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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沿江、沿海发展起来的.19世纪、20世纪前半段,上海沿苏州河两岸起步、发展.黄浦江的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被称为“远东巴黎”.但黄浦江东岸由于历史、政策、地域等原因,发展始终受到制约.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同时,新科技革命带来经济全球化,也为中国战略性纳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从容与世界经济对话提供了机遇.
1990年4月18日,党、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对外宣布,向世界宣告：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不会停顿,而是会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推进.
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期准备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我是参与浦东开发开放前期研究的亲历者,从事相关立法工作和浦东新区开放度的探索,不仅有了难忘的“浦东情结”,而且亲身体验了浦东建设的艰辛探索.
1987年7月,爱国美籍华人、预应力专家林同炎教授,向时任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写了万言书,提出浦东开发问题,建议要立足浦东、放眼世界.同志对此十分重视,交给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同志全力推进.由此,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应时而生.这个小组很特别,其成员囊括了相关开发开放最重要几个领域的专家.汪道涵任小组顾问,副市长倪天增任组长,建交委主任张绍樑任副组长.我作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也被选入了小组.
我们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问题.比如,是以浦东的小小一角做实验,还是把整个浦东都作为开发开放的试验田；是取几个点作为开发开放的重点,还是全面开花.
对这个小组来讲,是平地起高楼,研究人员全部是业余时间工作,没有人是全职.而办公条件很有限,就在中山东一路1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底层的一排铁皮房中的一间.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让大家的工作充满.
研究小组主要的想法就是：浦东开发开放一定要立足上海,面向世界.当时就提出现代化、市场化、信息化和法治化的目标,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多企业”的趋向,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应该以点带面.我们当初的设想是“三点一线”,今天陆家嘴、外高桥这两点完全是按照当年的设想建设的,金桥这一“点”稍微有一些移动,当时设想的是黄楼,也就是今天迪士尼乐园一带.“一线”就是沿着东方路一线开发.“三点一线”的开发,特别强调要对外开放,先行先试.
汪道涵同志当时给我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开放程度和法制程度.浦东的开发开放,以什么为标杆？当时全国已经形成四个特区,已有许多改革开放的举措.海南虽然当时还不是特区,但有30条开放政策正在制定.我们就到海南调研,决心争取到与海南一样的相关政策.所以从国内来说,我们是比照经济特区；从国际而言,希望把上海“远东巴黎”的声誉恢复起来.汪道涵同志对我们的工作相当支持,将我们的成果不断向书记报告.
1988年5月2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在西郊宾馆召开了第一个国际研讨会,定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书记、朱镕基市长都到会,有150多人参加.
我们小组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整个浦东的大开放是带动上海发展的大开放,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大开放,是坚持“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大开放.以“四化”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令世界瞩目,让大家突然发现如此沉寂、发展缓慢的上海,将会有一个大动作！这次国际研讨会,主要是全面介绍浦东开发开放方方面面的设想,比如土地政策、吸引外资等.如果要说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的话,那就是浦东开发开放条件确定具备,方向明确,时机必须抓住.国际研讨会本身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昭示世界：浦东开发开放在即.今天看来,研讨会的作用是巨大的.
法制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基础,特别重要.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制裁,1990年7月初,决定要派出不是担任部长、但是由部长级干部领衔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出访美国,这个重要任务就交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朱镕基同志说,我们这个代表团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有懂行的人随行.为此,市长代表团由汪道涵任顾问,又配了一个由五名学者组成的上海市学者代表团.这五名学者是：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问题研究所主任丁幸豪、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洪远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敦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廷刚,还有时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主任的我.我们五个人各有分工,就如同当时在研究小组中一样,我的分工仍然是关于开放度和法制程度的研究.
那时浦东开发开放已于1990年4月18日由李鹏总理在上海正式对外宣布.我们于7月7日出发,第一站到纽约,在座谈会上有美国记者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十项优惠政策登在报纸上,也就巴掌大的篇幅,何以推进浦东的开发开放？没有法制的保障,外国的企业不敢来.朱镕基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一定会立法,用法律框架来保障浦东开发和开放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利益.7月下旬回到上海,他就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决定浦东开发开放必须立法.为让海外的投资者第一时间掌握法律的要义和精髓,要求立法正式颁布实施时,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文字.这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到今天为止也后无来者.
我被任命为立法小组的成员,后又任命我为英文版的总审定.我从事立法起草工作,始终记住两个词：保护和促进.我认为这是法律重要的功能.
对浦东开发开放以及今天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样的大手笔来说,首先应当做的都是立法.1990年,中国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之后,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在无形中解散.小组解散以后,就有其他机构和部门来推进浦东的开发和开放.经过不断探索,到2000年,终于确定,在先行先试中体制、机制和法制要并行,以开发区的模式继续推进不会长久,以管理委员会的做法也不能长久,浦东要进入建政的过程.
2000年8月,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我从外贸学院副院长的职位调任至浦东新区做副区长.我当时是无党派人士,是区政府班子中唯一非党人士.周禹鹏书记和胡炜区长给予我极大的信任.我当时分管3个方面：一是陆家嘴,这个地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现代化的标志；二是外高桥保税区,也就是现在上海自贸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是社发局,包括教育、卫生、民政、体育等很多条线.我的秘书按照我的分工整理了27个工作条线的文件夹.对浦东而言,主要工作可用4个关键词来概括：立法、规划、人才、资金.第一,立法,当年汪道涵同志坚决支持我把这个词挪到最前面,我为此写过很多文章,论述浦东开发立法先行的重要性,浦东开发开放十周年,我又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再论浦东开发,立法先行》；第二,规划,浦东开发究竟分几步走,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分步推进；第三,人才,浦东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才,既要将才也要帅才；第四才是资金,最大可能地吸引内资外资.
国家发展到最关键时刻,唯有改革.而改革必须与世界潮流相吻合.浦东开发开放的作用,简而言之：一是化解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们的压力,树立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信心,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二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打造了样板,树立了标杆,为中国入世作了物质准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的使命是维新,维新就是改革,改革从来没有完成时,改革就是做前人没有做又必须做的事.三是改革要同心,没有一个伟大的实践是唾手可得的,要有勇气、和决心才行,凭着我们对这块土地特别的热爱,大家努力朝一个目标前进.
我是2001年底离开浦东的.虽然今天看来我在浦东任职时间很短,但收获和感悟极其深刻.我的体会是,事业的成功绝不在于你一个人有多大能耐,但是绝不能或缺任何一个人的能耐；不取决于某人的努力,但绝不能或缺所有人的共同奉献.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必须要坚持的大原则,要做好工作,就是要有、远见和决心,我们在浦东工作的同事都有“浦东情结”,浦东开发开放最大的情结就是人心向背,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浦东开发开放的所有经验表明,我们要有,要有远见,要把浦东开发开放一起抓下去,这是同志的嘱托——要有决心,不怕困难,勇于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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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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