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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席铭状
《“沉默的先锋”与“多元的后现代”：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文学批评研究》,毛娟著,商务印书馆,2016
一
站在当下学术研究的立场,后现代主义早已成为研究文学、艺术、哲学以及文化现象绕不过去的重要理论.随着这个被称为“后现代”社会的到来,文化的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人们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去表达对它的欢呼或是对传统稳定高雅审美方式的怀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意义也因此常在一种反叛的“武器”和谁都可以抨击的“靶子”间流转,对其的概念解释受到各种不同视野的影响而纷繁复杂.于是,当“后现代主义”一词在书市上的大块头著作封面上足够显眼时,我们仍然相信对以下问题的追溯是有相当意义的：为什么会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又能为当下的学术研究带来什么？
近读毛娟《“沉默的先锋”与“多元的后现代”：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以下简称《哈桑研究》）,窃以为作者通过对“后现代主义之父”哈桑的研究真正回答了上述问题.作为对专题人物的系统研究,“哈桑”顺理成章地成为该书的首要关注对象,而哈桑的名字似乎于响亮的“后现代”还是薄弱了些,初读题目,不禁质疑作者对哈桑的专题研究是否能实现对后现代主义的独特阐释.以上质疑并不是空穴来风.近几年,在一种日趋繁荣的研究热潮下,学术界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塔”.为稳妥起见,学者们在选择一个人物、一种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时,常向当下的“学术红人”致敬.于是,不论是搞西方研究的,还是搞中国文化的,都喜欢在一些人人熟知的大家中做取舍,似乎只有将自己的名字冠在大师之后,才是学术,才是研究.所以,这些年的国人学界,包括后现代主义研究在内,“唬人”的标题一个比一个喊得响,不谈“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就不算西方哲学研究,不谈“主义”就不是理论研究,而细读文本发现,其内容又不过是平生传记、作品排序和重复的历史定性而已.因此,苦于学术弊病久已,初读《哈桑研究》之路可谓是既忐忑又好奇.
在笔者几乎一口气读完《哈桑研究》之后,不禁为自己对哈桑的浅见和对后现代主义的固执看法汗颜.若用流行的四字短语概括笔者的阅读体验,非文笔流畅、思路清晰、管中窥豹、深入浅出十六字不可.对《哈桑研究》的论述依然可以先从读者最感兴趣的后现代主义概念开始.复旦学者陆扬对“后现代主叉”有过这样一个评价：“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你不说我还大体清楚,你越说我越发糊涂的东西.”¨1笔者私以为,此番评价,凡是有过后现代主义相关学习、研究经验的读者恐怕都早已心领神会.得益于在西方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种根本性转折,“后现代”以及“后现代主义”成为一种全新的术语和理论开始充斥在美学、语言学、社会学、地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中.正因为此,越来越多的理论家纷纷加入其中,以自己的学术兴趣和方向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并诞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理论家.问题就出在这里,正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极具包容的学术特性,人们往往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对其进行概念定义并相互诘难,一时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上空热闹非凡,彼此之间唇舌剑、互不相让.这期间又以利奥塔的“向同一性开战”和哈贝马斯的“共识”理论为争论核心.于是,“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仿佛就在诸如反叛、消解、怀疑等“反”性词语中被固定下来,而我们在读了几本后现代主义的专著之后也就自以为获得了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真知灼见.
而作者却告诉我们,人文学科的概念性术语难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尽管人们会不断修正或重新界定概念意义,但“这种修正和界定不一定会使概念变得更加清晰或明确,也有可能变得更加复杂,界定‘后现代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此语不仅宣告了作者不再尝试以一种单一语义界定“后现代主义”,同时也确实动摇了笔者所了解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几个名词,并如陆扬所言果真糊涂起来：不能界定概念,那如何开展研究？同时,既然“后现代主义”概念难以界定,那所谓“好”或“坏”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岂不是也是不攻自破？
针对以上两点疑问,作者开宗明义道,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讨论后现代主义是否来临,也不再是肯定或否定后现代主义,而是“以相对客观的立场和宽容的心态对其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深入研究”[2]1.如此,作者在展开系统论述之前就已经明确了“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两点“前意见”：难以界定和跨学科.这两点“前意见”一步一步引导作者穿透后现代主义的迷雾,并最终得到了后现代的包容性与多元性（详见《哈桑研究》第四部分）两大特征.而这就离不开以哈桑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研究.在作者笔下,哈桑与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两个单论的个体,而是实现了以哈桑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研究为*点,从文学理论逐步延伸至艺术再到整个文化理论.作者的最终目的乃是意图通过哈桑文论考察整体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哈桑竟有如此大的能量？
二
哈桑,全名伊哈布·哈比布·哈桑( Ihab Habib Hassan),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作者以哈桑“率先在理论上提出‘后现代主义’,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化”[2]7等语句集中概括了他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卡林内斯库同样也以“由于哈桑,后现代主义开始有了较可辨识的身份,也正是通过他,一些欧洲人才得以发现了这一术语”‘31表明了哈桑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哈桑在“后现代主义”概念史上可谓是开宗立派式人物,直接为“后现代主义”洗礼命名.相对于利奥塔、哈贝马斯、杰姆逊以及丹尼尔·贝尔等振聋发聩的世界级理论家,哈桑对于国人而言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事实上,自20世纪十年代“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论思潮传人中国以来,哈桑就已经被当时学界奉为“座上宾”.应该说,哈桑是当时中国学界所能接触到的最早一批研究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外国学者,其理论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哈桑的独特贡献在被译介、传播和学习中所局限,在外来理论的逐渐丰满中,国人渐不满足于哈桑基于文学本位的后现代主义定义、渐忽略哈桑对后现代主义所做的多元性与包容性内涵揭示,而热衷于在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之争中“选边站”.于是,这位最初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自然也就被忽视了.
但这并不代表哈桑理论没有研究价值.在《哈桑研究》中,作者从四方面论述了其学术意义：第一,哈桑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和论争中,都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对哈桑的评述将有利于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理论；第二,哈桑以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不确定的内在性”独有概念诠释“后现代主义”,此概念至今都影响着当代文学及文化批评；第三,哈桑从文学现象出发,指出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文明史上早已存在的渊源,并强调后现代主义的中心是现代主义.哈桑的论述再次提醒我们洼意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第四,哈桑将后现代主义概念从文学延伸至文化,不断放大后现代运动的理论领域.尽管这种做法因其过分包容而易模糊后现代主义的界限,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文学*文化的全景式视角.基于以上四点,作者不仅找到了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源头的哈桑,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哈桑的研究能够总结出后现代包容性与多元性两大特征,跳出对后现代主义持有“好”或“坏”的主观立场,使其成为一种带有独立意义的批判精神得以可能.
但笔者认为,除以上四点之外,《哈桑研究》还有两点意义至关重要.首先,得益于针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论争,其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学术领地,甚至普通大众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生存现状就其进行简单评论.在这种“热闹”的开放讨论中,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到来的事实.于是, “后现代主义”一词俨然成为所有新艺术理论、新文学风格以及新文化现象的“大染缸”,所有意图对这个不同于传统的新“主义”进行概括的理论家,都努力地“泡”在其中,为人类思想贡献自己的后现代“颜色”.可是,当一种理论越是被广泛地解释和运用,就越容易脱离原初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的使用语境,在一种普遍性的解释中沦为“口号”,那这离“主义”的过时也就为时不远了.因此,《哈桑研究》意图使我们重新重视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源头的哈桑,思考其在特定语境下的使用意义和关键特征,不至于只明白后现代主义的质疑或反叛特征,而这也将深刻影响我们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以及文化研究.正如杰姆逊所意识到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西方学者在他们的思想文化内部所能提出的问题,要概括或解决的是西方思维模式下出现的文学、艺术及文化现象.因此,这种无形上的思维隔绝无疑将会给中国思想界部分“标题理论家”泼了一盆不少的凉水.《哈桑研究》暗示我们,与其不断争论中国是否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问题,还不如思考“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能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什么的问题,而这又离不开对“后现代主义”追本溯源的意义考究.其次,对哈桑的探究将有利于我们回到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最初几个问题,以历史视野考察其起源和特征,这对于我们审视西方文化传统和纠正、指导现今的文化现象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因此,为了避免现有理论的繁复、空洞和同构,我们右理由重新回到“后现代”的思维演变为一种“主义”的历史原点,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思考其历史意义,审视其理论开辟之初的创新意义,以期为当下的理论思索注入新活力,使其重新散发出一种新“主义”应有的光芒.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没有执着于宏观架构的堆砌、文化现象的总结和形而上原理的思辨,而是敏感地将研究视野转到了更为细致、生动的文学问题,以小见大,以文学理论为切入点,建构起以哈桑“不确定的内在性”这一后现代主义理论关键词,成功总结了哈桑对西方文论中的后现代转向趋势评述的理论要点.应该指出,文学现象产生及演变的背后是整体的艺术观念、文化体系、社会思潮,文学从来不是单独的论述主体.因此,作者对哈桑文论的研究顺利地转到了对整体后现代主义概念及特征的思索,此举有力地降低了以宏观理论建构“后现代主义”可能存在的立场争议.而这也同哈桑本人从文学推演至后现代主义艺术、文化现象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三
在明晰作者的研究对象和思路之后,我们再回头来审视下作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结论.应该说,在后现代主义众多的学科门类、概念界定和理论思想中选取一种概念或者几个名词概括后现代主义的内涵,无异于将自己的理论缺陷主动摆在了批判者面前.前者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现代性争论的教训依然历历在目.利奥塔的“向总体性开战”随即遭到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坚定捍卫,以“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构想”继续坚持现代性的乌托邦潜力；而哈贝马斯的“共识”又被利奥塔以语言游戏的异质性所解构.在《哈桑研究》中,作者同样回顾了二者的辩论,并将其放在全书核心篇章《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词： “不确定的内在性”》之前.笔者以为,作者这样的逻辑安排是合理而且必要的：利奥塔和哈贝马斯之间的论争为哈桑的“后现代主义”定义提供了独立出场的条件.站在今天的学术视野进行回顾,二人在理论层面看似出现的许多论争,都代表了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态度：一个坚持现代性的理想制度反对后现代主义、一个反对现代性宏大叙事坚持后现代主义.于是,有关后现代主义概念内部是充满矛盾且无法定义的观点不胫而走,倘若要定义,也只能在这二人中任选其一,并且要时刻准备遭受来自对立面的冲击.
留心的读者不会忘记,茌前文,作者也表达过后现代主义“难以界定”的看法.既然后现代主义概念“难以界定”且充满矛盾,作者何必要冒着颠覆自身论述结构的危险,而要以哈桑的“不确定的内在性”作为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词？作者选择依附于利奥塔或是哈贝马斯的理论不才是真正的“奥卡姆剃刀”式论述吗？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有她自己的看法：“其实,他们的理论都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合法化原则的质疑……他们都是对启蒙思想的批判,只是提出的治疗方法不同而已.”[2]51如此看来,他们的“现代”定义实际上并没有本质差别,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所透露出的反叛倾向.而只有在明确这一点之后,作者才能跳出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现代与后现代二元陷阱,以寻找出后现代主义的真正特征.作者指出,“不论我们是从后现代主义去评价现代主义,还是从现代主义去审视后现代主义,都需要重视与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2]65,也只有在弄清楚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之后,才能对后现代主义这一“难以界定”的概念下一个“定义”.
于是,为了找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真正关系,《哈桑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后现代主义”英文翻译——“POST-modernI”.在我们已经习惯了“后现代主义”直接由“postmodern-i”译来之后,哈桑的“POSTmod-ernI”后现代主义命名从词语形态上就表达了不同意见.而《哈桑研究》也敏锐地将其作为突破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迷雾的核心所在.作者提出了对“POSTmodern-I”的两点解释：一、小写“mod-ern”并放在词语的中间表明“现代”才是“后现代”的中心；二、大写“POST”和“I”表明“后”和“主义”都有可能随着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而被湮没.在《哈桑研究》中,作者引用了一段哈桑的经典论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由铁幕和中国长城隔开的,因为历史是一张羊皮纸,可以被多次刮去字迹；而文化则渗透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以为,我们都同时带有维多利亚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气质”[2]64.不错,当社会思潮中的后现代倾向迎面向我们袭来的时候,就能说我们已经完全“后现代化”了吗？事实上,包括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乃至现代主义的美学风格在内的“传统”势力依然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对此,《哈桑研究》明碲表示：“现代主义才是后现代主义的中心.”[2]64何为“中心”？
一方面,不论是哪一种“主义”都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从酝酿到产生、发展、盛期以及衰落,都有相应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机制,不可能凭空产生.考察现代主义产生的渊源,不难发现,现代主义也并非一来就是保守和传统的.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占据18和19世纪前叶的潮流时,现代主义同样作为极具摧毁性的力量引领了新时代的来临.而当现代主义成为新的权威力量,便也开始主张秩序、崇高、和谐的美学风格,这也就注定了现代主义在解释“二战”后西方社会、文化以及思想方面出现巨变时的无能为力.于是,作为更“新”的后现代主义才能登上历史舞台.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都拥有更“新”悖论解释.而另一方面,倘若后现代主义以无中心、无价值或无意义成为时下最“新”,建构起自己的美学原则,那么作为理论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同样存在被解构的可能性.在都能被解构的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再次保持了一致.于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既区分又联系的复杂特点,单从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真正深刻地把握后现代主义内涵.后现代的“后”没有使用“after”而使用“post”即表明：“后现代”不仅是时间上的历时结果,更重要的是一种“延续和断裂的辩证统一”[2]83.“后现代主义”既否定又继承“现代主义”的诸多特征,因而在语义上呈现出丰富的不确定性.
四
既然后现代主义的语义本身就是不确定的,那么用“不确定”一词来概括不确定的后现代主义,不就是对这个“难以界定”的概念下了一个“定义”.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牢牢把握了哈桑提出的“不确定的内在性” ( indetermanence)这一后现*论关键词,形成了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的独特观点.“不确定的内在性”并不是一个具有单一词义的独立名词,而是由“不确定性” ( indeterminacy)和“内在性”( immanence)两个相互矛盾、相互作用的词语合并而成.当“后现代主义”逐渐被固定在以“反”性词语为主流的解释中时,作者以“不确定性”提醒我们注意“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产生之初的批判性和不稳定性,因为“不确定性”不仅指反叛、曲解,还指模棱两可、不连续、差异等概念,而且每一个词语的词义都存在继续衍生的可能性.“我们不确定任何事物,我们使一切事物相对比”[2]79,作者的“不确定式”宣言突破了“反”性词语的固定意义,真正以一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糟神向西方确定的知识、体系、规范发起了挑战,由此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多元论特征评价.而“内在性”则表明主体能够根据后现代主义的变化对现实做出反应,并通过语言媒介对后现代主义的现实境遇进行沟通.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有可能越过西方文化的界限而成为全球共识,在对话中充当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而指导本国的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因此拥有极强的包容精神.
在明晰“不确定的内在性”这个“难以界定”的“定义”之后,作者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占有”这个结论,而是沿着哈桑的路子,从文学中的“不确定的内在性”一步一步延伸至文化,并最终明确提炼出后现代主义多元性与包容性两大特征.“后现代主义”也由此突破定义的束缚,转而作为一种带有独立意义的批判精神.从后现代主义难以界定的“前意见”,到“不确定的内在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关键词,再到多元性与包容性特征对后现代主义定义的突破,作者的思路并不意图固定我们在《哈桑研究》中对后现代主义概念的理解,而始终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对待后现代主义及其概念,并呈现给读者.笔者以为,作者的这种独特看法乃是对哈桑理论的真正领会：“每个事物都会成为‘后的’或‘超越的’,而且在每个概念之外形成一种‘主义’的趋势,可能都将成为短暂的时髦”‘21 266.没有一种“主义”会一直成为潮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挖掘出这种“主义”背后的深刻文化内涵.后现代主义作为一场文化运动虽会过去,但它所蕴含的强烈怀疑精神、反叛意识却会使我们对文学、艺术、文化现象始终保持一个清醒的认知,尊重个体、关注边缘话语、不迷信权威,以开放且包容的态度对待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而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研究能对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对此,在《哈桑研究》的最后一章《后现代性：独立的批评精神》中,作者不无感慨得写道：“作为一场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不会永远活跃于历史舞台,它终有竟时；但作为一种理论,它有着丰富的研究视角,是不可替代的资源.”‘21 251
在文末,似还应该就《哈桑研究》的学术地位说几句题外话.近年来,国内学界不乏对哈桑的关注,包括王岳川、盛宁等学者都对哈桑的理论做了相对集中的介绍,但作为专题性的系统研究并形成专著的,作者还是第一人.不仅如此,在完成《哈桑研究》一文的过程中,作者还同哈桑取得了联系,二人通道书信往来、电子邮件就后现代主义理论直接进行沟通.由此,作者便能获取到有关哈桑理论的第一手资料,使其论证过程更多了一份可靠性.作者选择将部分重要信件内容摘录在《哈桑研究》的附录部分,这在国内还是最新的,当然也是唯一的.至此,哈桑以文学作为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并从文学研究延伸到文化研究.作者也沿着哈桑的路子,通过对哈桑的文论研究实现了对整体后现代主义的考察,《哈桑研究》在后现代主义起源、定义、关键词、特征等方面的成果,都必将有力地支撑我们深入理解后现代主义理论.
注释
[1]陆扬．何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J]．中国图书评论,2015 (9):87-92．
[2]毛娟．“沉默的先锋”与“多元的后现代”：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文学批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0．
[3]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00-301.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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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与 张 鸣一 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概述“后现代”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绘画领域中,据考证,它是用来指称一些比较前卫的绘画作品而早期使用这个词 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首推汤因比,他将&ldquo.
2、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在《美丽失落者》中的体现 摘 要莱昂纳多 科恩是一个作为集诗人、作家、歌手、画家、僧人于一身的有着“摇滚界拜伦”之称的人,美丽失败者是他最具挑衅性,最为桀骜不驯的一部作品 小说所勾画出的爱的三角,时而梦.
3、 对差异化意识的重视从西方后现代主义特性引发的对中国西方音乐史专业教学 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音乐史教学与研究有了可喜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长期或短期出国求学,西方学者也被频繁邀请至中国讲学 中国与国际音乐学领域的逐渐接轨,使国内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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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媒体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西方学者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