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历史重释，本文是启蒙类有关论文范本和双重变奏和启蒙和救亡相关论文范本.
李泽厚是80年代最富睿智和批判的思想家之一,在80年代“李泽厚热”的思想潮流中,有的论者甚至将其赞誉为“思想寥落时代的孤星”.他的思想成为了80年代“新启蒙”知识分子反思历史和重建“启蒙”精神的重要资源,极大地丰富了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在80年代后期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一思想论断从80年代的蓬勃兴起到90年代后逐渐被知识界怀疑和解构,经历了一个从被认同到遭受质疑的过程,而这一历史跃迁过程正对应着中国思想文化深刻的历史性转向.
一、时代机缘与“双重变奏”话语的建构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思想论断最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中已经初露端倪,当时他着重强调的是反帝压倒反封建的问题,将反帝反封建视作“启蒙”和“救亡”的基本话语来源.直到1986年（五四运动六十七周年）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才正式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表述,该文后被收录进《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事实上,“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早就被此前的知识者们意识到并表述出来,只不过到了80年代这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新时期”,才经由李泽厚的阐释发扬光大,绽放出光彩,这正是时代的机缘.
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②胡适尽管不无遗憾,但也不得不承认,《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因为学生的爱国运动被迫中断了.①何干之在40年代对“新启蒙”的阐释中也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我们目前的思想运动,是要彻底解放我们全国国民的头脑,使大家了解国难的来源及其出路,使我们了解统一运动的社会基础.”②王若水也认为,启蒙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延安时期的新文化设想已经暗含了“启蒙”让位“救亡”的思想态势.由此不难发现,思想启蒙的旨归在于挽救国难,“救亡压倒启蒙”已经成为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当然,在汉学家舒衡哲的理解中,她既同情“革命”（“救亡”）又倾心“启蒙”,她虽然肯定了“救亡”（救国）与“启蒙”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她并不认同政治革命完全阻隔了思想启蒙的历史进程.她认为“革命”和“启蒙”是并行的事业,即使在涉及政治风暴的时候,知识分子也敢于直面同胞们的文化心态,从未放弃对政治改革和“革命”的疑虑,“启蒙”伴随着“革命”,但决没有混同于“革命”.③为了使“革命”与“启蒙”获得一种平衡性的叙事,舒衡哲有意识地将“启蒙”与“救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个人化意识的现象学式呈现,“在舒氏的叙事中,‘启蒙’与‘革命’两者的起伏关系,也是经由作者自己心中两股内在要求的紧张予以‘媒介化’的”.虽然李泽厚的表述中也夹杂着某种内心的冲突,但是那种叙事上的两难和紧张情绪则明显淡化了许多,他的思想重心不是“启蒙”与“革命”／“救亡”之间的选择问题,而是强调实用主义思想立场下的政治革命完全抑制了个人的自由和价值,即揭示“救亡”如何压倒和泯灭了“启蒙”的意志与的问题.
李泽厚强调,“历史离不开历史解释者本身的历史性……理解自己也只有通过理解传统而具体实现”.⑤所以,他选择通过重释五四的方式洞察80年代的历史现实.应该说,重构／重释五四是80年代最具轰动效应的思想事件,“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在80年代后期的提出也颇具历史象征意味,它借由对五四的历史性重释成功地与80年代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相耦合.在“新启蒙”的历史文化语境中,80年代是一个“结局与开始”并存的时代,“结局”意味着80年代的历史重释使知识分子有意中断了与过去历史的联系,“开始”则指80年代的知识分子依据历史重释的思想逻辑重新建立了新的思想落脚点.事实上,80年代既要割裂与50 -70年代的文化母体之间的“血缘”纠葛,又要以一种新的知识视角和话语装置对“启蒙”、“革命”和20世纪中国的现代史进行新的理解和表述.重述五四是80年代“新启蒙”知识分子挣脱50 -70年代的人生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等思想桎梏进而开启新时代的一种方式,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即是一个带有强烈而鲜明的文化政治指向的“文本”.
实际上,80年代不同的思想和利益群体对现代化的想象大多都是通过“五四寓言化”的方式得以最终实现的.但是,需要指出和辨明的是,80年代被征用的或者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中重新阐释的五四是“新启蒙”知识分子用来对抗“封建主义”的思想利器,是一个被充分赋予了新意的五四.或者说,这个五四是经过了80年代“新启蒙”知识分子的思想过滤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与历史中的五四已不再是具有同一思想内涵的概念. 二、“双重变奏”话语的历史重估与批判
在李泽厚的阐释中,“救亡压倒启蒙”是他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史作出的价值判断,与此同时,他也着重强调了“启蒙”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涨,同时“启蒙”又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①“启蒙”本身就是“救亡”,争取自由、理性、法治是走向多元和渐进“启蒙”的必由之路.②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以批判旧传统为己任的文化启蒙与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获得了短暂的融合,而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迫切要求又促使文化启蒙与政治革命之间的裂隙渐趋明晰,现代知识分子也由“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思想初衷开始转向关心和积极地参与现实政治,进而呈现为李泽厚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态势.于是,以文化批判始到政治革命终便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变迁的基本历史图景,“启蒙”与“救亡”也随之成为了知识分子必然面临而无法规避的思想难题,如果将问题的视野拘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便不难辨识出其中裹挟的历史复杂性.虽然新文化运动主体的表层指向文化,但其深层指向始终是政治,思想和*觉悟的最终目标指向也是国家的改造和社会的进步,即开创全新的社会形态,寻找“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创生之路.近代以来亡国灭种和国破家亡的危机极大地唤起了现代知识分子强烈而自觉的民族国家意识,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走出华夏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而将变革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因此,“救亡”与“启蒙”之间的二元对立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东方”与“西方”、国家意识与个人意识之间的冲突,即国家本位与个性解放两种价值观的冲突.这种内在性的冲突或者说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现实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个体主义的意义和价值时总会受到集体主义和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无意识传统（家国同构的思想观念）的牵连和羁绊,而对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进行转换性创造,也成为了李泽厚文化思想的重要着力点.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主要由文化和政治两个部分构成,李泽厚显然认同了这一思想观念.现代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渴求建立一个秩序与意义并存的乌托邦世界,而理想化的价值标准却又无处可寻,因此,“‘人一个体’意识终究只能成为‘民族一国家’意识下的附属观念,而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独立意识……进而经历了革命的和另一种更为强大的意识一阶级意识的觉醒,最后就完全被阶级意识所消灭”.④在这一意义上,“救亡压倒启蒙”与“阶级意识压倒个人意识”之间便具有了历史同构性.在救亡／启蒙、个人／集体的二元对立中,李泽厚实际上建立的是以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作为参照系来审视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他所指的“文化启蒙”无疑是将欧洲启蒙运动中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横向移植到中国现代启蒙的历史进程中,并且将这种启蒙的文化界定为“资本主义文化”.在救亡革命的内涵指向上,他有意地突显了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对内挽救民族危亡的部分,突出强调封建主义而忽略和遮蔽了对外抗争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社会主义革命.⑤因此,李泽厚也就顺理成章地用民族主义革命置换了社会主义革命,“启蒙”与“救亡”之间的冲突也就演化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性冲突,这其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究竟是“救亡”还是“启蒙”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这一思想史难题.所以,李泽厚指出,“资产阶级思潮并未在中国生根,在中国有深厚基础的是封建统治传统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①由此导致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救亡的使那些沉潜在人们意识中的“超稳定”存在的习惯势力和思想观念重新“复活”,在社会主义的思想伪装下挞伐资本主义的自由与科学精神,进而将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辟的绝境.②在上述认识论的思想主导下,李泽厚遗憾而感慨地断言道：“这就是现代中国的历史讽刺剧……革命战争却又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这使许多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却笼盖在‘根本解决’了的帷幕下被视而不见.”李泽厚透过“救亡压倒启蒙”这一高度叙事化的思想文本表述将20世纪中国的现代史归置到一个简单的进化图式中,而这种二元对立式的勾勒势必会抹煞了历史发展变迁的复杂性.然而这种充满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想象却暗中符合了80年代反思50 - 70年代历史的内在要求,因此,人们有意地遗忘了李泽厚的表述中暗含的思想悖论,而更愿意相信他所建构的“历史叙述”就是既定存在的“历史真实”.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心理／历史认同感,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才会成为一个被不断争论和反思的思想史命题.
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中,“启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恒定的历史契约,也是构成他们进行激进社会／文化变革的内在力量,他们寄望通过思想文化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尤为重视文化变革对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和先导性的影响.80年代的“新启蒙”知识分子通过“历史改写”和“去政治化”的思想策略成功地解构了“革命政治”的历史叙事和合法性,④李泽厚通过“救亡压倒启蒙”的论述隐微地表达了他对80年代文化现代化道路的想象.李泽厚的简约表述间接地遮蔽了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复杂性,他只看到了“救亡”与“启蒙”之间形式上的对立而忽略了背后隐藏的政治逻辑,更没有充分地意识到现代“启蒙”思想中暗含的那些裂变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时也体现出了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历史缺陷.“因此,既要对历史抱以深切的理解之同情,不以粗暴的态度抹杀启蒙的恩惠,又要对启蒙所产生的历史后果进行冷静的审视,是对启蒙的有效反思.”⑤其一,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启蒙”是一种外源性的文化启蒙,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拿来主义的结果,这种缺乏经济基础和群众力量的思想启蒙在历史的转型中很难完成整体性的转换与超越.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李泽厚所强调的那种被压倒和边缘化的“启蒙”思想更接近于传统启蒙知识分子的启蒙观念,即依据自身的“启蒙”逻辑去形塑具有现代意义的人.而中国共产革命的知识分子建构的“启蒙”意识则是通过自身的革命思想号召和激发普通民众的革命热情,⑥在这样的意义上,“启蒙”与“救亡”便有效地同构在一起而不存在变奏的问题.其二,20世纪中国现代史视野中的思想启蒙是自上而下的,启蒙的主客体之间并未建立成平等的关系,启蒙主体建构的启蒙话语是以知识分子（话语主体）一民众（话语客体）的方式呈现的,他们多以训诫者的姿态对普通民众进行思想规训,其中隐含着鲜明的权力意向色彩,①从而使得启蒙难以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普世价值.其三,五四和80年代的启蒙共性在于知识分子自觉地将自身排除在思想启蒙的历史范畴之外,而是以思想精英的文化身份实行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思想启蒙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却忽视了对“知识分子专制”问题的反思.对此,钱理群指出：“在中国,要启蒙,先得启知识分子之蒙：要改造国民性,先要改造知识分子的劣根性.”②无视知识分子自身的反思体现了“新启蒙”思想的不完整性及其脆弱性的一面,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90年代便呈现出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极端化分离.
事实上,按照李泽厚的思想逻辑,现代知识分子是在中国革命不断更迭错动的历史进程中接纳和理解了“启蒙”本身的深刻内涵,或者说,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进程孕育和丰富了“启蒙”思想.因此,有的论者据此认为,与其说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毋宁承认是“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而反观20世纪中国革命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救亡”是实现“启蒙”的一种有效方式,如果没有“救亡”,“启蒙”也难以维系.原因在于：一方面,知识分子或普通民众都无法独力承担启蒙现代中国的思想使命,这间接决定了“救亡”／革命对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强力渗透和影响：另一方面,历史转折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与启蒙的浅薄认识使得他们无法完全凭借着启蒙精神的火种拯救现代中国,而面对革命进程中血与火的暴力冲突,他们却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的启蒙思想适应民族主义革命的内在需求.某种程度上,中国对“现代性”的被动接受与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过程具有历史的同一性,言外之意,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涌动着反现代性的思想特质,这种第三世界国家在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既对抗又融合的矛盾关系在李泽厚的思想表述中被完全消解了.虽然李泽厚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传播激发了人们的“救亡”意识,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动摇了思想启蒙的文化决定论,但是他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促进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生成的同时,“也以反现代性的方式完成了对传统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显然,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对上述问题的回避成为了后人指责他的有力证据,有论者指出,面对中国“被现代化”的历史实际,“民族国家”意识比“个人”意识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民族国家成为了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自我想象和经验的重要内容和方式”.④当李泽厚等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者基于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重新高扬“启蒙”精神时,他们集体忽视了对于民族国家意识及其作为变体存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注.李杨解构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元叙事”,在他看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鲜明地表征了“救亡”的现代性,而思想启蒙无疑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实现,甚至可以说,民族国家本身就是启蒙的产物,知识分子也难以逃脱民族或社群在其周围设定的边界和樊篱.白鲁恂进一步完善了这种解构思想,他指出,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填补了知识分子的和社会主义神话破产后造成的精神空白,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情感,它们本身存在着社会的地方文化和世界性普遍规范之间的张力.就在这些纷争迭起的质疑和批判中,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开始走下思想的神坛而被不断地解构.确切地说,世纪之交历史文化语境的更迭和骤变根本上构成了解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的思想背景和知识谱系.伴随着“新启蒙”思潮的瓦解和对五四的质疑,在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也逐渐地失去了思想统摄的力量而显露出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论争虽然从不同的意义层面批判／反思了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但是历史地看,他们仍旧滞留在“启蒙”与“救亡”构筑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框架中,单纯性地通过对李泽厚思想表述的批驳／颠覆为其置身的社会历史现实寻求合理的阐释,而没有在更新的／“大历史”的思想史视野中完成对五四/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解读.某种程度上,这些围绕着“启蒙”与“救亡”展开的论争是对五四以来那些未完成的思想史命题的有效延展,它的实质在于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道路想象方式和思想抉择的差异,正是这种内在性的冲突根本上导致了他们对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价值判断迥然不同,而对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的争执不休便是最好的佐证.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思想和文化立场上,这些纷繁复杂的争论却又具有了殊途同归的性质.既然“救亡”曾一度压倒了“启蒙”,那么,在“后革命”时代,当“救亡”（“革命”）不再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启蒙”便会自然地重新成为知识分子思想言说的重心.所以,李慎之振臂高呼“重新点燃启蒙的思想火炬”：许纪霖也强调“启蒙的起死回生”和“再思启蒙”等.但是,这些“启蒙”的价值内涵和提出的思想立场与李泽厚笔下的“启蒙”相比较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救亡”的主题也渐趋地被“爱国主义”精神置换,这种“爱国主义”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对五四／五四精神的历史定性上,它与“启蒙”之间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同构.于是,从历时的角度讲,“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日益地渐变为“启蒙与爱国的历史统一”.
归纳总结,本文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双重变奏和启蒙和救亡方面的启蒙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启蒙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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