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上海自贸区和全球城市建设，本文是上海自贸区方面有关硕士论文范文和自贸区和全球城市建设和供给方面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 摘 要] 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上海到2040 年要努力建设成为全球城市.上海自贸区建设是上海践行习总书记提出的“改革开放先行者,创新发展先行者”的重要领域,在上海全球城市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分析上海自贸区发展与全球城市建设的关系: 第一部分梳理上海自贸区在上海全球城市建设中发挥的作用; 第二部分分析在本轮供给侧改革过程中,上海自贸区建设面临的瓶颈和主要问题; 最后提出全球城市建设背景下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加快形成开放新战略的若干建议.
[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全球城市；上海自贸区
[ 中图分类号] 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11（2017）02-0076-10
一、引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中国政府基于国家经济转型的战略需要,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和国际经贸关系新规则,争取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权而采取的一项主动开放、积极改革的重大国策.2015 年,上海自贸区完成扩区以后,党、国务院提出了“继续积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探索不停步、深耕试验区”的要求,主张上海自贸区要继续深化完善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充分发挥金融贸易、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等重点功能承载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力争建设成为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设立三年多来,上海自贸区从1.0 版本的贸易便利化发展到2.0 版本的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再到升级为3.0版本的创新要素跨境配置,聚焦金融、投资、贸易、科创等专业领域的制度创新,一方面,在新形势下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一方面,也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形成深化改革新动力、扩大开放新优势.于上海而言,自贸区建设有力地激发了本地市场活力,成为“四个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新动力,对上海城市转型影响深远.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上海到2040年要努力建设成为全球城市.近期乃至未来,上海需把握好自贸区扩区后的改革发展机遇,在供给侧改革中,大力推动自贸区建设,以开放促发展,以制度创新和平台建设形成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早日实现全球城市的转型目标.
二、上海自贸区在上海全球城市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城市超越了个体城市的范畴,实质上是城市区域的概念,它的形成是开放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资源配置需求的结果,既包括资源跨国界无障碍流动,还包括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胡彬和赵晓雷,2015）.为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变化,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功能不断演进和扩展,可视为传统开放模式的转变,同时也为上海全球城市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支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夯实制度基础
全球城市往往具有与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这就对贸易、投资、政府监管等一系列制度保障提出了较高要求.而区别于传统意义开发区、经济特区、海关特殊监管区或保税区,上海自贸区是集金融、投资、贸易、科创等领域的开放与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改革区,是全面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全面检验综合监管能力的压力测试区,是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彻底改变行政理念、大幅提高行政效率的政府再造区（张涌,2016）.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和扩区,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简政放权,破除制约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加制度环境的供给.2015 年4 月,国务院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的投资管理制度创新,积极推进贸易监管制度创新,深入推进金融制度创新等4 个领域22 条具体任务.
经过三年制度创新的摸索,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在保证安全、风险可控情况下,实现了国家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创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的突破.如,在投资制度改革领域,上海自贸试验区成功实现了从正面清单制度向负面清单制度的转型,并构建了事中事后综合监管体系框架；在金融制度创新领域,自贸试验区构建了以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为核心的金融改革开放创新风险审慎管理机制；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金融开放等领域形成了一套推进金融开放中的风险防控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在货物监管制度和贸易便利化措施领域,尝试用信息化手段作为货物贸易监管制度创新工具,不仅符合世界货物监管制度的发展趋势,而且坚持贸易安全和风险管理为基本底线,建立可执行的货物贸易监管风险管理系统；等等（王战,转引自李彤,2016）.
(二)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制度供给上做了大量探索.这些改革措施,为市场和企业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张涌,2016）,为上海实现“调结构、稳增长”贡献巨大.一看激发市场创新创业活力.运行三年来,上海自贸区累计新设企业接近4 万家,平均注册资本约为5000 万元人民币,外资企业占比从自贸区设立之初的6% 提高到20%,而实际发生纳税记录的新设企业占比达到70% 以上.二看经济增长动力转换.2015 年,自贸区以上海五十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实现了占上海四分之一的地区生产总值.目前,上海自贸区生产总值现已占到浦东新区的2/3 以上.自贸区释放的制度红利, 增强了浦东新区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经济形势的“抗压性”,据统计,2016 年上半年,浦东新区经济增速达到9.2%.三看扩大开放.商品贸易进出口平行发展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进口成为贸易发展的新增长极.2014 年,上海市进出口同比增长4.6%,比全国进出口增速高出2.3 个百分点,其中自贸区进出口增对上海全市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五成.2016 年上半年,在全国外贸进出口仍较低迷的情况下,上海自贸区完成外贸进口增长4.6%,出口增长7.9%.
(三)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1. 改善金融和贸易环境
资金等要素和商品的国际流转交易平台是全球城市跨区域组织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基础,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和贸易环境的改善.三年来,上海自贸区逐步开展了包括自由贸易账户业务、投融资汇兑便利、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外汇管理和支付结算等一系列金融创新试点,向全国复制推广了20余项金融改革创新成果,实现了“惠实体”、“促改革”和“防风险”三大主要功能,服务实体经济的效应不断凸显（施琍娅,引自李彤,2016）,具体体现在：
第一,出台重大举措,推进金融管理改革和金融国际化.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在自贸实验区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对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支持在试验区内设立外资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改革措施为国际结算中心等平台的建设和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和资源配置的交易平台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有利于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自贸区落户运营,真正实现对外汇资金的集中运营管理.
第二,在促使贸易便利化方面出台了许多有效的政策,帮助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贸易商降低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吸引他们把上海作为开展国际贸易和进行商品交易流转的首选地之一.如,简化进出境备案清单,货物可凭仓单“先入区,后报关”,简化国际中转、集拼和分拨等业务进出境手续；实行进境检疫,适当放宽进出口检验；构建相对独立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分区管理措施；允许在特定区域设立保税展示交易平台；加强电子账册管理,推动试验区内货物在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间和跨关区便捷流转；等等.
第三,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适度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推动国内金融市场向全球开放,促进国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进而吸纳和有效配置全球资源,实行了允许金融市场在试验区内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平台,逐步允许境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交易等措施.（晁钢令和王涛,2013）
2. 吸引跨国公司总部集聚
跨国公司是全球城市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重要主体,跨国公司总部或功能性地区总部是控制其在全球生产、研发、运营和（或）营销网络的中心与节点,因此,吸引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集聚将有利于当地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形成和提升.上海自贸区的试点方案中明确提出,鼓励跨国公司（在自贸区内）建立亚太地区总部,建立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深化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促进跨国公司（在自贸区内）设立区域性或全球性资金管理中心.这些政策既强调了跨国公司总部的运营功能,同时也为其真正拥有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创造了在全球范围资金集中调配的条件.
3. 培育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既是全球城市区域形成的基础,也是全球城市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全球城市有效配置国内外（境内外）两种资源的的重要倚赖.上海自贸区建设非常重视平台经济的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打造商品和资金流转交易平台.商品和资金的流转交易平台的发展是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和“平台经济”模式形成的重要条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方案中提出,探索在试验区内设立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资源配置平台,开展能源产品、基本工业原料和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拓展专用账户的服务贸易跨境收付和融资功能；等等.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建立和运营,可以帮助上海发展成为亚太地区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流转的一个主要市场和节点,从而对一些主要大宗商品的国际交易产生示范性影响.而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若能建立和运营,则能有效改变目前我国大量国际贸易由于金融环境的制约而不得不异地结算的问题,既有助于提高上海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功能和效应,也有助于上海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贸易结算平台,从而进一步提升上海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能力（晁钢令和王涛,2013）.
二是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枢纽港建设.上海作为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是其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平台经济”城市的有利条件.上海自贸区建设注重改善航运和港口业务方面的开放程度,提升国际航运公司和国际船舶管理公司的港口注册登记率,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放宽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国际船舶运输企业的外资股比限制；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简化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流程,形成高效率的船籍登记制度；积极发展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航运经纪等产业；等等.同时,上海自贸区还在保税区功能完善方面不断创新,伴随着各项贸易便利化优惠条件的落实,上海自贸区的保税区功能将从简单的“保税仓储、初级加工、转口贸易”进一步拓展到“商品储存和转运,以及相关工业、贸易、运输、金融及旅游多位一体业务”.
三是全球化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离岸业务（特别是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往往是“全球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方案中特别强调“支持试验区内企业发展离岸业务”和“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这些金融自由化政策将对上海建立成全球化的离岸金融市场起到实质性推动作用.
4. 引导本土企业“走出去”
在集聚大量世界知名跨国企业的同时,全球城市还拥有大量的本土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生产、营销、研发、物流、贸易网络,成为全球城市真正的国际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重要载体.对此,上海自贸区也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和利用全球资源,推动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提升本土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如,鼓励企业统筹开展国际国内贸易,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自由化；深化外债管理方式改革,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等等.
(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完善全球城市功能
1. 扩大服务业开放
经济结构服务化是全球城市的重要特征,通过促进服务业开放,日益发达的服务业能够有效地帮助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实行对全球生产经营网络的控制以及进行全球资源的配置（晁钢令和王涛,2013）.而随着以资本流入与商品流出为特征的传统开放格局被新型开放体制所替代,服务业开放不断扩展,服务贸易成为贸易发展的新增长极（张幼文,2015）.同时,扩大服务业开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或投资协定时的基本要求.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要扩大金融、航运、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这六大领域的开放程度,这实际上为上海向全球城市转型提供了路径取向.
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方案中,服务业的开放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在自贸区出台的54 条扩大开放措施中, 涉及服务业的就有37 条, 涵盖电信、律师、资信调查、人才*、工程设计、建筑承包、旅游、文艺、娱乐、教育、医疗等18 个服务业领域,累计落户的项目达1037 个.其中,再保险经纪、独资医院、电信呼叫中心等领域的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自贸区还注重推动生物医药、软件信息、管理咨询、数据服务等外包业务发展；允许和支持各类融资租赁公司在试验区内设立项目子公司并开展境内外租赁服务；鼓励设立第三方检验鉴定机构,按照国际标准采信其检测结果；加快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
这些开放措施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上海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在自贸区引领下,2015 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16914.52 亿元,较上年增长10.6%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7.8%,比上年提高3.0 个百分点.同时,上海服务业贸易发展迅速,在规模上已超过香港和新加坡,2014 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1754 亿美元,较2010 年增长67.5%,年均增长13.8%,规模约占全国的30%,其中金融、保险、软件等新兴领域的增速快于交通运输、旅游等传统领域.
2. 推动对外投资
资本流出快速增长,与资本流入平行发展,是新型开放格局的重要特征之一,对外投资形成开放型经济的新增长极,也是全球城市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的重要手段.据统计, 由于在对外投资上率先开展备案制试点, 截至2016年8 月, 上海自贸区累计办结境外投资项目444 个, 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436 亿美元,几乎是2015 年全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两倍.
3. 通过“双自联动”,加快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全球城市往往通过持续的科技创新掌控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的高端核心环节,从而实现对全产业链进行控制,因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尤为关键.上海自贸区扩区后,自贸试验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都在浦东,于是浦东开启“双自联动”的尝试.
一是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开放优势,加强与国际通行规则衔接,努力破除科技成果产业化、创新要素高效配置等方面的制度性瓶颈,加快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技术、知识、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提升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和科技服务企业的认定水准,为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打牢基础.
二是利用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优势,创新海关监管模式,重点推进生物材料进出口便捷通关等项目,实现保税、通关与检验检疫等便利化.如,与国际惯例接轨,上海自贸区突破检验检疫部门按照一般贸易的进口方式对医药研发试剂进行监管的瓶颈,大胆探索生物医药研发机构的监管新模式,并成功吸引跨国医药巨头诺华集团落户张江,斥资10 亿美元建设其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诺华上海研发中心,拟将其打造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国际前沿医药研发平台.
三是通过金融中心发展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包括创新国资创投管理机制,扩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力度；推进科技金融服务创新示范区建设,鼓励科技园区联合金融机构共同推动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探索建立张江科技投资银行等.（孙继伟,引自孙樱齐,2015）
三、上海自贸区建设面临的瓶颈和主要问题
(一)制度创新面临挑战
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上海需要进一步理顺制度供需机制,加快制度创新,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目前,上海自贸区制度供给和创新的瓶颈主要体现在：
第一,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协调好顶层设计和自贸区“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虽然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总局等诸多部委对上海自贸区改革态度积极,但也不同程度存在制度设计碎片化的问题,导致诸如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业务和“先照后证”工商注册制改革等进展没有达到预期.
第二,自贸试验区压力测试不够,制度建设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仍然不够深,未来的上海自贸区,需要加快推进系统集成制度创新,更多参与到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制定中去.王战认为,根据自贸区《总体方案》和《深化方案》涉及投资、金融、贸易、服务业开放和事中事后监管等五大领域500 多项制度创新,需要突出重点,围绕主线,形成系统集成制度创新,但总体而言,自贸试验区在事中事后监管系统、FT 自由贸易账户等五大领域系统集成式的制度创新不够,在投资领域中负面清单突破方面,在金融领域资本项目的开放方面以及在货物领域特殊货物领域都有待进一步创新.（李彤,2016）.
第三,安全和效率尚未找到合理的平衡点.目前,各界更多关注自贸区建设中的开放、改革、创新,但是随着工作的推进,特别是对于金融领域改革来说,风险防范工作特别需要加强.如上海自贸区构建的双轨制金融监管线是虚拟的,风险管控任务和措施还缺乏真正的检验.此外,上海自贸区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也面临一系列的事中事后监管问题.
第四,在进一步对外开放实施过程中一些探索性的政策制度需要加快落地,以利于及时解决试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形势分析课题组,2016）.上海自贸区大多数制度创新是在没有既定立法条件下进行的,虽然上海自贸区领域里实行了部分法律豁免,但实际上仍有很多方面超越了地方政府和国务院法规权力的范围,面临着法律方面的挑战（新浪智库,2015）.如我国新兴服务业规则整体滞后甚至空白,制度创新必不可少,由于无法可依,新兴服务业的规则治理成为上海自贸区法治建设的重要障碍.而在银监会有关政策中,外资银行业务时限的缩短、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放开等方面改革都有待上位法的修改或具体政策的推进.
（二）服务业扩大开放尚未发挥对制造业转型和升级的支撑作用
随着全球化红利正在从货物领域转向服务领域,服务业开放有利于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以智能制造为先导补短板助推产业升级,创新金融杠杆,活跃金融市场货物贸易开放促进了先进制造业与高新技术型服务业的融合与关联度的加强.郭晓合和叶修群（2016）的研究表明,在上海自贸区改革之前,开放度相对低的服务业部门与开放度高的先进制造业之间的关联度较低,服务业开放滞后制约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2013 年后,上海产业升级明显加速,自贸区的产业连锁效应初显.
2015 年9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实施更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扩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对外开放,形成促进投资和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并将部分开放措施辐射到浦东新区,及时总结改革试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然而,上海服务业开放的领先优势已不明显.从服务业开放领域和开放模式看,天津、广东、福建自贸试验区以及北京在部分服务业领域已经提出率先开放的方案.从服务业开放的模式来看,广东和福建自贸试验区的多项开放措施涉及自然人流动和资质互认等形式,较上海自贸试验区有明显突破（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形势分析课题组,2016）.
(三)全球城市功能有待扩展和提升
上海目前尚处于全球城市的第二集团,与第一集团相比还有不少差距.
从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的集聚度来看,上海目前的数量不多,功能也不强.据统计,2013 年,世界500 强企业中,总部在上海的仅为8家（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不具有全球控制能力的国内企业,如上海百联集团）,而纽约有19 家,伦敦有6家,有47 家.另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上海的仅有353 家,其中很多只是行政管理机构,也并不具有进行全球资源调配的运营功能,而香港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有1340 家,新加坡则有4000 多家.
从服务业占GDP 比重来看,上海达到67.8%,而香港、纽约、伦敦、的服务业比重都在80% 以上.
从金融机构集聚情况看,上海虽然吸引了160 多家银行机构,但外资银行机构仅74 家,与香港的132 家,新加坡的107 家,伦敦的300 家和纽约的321 家,差距明显；从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数量方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总量仅为954 家,且全部为国内公司,而在纽约、伦敦、、新加坡和香港的证券交易所中,国外公司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晁钢令和王涛,2013）.
此外,城市转口贸易和港口国际集装箱的中转数量、比重也是体现城市国际化程度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指标.尽管上海转口贸易的比重已上升到45.5%,但其中大部分属于上海向内地各省市的转口贸易,并非国际转口贸易.而香港、新加坡的转口贸易不仅比重很大,且大多数是国际转口贸易.从国际集装箱中转情况来看,上海同亚洲一些主要港口间的差距更甚.虽然上海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国际集装箱中转的比重只有5％左右,与新加坡的85%、香港的60%、韩国釜山港的45% 相比差距极大,难以体现出国际航运中心的特征.（晁钢令和王涛,2013）
(四)改革创新的辐射带动效应有待进一步发挥
除上海自贸区扩区有效带动浦东和上海发展外,上海自贸区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方面的集聚辐射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具体表现在：积极搭建境外投资平台,努力成为长江经济带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服务长江经济带区域大通关一体化,带动长江经济领域国际贸易产业发展；推进金融制度创新,更好地服务长江经济带实体经济发展（朱民,2015 ；转引自丁蕾蕾,2015）.2015 年1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意见》, 将涉及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领、服务业开放和事中事后监管五个方面28 项改革事项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而随着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如何加强自贸区间的良性竞争和协同发展成为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的上海自贸区的新挑战.
四、全球城市建设背景下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加快形成开放新战略的若干建议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应纳入到国家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总体政策框架与上海全球城市的战略转型框架之中,以降低改革的“试错”成本,提高制度创新与复制的效率（胡彬和赵晓雷,2015）.
(一)协调好双向开放的关系
建设全球城市,需要协调国际开放与区域开放之间的关系,即开放的空间一体化.上海自贸试验区自设立之初就被国家寄予期望,通过制度复制实现的溢出效应.深化全球化分工倡导的专业化生产模式,以国际开放促进区域开放,恰好体现了这一根本目标,也是自贸试验区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赵晓雷,2015）.未来,上海自贸区发展应该尽快探索国际开放影响区域开放的传导机制,率先推进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四个中心建设、科创中心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协同联动,在更广领域中发挥服务全国大局功能,进一步突破区域层面上交易成本对资源配置的各种限制,促进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李彤,2016 ；胡彬和赵晓雷,2015）.
(二)进一步完善平台经济功能
以全球城市作为发展目标定位的上海,是以其功能的全球性即全球影响力为特征.这种全球影响力是中国国家整体的国际影响力在城市作用上的表现（张幼文,2015）,其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平台经济功能的不断完善.对此,上海自贸区应该在上海全球城市的平台经济功能发展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推动上海贸易中心功能的提升.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服务,理顺贸易投资便利化过程中的不利环节；全面支持国际商务发展,提升上海国际贸易的枢纽作用；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发挥进口通道的功能,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提升上海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影响力,改善贸易发展环境.
二是完善制度条件,全力支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方面,上海自贸区要突破市场发展的局限,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和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和利率市场化进程,积极发展互联网金融,提升融资功能和开放型金融功能,促进资本项目的完全可兑换,最终实现上海整体金融能级的全面提升.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方面,上海自贸区尤其需要重点发展国际物流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以及其他为国际航运、物流和制造业提供支持及配套的各类服务, 如商务服务、船代货代、报关报验、运输、法律、资讯、旅游等业务.在政策层面上,上海自贸区应发挥在离岸贸易和在岸贸易的结合、内贸和外贸统筹运作方面的优势,在政策创新上更多向物流方面倾斜,如外汇管制的放松、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开展、保税仓单的质押融资等.
三是打造中国本土跨国公司前进基地.在过去的35 年中,中国被纳入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从传统产业的向内转移,到先进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形成,国外跨国公司决定着中国的分工地位.未来30 年中国要着手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机制,这极大地取决于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同时开启对外投资的新时代.对此,上海自贸区应进一步吸引中外跨国公司各类总部的集聚,广泛覆盖营运中心、研发中心与资金管理中心等功能,全面推进相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包括咨询信息服务、人才服务、管理服务、法律服务、金融服务、会计审计服务、贸易商务服务等,构建全方位的跨国投资支撑服务体系；突破对外投资发展的体制障碍,探索外汇与金融等与投资便利化相关的改革,进而要全面开放现代服务业发展.
四是吸引全球治理机构集聚.迄今为止,发达国家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供给者和主导力量,国际组织的常设机构也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作为全球城市的上海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载体与平台的角色.为争取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在沪落户,上海自贸区要通过系统全面的服务为此创造条件,提供最便捷高效的出入境服务、客运服务,高质量的信息服务、会务服务、金融服务、通信服务等,以优质的生活与办公环境使上海成为新机构落户的首先地.（张幼文,2015）
(三)着力吸引高端服务业集聚 促进上海经济结构优化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上海自贸区要发挥对外开放优势,以扩大服务业开放为抓手,吸引高端服务业集聚,促进上海经济结构优化和全球城市发展.
一方面,上海自贸区应积极促进产业链延伸与价值链融合,实现国际物流、保税加工业务与周边产业一体化整合,形成重装备制造和高科技制造与研发、设计、营销、管理的制造与服务产业的相互渗透和支持.另一方面,高端服务业产业集聚将使区内产业链不断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包括研发、服务、结算、融资租赁等知识密集型业务,进而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实现离岸贸易与在岸贸易、物流功能与结算功能、内贸与外贸的统筹协调发展.为此,上海自贸区应鼓励贸易与金融、航运、物流、制造、会展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进口贸易,离岸贸易等新型贸易服务,开展国际大宗商品、国外高新技术产品和进口消费品的保税展示等业务.沿此路径发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将会进一步推动上海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进程.（张建平,2013）
还有学者提出,把上海自贸试验区打造成为集聚现代服务业的功能发展平台.相较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以制造业集聚为主体的产业发展平台而言,除了满足相关产业发展的需要以外,服务业功能平台以中间投入品和知识作为核心投入要素的主要特征,对产业的有效组织提出较高要求,这意味着,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应契合产业之间协同发展的需求,跨行业、跨产业、跨地域的功能溢出是其利润与效率的主要来源.此外,它还强调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整体促进作用,其产业组织形态既可以是制造业服务化的纵向一体化结构1,也可以是专业化生产服务业的集聚体.（胡彬和赵晓雷,2015）
(四)加强区域联动
一是对自贸区以后的辐射扩散效应进行认真和全面的评估,进一步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辐射和扩散效应的充分发挥.上海自贸区方案中明确规定,“试验区内企业原则上不受地域限制,可到区外再投资或开展业务”.区别于原综合保税区,上海自贸区在投资与服务贸易方面有了较大幅度的开放.而根据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其市场范围是很难用“封关”的措施来加以限制的（如律师、医疗、旅游、教育培训和跨境电子商务等）.因此,首先需充分考虑到其机构和业务的扩散可能产生的对市场与空间的各类需求,通过准确预计,做好跟进规划；其次要考虑到这种辐射与扩散效应对上体或局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可能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做好各种应对准备.更重要的是,应主动利用这种“关不住”的辐射和扩散效应,积极推进区外有利于“平台经济”建设的各项工作.（晁钢令和王涛,2013）
二是充分发挥上海自贸区对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从全球城市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那些具有“平台经济”特征的全球城市与其毗邻的周边城市有着强大的内在联系,并表现出产业链的系统性和层次性组合.处于产业链各环节的公司间有着相当密切的经济联系和联动效应,但这些不同的公司对于空间布局的要求则因其业务特征和市场特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不一定会集中在主要城市,这就形成了在主要的全球城市周边的广泛布局,从而构成所谓的“全球城市区域”形成了所谓的全球城市区域（周振华,2006）.因此,在上海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过程中,也应充分关注区内企业的产业链形态及其空间布局的需求,积极推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区域联动,利用长三角各城市和地区的综合优势,提升和巩固上海“全球城市”的地位,强化其“平台经济”的功能.
三是加强上海自贸区与兄弟自贸区联动.石良平主张,国内自贸区应加强分工协作.上海着眼于建设最高层次、高标准,面向国际的自贸区,而此次新增的7 个自贸区则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位.其次,引导上海的自贸试验区与其他自贸试验区形成联动效应,进一步完善自贸区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促进各自贸区之间的即时经验交流,加速推广复制自贸区制度创新成果,同时也可避免重复试验,节约试验成本,促进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顺利实施.（王志彦和杜晨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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