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相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跟哈佛大学的缘起和影响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哈佛大学的缘起和影响，该文是大学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哈佛大学和缘起和*方面本科论文范文.

作者简介：路克利,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批准号：14BKS112））阶段性成果.

摘 要：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中国革命与中国.费正清认为,不理解中国与中国共产主义是美国对华政策接连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失去中国”的根源.费正清希望美国政界、学界、社会公众真正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中期,他带领史华慈、布兰特、赵国钧等年轻学者在哈佛大学开创了系统的学,提出了有关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的重要观点,积极主张承认新中国.费正清等人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政治影响.哈佛大学成为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和“国际学”研究的学术重镇.

关键词：费正清；研究；缘起；影响

学界一般认为,哈佛大学学者费正清(John Fairbank)是美国20世纪中国学的主要开创者.和一般汉学不同,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和中国.从4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担任美国政府情报和文化工作的费正清深切感受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将改变中国的命运,由此,他的中国研究重心从19世纪中国外交史转向当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46年8月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后,他带领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等年轻学者在哈佛大学全面推进有关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研究.1955年,费正清等在哈佛大学正式成立东亚研究中心,标志着美国学界以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研究为核心的中国学正式形成.

一、希望美国政界和公众

真正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

从20世纪40年始,费正清试图让美国人理解中国共产主义,他这样定位自己的工作：“描述的发展,而且为她的力量和前途辩护,这是我每天都要碰到的问题.”费正清致马丁·埃邦的信（1950年8月24日）,哈佛大学档案馆费正清档案：HUGFP1230box 2.他认为：“对美国人来讲,共产主义可能是坏的,但对中国人来讲,共产主义是好的.”哈佛大学档案馆费正清档案：HUGFP 1230 box 21949年10月,他参加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政策会议,强调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认为美国对华关系与其说是对一个国家的关系,不如说是对一场革命的关系；他表示赞同乔治·凯南对共产主义的分析,强调向中国发起意识形态战和心理战.他认为对国民党的援助只能加速其失败,不过是“死亡之吻”费正清1949年10月7日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华政策圆桌会议上的发言,哈佛大学档案馆费正清档案HUGFP,1230, box 2.费正清把当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定位为美国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关系,没有把中美关系看成是一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认识到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特殊性,认识到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中美关系的重大影响力.

费正清对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理解源自他在中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和长期的现代中国研究.1932年2月,25岁的费正清以牛津大学研究生、罗德学者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主要目的是研究开放不久的清季外交档案.在此期间,费正清通过与美国国务院较早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外交官柯乐博的交往,已经对中国有所了解.1935年12月,他离开中国回到牛津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业.1936年9月他回到母校哈佛大学担任历史系讲师,开始在哈佛大学研究当代中国问题.1941年8月,费正清应召到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情报协调办公室（COI）研究分析部远东处工作,负责收集和分析与中国和日本有关的情报.1942年6月,该机构改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SS）,转隶参谋长联席会议.1942年9月至1943 年12 月,战略情报局派遣费正清到重庆工作,兼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这次来华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中国政治的态度,认识到中国的力量不可小觑.他开始了与领导人周恩来的交往.1943年底回到华盛顿后,他转入美国战争情报局（OWI）工作.1945 年9月费正清第三次来华,担任美国新闻署（USIS）驻华分署主任, 直至1946 年7 月.50年代初,费正清在给美国参议院麦卡兰委员会的声明中曾特别说明,从这次来华工作开始,他的“研究中心是现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哈佛大学档案馆费正清档案：HUGFP 1230 box 2.由于重庆谈判一度比较顺利,1946年1月,周恩来设宴感谢居间协调的美国人.费正清与周恩来、叶剑英同席交流.1946年6月4日,费正清以美国新闻处驻华总办事处主任的身份,从北平乘飞机抵达张家口,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邀请周扬等五位知识分子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他见到了晋察冀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并作了演讲.他对领导下的张家口印象很好,认为是在为改造中国人民的生活而努力.访问解放区一个月后,费正清做出了对中国政治形势的预测——将战胜并取代国民党.

费正清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的敌视.由于西方媒体有关苏联共产主义的各种报道,美国政府和公众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印象不佳,认为共产主义代表着极权专制.相当多的美国人把对苏联共产主义和的认识转移到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身上,想当然地敌视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费正清认为,这种敌视对美国非常不利.由于对中国共产主义的不理解,美国在犯了“失去中国”的错误之后,又在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上犯了类似的错误.敌视中国共产主义,错误出兵侵略朝鲜和越南,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损失.他力图使美国政府和公众理解中国和共产主义.

二、有关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

1946年下半年,费正清预测一定夺取中国政权.早在30年代初,他就开始关注中国.起初,他对中国没有信心.1934年10月,在写给史沫特莱的信中,他说：“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因为,这里没有人能够实践共产主义,人也不行.”1934年10月费正清给史沫特莱的信,哈佛大学档案馆费正清档案. 1942年10月,刚到重庆不久,费正清对当时局势变化的预测是：“战后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为国民党所摧毁.”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 Harper & Row, 1982, p232其后不久,费正清对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认识到很有前途,共产主义在中国有吸引力.他主张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出发研究中国,认为中国的力量是强大的,“（）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p470.费正清曾据此分析美国干涉中国革命的“局限性”：“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我们或许可以延缓或者加速中国革命,但我们无法阻止” John K Fairbank, “Our Chance in China”, Atlantic Monthly, Sept 1946.他比较分析了国民党的所谓和领导的,认为“共产主义的宣传更受欢迎,领导的比国民党的更有吸引力”John K Fairbank,“A Challenge from China’s Heart”,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27,1946,p1.这一时期,费正清基本上还是较为笼统地谈论共产主义,没有具体区分共产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没有区分新主义与社会主义.当时领导的革命仍处在新主义革命阶段,费正清等学者一般把中国领导的革命统称为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如此,费正清看到了领导的革命的前途.他认为善于组织发动群众.“人以史为鉴,与农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个党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难以想像的.”John K Fairbank, A Challenge from China’s Heart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27,1946 P43费正清认识到了“中国的革命必胜”的历史趋势.随着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国人的接触,对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在自传中,费正清提到,“在重庆期间,我对中国革命精神、革命号召力和革命的方式有了深刻的认识,确信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必将胜利.”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pxiv这里他所谈到的革命,已经是中国领导的革命.

费正清、史华慈认为中国人自主发展了自己的革命理论.他们把这种理论称为“毛主义”.费正清1948年出版的著作《美国与中国》认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异常（Anomaly）”,这种“异常”就是“把农民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 p26.他甚至提出,这是中国革命的传统而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费正清指导的史华慈博士论文《崛起之前的中国共产主义》中明确提出了“毛主义” Benjamin Schwartz, Communi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 Tse-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hD Thesis, 1950, p138论,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一种“异端”,与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而独树一帜.1952年,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编著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论证中国共产主义形成发展的过程.“毛主义”论提出后即引发了较大的争议.华盛顿大学的学者魏特夫否认有自己独立开创的革命理论和道路.魏特夫直接批评费正清和史华慈,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的作者们（费正清、史华慈和布兰特）错误解释了1927年至1940年的活动”Karl August Wittfogel, Peking’s ‘Independence’, The New Leader, July 20-27, 1959, p17,“‘毛主义’只是一个传说” Benjamin Schwartz, “The Legend of the Legend of ´Maoi´", The China Quarterly, Apr- Jun, 1960, p 35. 史华慈、费正清的“毛主义”论突出强调了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创新性,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列宁主义主义理论、斯大林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发展.

费正清、史华慈认为“中国革命主要是内生的”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286,强调中国革命的主体性.中国革命是对中国共产主义基本性质的判断,也是美国政界、学界等关注的热点问题.二战后,美国政府面临着对华政策的调整,政界、学界、新闻界有过多次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性质是其中重要的问题.当时,政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是莫斯科的阴谋,北京是莫斯科的傀儡.他们担心：如果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中国就将变成苏联的傀儡,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亚洲.费正清认为,发生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苏联的阴谋,是等人自主开创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史华慈通过毛主义概念突出强调了革命的自主性.他提出,“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联姻的结晶,但这个新生儿一定有自己的独立性”Benjamin I Schwartz, Communi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Athenaeum, 1968,p39；“是一位伟大的有主见的开拓性的理论家,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内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自主权”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他还明确提出了党的理论自主性（ ideological autonomy ）和理论独立性(ideological independence)这些重要观点,认为中国创新发展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具有革命理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史华慈和费正清认为中国革命不是由外部传入的,不是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正是他们提出要区别对待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主张不同的对苏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

史华慈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发生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苏联的阴谋,而且“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性.史华慈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9年,史华慈在《远东观察》杂志撰文《马克思和列宁在中国》,定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使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和文化”Benjamin I Schwartz, “Marx and Lenin in China”, Far East Survey, Jul 27, 1949.史华慈看到了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强调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结合的两个主要方面,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较为全面.史华慈和费正清在西方学界较早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他们强调了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理论的主体性,这种认识和态度代表着西方学界的认识深度和研究水平.

三、哈佛大学国际学学科建设的开创性工作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费正清、史华慈等在哈佛大学开展了多个试图理解的研究项目,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1948年费正清已经开始了“文献史（1921年以来）”项目.该项目成果《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于195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正式出版之前,费正清曾把该项目成果寄送给美国国务院.国务院的几位官员和研究员给费正清回信表示高度赞赏,国务院远东研究部主任齐斯（A SChase）给费正清回信说：“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是对你以前研究的重要发展,是对路线发展的深刻解读,把握住了意识形态的核心.”哈佛大学档案馆费正清档案：HUGFP 1215 Box 11950年,在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人类学家洪等学者支持下,费正清带领史华慈、康拉德、赵国钧费正清聘请的研究助理,中国留学生.等又开展了“中国的政策：文献与解析（1945-1949）”哈佛大学档案馆费正清档案：HUGFP 1215 Box 1这一新的研究项目.该项目主要是对1945年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等四个方面的研究.1952年,费正清、史华慈设计了一个大的研究项目“东亚共产主义研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主义项目、日本共产主义项目、东南亚共产主义三个子项目,他们开始从整体上研究在东亚各国的路线.

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培养了大批致力于研究和中国革命的人才.中国迅速赢得战争胜利,建立的新政权与苏联结盟,出乎美国政界预料,引起恐慌,这反映了美国知识界和政界对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缺乏了解.美国急需大量的研究专业人才.费正清在二战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麦卡锡主义的阴云使他更加坚定了要培养人才的决心.哈佛大学的中国区域研究硕士项目和博士项目正是在费正清主持下开展起来的.该项目的学生大都以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史华慈的博士论文《崛起之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康拉德《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麦克法夸尔《黄埔军校研究》等.史华慈的博士论文1950年通过答辩,1951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与的崛起》出版.戈德曼·麦克法夸尔在一篇纪念史华慈的文章中认为：“他（史华慈）曾经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写过开创性的著作与论文.直至今日,《中国共产主义与的崛起》（1951）不仅仅在共产主义运动比较研究领域,而且在政治史与思想史领域,也仍然是先驱的研究.”Paul A Cohe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Memorial to 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161,March, 2000为了拓展学生的视野,费正清经常邀请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来哈佛大学交流,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学生们.40年代后期,他邀请曾和八路军一起抗战八年的英国学者林迈可到哈佛大学访学一年.

费正清在美国学界被称为学术企业家.他组织了多次以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为研讨主题的学术会议,广泛邀请美国各地和欧洲学者参加,扩大了国际学的影响力.1955年,他成功争取到了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的大笔资助,创办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的研究重心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后来更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实际上,费正清把中国和中国研究从区域研究、东方学研究、一般性历史研究以及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中独立出来,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显学.曾担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麦克法夸尔教授指出,“费正清把中国研究从40年代的东方学中独立出来”,“真的把中国当代史研究从一般性的历史研究中突出出来,成为显学,使美国的学生有机会进入这样的一个专业研究领域”Did Gonzalez, “John K Fairbank, China Scholar of Wide Influence, Is Dead at 84”,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6, 1991.在研究方法上,他把哈佛大学的区域研究、国际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共同开展当代中国和研究.20世纪40 年始,费正清在哈佛大学主持了以当代中国研究为中心的区域研究硕士生培养项目和博士研究生培养项目,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战后美国各大著名高校的中国研究学者,大多是费正清的弟子.国际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广泛发展起来.作为以研究著名的学者,费正清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1968年当选）和美国亚洲学会主席（1958年当选）.这反映了费正清在美国学界的巨大影响力.费正清等人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政治影响.麦克法夸尔认为,费正清经常发表一些当政者不太喜欢的东西,尽管如此,他们承认费正清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面对美国政界、学界、公众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严重缺乏了解的状况,费正清决心在美国普及有关中国的知识.他撰写出版了大量面向公众解读中国的著作和文章.他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新史》等先后成为美国各大院校中国研究的基本教材,多次再版,在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及时跟踪学界动态,曾给《纽约时报》写了1000多篇述评文章,向社会公众介绍中国和情况.他主编了《剑桥晚清史》、《剑桥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组织出版了《哈佛东亚研究书系》等著作.

经过十几年的开创性的工作,费正清、史华慈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在国际学界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研究这一“政治敏感”学术领域.这些学者以中国的性质、历史、建设、理论、政治、外交等有关问题为研究和教学对象,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在“海外中国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哈佛大学研究积极和深远的政治影响

抗战时期,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应该支持抗战.国共内战时期,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停止片面援助国民党.他认为,美国援助是自毁形象.打内战使用美国制造的飞机,美国培训的飞行员,美国制造的燃料,消耗了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中国内战对美国人来讲也是一场悲剧”,因为“东方人会从美国在中国支持谁判断美国人的道德、意图、信仰”John K Fairbank, “A Challenge from China’s Heart”,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27,1946p1.显然,费正清认为,美国人支持政府,等于败坏了美国人自己的形象.他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认为美国援助是愚蠢的.他用嘲讽的语气说,美国人很聪明,能够制造飞机大炮,但搞政治时很愚蠢.费正清认为,“先进的中国人看到美国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交给反的势力滥用,非常痛心”；美国人如果意识到自己“未能分清是支持多数人还是支持当权的既得利益者时也会非常痛心”哈佛大学档案馆费正清档案：编号1215（HUGFP 1215 Box 1）.他提出,“美国在亚洲抵制共产主义,其实质是美国人在和亚洲人民作对.”John K Fairbank, “China´s Prospects and US Policy”, Far Eastern Survey, Vol 16, No 13 (Jul 2, 1947), pp 145-149正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使得和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无论对美国人如何友好,他们都只认一个盟友,都会和作对,是美国自己丧失了和友好交往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费正清积极主张中美和解,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提出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主张：“与中国共产主义竞争,而不是遏制”John K Fairbank, “Competition with Communi, Not Containment,” Foreign Policy Report, March 15, 1949, p6.新中国成立时,他参加美国国务院的内部会议,提出美国应承认新中国,并公开呼吁政府承认新中国.费正清在停止片面援助国民党,与发展友好关系方面的大胆主张反映了其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较为深刻的认识.但是,这一观点在美国政界并未占据主流.美国两党政治的恶斗也造成美国对国民党、政策的摇摆,费正清的主张未能使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支持.费正清曾严厉批评美国的政党政治,认为两党恶斗使美国很难形成正确的对华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后,费正清主张与新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的主张也石破天惊,但并未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且由于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中美直接军事对抗,费正清的主张一度显得不合时宜,引发了政界学界对他的质疑.当然,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之后,费正清的主张才又重新受到重视.

费正清的研究一度使他遭受了政界、学界的责难和批判.1950年1月,时任国会议员约翰·肯尼迪（后成为美国总统）在国会指责“费正清是导致国民党政府失败的工具”哈佛大学档案馆费正清档案：HUGFP1230, box1.同年8月23日,美国的叛徒、主办的《工人日报》前编辑布登兹在国会司法委员会内部安全分委员会作证,指认费正清等43人为员.该委员会负责调查太平洋关系学会,费正清曾是该学会重要成员.几乎与此同时,费正清去日本访学的入境申请被军方拒绝.紧接着,美国各大新闻媒体均有费正清涉嫌共党嫌疑的报道.费正清当时非常紧张,主动要求到美国国会参议院麦卡兰委员会澄清.1952年3月,他到该委员会作证,否认了所有对他的指控.这个委员会也调查了亚洲区域研究的其他几位著名学者,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戴维斯（John Paton Dies, Jr）、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等曾参与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学者.费正清对委员会对他的各项涉共指控进行了一一反驳.1952年底,他获得前往日本访学的入境许可.费正清当时也受到苏联媒体的批判,认为他是要把亚洲人民的视线从追求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向引开.由于并非关键人物,费正清最终并未受到麦卡锡主义严重的实质性迫害,但是他的社会和学术声誉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从此,他的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也相对谨慎.但总的看,他坚持了美国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主张.

尽管备受争议,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在美国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1966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James WFulbright）组织了一系列“中国听证会”,邀请费正清、鲍大可（A Doak Barnett）、史华慈、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专家就发展对华关系发表意见.费正清在国会作证时认为：“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各方面有了较大的变化,在世界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美国的孤立、封锁政策没有什么作用,以后不应孤立、封锁中国,而应该主动与中国接触.与中国接触,不但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还可以帮助美国解决棘手的越战问题.”Statement of John K Farirbank on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the West, Read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March 10, 1966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他强烈呼吁美国政府与新中国建交.1966年,费正清和鲍大可、斯卡拉皮诺、白鲁恂等一些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成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该委员会很快发展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同年底,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由费正清、鲍大可、斯卡拉皮诺、戴德华、白鲁恂等几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中国问题顾问小组.“中国通”们经常商讨对华政策,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1966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的内部备忘录把费正清和鲍大可称为最顶尖的亚洲问题专家、中国问题专家.这份备忘录透露,费正清和鲍大可提出的对华政策建议是“遏制但不孤立”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136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 J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Moyers)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国安会对此非常满意,认为二人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费正清此后积极参与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研讨.国务院也在对华宣传方面请教费正清和史华慈,请他们参与国务院的对华宣传政策项目.

费正清曾给尼克松“上书”,直接提出遣使秘密访华的建议.1968年末,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当年11月7日,费正清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联名,给尼克松写了一封关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密函,题为“美国与‘大陆中国’的关系”.联名成员包括鲍大可、白鲁恂（Lucian Pye）、史华慈、孔杰荣（Jerome Cohen）、霍夫亨兹（Roy Hofheinz）、珀金斯（Dwight Perkins）、赖世和、傅高义（Ezra Vogel）等,均为当时“中国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代表着美国“中国学”学界的声音.这份密函提出了加快与中国建交方面的诸多重要观点和政策建议.

费正清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得到了中国和美国方面的肯定.1972年2月尼克松成功访问中国后,周恩来邀请美国有关人士访华.当年夏天,费正清第四次访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费正清一行.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访问美国,费正清受邀出席总统卡特在白宫举行的国宴,并与卡特和一桌.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费正清一直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30年后最终得以实现.同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邀请费正清随行,到北京、西安和广州进行了10天的访问.

从20世纪30年始关注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到40年代初主张美国政府在援助国民党抗日的同时也援助抗日；到国共内战时期,主张取消对国民党的援助,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到新中国建立前后,积极主张与共产主义中国建交；再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受到中美两国领导承认和尊重,费正清的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研究经历了多次波折,受到过质疑,但他始终坚持了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这一主线.历史的发展表明,费正清对和中国共产主义的态度是非常具有远见的.

费正清、史华慈的中国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研究.这也是美国中国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对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解读是世界性的难题.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费正清等学者在哈佛大学成功开创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学研究.他的学术和政策研究生涯可以用他后来在七十岁生日上对自己的事业的生动总结,“在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与最伟大的大学之间取得有利地位”［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版,第534页.,他做到了.在他们的努力下哈佛大学成为国际学的学术重镇,对美中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李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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