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国家荣誉制度建设的时代诉求、逻辑遵循和实践超越，该文是关于建设方面学年毕业论文范文和超越和国家荣誉和制度建设类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摘 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认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诉求,在理论上体现了尊重劳动创造、践行创新发展新理念的价值逻辑.推进制度供给侧改革,服务治国理政新实践的制度逻辑以及遵循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确证社会主义价值评判命题的学理逻辑,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集中表现为对礼治社会道德教化和资本社会虚幻法治的扬弃和超越,并最终实现了从传统德治走向现代法治、从法律之治回归德法共治的总体目标,彰显了党和国家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和尊重创造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国家荣誉制度：时代诉求；逻辑遵循：实践超越：政治制度
【作者简介】郭根,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上海市劳模文化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上海201209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7)05- 0160 -06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并长期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分析,解决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致力于立足国情进行制度建设和理论创新并取得重大成就.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修复和创新也不例外.在革命年代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表彰和嘉奖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国家按照一定的程序、标准,通过评选、颁授荣誉称号、勋章、奖章、奖金等形式予以确认和奖励,并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国家荣誉制度安排.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设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的表述,标志了我国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显然,国家荣誉制度建设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已然成为新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一、中国特色国家荣誉制度建设的时代诉求
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是以国家的名义,给予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的一种身份认可与价值肯定.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同志强调,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手段.
（一）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认同
全球化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和时代的标志,而且未来还会不断加强.一方面,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并朝着全球化的方向运行；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正经受着“去中心化”的巨大挑战.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曾敏锐地指出,全球化正在“去中心化”,国家变得“非国家化”,民族国家面临来自于超国家制度的严峻挑战,国家机构设置被抽空,权力架构被替代,主权边界越来越模糊并最终面临终结.然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却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拒斥这种全球化的激进观点.他以社会学家天生的开放和一贯的豁达态度坚持认为,与其悲观、被动地承受“主权终结”的论调而惶惶不可终日,“不如说这是全球化体系下民族国家的重构……民族国家在当今世界仍然掌握着大部分合法性权力——即使在欧盟,这是当代民族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最新变化趋势,民族国家和国家认同在那里仍然至关重要,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显然,无论是“去中心化”语境下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的重构,一个事实不容忽视,那便是现代国家正经历着一次来自于观念、制度以及社会实践领域的重新比较、选择和确认,国家认同也面临着一次不可小觑的重构与调整.
然而,对于国家认同的认知不仅仅涉及个体偏好的心理情感问题,更是一种建基于理性养成和社会建构的知识行动过程.因此,国家认同是公民理性选择的纯粹个体行为还是国家建构的社会结果则需要重新审视.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既要正视公民在建构自身国家认同时所具有的能动性和自主性,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家认同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换言之,国家认同是“个体‘理性地建构”’与“社会‘结构性制约’双重作用的结果”.
社会利益多元化、个体追求世俗化、价值取向功利化越来越消解着传统的国家认同,直接导致个体对国家和社会缺乏足够的情感认同和主体责任.通过设立国家荣誉制度,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一方面在社会层面为主流价值观念的塑造、传播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确认并强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国家认同.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体现了党和国家在全社会积极倡导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高度自觉.
（二）建立国家荣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总命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现了制度建构的两个核心内容,即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如果说国家治理体系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维护公共秩序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的一系列体制、程序的制度系统,那么,国家治理能力则是制度的执行能力.一方面重视制度建设,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利于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是对以往国家建设中忽视制度、法治,过于强调情理、人治行为的纠偏和修复.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制度短缺是国家治理之大忌.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今天,提供制度供给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在制度建设中把制度的纠偏、修复和制度的创新统一起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成立以后,在数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历史中设立了不少颇具特色的荣誉奖章.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红星奖章”,抗日战争时期设立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党员”“民兵模范”等荣誉称号,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功臣”“支前功臣”“奖章”等.但是,总体而言缺乏国家最高层面的荣誉体系,国家荣誉制度缺位,临时性、应景性奖励多而重复.作为新时期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先后提出了建立国家功勋表彰制度、国家荣誉制度的战略构想,在政策层面也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和配套措施.
2003年12月26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首先提出：“建立规范有效的人才奖励制度.建立国家功勋奖励制度,对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各类人才给予崇高荣誉并实行重奖.”2010年6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中指出：“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才.”2015年12月,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决定成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负责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统筹协调、政策制定和督促落实,牵头组织有关功勋荣誉表彰的评选、颁授和典礼等工作.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该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2017年7月,批准实施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制定的《中国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等调理办法,标志着我国确立了以“五章一簿”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建立国家荣誉制度的相关政策、措施的实施,代表了国家意志,体现了人民意愿,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保证了政治机制的有序运行.“英雄、楷模”等称号所表达的风范和精神对一个社会的道德和规范起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弘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制度与社会价值具有天然的关联.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被提及,经历了从观念到制度的转移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前期著作中,马克思旨在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超出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之上,并赋予“思想观念和意识”（包括幻想、情感和人生观）的意义,通常称之为“观念上层建筑”,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兰西内战》以及《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则从社会政治结构的意义上或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也就是通常意义的“制度上层建筑”.而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国家制度都反映了一定阶段的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以及社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具有理论的同构性和实践的一致性.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一方面需要反映它的社会基本制度本质并且有利于维护该制度的巩固：另一方面应该反映在该社会处于统治地位阶级的核心利益.可以说,“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这个社会的社会制度本质和处于统治地位阶级核心利益在社会主导价值中的凝结”.作为价值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引领社会思潮和集中体现意识形态本质的价值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亦是如此.同理,一个社会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应该确保社会主体价值的政治方向,为核心价值的弘扬、传播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国家制度的建构需要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地位.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建立国家荣誉制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映人民意志,引领社会主流价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阶级属性和历史价值.
二、中国特色国家荣誉制度建设的逻辑遵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门类齐全、层级有序、领域广泛的荣誉奖励体系,这些荣誉制度和奖励机制的设立,保障了国家奖励的广泛性、公共性和开放性,突出了荣誉表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精神引领和典型示范功能,进一步彰显了国家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和尊重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价值逻辑：尊重劳动创造,践行创新发展新理念
建立国家荣誉制度有利于增强国家认同,凝练社会核心价值,推动制度建设和文化创新.增强国家认同、培育社会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是国家荣誉制度的一个独特功能.设立国家荣誉制度,并给予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使其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其本质是国家层面通过制度创设、修复、调适和创新,倡导、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特色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必然遵循一定的价值逻辑,为特定的社会核心价值服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具体体现为对劳动、知识、人才、创造的尊重,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开辟道路.
在人类进化漫漫历程中,劳动发挥着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功能.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关键节点在于劳动,从这一点看,正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和对象性存在形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原始样态,也构成了社会进步原始动力和现代性的现实图景.尊重劳动首先在于确证劳动在人类社会存在和价值创造中的功能,并正视业已形成的对于对象性存在依赖的事实.其次,尊重劳动也意味着对人类社会摆脱对象性存在的束缚,充分享有社会发展成果之努力的肯定.再次,尊重劳动在于推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解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实现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和解,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最后,劳动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也形塑了人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由于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占有形式不同,因而劳动的性质和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相互关系也各不相同.资本奴役下的剥削关系所指向的依附型生活方式被劳动创造下的平等关系所指向的自由式生活方式所替代.
同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其本质在于尊重劳动.知识是人类社会重要的劳动成果.将劳动创造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为共享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包括知识财富预设了空间.在社会主义国家,吸收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是历史的经验总结,更是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尊重劳动,首先需要尊重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劳动者——人.肯定劳动创造价值必然要求尊重价值载体——知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劳动工具的改进,科技创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倡导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当代中国更加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家荣誉的授予对象正是一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懂得创造、创新的劳动者.国家荣誉制度对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价值确认和强调,本质上确证了一场生产方式的变迁,更意味着一次价值观念的跃升.
（二）制度逻辑：推进制度供给侧改革,服务治国理政新实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党对现代政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以及党的执政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国家在诸多领域寻求突破性改革,特别是制度变革.国家荣誉制度的设立、建设也必将遵循这一制度逻辑,并在改革探索中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
毋庸置疑,制度的创设、供给与一个国家的兴衰存在某种关系.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试图改变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去寻找产业革命原因的思考路径,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并指出,“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的机制安排（如产权制度）,是一国经济繁荣的制度保障,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不同经济的长期绩效差异从根本上受制度演化方式的影响,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另一位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凭借“集体行动的逻辑”,从理论上说明了既得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的关系,间接地回答了制度供给对于国家兴衰的意义.他的研究间接地给出了如下结论：“能否有效限制分利集团的行为和影响,是一国经济兴衰的关键；为了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制度上限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
政治学者常常考察政治制度与大国崛起、王朝更替、政权变更或政治稳定性的关系,并进而得出结论：“国家兴衰与国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而国家治理能力实则就是国家制度供给的能力.”立国家荣誉制度,推进制度供给侧改革,正是党和国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直接影响着治理水平和效益.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国家荣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必然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寻求制度生长、成熟的活水,必将遵循服务于治国理政新实践的需要,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奠度基础.
（三）学理逻辑：遵循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确证社会主义价值评价新命题
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的分析,科学地揭示了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就是人类的抽象劳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任何别的“物质”.设立国家荣誉,授予一个国家范围内特定个体或群体荣誉的制度规范,表面上是对其为社会提供社会劳动,创造财富的事实认可,实质上是对其为社会提供无差别一般人类劳动以及劳动创造价值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的社会确认.因为“价值论是由过去的、历史继往的社会意识的反映……其本质都是一种社会评价体系,都是与时代相适应的历史反映而非人们的凭空想象”旧.价值天然的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特质,都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在观念意识,特别是评价领域的反映.然而,当人类社会完成了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过渡,价值范畴似乎为均衡所替代,原初的旨在说明主客体评价关系的价值涵义被掩盖,有关“价值创造”的命题、“价值评价”的标准也就随之消失.因此,马克思提出生产理论,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或均衡）背后掩盖的社会评价,即资本、利润是社会评价的唯一标准,从而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评价在更深层次上的内在矛盾.
同时,劳动创造价值命题的提出,让创设国家荣誉制度不仅在社会价值评价标准层面上做到了实至名归,在社会价值分配领域也实现了历史性的拓展,甚至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包括一切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根据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包括越来越扩展的从事各种使用价值生产的“总体工人”的一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包括科学技术工作、经营管理以及生产性服务劳动等重要形式.于是,设立国家荣誉制度,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部门按照为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奖励那些创造社会财富,作出突出贡献的社会主义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就成为可能.
三、中国特色国家荣誉制度建设的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是法治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之策.中国法治作为现代法治,不仅应当是形式上的法律之治,而更应当是良法之治.在这一语境下关照中国特色荣誉制度的建设,不难发现,建设中国特色荣誉制度一方面意味着现代法治社会制度建设对传统人治社会道德教化的扬弃：另一方面更意味着在治理实践中,由传统德治走向现代法治,并最终回归德法共治的一般逻辑.
（一）超越礼治社会的道德教化,从传统德治走向现代法治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以礼治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推崇的治国之道.礼治的主旨是“在政治活动中,通过广泛推行礼乐制度、礼乐规范,充分发挥‘礼’在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功能,从而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和国家统治的稳定”.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认为礼是一个国家治乱存亡的根本,秉持礼就可以保有国家,维护国家形象,否则就会政治昏暗、上下混乱、国家危亡.礼对于治国而言关系如此巨大,关键在于它有助于维持社会统治秩序的稳定.一是通过构建严苛的社会等级秩序,借助各种器物与烦琐的仪式安排,彰显等级的界分和在社会功能上差异化对待.其目标就是确认封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确保政治生活领域的和谐有序.二是通过道德教化,启发道德自觉,使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礼制规范一方面为封建统治集团的身份地位和权威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另一方面经由礼制实施运行,在国民心理上潜移默化的形成对等级名分、尊卑秩序的遵从,内化为自身的精神气质、观念意识和行为习惯.梁漱溟先生曾经说：“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理性乃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礼原本就是引人向善的秩序构建,而且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广泛地渗透在政治生活领域和包括家族日常生活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中.
诚然,礼在古代封建社会中担负着教化子民、规范秩序的重要功能,从而保持了国家、社会、家庭的和谐有序.没有礼和德,社会的构成和运行就丧失了规范,社会秩序也就失去了可能性.然而,纯粹依赖道德规范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也是有问题的,且不论封建社会道德规范对于统治阶级现有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维护的阶级局限性,问题在于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事务,道德施展的空间已然不足,迫切需要国家的介入,并在制度层面作出努力.换言之,礼治所固有的阶级属性与历史局限性,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中,让礼制与法制结合构成治理国家的基本规范,并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在古代社会历代典章制度和具体的治理过程中则表现为礼法并用,礼高法低,刑主德辅.“礼制构成了古代国家治理的原则,法制构成了古代国家治理的工具.”这种差别性行为规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现代社会,这种礼法合一、以礼为主的治理范式面对现代社会对法制的要求显然已经捉襟见肘、不合时宜,必然为另一种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所替代.
（二）超越资本社会的虚幻法治,从法律之治走向德法共治
法治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在现代国家,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家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通过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程序和法律实施机制,形成科学完备、法治为基的国家治理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管用,并不断提高运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以及由此形成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天然对立,决定了在资本社会中法律必然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在政治生活中与工人阶级截然对立,政治制度、法律文化、观念意识都以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为己任.正如恩格斯所言,“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实施的过程来看,法官本身属于资产阶级的代表,因其财产状况而担任职务,在司法活动中,维护本阶级成员而拒斥劳动人民.陪审员资格也有严格的门槛限制,由资产阶级内部产生.“治安法官也好,陪审员也好,他们本身都是富人,都来自中间阶级,因此他们都袒护自己的同类,都是穷人的天生的敌人.”恩格斯指出,在财产决定一切的英国,法律对几乎所有次要的罪行都处以罚款,这种惩戒机制表面上看无论贫富一视同仁、一律平等,而事实上,富人很少苦于负担,而穷人大多因支付不起而被罚做苦工.法律明显地在庇护富人而穷人.“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另一方面从理论上看,“近代西方以理论表述出来的法治形态,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法治”,其本质上都是价值中立的,它既可以服务于“善”,也可能服务于“恶”.20世纪上半叶,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政权都曾经制定大量法律,剥夺人民的人权和自由,镇压运动,欺凌其他种族和国家,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总之,资本社会的法治从本质上看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虚幻法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把法治现代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和内容.法治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以刑为主、重刑主义、严刑峻法的法治文化根深蒂固.在一些人包括政法机关的少数领导干部的心目中,加强法治就是加强政法,加强政法就是加强,加强就是加大整治、处罚、严打的力度.一些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在法治的名义下无所顾忌地干着违法甚至违宪的行为.社会治理实践中,以往一般强调物质利益的实现,而对于价值层面的引导、规约的实际效果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硬性约束”重视不够.2016年12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人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不断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存在内在理论上的互嵌逻辑和实践中相互推进的现实可能性.治国理政需要贯彻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相结合,超越资本社会的虚幻法治,从法律之治走向德法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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