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我国西部地区公共危机事件的西部特性与成因分析，该文是西部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跟我国西部地区和成因分析和危机有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 我国西部地区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使西部地区的公共危机治理环境生态有着明显区别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特质.在这样的环境生态下出现的公共危机事件具有明显“西部特性”,如件的对抗性明显增强、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西部性”色彩浓厚.经济的、民族宗教的和边疆的因素是造成这种“西部特性”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西部地区；公共危机事件；“西部特性”；成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４０５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３９—０５
在我国,西部地区是一个综合了多种内涵,且更偏重区域经济学发展需要的地理学概念.著名经济学家王绍光、胡鞍钢在其《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把中国的行政区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大经济带”.［１］ 西部地区的地域范围则包括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云南、四川、贵州、重庆、广西、内蒙古、西藏１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面积６７６．８３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７０．５％；总人口３．５５亿,占全国总人口的２７．３％.
我国西部地区涵盖了我国所有的民族自治地区和除东北三省之外的所有边疆地区.这里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孕育了不同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公共危机治理环境生态和具有明显“西部特性”的公共危机事件.对西部地区公共危机突发事件的特征和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对这一地区的公共管理者“对症下药”地治理公共危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部地区公共危机环境生态的特点
（一）公共危机治理的行政环境生态落后而复杂
危机管理理念落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虽然经过了３０多年的改革,特别是２１世纪以来十多年的发展,西部地方政府面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行政形势,依然保持着固有的危机管理理念,主要表现为忽略社会管理的基本功能,为公民服务的意识淡薄,未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致使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另一方面,西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不够,步子迈得不够大,依然乐于对微观领域进行管制和干预,使得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出现畸形.
社会管控能力不足.目前,我国正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实现社会和政府转型.在此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出现,其在价值观、参与意识、角色转换意识方面不断累积和强化,利益冲突明朗化、社会矛盾复杂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逐渐突显.
行政人员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不高.笔者走访调查发现,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平时缺乏危机管理的实践,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少,缺乏在现代背景下从容处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和技能,如坚持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科学决策意识,地方政府党政主要领导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担当意识与责任意识淡薄,关键时刻“缺席”现场,错过最佳处置时机等,危机管理能力不足.同时,相比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行政人员明显缺乏公共精神和公共服务意识,尚未在公务员队伍中普遍确立“公仆”意识.
（二）公共危机治理的经济环境不理想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西部地区地处我国内陆腹地,人们观念较保守,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截止２０１０年,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仅为７１．４％,相当于东部地区２００３年的水平.西部地区汇聚了我国最多的贫困县、最多的贫困人口和最高的贫困程度.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只有东部地区的７０％和５５％.
地方保护意识愈发明显.地方政府其所辖地域的资源配置权,其公共行政行为的目的是尽可能扩大本地区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总量,为治域内的人民群众创造更多福祉.行政审批权的不断下放,让地方政府独立利益主体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强化,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在为实现本地区利益的最大化,而将其他地区乃至全局利益搁置不顾,地区之间竞争过度泛滥,保护主义日渐盛行,给当地的正常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困扰和损害,弱化了地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三）公共危机治理的文化环境差
西部地区整体教育水平低.截止２００８年,我国１５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的均值为６．４３％,而西部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盲半文盲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西藏为４３．８％,贵州为１８．７％,云南为２３．１％,宁夏为１７．５％.
教育投入偏少.以２００８年为例,西部地区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只有东部生均教育经费的４４．６％,东西部普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的投入相差高达２３４６元.
教育资源短缺.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的教师,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四）公共危机治理的自然环境恶劣.
西部地区是自然灾害的多发区.我国西部地区主要分布着雪山冰川、荒漠戈壁、群山峻岭,因而成为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的多发区.如新疆、西藏、云南都处于强地震带上,广西、云南、西藏和新疆境内泥石流频发,广西和云南部分地区则是洪涝灾害的多发区之一,而新疆和内蒙古又是我国干旱、沙漠化和土地退化较为严重的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不但给地方政府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也大大增加了这些地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负担和行政成本.
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关系紧张.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和利用、对外不断开放的过程中面临一些独特的问题,如一方面基础薄弱,基础建设工程项目多,同时因自然环境恶劣而脆弱,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环保任务空前繁重；西部地区群众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强烈冲击下,其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断被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和变化,由此引发的土地流转、征地拆迁补偿、山林确权纠纷呈爆发式增长趋势,成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又一难点.
二、西部地区公共危机事件的“西部特性”
根据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发生机理,可以将公共危机事件分为四大类（见表一）：
这些类型的公共危机事件在西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西部地区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类型发生了一些变化,表现出某些明显有别于内地的“西部特性”.
（一）件的对抗性明显增强
件的有组织犯罪特征突出.西部地区特殊的民族构成和宗教信仰多样性给西方的势力和分裂势力借助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制造事端,以期引起外界关注,达到其自身的政治目的提供了诸多便利.２００８年发生在西藏的中,不法分子公然在拉萨街头打砸抢烧,恶意袭击政府机关和商店,２００９年新疆的“７·５事件”也是一起民族分裂势力以“韶关事件”为借口蓄意制造的.上述两起事件的行径均远远超出了普通的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件的界限,而更多地表现为敌我矛盾.
社会骚乱事件的攻击性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急于发展经济,片面追求ＧＤＰ和政绩,而置人民群众的健康、环境和后世子孙的福祉于不顾,也没有及时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社会不满因素和各种矛盾没有得到及时疏通和排解,致使人民群众对当地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质疑,甚至不再愿意轻信政府的言行.在这种情境下,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宣泄就自然而然有了更强烈的攻击性和对抗性.如果这种情绪没有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加之别有用心的社会闲杂人员在中间挑唆蛊惑,最终演变成针对政府机关和政府执法人员的恶性社会骚乱事件的发生.
行政执法引发的件有增加趋势.由于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西部地方政府的某些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素质较低,禁不起诱惑,“寻租”、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的现象时有发生.政府执法人员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权无门,最终走上暴力维权的错误道路.
（二）公共危机事件“西部性”色彩浓厚
多元性.西部地区除了具有和东部同样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如水旱灾害、山体滑坡、传染病疫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外,各民族之间的武力械斗、暴力事件和恐怖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往往与特定地域的民族、宗教问题杂糅交织.长期以来,各种宗教因信仰的民族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及社会发展的差异,具有明显的多元性特征.甚至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所信奉的宗教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我国西部的很多地方,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宗教已经成为各民族生活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融入衣食住行、歌舞庆典等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各民族逐渐建立起了明确的维护本民族权益和宗教信仰的意识.这些因素的存在无疑加大了地方政府应对此类危机事件的难度.
辨识难度大.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众多,而且各民族几乎都有本民族的语言.据不完全统计,西部地区各种民族文字多达上百种,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中能够看懂、听懂并能够与少数民族群众,特别是是那些较小少数民族群众进行交流的人数极少.这给地方政府深入少数民族群众中去,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前期危机信息,正确及时作出预警和决策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少数民族语言的“天然优势”俨然成为酝酿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屏障.如果再加上宗教因素,要想及早发现这些突发事件的苗头,几乎成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螺旋式反复性.西部地区的人民群众危机意识普遍淡薄.突发事件一旦发生,人们往往无所适从.各种社会矛盾的多元性与共时性、资源的有限性,使得西部地区的突发事件呈现丰富性,在规模上出现螺旋式升级,对抗性逐渐增强.螺旋式反复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机理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各种矛盾在危机诱发阶段因遭忽略而不断累积,偶发因素即可引爆危机,并迅速蔓延开去,给生态的平息与处置增添了很多变数.这在重大节日或者重大政治活动进行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非传统性与国际性.近年来,极端势力在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的活动日益猖獗.仅２０１４年上半年在新疆就陆续发生了数起严重的暴力事件.分裂势力加快了向内地蔓延渗透的步伐,努力拓展其国际生存空间.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也给了这些分裂势力以可乘之机.国际势力更是费尽心机地利用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干扰我国的政治稳定,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步伐的目的.上述“三股势力”都不约而同地将触角伸向了我国西部地区.这使得西部地区的公共危机事件夹杂了越来越多的非传统色彩,并呈现日益鲜明的国际性特征.
三、西部地区公共危机事件“西部特性”的成因
我国西部地区是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境又很脆弱的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较高.而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类危机事件和我国其他地区的类似事件发生机理相同,只不过这些自然灾害事件对西部地区造成的危害和产生的社会影响更严重、更持久,治愈和治理所需时间更长,需要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付出更多耐心和努力.事故灾难类事故与此类似.笔者更倾向于将自然灾害类和事故灾难类公共危机事件的成因归结为某种不可抗因素所致.
与此相比,公共卫生类和社会安全类公共危机事件,以及前文论及的具有明显西部地区特征的突发性事件的成因要复杂得多.
（一）经济因素
历史上的欠账多,包袱重.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在解放后长期受某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困扰,始终不能全力以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世纪９０年代后,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等纷至沓来,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不得不花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来应对.经济发展问题再次被暂时搁置.尽管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但西部地区与中部、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已然成为客观存在,难以改变,而且这种差距还有逐渐拉大的趋势.
当代经济发展阻力大,问题多.转型期,西部地区在制度、体制改革方面也逐步进入攻坚阶段,但所面临的问题显然部中东部更多,形势也更加严峻.改革过程必然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激烈博弈的过程.失业问题、人口问题愈发严重、各民族矛盾复杂多变、宗教信仰的冲突加剧、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因征地拆迁、市场管理、劳资关系紧张和环境因素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加.这些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西部地区人们群众的生产生活,对经济发展发生着潜在却不可低估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步伐不断加快,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人民群众现代化的社会方式无疑对西部地区的人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激起人们的需求愿望,希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其生活品质.但西部地区面临的诸多经济发展难题却不可能瞬间全部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在此过程中累积起来,成为各类突发事件的隐性催化剂和助燃剂.
（二）民族、宗教因素
风俗习惯认知的差异.由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杂居共处情况越来越普遍,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众因为对某些风俗习惯、祭祀礼仪禁忌的认知和理解不同,导致矛盾的产生.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及时消除,稍有不慎即会被激化,在螺旋式反复性效应的推动下,演变成比较严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民族、宗教关系错综复杂.西部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封闭落后,很多农民世代居于一村一寨,与外界联系很少而家族、宗族观念却很强.在这些地区,家规、村规民约甚至比国家法律法规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家族成员为本族受伤害成员集体“讨说法”的重大件时有发生.西部民族地区民族结构复杂,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多样,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聚集程度高,社会治安环境差,人民群众缺乏安全感.民族宗教政策问题.个别少数民族群众轻信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的宣传蛊惑,曲解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片面追求本民族利益至上,甚至将少部分人的私利凌驾于整个民族利益之上,蓄意制造民族矛盾和纠纷.加之西部地区的民族干部对我国民族宗教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处理问题不够妥当,更给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另外,笔者调研发现,在西部地区私设宗教活动场所甚至在外来势力的鼓动支持下进行非法的宗教聚集活动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三股势力”不断借助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事端.这些都成为孕育滋生与宗教有关的件的温床.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课题.
（三）边疆因素
我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和我国接壤的国家有１４个,而其中的１３个国家和我国西部地区相连接,他们是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近年来,和边疆因素有关的公共危机事件不断增加,并且和民族、宗教因素相互叠加,成为引起西部地区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原因.
边境地区成为新型公共危机事件的滋生地.极端势力和宗教组织利用边境地区渗透影响.边境地区村屯的地下讲经活动和非法宗教聚集活动,经常成为传播极端思想、策划暴恐活动的庇护和温床；跨境活动成为极端分子获取关键通讯设备的主要渠道；非法越境人员的一进一出,间接成为极端组织招募暴恐分子的主要方式之一.
边境地区的天然条件增强了突发事件的隐蔽性.由于历史原因,除了中朝边境之间有数道铁丝网和无数高清探头作为防止朝鲜偷越境人员的屏障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接壤地区几乎都是山水相连.比如,在中越边境地区,越方人员夜晚来到中国边境一侧,第二天一早再回到越南是很自然的事情.西部地区边境管理不严,外放人员流动频繁,难免鱼龙混杂,给了那些居心叵测的分裂势力和暴恐势力以行动和串联上的便利,使得边境地区的突发事件的预判和提前甄别难度更大了.
此外,西部地区公共服务的短缺、分裂分子和境外势力对新兴媒体的操控和对普通民间纠纷、治安问题、甚至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的处置恶意歪曲,都可能成为引发大规模群体性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
我国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具有不同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特殊性,而这恰恰是西部地区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酝酿、成长和爆发的客观环境,也是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从事公共危机治理所必须面对、不容回避的基本环境生态.准确把握和认识西部地区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环境、基本特征和发生机理,是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者正确处置这些公共危机事件、重塑和提高地方政府的良好形象和公信力的重要前提.在国内、国际因素杂糅交汇的特殊形势下,对我国西部地区公共危机事件的特征和成因的科学分析显得格外重要与迫切.◇
注释
［１］王绍光,胡鞍钢．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Ｍ］．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参考文献
１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Ｍ］．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 李俊清．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Ｊ］．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４,（１１）．
３ 杨静慧．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定位与重塑［Ｊ］． 实事求是,２０１３,（１）．
４ 曾海若． 件应对中的政府角色［Ｊ］．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１）．
［责任编辑：李丹］
小结：本文是适合我国西部地区和成因分析和危机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西部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西部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我国西部各省新经济总体情况评价 摘 要西部地区新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远低于全国 从2015 和2016 两年来看,新经济总指数分别低于全国1 9倍和1 8 倍,差距十分明显 即便是位于发展前列的四川、重庆和陕西,也未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
2、 影响民族地区公共冲突治理的主要因素与政府有效治理 杜孝珍（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摘 要 公共冲突是事关公共利益的冲突 随着社会变迁与利益格局变化,我国公共冲突问题日益凸显 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背景,民族地区的冲突治理.
3、 谈危机事件后公众人物的应略 赵文辉（湖南学院 湖南长沙 410138） 摘 要 随着传媒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公众人物的言行举止在媒体这个放大镜的作用下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危机事件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公众人物的美誉度高低 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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