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回顾和展望，本文是关于图书馆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回顾与展望和民国时期和图书馆类论文如何写.
韦庆媛
摘 要 文章从学者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学术著述、学术流派、代际划分等方面,回顾和梳理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开展研究的现状,指出未来研究中,应重点关注完善学者生平经历资料、注重对学者著述阅读的广度与深度、探讨学者群体的学术思想、加强对学术流派的研究.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图书馆学者 研究现状
引用本文格式 韦庆媛. 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图书馆论坛,2016（7）：102-110.
Review on the Research about Library Scientists in Republican Period
WEI Qing-yuan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tists in Republican Period from a variety of aspects including their academic experience,academic thoughts,academic books,academic schools,and generation division. It points out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materials about the scientists’life and experience,on their academic works and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different academic schools.
Keywords Republican Period；library scientist；current research
0 引言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新旧文化体系交替的历史时期,中国图书馆完成了从封建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转型的巨大变革,建立了近代新型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新秩序.人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实践者和创造者.无论是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图书馆实践活动中,人的活动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图书馆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图书馆学家、图书馆专家、图书馆教育家、图书馆事业家等共同努力,汇聚强大的人才力量,推动近代图书馆的成功转型.各家虽称谓不同,且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但在重要的转型时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将其统称为图书馆学者.
研究图书馆学者,是研究近代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了解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者,才能深刻理解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地位与作用,正如王子舟所说,“图书馆史研究不将‘人’大写出来,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杂乱事实的简单堆积”[1] .对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构成,本文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为基本依据.中华图书馆协会是民国时期最权威的图书馆学术组织,该会会员1936年为536人,达到民国时期的顶峰,他们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研究的基础学者.该会设有各种领导机构,以机构最为齐全的1935年为例,设有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事务所、分类委员会、编目委员会、索引委员会、检字委员会、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建筑委员会、编纂委员会、板片调查委员会、图书馆经费标准委员会、审定杜威分类法用于中国编目委员会、图书馆编辑季刊编辑部、会报编辑部,各机构设有主席、书记及委员,加之中外名誉会员及对中国图书馆发展有重要贡献的非会员学者共约100人,他们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学者.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以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为主题的专著,对学者的研究主要以个案的形式分散在图书馆史及图书馆学史的相关主题中.已经出版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2]《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3]等学者传记述评专著；编制出版了《裘开明年谱》[4]《杜定友年谱》等；随着早期学者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出版了一些学者的纪念文集,如《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5]《李小缘纪念文集》[6]《袁同礼纪念文集》[7]《毛坤先生纪念文集》[8]等；近年来也出现了以个案学者为主题的学位论文；其他关于学者的研究论文,多见于各种期刊杂志,在中国期刊网中检索,涉及学者研究的文章有100多篇.
研究范式是学术共同体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以一般性准则为前提,提供一种趋同的解决问题的模型或框架,从而形成普适性研究范式.这种范式不仅是研究成果的模式,也为研究活动规定了指导原则.对于图书馆学者的研究范式,学术界还没有进行相关的讨论.笔者认为,研究学者的步骤可以设定为：第一,了解其学术经历；第二,研读其学术著述；第三,总结其学术思想；第四,确定其学术流派；最后全面总结其学术贡献,分析得失,给予客观准确的评价.本文即从学者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学术著述、学术流派以及学者断代各方面,回顾和梳理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开展研究的情况,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未来关注的方向,推动学者研究走向深入.
1 对学者学术经历的研究
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往往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了解学者的学术经历,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学者的思想发展脉络和贡献.
对学者经历的记述始于民国时期,最初是以纪念的形式出现的.梁启超于1929年1月19日逝世,当时的《良友画报》[9]和《上海漫画》[10]都刊登了梁启超的照片和生平介绍.韦棣华被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1931年韦棣华逝世,裘开明撰写了《韦师棣华女士传略》,详细介绍了其生平经历[11].1963年洪有丰去世,刘国钧发表《敬悼洪范五先生》,介绍其生平及学术经历[12].此后王献唐、柯璜、胡小石等先后逝世,也出现了对他们纪念性记述生平经历的文章.
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学者的研究进展基本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步.十年,学者研究进入低谷,拨乱反正后,学者研究进入.以民国时期的重点学者为样本,依照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论文进行统计,资料显示：最先进入研究者视线的学者大多是在其他学科有所成就者,借助于其他学科学者的帮助,图书馆学界于20世纪70年代末最早了解到他们的生平经历,如张元济、赵元任、胡适、范希曾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学者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最早出现介绍学者学术经历研究论文的时间列表如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学者生平研究最为活跃,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期间被破坏的秩序亟待修复,久被压抑的继承性研究得以释放,学界对于前辈学者的怀念,对前辈思想和贡献的总结,为新时期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支持.20世纪90年代,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飞跃之后,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工作内容和方法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学者研究进展也相对缓慢.进入21世纪,图书馆学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已经进入迟滞阶段,急需创新突破,探索新的出路,温故才能知新,继承才能超越,研究者感到应更多地从前辈学者的思想中汲取精华,当代学者范并思、程焕文等大力提倡重视本学科学者的研究,学者生平经历重新受到关注,一些多年被遗忘的民国时期学者也进入研究者的视线,出现了一批重量级学者如戴志骞、李燕亭、朱家治、冯陈祖怡等生平资料.
除上述学者外,就民国时期的重点学者而言,尚有近40位学者缺乏专题著文记述其学术经历.范并思曾呼吁“将本学科20世纪这个不太长的历史中那些没有被搞清楚的人与事都搞搞清楚,”“就讲大师生平,几十年前的事,就那么几十位大师,但没有人知道我们有多少不知道”[13].程焕文也感叹大师资料的缺失,“在写到图书馆历史时以讹传讹地抄载,害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他强调“忽视了对人的研究,忽视了人的作用,尤其是忽视了曾有所创造的人们的作用,实质上也就是抹杀了图书馆学术和图书馆事业”[14].即使了解了学者的学术经历,在深入研究上还需下工夫.比如对于图书馆学界比较关注的民国时期学者俞爽迷,赵霞利用档案资料考证他的哥伦比亚大学文凭[15].无独有偶,吴稌年发现俞爽迷于1936年出版的《图书馆学通论》中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与1923年出版的杨昭惁著《图书馆学》一书中提出的体系,除一些细分之处外,其余在文字、内容、排列方式等方面皆相同.而俞爽迷1936年发表的《图书馆与社会教育》一文,在第4部分中关于“馆员是图书馆的重心”的论述,与徐旭1935年出版的《民众图书馆学》一书中第一章“民众图书馆教育”中的第一节“民众图书馆教育之重心”中的论述,除个别文字外其余皆同,仅仅是多了末段68个字符[16].这恐怕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学术经历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学术态度,有瑕疵的学术成果会误导人们的认识,认真梳理学者的学术生平,才能爬梳清楚学者的学术履痕,正确认识学者的学术贡献.
2 对学者学术著述的研究
尽管1912年为民国元年,但在谈到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术著作出版情况时,很多学者将起始时间划为1909年,这一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图书馆》一文,被视为图书馆学著作的开始.
关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著述的数量,胡俊荣统计1909-1949年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有727种[17]；卓连营等统计1909-1949年的40年间,我国共出版719 种图书馆学相关著述[18]；陈源蒸等统计民国时期出版著作782种[19]；范凡统计,民国时期出版图书馆学著作共943种[20]；以范凡统计的出版数量为最多.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译著对于开拓国人视野,促进中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据宋凯统计,1911-1949年中国出版的图书馆学译著共58种.其中,1924年以前以翻译日本图书馆学著作为主,1924年以后以翻译美国图书馆学著作为主,1925-1937年是图书馆发展的兴盛时期,译著数量较多,1937-1949年是图书馆事业的衰落时期,译著数量也明显减少[21].
除学术著作外,学者在相关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据范凡统计,民国时期我国有图书馆学刊物113种；另据王子舟统计,20世纪前50年报刊上刊出的图书馆学论文约有5300篇,其中4000余篇是1928-1937年间发表的[22]；景海燕统计,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共刊载外文译文389篇[23].
对学者著述的研究早于对图书、论文的统计.最早开展研究的是刘国钧先生,他在《现时中文图书馆学书籍评》中,对1918-1925年出版的顾实《图书馆指南》、戴志骞《图书馆学术讲稿》、杨昭惁《图书馆学》、蔡莹《图书馆简说》、高尔松和高尔柏《阅书室概论》、杜定友《世界图书分类法》6部著作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肯定了6书作为系统完整的图书馆学著作的价值[24].进入21世纪,范凡出版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一书,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图书馆学通论、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史、图书馆建筑设备和图书馆管理法、图书分类和编目、目录学等方面,全面展示了论著的规模与特色.
对学者著述也有一些专题研究.孙毓修的《图书馆》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图书馆学专著,张雪梅认为尽管该书未刊完,但它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25].杨昭惁的《图书馆学》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以图书馆学命名的著作,周晓燕认为该书所确立的图书馆学著述“理论-历史-方法”三分法,以及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论述方式,为后来的图书馆学概论著作所借鉴[26].洪有丰的《图书馆组织与管理》被誉为我国第一部本土化的图书馆学著作,刘博涵认为洪有丰具有接受中美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经历,又有亲自管理图书的经验,著述体现了学者的自觉与责任[27].杜定友是高产作家,周文骏等认为杜定友著《图书馆通论》最能代表他的图书馆学理论特色,奠定了其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图书管理学》是其在图书馆学实用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世界图书分类法》是仿照、增补和改革杜威十进分类法著作中的出类拔萃之作；《图书目录学》是其在目录学方面的力作[28].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影响很大,陈源蒸认为刘国钧在书中以其独到的见解,全面说明了图书馆学原理和图书馆的性质、功能、特点及其组成要素,以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等,堪称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之作[29].
此外,对李小缘[30]、徐旭[31]、毛坤[32]、钱亚新[33]、皮高品[34]、马宗荣[35]等学者的著述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尽管已有一些对学者著述的研究成果,但相对于著述数量来说还很微小,现有成果主要围绕重要著作开展研究,有些还是重复性的工作,而次要著述的研究还没有引起重视,其中的一些闪光点还需进一步挖掘.
3 对学者学术思想的研究
民国时期是一个文化多元、思想林立的时期,图书馆学者群星璀璨,为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发展贡献了卓越的思想,在中国期刊网收录的关于学者研究的论文中,大部分都是研究学者思想的文章.活跃在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者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3.1 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学者
他们带来近代新图书馆观念,从不同角度辅助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建立,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代表学者有韦棣华、克乃文、鲍士伟等,研究他们思想的论文有：《韦棣华与中国图书馆学的渊源》(2007)、《“读者为本,书籍至上；学贯古今,古通中西”——克乃文在华首开图书馆学课程百年纪念》(2005)、《美国图书馆学家鲍士伟思想初探》(2010)等.外国学者的数量虽少,但他们的思想影响和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如韦棣华创办公共图书馆、创办图书馆学校,克乃文最早开设图书馆学课程,鲍士伟带来美国公共图书馆观念等思想,带领中国走上自主培养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道路,促进中国的旧式藏书楼向新式图书馆发展起步.
3.2 中国第一批海归图书馆专业学者
他们于20世纪10-20年代出国留学,最早在国外接受图书馆学教育,是中国第一批职业图书馆学家,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奠基者.代表学者有沈祖荣、戴志骞、胡庆生、洪有丰、杜定友、袁同礼、李小缘、刘国钧、杨昭惁、李燕亭等,研究他们思想的论文有：《沈祖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思想与现实意义》(2004)、《戴志骞新图书馆思想与实践》(2010)、《论图书馆学家洪有丰的办馆理念》(2014)、《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2010)、《留学欧美与袁同礼图书馆学思想之形成》(1998)、《论李小缘先生的现代图书馆学思想及其贡献》(2006)、《刘国钧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影响》(2009)、《论杨昭惁及其图书馆学思想》(1999)、《李燕亭图书馆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2010)等.其中对杜定友、刘国钧、李小缘、袁同礼的关注度较高,成果也较为丰富,除期刊论文外,专题博士论文有《杜定友与中国图书馆学》(1999),硕士论文有《图书馆学家李小缘研究》(2015)、《论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2008)、《试论刘国钧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2008)、《袁同礼与国立北平图书馆——以1938年初的平馆南迁风波为中心》(2012).中国第一批图书馆专业学者留学回国后,发起了新图书馆运动,沈祖荣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思想、杨昭惁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思想、洪有丰的图书馆学本土化思想、杜定友的经验图书馆学思想、刘国钧的“要素”思想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奠定了早期中国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基础.
3.3 中国本土培养的图书馆专业学者
他们受第一批海归图书馆专业学者的培养,首先在国内接受图书馆学教育,继承并发展了第一批海归学者的思想.一些后起之秀,虽未接受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但受到中国新图书馆思想和前辈学者的影响,在图书馆学领域亦有所造诣.这部分学者众多,主要成果有《顾家杰先生在图书馆学上的贡献》(1986)、《钱亚新先生学术思想述评》(1992)、《皮高品教授生平及主要学术成就》(1998)、《毛坤的图书馆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2010)、《徐家麟对民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贡献》(2015)、《金敏甫对图书馆学术研究的贡献》(2011)、《王文山：中国现代佛教典籍分类法的奠基人》(2012)、《汪长炳与图书馆教育》(2010)、《裘开明博士图书分类学思想初探》(2009)、《周连宽学术事迹述略》(2002)、《曾宪文儿童图书馆研究述略》(2015)、《蒋复璁图书馆学术思想研究》(2013)、《王重民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2012)、《李景新图书馆学术思想及其他》(2014)等,硕士论文有《汪应文图书馆学思想研究》(2012).中国本土培养的图书馆专业学者在继承前辈学者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如李景新对图书馆学体系进一步做出了科学说明,毛坤阐述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裘开明的汉和图书分类思想等,他们继续探索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管理、图书分类等思想,使图书馆事业后继有人.
3.4 非图书馆专业的社会各界学者
他们高举社会教育的大旗,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兴起之时,与图书馆专业学者一起呼吁呐喊,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认同度.代表学者有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陶行知、鲁迅等,对他们的研究论文有《梁启超图书馆学思想及其当代影响》(2010)、《蔡元培的图书馆思想及其影响》(2010)、《胡适的图书馆理论和实践》(2004)、《陶行知的图书馆建设思想初探》(2005)、《鲁迅的启蒙教育思想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2009)等,硕士论文有《李大钊图书馆学思想研究》(2006).梁启超最早提出了“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蔡元培在教育部中增设社会教育司,使图书馆的设立在制度上有了保证.他们以其在社会上极高的号召力,推动了中国新图书馆的建立和实现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3.5 传统文献学者
王余光在《略论20世纪中国文献学家》中列出两类文献学者,一类是传统的藏书家或图书馆专家,另一类是以教学、研究为主的文献学家.第一类学者主要从事文献收集、海外访书以及目录、提要、版本等偏重于图书馆方面、且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体现了传统文献学的延续性,因此研究文献学家中的图书馆学者重在第一类.代表人物有李盛铎、傅增湘、朱希祖、陶湘、王献唐、孙楷第、董康、范希曾、谢国祯、王重民、张元济、柳治微、赵万里等,对他们的研究论文有：《陶湘与图书*》(2000)、《论王献唐先生对我国图书馆学的贡献》(2009),硕士学位论文有《傅增湘文献学思想研究》(2005)、《近代藏书家李盛铎研究》(2011)、《张元济的版本目录学研究》(2008)、《书海钩沉——董康日本访书事迹述略》(2013)等.董康搜罗、抄录、校对和结集出版敦煌文献；张元济注重善本和地方志*,以自己独创的“求书四法”搜求馆藏,其开放的藏书思想对开启民智起到了重要作用；传统藏书家或图书馆学家在中国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型过程中,继承传统文献学者的文化基因和研究方法,对藏书、目录、版本等研究均有建树,是衔接藏书楼与图书馆的最有力者.
总体来看,对学者思想的研究,以研究第一批海归学者的成果较为丰富；对于文献学者的研究,因有古籍研究的专业队伍,成果也较为丰富；但对其他学者的研究相对薄弱,亦缺乏一定的深度.比如中国本土培养的图书馆专业学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中国图书馆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对于这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1936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生顾家杰,曾留学美国丹佛大学图书馆学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图书馆学系,获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作为核心人物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和《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后改名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的编制工作,对图书分类、目录体系、图书馆建筑、图书馆服务都进行过研究,但除白国应撰写了研究顾家杰的专题文章外,未见其他专题研究成果.对这部分学者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4 对学者学术流派的研究
学术流派是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民国时期正处在图书馆学理论的探索和建构时期,学者们从不同方面阐述对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对民国时期学者流派研究较多的是吴稌年,他分别阐述了李小缘的动静说、杨昭惁的主客体说、马宗荣的体用说.他认为,李小缘在1926年发表的《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中提出“动静说”,批判藏书楼思想,提倡建立美国式公共图书馆,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出现了一个新观点,并呼应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深化了图书馆学理论的内涵[36].1923年杨昭惁在《图书馆学》一书中指出,“图书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针对人而言的,藏书仅是一种‘死物’,必须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使死物活起来,在这一关系中,馆员是图书馆的主体,读者是客体.”吴稌年认为这一主客体理论,对以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图书馆开始树立主动服务的理念[37].马宗荣从社会教育的角度来看图书馆的发展,1928年他在《现代图书馆序说》中提出“自教自学的良机关,真惟图书馆是赖,这是图书馆为体的说法.”“图书馆亦为不可少的教化机关,这是以图书馆为用的说法.”吴稌年认为马宗荣提出的“体用说”主要解决的是教育的普及、终身接受教育和做好保存文献工作的问题[38].
“要素说”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理论影响最大的流派,代表学者有杜定友、陶述先、刘国钧等,李建良认为早期的“要素说”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范式,是中国图书馆学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贡献,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理论界的标志性成果[39].周文骏认为虽然“要素说”并没有从本质上说明什么是图书馆事业,但它却提供了一种分析图书馆事业的方法,一种组织图书馆学科体系的依据[40].
然而,人们在肯定要素说理论价值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朱建亮认为“要素说”还存在一些缺陷：第一,没有准确地认识构成图书馆的要素,“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并存,到底有几个要素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第二,没有对构成图书馆的真正要素做出准确的分析；第三,没有对要素做出正确的排序和有所侧重的分析[41].祝力认为“要素说”确实是建立了一个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一个逻辑体系,而是一个经验体系,其概念是由实际工作概念拼成的,而不是由理念概念构成的,它缺乏的是逻辑力量,不能称之为“科学”[42].
以图书馆的形式、内容、方法为研究对象而产生的各种学术流派,折射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学的理性思辨,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要素说”,影响了中国图书馆学界近百年,人们对此说的认识也逐渐由感性上升到理性.但目前对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术流派研究成果较少,在中国期刊网中查询,相关主题文章不足10篇,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5 对学者代际划分的研究
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由幼稚走向成熟,是一代代图书馆学者前赴后继、不懈努力的结果,图书馆学者的代际交替,保证了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
程焕文最早提出四代学人的划分标准,他按照教育背景将20世纪的学者划分为四代：20年代留美的；30-40年代“国产”的；50-60年代留苏的；80年代多渠道的.其中第一代和第二代产生于民国时期,第一代几乎清一色的是留美人才,第二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最大的特点是“国产化”,以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培养的人才为主体[43].
刘洪波按照理论特征将20世纪的学者划分为三代：30-50年代为第一代,其特征是提倡经验科学；50-70年代末为第二代,其特征是提倡技术科学；80年代初开始是第三代,其特征是提倡理论科学.按照这一划分标准,第一代属于民国时期,他们的思想始于图书,重在解决具体工作问题,建立了以图书馆工作流程为对象的描述式实用图书馆学[44].
徐引篪、霍国庆在《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中,延续了程焕文的学者代际划分标准,对四代学人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2004年,程焕文又进一步将四代学人概括为：“留美”的一代；“文华”的一代；“留苏”的一代；“开放”的一代；属于民国时期的仍然是第一代和第二代[45].
罗德运把年龄作为确定图书馆学人代际归属的主要标准,认为学者代分“既要看其生理年龄,又要看其学术年龄”：第一代是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诞生而披荆斩棘的开疆奠基者和开创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先河者；第二代是30年代已经形成,直到60年代中期一直活跃于图苑的学者；第三代是20-40年代初出生、50-60年代中期前后大学毕业的实力群体；第四代是60年代出生的学者.其中第一代和第二代属于民国时期[46].
王子舟也以年龄划分学者代际,不同的是他以学者的生理年龄和学术创获期为标准,将图书馆学者划分为四代人：第一代是引进与开创现代图书馆学的学者,其出生年代主要集中在1880-1910年之间,学术创获期主要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第二代是由第一代学者培养或熏陶出来的,创获期发生在50-60年代；第三代是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学术创获期起于80-90年代；第四代出生于70-90年代,学术创获期将在21世纪的10-20年代.其中第一代和第二代属于民国时期[47].
除刘洪波认为民国时期只存在一代学者外,其他观点基本认为民国时期存在二代学者,从教育背景、理论特征、年龄标准等不同角度进行断代,导致结果不同,学者的归属也略有差别.代际划分标准无所谓对错,但需合理反映同代人的特点,厘清代际传承的规律.学术研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因为有了众多的思想者,才有了学术的繁荣.
6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综上所述,目前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图书馆学者是图书馆学术史的主角,尽管成果喜人,但对于民国时期的学者在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说仍显不足,还存在一些问题.
6.1 学者生平资料缺乏
对于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者,仍有少量久已淡出图书馆界的学者不为今日图书馆学术界所知,如在民国时期有知名度的田洪都、李文裿、曹祖彬等,这部分学者资料亟待挖掘和整理.对已知的学者生平史料需要进一步订正,目前研究中,学者生平经历记述时有不准,甚至以讹传讹,造成一错再错,给整个学者研究带来损失.
6.2 对学者著述阅读缺乏深度和广度
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著述阅读的缺乏,导致一些时下提出的所谓“新观点”,实际上是前辈学者早已在以往著述中讨论过的问题；有的人习惯于从外国学者的著述中汲取力量,而实际上我国前辈学者的论著中早有答案；对学者著述的曲解,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读；研读著述的不均衡亦影响了对著述的客观评价.
6.3 群体思想研究薄弱
在图书馆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图书馆学者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构成了当时历史发展的主线,但仅靠个体学者或某类学者无法完成图书馆的转型和理论的革命,不同特征的学者群体,从不同角度互为补充、互相推动,合力促成转型的成功.目前学者个案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学者群体思想研究还处于拓荒阶段.
6.4 学术流派研究成果偏少
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者从图书馆的功用、图书馆的工作等不同角度开展研究,试图找到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发展中的核心和本质的问题,形成了不同流派.但目前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术流派的研究刚刚起步,成果偏少.
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1)完善学者生平经历资料,充分利用档案等第一手资料,扎扎实实认真研究每一个人物,敬畏先贤,使学者研究在健康之路上发展前行；(2)注重对学者著述的阅读研究,扩大阅读范围,既重视主要著述的阅读,也要兼顾其他著述,在阅读中发现著述中的闪光点；(3)探讨学者群体的学术思想,注重从群体的角度,分析不同群体思想的特点,探究其思想形成的动因,深刻理解学者群体思想的同一性和差异性；(4)加强对学术流派的研究,厘清学术共同体的统一与区别,彰显各种流派的特点,全面探讨与评价不同流派的主张与得失,指导今日图书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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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韦庆媛,女,硕士,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 2015-10-23
（责任编辑：周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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