功绩等等,使郑和颇得明成祖的宠信,并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不下西洋的时间,郑和基本上都驻扎在南京,明仁宗时开始任南京守备之职,直到明宣宗时期.在南京守备的任上,郑和大兴土木,《明宣宗实录》中多有记载,如卷八云：“太监郑和等奏：奉敕修理南京宫殿,当用金箔,请令有司市买,命于天财库支钞买,须依时直,勿亏小民.”卷十一云：“辛丑,行在工部奏南京修理殿宇,用五墨妆銮,诸匠已役浙江并直隶苏松等府春季当班者五百人,尚不敷用,宜令有司于未应轮班匠内丁多者,再起二千人,并力用工.上从之,命月粮赏支如例.工毕之日,即遣宁家.”卷十四云：“壬辰,南京守备太监郑和等奏,天地坛、大祀殿并门廊、斋官及山川坛殿廊、厨库,俱已朽敝,请加修理.上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曰：‘祀神,国之大事,其祠宇皆当完固,况郊坛山川坛尤重.其令南京工部发匠修葺.’中言：‘大祀诸殿当用香楠等大材,请取四川湖广所采者用之.’上曰：‘大材南京见有者即给用,如无,即往彼取之.须令善抚军民,给以粮赏,一如营造工匠之例.’”这些主要是记载明宣宗事,郑和的很多土木活动实际上是从永乐时开始的,如兴造佛像,《明宣宗实录》卷十六云：“宣德元年（1426）四月壬申：命司礼监移文谕太监郑和,毋妄请赏赐.先是遣工部郎中冯春往南京修理宫殿,工匠各给赏赐.至是,春还,奏南京国师等所造寺宇工匠,亦宜加赏.上谕司礼监官曰：‘佛寺,僧所自造,何预朝廷事？春之奏,必和等所使,春不足责,其遣人谕和谨守礼法,毋窥伺朝廷,一切非理之事,不可妄有陈请.’”明宣宗对司礼监官的谕旨,说明郑和不过是借朝廷之名大行自己的“非理之事”.郑和本身为回民,造佛寺和佛像的举动表明他可能是虔诚的佛教徒,刘若愚曾说：“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13]（卷二十二）郑和便是“好佛者”之一.据姚广孝题记《佛说摩利支天经》云：“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部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尽矣.”[8]（P34）郑和多次印造佛经,而且数量极大,邓之诚言郑和印造佛经事云：“大明永乐五年（1407）,岁次丁亥,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灵谷禅寺流通供养.”[8]（P36）这个说法似乎有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于永乐三年出发,永乐五年九月方返回,不可能在永乐五年三月的时候印造大藏经.郑和印造大藏经之事却是事实,《优婆塞戒经》卷七后有郑和“题记”,记载郑和从永乐五年（1407）到宣德五年（1430）期间,“陆续成造大藏尊经,即一十藏”[8]（P35）.郑和又在《施印大藏经发愿文》中提到永乐十八年（1420）的印造大藏经说：“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谨发诚心施财命功,印造大藏尊经一藏,计六百三十五函,喜舍于云南五华寺,永远长生供养.以此殊勋,上祝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常转,海宴河清,民康物阜,所冀福祥.凡奉命于四方,经涉海洋,常叨恩于三宝.自他俱利答报,四恩均资,三有法界,有情同缘种智者.”[8]（P36）张岱记载永乐时期修造报恩塔的情形说：“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报恩塔成于永乐初年,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其胆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刚佛像千百亿金身.一金身,琉璃砖十数块凑砌成之,其衣折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须眉不爽忽,斗笋合缝,信属鬼工.闻烧成时,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编号识之.今塔上损砖一块,以字号报工部,发一砖补之,如生成焉.夜必灯,岁费油若干斛.天日高霁,霏霏霭霭,摇摇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燎绕,半日方散.永乐时,海外夷蛮重译至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14]（卷一）明初自朱元璋始,认为佛教与道教都能“阴翊王度”,对二教加以扶持,频繁举行法事,大力兴造寺院、佛像、刊刻藏经等.郑和一定是参与了朱棣的许多崇佛活动,可能参与了报恩塔的修建.报恩塔之宏大,非“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不能建成,在显示明初强大国力的同时,也显示崇佛活动对国力的极大消耗.夏原吉、杨士奇等重臣们因为反对郑和这些大兴土木的活动,连带反对下西洋,而且下西洋本身就是耗费极大的事情.在缓解国家财政紧张的巨大压力下,下西洋被中断就可以被理解了.
三
明朝自建立之初,在外交上就延续了此前的朝贡制度,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海外诸国前来朝贡.下西洋带动了周边国家纷纷派遣使臣前来朝贡,明朝赢了表面却耗费了更大的国力,成为下西洋被中断的另一个原因.
费正清在其著述中提到中国古代长期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是朝贡制度.“朝贡”一词的联合使用,始见于《汉书》记载西域诸国时的“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一语,后来范晔在《后汉书》中多次以“朝贡”来描述中外关系.朝贡制度建立于双向交往、沟通的基础上,包括朝贡一方的“称臣纳贡”和宗主一方的“册封赏赐”双重内容.
朝贡在唐代时已成为一个专用名词,频频见于各种典籍,明清时期几乎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代名词.明初洪武、永乐两朝,被视为是朝贡制度的全盛时期,现在意义上所论的“朝贡体系”,就是明初正式形成的.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明朝之后,即刻遣使四出,招徕东亚各国来朝贡.洪武二年（1369）正月、二月,朱元璋接连派遣两批使者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说：“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人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15]（卷三十八）朱元璋要将明取代元朝、自己登基的消息告诉海外各国,海外各国先后遣使来明朝贡,根据《明会典》卷一百五记载,仅洪武十三年之前来明朝贡的国家就有近20余个国家.短短的时间内,这么多的国家遣使来朝贡,显示出明王朝的影响力.对于来朝贡的国家,朱元璋宣称：“联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宇如一.”[15]?（卷五十三）“华夷无间”表明朱元璋有浓重的华夷观念,“抚宇如一”却强调各国之间的平等.朱元璋要求各国来朝贡,并不是要求各国在实质上臣服大明,不过是要求各国在礼仪上的臣服.
尽管朱元璋强调“抚宇如一”,有些国家最初来朝贡是迫于明朝的威势,并非出自内心.宋濂《浡泥入贡记》中详细记述了浡泥国（即今之文莱）来明朝贡之细节.宋濂“承旨禁林”时,福建行省都事沈秩来谒,说起其于洪武三年与监察御史张敬之等奉诏往谕渤泥国事.沈秩和张敬之在当年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达阇婆,又踰月始至浡泥国.浡泥国国王玛珨穆特沙僻处海中,对大明使者“倨傲无人臣礼”.沈秩示以国威,“皇帝抚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队,无不奉表称臣”,渤泥国“以弹丸之地”,无法“抗天威”.浡泥国王有些畏惧,言“皇帝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随即改变策略向沈秩倾诉自己的苦衷：“近者苏禄起兵来侵,子女玉帛尽为所掠,必俟三年后,国事稍纾,造舟入贡尔.”又说“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沈秩对担忧的国王表明大明“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并无索取财物之意思.浡泥国王遂派遣亦思麻逸朝贡大明,朱元璋宴请了使者,遣归时“宠赉其王甚厚”[16]（《芝园后集》卷之五）.宋濂的《浡泥入贡记》表明明朝统治者要求附属国来朝贡,目的只是“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重视的是礼仪上的臣服,非索取财物.朱元璋对浡泥国“赉其王甚厚”,对其他来朝贡的国家,同样是“赉其王甚厚”.
现在的研究者注意到明朝对来朝贡的国家“赉其王甚厚”的举动,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说：“维持朝贡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地方统治者到北京觐见皇帝（天子）,并接受册封,确认朝贡的使命即俯首称臣.这种关系的性质是宗主国和藩属的关系,朝贡国家、地区、部族要定期向中国进行朝贡以示忠诚.作为交换,朝贡不仅得到了统治者的承认,而且还获得了回馈的礼物和从事奢侈品贸易的机会.”[17]（P20）滨下武志的看法点出了明朝朝贡关系的核心本质,来朝贡的国家得到统治者承认的同时,“获得了回馈的礼物和从事奢侈品贸易的机会”,“获得了回馈的礼物”即宋濂说的“赉其王甚厚”,“从事奢侈品贸易的机会”是指允许来朝贡的使臣以及随行人员在明朝境内“贸易番货”[18]?（卷上）,表明朝贡关系中存在着贸易活动.
朝贡关系中的贸易活动,主要是由明朝政府以“赏赐”的方式收购来明朝贡国家使臣所携带的贡物（“贡品”）,一般来说是“皆倍偿其价”：“朝廷又惮失远人之心,故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不暇问其真伪.”[19]（卷八）朝贡国所进贡物,基本上是本国的土产品为主.朱元璋更看重的是各国对明的臣服,只要各国能在礼仪等方面表示臣服就可以,贡物的多寡则从不计较,朱元璋曾说：“宁使物薄而情厚,毋使物厚而情薄.”[15]（卷?八十九）只要朝贡国真心诚意来朝贡,就不要计较所带来贡物的多寡,朱元璋看重的朝贡诸国的“情厚”,而不计所携带贡品的“物薄”.明朝政府则对朝贡国进行回赐,在对贡物的回赐和朝贡国国王、使臣的赏赐等方面有一套相关的制度,实行“四夷朝贡到京,有物则偿,有贡则赏”[20]（卷六十三）的原则.对“有物则偿,有贡则赏”原则的执行,按照的是“厚往薄来”的政策.洪武五年（1372）,琐里派遣使臣奉表朝贡,朱元璋说：“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下令赐其国王“大统历及金织文绮纱罗各四匹”,对使者“亦赐币帛有差”[6]（卷三百二十五）.明人姚福的《青溪暇笔》中提到明朝对诸国的“厚往薄来”云：“盖外国去中国既远,无从稽考,中国又惮恐失远人之心,故厚偿其价,而款待其人,皆厚往薄来之意焉.”[18]?（卷上）严从简两次提到朝贡关系中的“厚往薄来”,一为援引董谷《碧里集》之语：“我朝西僧朵颜,皆縻以爵赏,厚往薄来,岁费不可胜计,皆表饵之遗意.”[19]?（卷?一）一为援引成化时都御史李秉言：“臣闻中国之待夷狄,来则嘉其慕义,不计其物之厚薄.若必责其厚薄,则虏性易离,或以启衅,非厚往薄来之意.”?[19]?（卷二十四）所谓“厚往薄来”,就是重赏来朝贡的国家,显示明朝的怀柔之意：“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赏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21]（卷一）
来朝贡的使臣除了携带朝贡的贡品之外,往往还携带自己的大量私物.明朝政府对这些私物的处置,一部分是“给价”收买,一部分是准许其自行交易,即“正贡外,使臣自进并官收买附来货物,俱给价,不堪者令自贸易”[21]（卷三十七）.明政府的“给价”一般都高出当时市值很多.使臣自行贸易（即“贸易番货”）的部分,明政府也不予征税,朱元璋于洪武四年说：“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15]（卷六十七）获得巨大利益的贡使们,携带的私物越来越多,中书省奏请“高丽贡使多赍私物入货,宜征税,又多携中国物出境,禁之便”,朱元璋“俱不许”[6] （卷三百二十）.从本质上来看,“朝贡贸易只是笼络其他国家的一种手段,主要出自政治目的,本身没有什么经济价值.”[22]（P57）从“朝贡”和“赏赐”的不对称来看,这种贸易活动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明朝政府所付出的远远大于所得到的,朝贡贸易只是为政治服务.
优厚的回赐,对周边诸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许多国家主动而积极地前来朝贡,“诸番贪中国财帛,且利市易,络绎道途”[6]（卷三百三十二）.杨士奇在《瑞应麒麟颂序》中提到各国“泛海越数十万里而来朝贡”之状说：“宣德八年闰八月,西南海外诸番国,或其王亲行,或遣子弟,或遣大酋,泛海越数十万里而来朝贡麒麟、狮、象、珠玉、珍贝奇异之品.”[23]（卷四十四）更有许多商人“率伪称贡使”,“多携马、驼、玉石,声言进贡”[6]（卷三百三十二）.这些商人一入境入关之后,“一切饮食,道途之资,皆取之有司”[6]（卷三百三十二）、“一切车舟水陆、晨昏饮馔之费,悉取之有司”[6]（卷三百三十二）.接待这些使臣和商人,任务相当繁重,杨士奇在《送宗老季琛诗序》中提到明朝官员接待朝贡使臣之“至繁”：“庐陵,江右诸郡之表也,杨氏,庐陵诸大姓之表也,忠襄公,杨氏诸先德之表也.季琛为公九世孙,秉忠信洁之操,懐明敏达之才,袭诗书礼义之实,岂非昆山之玉哉.今岁,京尹荐其名尚书试其能,天子命之官,以为南海知县,知县虽古百里宰,而南海者,汉南粤赵陀之所治,在大海之濒,数岁以来,旱涝饥馑,民臻于凋弊,方有抚字之责,又临之以藩宪之重,日奔走受事庭下,至劳也.又其地总制岭南数十郡邑,凡朝命之使,有事于岭南,与海外诸蕃国及诸蕃国之人朝觐贡献于阙下者,皆于此取给行费,至繁也.”[24]（卷之五）明朝对每个朝贡国的贡期都有规定,大多数朝贡国为了获得物质利益,根本不遵守明政府所规定的贡期.如明政府规定朝鲜三年一贡,但朝鲜几乎没有遵守过这个规定.朝鲜与明政府的关系特别密切,明政府破例允许其一年一贡,朝鲜实际上却是一年数贡.一些西北边境的国家亦如朝鲜一样,杨士奇在《赠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罗君墓表》中说：“时北边亦已格心向服,朝贡之使靡岁不至.”[23]（卷三十二）
朝贡贸易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或者说不等值的商业交易,明朝政府以丰厚的赏赐,只是为了得到其他国家名义上的臣服.久而久之,明政府对朝贡贸易不堪重负,永乐十九年四月,针对连续的大规模的下西洋举动以及其对国力的过度消耗,众多大臣们联名上书反对再下西洋,如翰林院李时勉、侍讲邹缉上书云：“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12]（卷一百二十）赵翼在“永乐中海外诸番来朝”中说：“盖皆海外小国,贪利而来.是时内监郑和奉命出海,访建文踪迹,以重利诱诸番,故相率而来.”[10]（卷三十三）永乐皇帝为了追访建文帝踪迹,“重利诱诸番”,各国“朝贡之使相望于道”来大明,实为“贪利而来”,最终各种“相望于道”的朝贡使臣造成了“实罢中国”的局面.严从简叙及到朝贡关系中的“厚往薄来”方式对明朝带来的弊病说：“按四夷来王,虽中国盛事,然赏赐宴劳,其费颇鉅.且使者濒至,与华人情熟,窥伺机密,固当防其渐也.”有些使臣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甚至“开单馈贿”[19]（卷一）明朝的官员.明人陈仁锡云：“四夷慕义,梯航踵接也.自佛郎机、红夷荐食外洋,而满剌加、吕宋并无易社,鲸波时沸,牛耳狎主,而贾舶往来,直趋死地如骛,且勾引内讧,罔惜启疆,小人膻利,何异藏珠儿剖腹者哉.”[25]?（卷之八十二）这些说法皆认为各国踵接来朝贡是“膻利”而来,使得明朝“其费颇鉅”.
掌管礼部事务多年的杨士奇,非常熟悉各国朝贡事宜,深知朝贡对于明朝带来的弊病,在《送张鸣玉序》中云：“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里胥持公牒征召,或行数日不底其舍,而岩壑深邃,瘴烟毒雾,不习而冒之,辄病而死者常什七八.江水险急,滩石如虎牙森立,或隐或显,奔湍之声汹汹闻数里,舟楫往来,非资其土人,跬步不敢越.以是会府优视之,于赋役百需常,半减他郡.而当江广之冲,将命之臣及及海南诸畨朝贡之使,往来供亿无虚日,加之数年旱涝饥馑,民之不遂岂少也哉.”[24]（卷之五）这样僻远的郡县,竟然也接待往来朝贡使臣“无虚日”,可知朝贡制度对于明朝所造成的困境,确实是“实罢中国”.作为给皇帝起草诏谕的重要臣僚,上引永乐皇帝的罪己诏有可能出自杨士奇之手,朱棣对下西洋造成的损耗的反省可能就是杨士奇的意见.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朱高炽发布的一道诏书,可以肯定的是出自杨士奇之手,这道诏书除了保存在《明仁宗实录》中,同时收录于杨士奇的《三朝圣谕録》中.诏书中提及了一些“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其中有两条涉及到下西洋：一云“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前去.原差去内外官员,速皆回京,民梢人等,各放宁家”；一云“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其采办铁梨木,只依洪武中例,余悉停罢”[26]（卷一上）.诏书中的这些意见,与其说是皇帝的意志,不如说更代表了起草诏书的杨士奇等臣僚的意见.杨士奇彼时已经注意到明朝主要的外部威胁来自北方的蒙古,“正统初,士奇言瓦剌渐强,将为边患,而边军缺马,恐不能御.请于附近太仆寺关领,西番贡马亦悉给之.士奇殁未几,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难,识者思其言”.由于嗅觉的敏锐,杨士奇主张罢停各种耗费,将注意力和国力用于防备北部的边患.如与交阯的关系中,从朱元璋开始,双方的交战就没有停止过,宣德二年（1427）,交阯权臣黎利遣人请立陈氏之后为国王,以张辅、蹇义为代表的大臣坚决反对,杨士奇则力排众议,满足黎利的要求,罢兵交阯,“使中国之人皆安无事”[27]（卷二十二）.推测杨士奇力主罢兵之意,或许“使中国之人皆安无事”并不是主要的目的,主要目的更可能是“岁省军兴巨万”[6]（卷一百四十八）.
紧张的财政压力,使得明政府无力支撑起下西洋的巨大消耗,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返回之后,由于国内以及周边国家与地区状况的变化,明政府终于终止了大规模的下西洋的行动.下西洋的终止,虽然节约了大量的开支,减轻了国家财政压力,却标志着明政府由大规模的海外开拓转向了内收.
明帝国终止下西洋的原因,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如有海禁说以及上述所言的耗费极大国力难以支撑等说法.万明《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一文中,对这些说法提出了质疑,著者认为下西洋终止于海禁说 、耗费巨大及物力不支说、难以为继说等不能成立,至少都是以偏概全.著者认为应该从国内国外环境条件的变化来探讨下西洋终止的原因,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不过巨大的消耗给国力带来的巨大压力,确实下西洋终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下西洋的终止确实能达到杨士奇说的“岁省军兴巨万”.下西洋的中止,显示了明政府由大力向外开拓转向内收.这种内收,不管如何辨析,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确实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明帝国也确实越来越孤立于国际事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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