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民国时期的左公柳书写和保护，该文是民国电大毕业论文范文与左公柳和民国时期和书写类论文怎么撰写.
摘 要：同光年间,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左宗棠于“西征”途中遍植“左公柳”.左公柳在民国时期逐渐被符号化,它一方面被形塑成为追忆左宗棠伟大边功的纪念碑,另一方面被建构成为先贤重视环境保护,倡导西北开发的象征物.这种意义重构的过程,与国人对生态民族主义理念的追求相伴随,正是在生态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知识精英与地方政府提出左公柳保护的详尽法律、法规.但受具体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这种保护并不得力.这不但反映了政府执行力的薄弱,亦是生态主义与民族主义在特定环境下不和谐的表现.
关键词：民国；左公柳；符号化；生态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4-0033（2018）03-0066-06
TheWritingandProtectionofZuoGongWillowintheRepublicofChina
CHUJing-zheng,LUYun-feng
(1.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20,Gansu；2.HuaxianSecondaryVocationalSchool,Huaxian456400,Henan)
Abstract:DuringthelateQingreconquestofGansuandXinjiangfromMuslimrebels,inspiredbythestatecraftideologyofthemidQing,ZuoZongtangoversawtheplantingofnumerouswillowtreesinnorthwestChina.FollowingtheestablishmentoftheRepublic,theseso-called"ZuoGongWillows"becameimportpublicsymbolsbothofthegrandeurofthenation´spastandtheimportanceofprotectingtheenvironment.Concernfortheprotectionofthesetreesledtotheexpressionof""ecologicalnationali."Intellectualsaswellaslocalgovernmentofficialssoughttopreservethetreesbyimplementingarietyoflawsandregulations.However,asaresultofunforableeconomic,social,andpoliticalpressures,thetreeswereonlyrarelypreserved.ThehistoryofRepublican-eraeffortstoprotectthe"ZuoGongWillows"notonlyreflectstheweaknessoflocalgovernment,butalsothecontemporaneoustensionsbetweennationaliandenvironmentali.
Keywords:TheRepublicofChina;ZuoGongWillow;symbolization;ecologicalnationali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史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的倾向,打破了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传统,重视自然与文化的融合.自然不再视为客观的物质存在,它还能够符号化为一定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并以此形塑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一功能在“景物”特别是人工景物上体现的尤为突出.因为,人工景物不但是历史的凝结,充满着记忆,还是意义建构的重要载体,具有可变的文化意涵.由此,本文选取“左公柳”这一“景物”,在前人对民国时期左公柳的书写内容与保护措施初步梳理的基础上,以环境史的视角考察左公柳栽植的初衷,及其在民国时期符号化的意义建构过程,同时通过对“左公柳”保护措施与绩效的分析,认识特定时空下生态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勾连互动.
一、作为景物的左公柳及其记述
“景物”一般指可供观赏的景色和事物.清末以来由陕西进入甘肃、新疆的旅行者最津津乐道的景物,莫过于大道两旁“引得春风度玉关”[1]的左公柳.左公柳以“左公”命名,乃因西北人民感怀左宗棠“新载杨柳三千里”之功绩,实则左宗棠当时号召军民栽种的树种有旱柳、榆钱、小叶杨、新疆杨等多种,只因旱柳栽植最多,故得此称[2].
对于左宗棠栽柳之动机后人曾有多种解释,如美国探险家兰登·华尔纳,1920年代到中国西北考察时,曾指出左宗棠制定“在大西北重新植树造林的巧妙计划”,乃为解决其“经费超支危机”,“左总督用这笔申请来的巨款使这条大西北的道路绿树成荫,作为对他的主子君王统治树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已获下拨的这笔钱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堂而皇之地被整个隐匿了下来”[3].华尔纳对左宗棠借植树之名骗取、贪墨经费的指责,难免有臆测之嫌.因左宗棠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已指明“栽种树株”,“诸工程皆设防、护运之余率作兴事,未可与工部例章并论,且不列款请销……,而工成犒劳酒食本与军需赏耗不同为数又微,业经酌提各营截曠款下支用并未开报正款.”[4]10册8822从操守上看,与左宗棠同一时代的陈其元曾指出：“左爵相自奉甚俭,所得养廉,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赈民.”[5]15
此外,民国时期秦翰才从功用的角度,解释左公柳之栽植：“文襄公的筑路,便从潼关开始,由东而西,横贯陕甘两省……路旁植树一行两行,乃至四五行.在文襄公的用意,大概有三点：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蔽.”[6]张杨明认为,左宗棠见西北“地形复杂,恐怕后面继续来的人迷路,植柳作为标帜”[7].树木具有的诸多功用,可能是促使左宗棠实施植树的直接原因.但此行为深层次的思想动机,应源于其对“经事致用”思想的信奉.左宗棠曾在《与谭文卿》信中提到：“自戊戌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设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师行所至,辄教将士种树艺疏,为残黎倡导,并课以山农泽农诸务,故劫余之区,得稍有生意.”[4]14册12512特别在“西征”途中,见甘肃“千里萧条,东路各属地居冲要荒废尤甚”,“饬各该防营”次第修桥、种树[4]10册12512.且“所部均南方农民素习工作,而营哨各官又皆勤朴之选,于分防护运之暇亦各以耕垦、种树、沟洫为课程”[4]11册9034.植树成为左宗棠兴农以拯民生的重要内容.考虑到兵燹以后,人民“棲身无地糊口无资焉有余力种树”,“乃饬所部兵士栽种官树以为士民劝”[8]正编卷23.
左宗棠植树之广,深为时人赞誉.刘锦棠曾指出：“官道两旁树株遍植,迄今关陇数千里柳阴夹道行旅便之.”[4]1册107清《西笑日觚》记载,左宗棠“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4]20册17837.1877年冯焌光途经甘肃泾州时写道：“自此以西,夹道植柳,绿肥荫蔽天.”[9]1911年,袁大化赴任新疆途中,曾描述说：“回望陇树秦云,苍茫无际,驿路一线……长杨夹道垂柳拂堤,春光入玉门矣.”[10]至于左宗棠植树范围,其在《防营承修各工程请敕部备案折》中曾有记述,其中：会宁属境,种树二万一千余株；安定属境,种树十万六千余株；金县属境,种树四千四百余株；皋兰属境,种树四千五百余株；自陕西长武县界起至会宁县东门外止,共种植成活树二十六万四千余株,柳湖书院种活树一千二百余株；平庆泾固道署内外种活树一千余株,环县属境种活树一万八千余株,董志县丞及镇原县境种活树一万二千余株.此外,狄道（今临洮）北,栽树一万三千株；大通县属,栽树四万五千余株；平番县（今永登）境栽树七万八千余株[4]10册8814-8817.自嘉峪关至兰州,除碱地砂碛外,“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拱把之树,接续不断”[4]10册8991.而“兰州东路”,所种之树更是“密如木城,行列整齐”[4]15册13185.
“左公遗泽”不但为同时代的人所赞誉,时至民国,凡到西北旅行、考察者,也无不对“左公柳”这一景物有深刻印象,并诉诸笔端.如1913年,旅者见：“平凉以西,左公柳夹道断续,拳曲瘠薄.”[11]著名记者范长江,于1930年代在西北所见：“六盘山东西两面大路,还存着不少的夹道杨柳,皆为左宗棠当日之遗留.”[12]高良佐于1935入甘肃境,见“驿树夹道,迎风而舞,……号曰‘左公柳’.”[13]20陈庚雅视察西北途中,亦见静宁、隆德间“沿途杨柳,不绝于目”,隆德、平凉间“左公柳连绵不断”[14].徐盈途经甘肃窑店镇,“开始看到络绎成行的左公柳”,并指出“这点枯干了的老绿,成为近于沙漠的秦陇丘陵地带中的一点最可珍贵的颜色”[15]13.1939年,李孤帆由兰州赴西宁考察,见“途中尚有粗干老柳,垂丝飘扬”[16]28.除上述所举外,民国时期涉及左公柳的西北书写俯拾皆是,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二、符号化的左公柳及其象征
民国时期对于左公柳的描述,充斥于西北旅行书写之中.旅行、考察者倾心于对左公柳的记述,自然与民国时期左公柳尚多存续于交通干道两旁,旅行者不能无视,有直接关系.但如对其书写内容作进一步的考察,会发现其背后蕴涵有对国家复兴的深深关怀.侯鸿鉴于1935年所写《自陕至甘有怀左文襄》[17]七绝二首,可为此关怀作一很好的注脚.
自古西陲边患多,策勋自是壮山河.三千陇路万株柳,六十年来感想何？
杨柳丝丝绿到西,辟榛伟绩孰能齐.即今开发边陲道,起舞应闻*鸡.
诗中的左公柳,成为人们追忆历史的媒介.但其追忆的内容,则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即如胡安·诺格所言：“我们的景物大部分是文化景物,是社会的产物.实际上,景物是对一个生活在特定空间里的社会的文化折射.”[18]49左公柳书写,所折射出来的正是国人对左宗棠认知的变迁与建构.
对于左宗棠的认知与评价,始终存有功利主义的色彩.清末时期的和文人,曾高度评价和颂扬左宗棠一生的功业.但随着革命的兴起,革命党人出于反清的需要,对于“中兴名臣”左宗棠基本上采取一边倒的批判态度.邹容曾指责：“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真,斯固无足论者”[19].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左宗棠又因其一生敢于抵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边功”,再次备受赞誉[20],这在侯鸿鉴的第一首诗中有所体现.时人还表示：“我们生当今日东北沦陷西北强邻环伺之际,缅想数十年前平定回疆震慑英俄野心的文襄,诚不胜其追仰之感.”并解释说：“我们不必因为左公是太平军的对手,而躲避着不予阐述其当时的功绩.何况他的报国的事业,有过于平定内变以上,而有慑服边疆的劳勋呢？”[5]7-8更有国人认为：“左宗棠可列入近代世界人物之林,他与统一意大利的加富尔、统一德意志的俾士麦同时代,……如果他生在当时的意大利或德意志,无疑地他即成了加富尔或俾士麦.”[21]
在民族主义的鼓荡下,左宗棠抗击侵略、守护边疆的伟绩,无疑成为抗战宣传的最好素材.西北旅行、考察者正是借对左公柳的书写忆古讽今,激发国人对左宗棠伟大边功的回忆,为救亡图存提供思想动力.朱敩春就曾表示：“清末新疆内忧外患,交相迭起,幸而有左宗棠领兵西向,平定危局……现在甘新道上,见到合抱的柳树,还可以想到左氏经营西北的功绩.”[22]范长江也感叹,左公柳“古老苍劲,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23].钱公来更借诗抒情,曰：“路柳通绝塞,婆娑战北风；左公今已往,剩此纪边功.”更有“柔条发老干,婀娜笑春风”[24]一句,表达无限的期许与希望.罗家伦于战时途经西北,所作：“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25]等句,亦有借柳喻事之意.
左宗棠形象的变迁,除因其“西征”的武功足以激发国人抗敌守土的爱国热情外.其对于西北的经营,亦与抗战时期兴起的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西北开发思潮不谋而合.在“开发西北”之声高唱入云之际,对西北的旅行、考察达到了.其动机不在蹑蹻担簦,探奇选胜,而意在通过全面的调查为西北开发献计献策.即所谓：“开发边疆,倘若事先缺乏详细的调查精确的统计,一定不能收按图索骥而通盘筹划之效,难免顾此失彼格格不入之虞.”[26]
当满怀西北开发思想的旅行、考察者,途遇“左公柳”这一左宗棠主持的西北开发的遗物时,其寄兴抒怀之情自当油然而生.侯鸿鉴的第二首诗中“即今开发边陲道,起舞应闻*鸡”,正由此而发.除此之外,喻西北开发之情于左公柳之景的书写,不绝于书.如黄秉慧总结左宗棠建设西北的诸多功绩后,感叹：“公路两旁的左公柳,至今尚绿森森的点缀着西北的原野,但据说年来是日渐的减少了,这替我们说明了什么呢？追怀左氏创业的艰辛,能不黯然？”[27]周开庆更对西北开发成效之微,左公柳惨遭伐斫痛心疾首,他说：“十几年来,开发西北的呼声,高唱入云.而按之实际,成绩何在？不但不能继承宏规,加以光大,甚至连左公所遗留下的一点基础,都渐渐的加以摧残！……我们这些后辈的不肖,我们这些后辈的无能,我们愧对左公,我们更追怀左公！”[28]129
由上可知,作为社会的文化折射,景物本身会逐渐符号化,成为文化的载体.此种文化可以是历史记忆的积累,亦可是对具体理念的追求.在此意义上,景物的符号化是一个不断的意义建构过程,“充满了体现人的经验和追求的地点”,“变成了意义的中心,是表达不同思想、意识形态和感情的象征.”[18]49-50由此,伴随着国人对左宗棠认知的变迁与建构,“左公柳”被符号化为时人追忆左宗棠丰功伟绩、激励国人开发西北的纪念碑,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左公柳的保护及效果分析
近代以来,作为救亡图存主导思想的民族主义表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其中,强调生态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辅相成之关系,把生态平衡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基础,认为“保护环境等于保护领土永恒”,对“民族领土生态平衡的破坏”,“被看作是对民族本质的直接侵害”的思想,是为生态民族主义[18]7175.在生态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西北生态平衡被视为民族复兴的前提.即：“必须使西北有利之自然环境,恢复过去的光荣地位,方能使此萎靡不振的民族,呈显活泼有为之精神.”[29]由此,左公柳亦被赋予先贤提倡造林,重视环境保护的新意义.“左文襄公沿甘新大道所植的‘左公柳’”,更被视为西北近代以来在造林方面“规模较大的”成果[28]158,而广为宣扬.
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使西北旅行、考察者,对左公柳之破坏痛心疾首、口诛笔伐.如李孤帆见到左公柳“陆续被伐,致已凋零将尽”,即表示“殊可痛惜”[16]28.陈赓雅也痛批左公柳之破坏说：“柳线所经各县,官厅不知保护,坐令莠民任意摧残,或借医病为名,剥皮寻虫,或称风雨所折,窃伐作薪,以致断断续续,不复繁盛如昔.尤其昨今所过驿道,往往长行数十里,尚无一株,荒凉满目,诚有负前人多矣！”[14]434高良佐也对左公柳所剩无几表示惋惜说：“自潼关至西安道中,零落殆尽,西安至窑店,则已斩伐无余株矣,亦可知人事之多变也.”[13]20
旅行、考察者对左公柳之衰败提出批评的同时,亦大声疾呼保护；而左公柳自身所具有的历史及其象征意义,也使各级政府无法对于左公柳的破坏熟视无睹,一时间,保护左公柳成为政府与知识精英的共识.虽然,对左公柳的保护在清末就为有识之地方官所提,并张榜告喻：“勿剪勿伐,左侯所植.”[30]371920年,甘肃省政府亦通令泾川、平凉等22县,“将官树编列号数,责成各地方头目认真保护在案”[8]正编31卷9.1927年,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制定保护左公柳之法：“令各县严饬各乡、堡头人或区董、树正等完全负责,无论新栽旧有但使发生砍损盗拨情形责令加倍或加数倍偿,刨土损根之处并即查明培土以期滋荣,盗树者准其送县重办等情到府.”[31]但真正以法律、法规形式提出全面、具体的保护措施,则在1930年代之后.1933年甘肃省政府颁布《甘肃省森林保护办法》《甘肃省林木采伐规则》,“以保护本省国有、公有、私有各种林木为宗旨”[32].具体到左公柳保护,1932年颁布《甘肃旧驿道两旁左公柳保护办法》,内容有：各县所有左公柳应由各该县政府依照自治区分段,现责成各区长点数,具结负责保护；各县长、区长无论因何理由,不得砍伐或损坏,如有上项,一经查觉,县长记过,区长撤惩；人民有偷伐或损坏,除依法罚办外,并责成补栽,每损坏一株,应补栽行道树百株,并责令保护成活.1935年,甘肃省政府再次颁发《保护左公柳办法》,其措施更加详细具体：本省境内现有左公柳,沿途各县政府应自县之东方起,依次逐株挂牌、编号（单号在北双号在南）,并将总数呈报省政府及民建两厅备查；沿途各县对于境内左公柳,应分段责成附近乡、保、甲长负责保护,并由县随时派员视查；现有左公柳如有枯死者,仍须保留,不得伐用其木材；已被砍伐者,须由所在地县政府于其空缺处,量定相当距离补栽齐全,并责令附近保、甲长监督当地住户,负责灌溉保护；左公柳两旁地上土石、草皮、树根、草根,均禁止采掘,并不得在树旁有引火及拴牧牲畜行为；凡砍伐或剥削树皮者,处二十元以上百元以下罚金,或一月以上五月以下工役；如该县长保护不力,应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处分[30]37-38.
上述保护措施不可谓不详尽,但其成效却不容乐观,其中军队对于左公柳的摧残尤为突出.1939年隆德县政府报告省政府：“近据看树工人报告,沿途左柳,不时被军队砍伐,作燃料用……致使连抱树木,一旦化为乌有,良为可惜.”[33]当地保甲声称：“当地驻防军队驻防时声言砍伐以备作工之用,实则以代燃料,共砍伐一百五十余株.”[34]为防止军人摧残左公柳,甘肃省政府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多次发布训令“禁止驻军砍伐,并颁发布告特饬各处张贴保护”,“转饬各地驻军一体协助保护”.但训令效果并不明显,以致“西兰公路沿线左公柳,迭经严令禁止砍伐并切实维护在案,近据报仍有军民横加砍伐折枝锯干任意摧残”①.除军队摧残外,各种国防交通建设对左公柳也多所破坏.如1935年,隆德县指责：“西兰公路工程处,近因修长静宁县属之河桥,伐用乱柴堡之左公柳.”[35]但总工程师刘如松,则“以各县修筑公路,对于沿途左公柳之斫伐,势有难以避免之处,特面陈主席准予通融*”[36].甘新公路修筑公路桥时,“凉州以东是完全由左公柳斫伐制成”[15]83.1940年,宁定县政府也因修公路砍伐“自转嘴起至沙坡止约有八十余里碍路之树”,“其数很有几百株”[37].此外,各种匪患以及私人破坏左公柳之事也层出不穷.据临潭县政府1941年报告,其境内各乡左公柳“自二十五年冬遭匪后,摧残殆尽”[38].1935年,宁定县政府报告：“无知贫民,经常偷伐左公柳树头、枝干以供燃料.”[39]1945年,隆德县建设科长陈树德、苗圃主任安涛等人,借“奉准价卖公路两旁左公柳枯树”之机,乘机盗卖活树四百余株,“约合时价2,847,500元”[40].
民国时期有关左公柳保护的各类法律、法规之所以形同具文,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民国初期,西北政局混乱,各实力派凭借军事的攻伐维护自身权势.军事力量的扩充,使左公柳伐作柴薪之事屡见不鲜,即如慕寿祺所言：“召伯甘棠何人敢伐,太平景象固如是乎,忽遭世变天地翻覆向之左公柳尽被军人伐作薪矣.”[8]正编卷237.时至抗战军兴,西北作为国防后方,各种交通国防建设不断发展,其对左公柳之破坏已如上文所述,不可忽视.此外,政治混乱、军事攻伐亦加剧西北经济的衰败,在此情境下左公柳甚至成为活命的食物,1934年,张恨水就曾写下“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41]之句.可见在民生困顿的背景下,谈左公柳之保护,自然无异于缘木求鱼.
四、结语
景物蕴涵的丰富记忆,使其成为符号与意义建构的有效素材.同光年间,左宗棠以经世思想于官道两旁栽植的杨柳,在民国时期逐渐被符号化.左公柳一方面被形塑成为追忆左宗棠伟大边功的纪念碑,另一方面被建构成西北林业开发的历史遗迹,成为先贤重视环境保护,提倡生态环境的象征物.这种意义建设的内容与方向,正是景观对特定时空中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左公柳意义建构的过程,同样体现了理念的追求.这一理念就是协调自然与民族主义向度的生态民族主义.在生态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政府与知识精英大力提倡左公柳的保护,并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法律、法规.但事实上左公柳的保护在民国期间并不得力,这一方面是政府执行力薄弱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特定环境中生态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状态在抗战时期尤为突出,抗战时期,西北作为抗战的后方不断动员一切资源为战争服务,这其中包括军事力量的扩充,与有各种国防建设的开展,从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左公柳的破坏.此外,抗战的紧迫性也影响了西北经济建设的投入,西北民生长期得不到改善,西北民众自然无暇顾及左公柳的保护.
注释：
①甘肃省政府.关于严加保护左公柳等事宜的训令(1941.05.20)·关于复已转告各地驻军保护左公柳的公函(1941.6.26)·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关于严禁砍伐左公柳的训令(1942.3.28)[Z].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27－1-485.
参考文献：
[1]杨昌濬.左公柳[A]//佘正松.边塞诗选[Z].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382.
[2]马啸.左宗棠在甘肃[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244.
[3]兰登·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M].姜洪源,魏宏举,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34.
[4]左宗棠.左宗棠全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6.
[5]李洁非.安辑东南奠定西北之左宗棠先生[J].图书展望,1935(2).
[6]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M].长沙:岳麓书社,1984:161.
[7]张杨明.到西北来[M].商务印书馆,1937:147.
[8]慕寿祺.甘宁青史略[M].台北广文书局,1972.
[9]冯焌光.西行日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18.
[10]袁大化.抚新纪程[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95.
[11]单骑.西征日记[M]//新游记汇刊：第45卷.上海:中华书局,1928:12.
[12]范长江.塞上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63.
[13]高良佐.西北随轺记[M].南京:建国月刊社,1936:20.
[14]陈庚雅.西北视察记[M].上海:上海申报馆,1936年:423,425.
[15]徐盈.抗战中的西北[M].上海:生活书店,1938.
[16]李孤帆.西行杂记[M].上海:开明书店,1942.
[17]侯鸿鉴,马鹤天.西北漫游记·青海考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42-43.
[18]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M].徐鹤林,译.北京: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19]邹容.革命军[M]//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60:648.
[20]梁小进.左宗棠研究著作述要[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112.
[21]惠廉.豪情霸气左宗棠[J].中美周报,1948(278):21.
[22]朱敩春.我们的西北[M].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2.
[23]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天津:天津大公报馆,1937:134.
[24]钱公来.左公柳外若干首[J].文史杂志,1942(4):26.
[25]罗家伦.罗家伦先生文存:第9册[M].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111-112.
[26]彭文和.关于西陲学术考察之讨论[J].新亚细亚,1931(5):164.
[27]黄秉慧.左宗棠[J].实业之友,1943(2):4.
[28]周开庆.西北剪影[M].上海:中西书局,1943.
[29]黎小苏.西北国防与森林建设[J].红心月刊,1946(1):20.
[30]王艾邦,陈乐道.“勿剪勿伐,左侯所植”:民国时期保护“左公柳”史档解读[J].档案,2003(4).
[31]令森林办事处处长赵元贞(1927.12.9)[N].甘肃省政府公报,1927(21):29.
[32]甘肃省森林保护办法、甘肃省林木采伐规则[N].甘肃省政府公报,1933(4-6):32.
[33]隆德县政府.关于请严令沿西兰公路驻军禁止砍伐左公柳的呈(1939.4.6)[Z].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27－01-418.
[34]隆德县政府.关于报本县被伐左公柳情形的呈文(1939.6.14)[Z].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27－1-477.
[35]西兰路工程处砍伐左柳[N].甘肃民国日报,1935-4-6(3).
[36]修筑西兰公路左公柳得通融斫伐[N].甘肃民国日报,1935-06-03(4).
[37]宁定各乡村民.关于报保长劣绅假公济私贱卖左公柳的呈文(1940.10)[Z].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27－1-485.
[38]临潭县政府.关于报本县左公柳遭匪摧残情形的呈文(1941.6.21)[Z].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27－1-485.
[39]宁定县府保护左柳[N].甘肃民国日报,1935-11-22(6).
[40]甘肃省民政厅.关于对屈明智处分意见的便函(1946.5.21)[Z].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27－1-539.
[41]张占国,魏守忠.张恨水研究资料[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184.
概括总结:这篇文章为关于左公柳和民国时期和书写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民国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民国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评《民国时期伪造之风以湖南为例》 徐德莉的专著民国时期伪造之风研究——以湖南为例,立足于民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段,做踏实的档案梳理功夫,以文献为生发原点推衍学理结论,这种朴实的研究,这种沉得下、坐得住的钻研,以坐实.
2、 民国时期皖南屯溪镇茶业概况 摘要民国时期屯溪镇凭借着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成为皖南地区茶叶的加工与集散中心,其茶叶市场地位“甲于皖南”,上海、香港、福州、天津……均是其重要的贸易市场 屯溪茶号数量众多,有固.
3、 民国时期武术学术与其 张修昌1,唐守彦2摘要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趋于稳定的关键节点,以我国固有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土洋体育之争”中,找到了“兼容并包、东学西渐”的转.
4、 民国时期特种教育在凉山彝区的组织和活动 马林英摘要民国时期,部分彝族子弟求生存和谋发展的愿望被国民党军统组织所利用,他们以招收成都军校学生为幌子,在“乐西公路”筑训班采取貌似自愿报名的公开方式,通过精挑细选和隐瞒真实.
5、 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回顾和展望 韦庆媛摘 要 文章从学者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学术著述、学术流派、代际划分……方面,回顾和梳理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开展研究的现状,指出未来研究中,应重点关注完善学者生平经历资料、注重对学者著述阅读的广.
6、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的海外发文 摘要文章研究民国时期曾留美的部分图书馆学人19121949 年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四种类型的英文著述学位论文、图书馆学专业论文、国际会议论文暨发言稿和编读来往信函 通过探析这些英文著述,洞察这批民国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