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学生的中华文化自觉与教育路径，本文是中华文化类学术论文怎么写和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自觉和教育路径类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人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既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点,也是教育研究的重要范畴.人类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但文化世界一经生成,便以超有机体的形式存在于历史与现实中,介入到个体成长的每一个瞬间,渗透至民族发展的每一条血脉.人的文化自觉并不局限于抽象的理论存在,还延展至人类生命存在的每一个具体实践.教育既是人类整体的文化实践,也是个人主体的文化历程.在中国的教育文化语境中,学生的中华文化自觉并非天然生成的,而应当由具备中国人文关怀、合乎民族发展的教育有目的、有组织地介入.尤其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探索学生的中华文化自觉及教育路径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人是文化的存在
西方的“文化”（culture）来自于古代的拉丁文cultura,具有“耕耘”“培养”“修炼”等意思.我国战国末年的《易·贲卦·象传》就曾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将“文”与“化”并用,构成“文化”范畴.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则基本上是来源于近现代西方对文化的阐述.
虽然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很少提及“文化”一词,但却从实践和自由的角度对人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阐述.首先,关于文化的起源,用马克思的理解则是,文化起源于人的类本质活动,即实践活动[1]29.其次,马克思从自由的角度论述了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自由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本质属性,是人的内在需求,也是人的最终发展目的,而文化既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结果,是人对自然以及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能动改造和超越,同时也是人类通往自由的阶梯.因为文化自形成之后就对人类的生存活动起到最深层次、最根本性的规约和教化,人不仅仅是通过物种的繁衍来求得生存,更重要的是以文化的方式来延续自身和发展后代.这也意味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发展程度是人类自由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满足的重要标准.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1790年）一书中首次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定义：“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那里,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因之我们关于人类有理由来以之归于自然的最终目的只能是文化.”[3]在他看来,文化就是有理性的人所具备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身发展的目的,文化既是人的本质实现的过程,也是人最终摆脱自然获得自由的目的,文化是人类在服从自然必然性的过程中获得自由的根本途径.但是,康德对人类理性和自由的追问是建立在十八世纪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即当时所谓的“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因而其文化观也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卡西尔在对西方两千多年来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哲学思想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人类的理性特性,并从康德的“图式”概念出发引出了“符号”概念,揭示了人是运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创建了完整的文化哲学体系,界定了人的文化符号特性.他指出,理性是人类的特有属性,但由于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把人类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应当把人类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这样才能凸显出人的独特.[4]卡西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是体现人的类特性的最重要形式,是人通向文化之路的途径,而人类文化的发展正是依赖于这些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人在运用符号创造文化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人自身的世界.
从马克思关于文化的起源和目的、康德的文化是人类的理性能力和卡西尔的人是通过符号创造文化等一系列经典论述中,我们可知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地发展,文化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复杂而又密切的联系.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进化意味着文化的进步,文化的进步也意味着人的发展,这是一个互为促进的统一有机体.
二、学生的中华文化自觉的进路
(一)作为逻辑起点的人的文化自觉
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即是文化的发展历程.“从较大的历史尺度来看,人类的文化经历了逐步从自在自发向自为自觉的演进过程”[1]62-63.这种文化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则为人的文化自觉提供了生发的土壤.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5]“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是以费孝通在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时对其文化如何进行保存和转型为触发点的,但其提出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至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界对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等问题的争论.时至今日,“文化自觉”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文化理论,这套理论要解决的是人与文化的发展问题,正如他在后来的自述中认为,“‘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6]
那么,人的文化自觉是什么？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笔者尝试从一般个体意义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探寻,因为一般个体意义上的人是超越于自然人之上的文化人,也是诸如经济人、政治人、教育人等社会角色人存在的基础.一般个体意义上的人的文化自觉也就成为学生文化自觉的逻辑起点.所谓人的文化自觉,就是人在特定的文化场域内,逐渐传承了独特的文化基因、生成了特定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具备一定的文化实践能力的历程.这就是说,一般个体意义上的人,都具备文化自觉的基本要素,而其高低程度则不在此讨论范围之内.人的文化自觉包含以下三个要素.
1.文化基因传承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洪设想,在不同文化中也具有像生物世界“生物基因”那样的遗传基本单元,并以“文化基因”命名之.1976年,英国习性学家查理德·道金斯出版了《自私的基因》一书,构造了一个新词Meme,意为文化传承中的基本单元.此后,Meme一词作为“文化基因”的新概念迅速地在全世界传播开来.但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生物基因属于生物有机体的遗传范畴,是决定生命有机体遗传的核心要素,具有生命遗传物质的内塑性和从属于本能的局限性,其目的是为了适应自然的选择,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极为漫长的；文化基因则属于文化遗传范畴,是决定某种文化遗传的核心要素,具有文化遗传物质的外塑性和从属于人类价值选择的能动性,其目的是为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较为直接的.文化基因的传承,不仅指文化内核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承,还包括外在的文化符号在人身上的凸显,如语言、节日及各种文化现象等.从文化的本体论层面来看,文化基因的传承作为人的文化自觉的要素之一,是文化自觉的前提和基础.
2.文化主体意识生成
人的文化主体意识作为人的一种主体意识,是人将所处文化作为客体来认识的意识结构和意向性操作结构,是人对文化的本质、发展以及文化对人自身发展的影响的对象化思维活动,包括文化认知、文化认同及对他者文化的敏感性等,即费孝通所讲的对文化的“自知之明”.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是文化的尺度,人在文化的发展中始终居于主体地位,主导着文化的发展.但文化一旦生成,便对个体的人起着规约和教化作用,这种规约和教化的结果,首先便是人的文化主体意识的生成.从文化的认识论层面来看,文化主体意识的生成作为人的文化自觉的要素之一,是人从自在的文化走向自觉的文化的理性思维内核.
3.文化实践能力养成
“文化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文化产品和形成精神成果的对象化活动”[7].这是广义上的文化实践定义,即历史维度中群体意义上的人在实践中创造一个属人的文化世界的活动.个体意义上的人,都是处在给定的先在文化中.个体人的文化实践,则是指人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对文化符号的习得、文化模式的内化,形成一定的文化意识和能力的活动.正是由于个体的文化实践的积累,人类才可以通过文化符号来建立一个属人的世界,而为了延续这个世界,人类还将文化符号传授给自己的后代,并使之符号化.文化实践能力的养成,是融合了文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后,从实践的方法论层面来进行界定的,它作为文化自觉的要素之一,是人从自在的文化走向自觉的文化的实践活动.
文化基因的传承、文化主体意识的生成和文化实践能力的养成,构成了人的文化自觉的三大要素.这三者并不是先后的顺序关系,而是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给予界定的,它们之间呈现极其复杂和密切的联系.文化基因既是文化主体意识生成和文化实践能力养成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后两者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文化主体意识既是传承文化基因和改进文化实践的动力,也时刻受到后两者的制约；文化实践既是文化基因和文化主体意识生成的活动方式,也是后两者产生作用的活动和对象.
(二)作为特殊形态的学生中华文化自觉
在对一般个体意义上的人的文化自觉进行探讨之后,可以将研究的思维演绎至特殊群体,即触及到学生层面.可以发现,人的文化自觉是学生的文化自觉的逻辑起点,学生的文化自觉是奠定在人的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人的文化自觉为学生的文化自觉提供了最低限度和最广阔的基准,学生的文化自觉是在人的文化自觉之上的特殊形态.学生的文化自觉除了具备一般个体意义上的人的文化自觉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性质.再进一步来看,学生也并非抽象的存在,而是一个处在与历史和现实都无法割裂开来的时空内、具有无限成长可能性的未完成的生命群体.这就意味着,学生成长的特定时空所呈现的原初的文化情境,为学生的文化自觉提供了具有独特内涵和指向的规约.因此,在中国教育文化情境中,学生的文化自觉并不是抽象的,而应该具体化为学生的中华文化自觉.具体来看,学生的中华文化自觉,是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逐渐传承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对自身作为中国学生的自我觉知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形成高度的学习自觉的实践历程.学生的中华文化自觉包含以下三个要素.
1.自我觉知生发
文化自觉的内核首先是人的意识自觉,人的意识自觉中最基本的便是自我觉知,自我觉知是学生文化自觉的基本生长点.在心理学研究中,“自我觉知（self-awareness）就是个体对自己有所认识或有所意识的内部主观状态.”[8]笔者认为,在文化视域中,自我觉知是文化主体意识中最为内在的自觉能动性思维活动,是人处在一定的文化场域中对自身及文化意识的觉察与认知,包括对自我原生文化的追问、对文化存在感的体悟、对自我文化发展的意向等.学校文化场域中的学生,其自我觉知也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学生是从儿童转化为成人的未完成群体,儿童成长的文化背景是学生原生文化的源泉.儿童的原生文化跟早期的家庭教育、社区与学校的文化规约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早期的家庭是儿童原生文化形成与文化基因传承的最重要文化场.学生对于自我原生文化的追问,其实质是开始意识到“我是谁”“我从何来”的问题,也是学生从自然生长的儿童样态的自在文化,走向作为学生样态的对自我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进行反思的自觉文化过程.
其次,学生文化存在感是指学生带着原生文化的烙印,在学校生活中获得尊重和发展的情感体验和领悟.这种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学生在与教师和同学互动中获得意义的社会性存在,是在学校生活中对文化适应而产生归属感的基础.这种存在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其自身和文化得以发展的生成性存在,是学生体验到成长的快乐之源.学生在学校场域中对于文化存在感的体悟,其实质是对“我在何处”问题的思考,是学生作为镶嵌在学校文化网络中的个体所产生的文化敏感性,也是其文化安全感和文化自信心的来源.
其三,学生对自我文化发展的意向,是学生对自身将成为具备何种文化品质的人的理性思维活动.这是在对自我原生文化和当前的文化存在感进行追问和体悟的基础上作出的主动性思维过程.自我文化发展意向的产生,其实质是学生对“我向何去”问题的思考,它能够提升学生的理性精神,是学生文化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对学生文化发展具有规约性作用,是学生自我发展导向的文化规约.
2.中华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特定民族国家中人的集体意识的升华,也是学生文化自觉的价值内核.乔纳森·弗里德曼认为,“体验到的由个人携带在血液中的文化认同,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族群性.”[9]在他看来,内化于人身上的文化认同是可以通过民族性来表现的,民族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前提.
从民族的融合上来看,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华夏至汉族,后又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融合,终于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发展到自觉的中华民族实体,并最终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也意味着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石.从内容上来看,儒家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主体.虽然学界对于儒家文化的本质持不同看法,但对于由孔子集大成所建立的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这一事实,则持基本认同的态度.从形式上看,中华文化是由中国各民族的先民共同缔造,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粘合剂”,是梁启超所说的“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之“国性”.具体来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儒家讲究*、道家讲究无为、法家讲究法治、墨家讲究逻辑等,都给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打上深深的烙印.正如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0]虽然中华文化在近现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其以非凡的包容性使自身进入到自我更新的历程中,最典型的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显然,中华文化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作用,更是中国学生文化自觉的价值内核.
3.学习活动自觉
学习自觉是学生文化自觉的实践活动,是学生主动对教育所选择和建构的文化符号进行有意义的学习,也是文化自觉中理性精神的实践形态.
首先,学习自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活动.实践是直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文化实践的目的在于促成人的文化,使自然人自觉地向文化人转变.学生作为特殊的未完成的人,其“学生”身份是区别于其他主体的符号,其“学习”活动则是特殊的文化实践.学生正是通过自觉的学习方式来实现主观世界和文化世界的交融,积极主动地使客观的文化要素进入到主观的生命世界,从而改造和提升自身的生命质量,达成生命的自我完满,完成人的文化历程.
其次,学习自觉是学生主动对教育所选择和建构的文化符号进行有意义的学习.进入到学生主观的生命世界中的文化要素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选择的有教育意义的文化符号.同时,学生的学习是一种自觉的活动,是一种透过教育文化符号的表层,从而使个体经验动态生成的有意义学习过程.学习自觉的最高意义,还在于学生将个人前途、社会发展和国家命运统一到学习活动中.
三、促成学生中华文化自觉的教育路径
费孝通认为,“获得‘文化自觉’能力的途径离不开对中华文化全部历史及其世界背景的认识.”[11]这意味着,中国学生文化自觉的教育,应该在剖析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教育文化分析框架和运行模式.这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育人过程.
(一)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教育场域
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自觉,是近100年来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虽然西方文化以锐不可当之势深刻影响着近现代中国人的教育,但在人不同种、书不同文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下,中华民族如果彻底抛弃自身的传统文化而以西方文化马首是瞻,是绝对不可能以“中国”之“国性”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学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如何使学生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延续？作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如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在当代如何更好地继承中华文化？所有的这些问题,首要解决的是对学生自我觉知的唤醒,从而使他们产生对中国人身份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意识,以及主动接受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等.
对学生文化自觉的教育,应首先置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教育场域.这个场域的构建,要解决的是如何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一种置身于中华文化场域中的历史境遇载体.它是教师和学生长期浸润其中的物质环境,以其具象的形式直接被师生的视觉和触觉等感觉器官所感知,从而对师生的心理感受产生直接的影响.如在校园建筑的布局和命名、墙体壁画的摆设、校园文化长廊的设计等方面,不仅要考虑其实用性的便利和舒适,也要考虑到其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充分体现中华各民族的风格、样式和文化图腾等象征性符号.卡西尔也在《人论》中认为神话与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符号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多种文化样态,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定义.符号的意义在于,它是文化的重要标识,既能传递特定的文化信息,也能传递特定的社会集体意识.同样,中华文化的多样化符号是中华各民族的先民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积淀,具有独特的意义和相对的稳定性,构成了学生文化传承和精神成长的空间,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对学生的国民性格进行塑造的文化环境.
(二)将现代性的中华文化符号内化为学生的自觉意识
虽然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变甚至断裂,但中华文化始终以极强的包容性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更新或新生,而且其核心要素愈发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如在对知识分子（包括学生）人格修养的经典论述中,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人道思想,孟子强调了人的“恻隐之心”,论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等,都标志着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文觉醒和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法家的“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商君书…定分》）等法治思想,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等天人合一的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墨子》）等所蕴含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以及对自然科学的探究精神,都对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动荡时期,被历代改造后的儒家学说一度被视为“吃人的礼教”而遭受抨击,导致我们后来在“全盘西化”的运动中,几乎将自己与原本安身立命的中华文化传统隔绝开来.而且,当前我们的生活与教育中的仪式感和意义感的式微,不得不促使我们将目光投向原本的儒家学说.“原始儒家学说,并非孔子的一家之言,而是一个中华传统中众多文化知识及道德经验的结集,汇合成为一个生活和思想的系统.它代表源远流长的民族智能,也因为它具有丰厚的经验基础,故经得起生活的验证,而不失其实用价值,对当前的社会文教发展,仍能发挥积极的和有力的指导作用.”[12]而且,从人类的文化发展史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获得性遗传”来解释人类消失了许久的古代习俗在相隔上千年之后又会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重现,论述了先人世代积累的经验如何内化为当代人的心理结构,证明了文化传统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规约以及教育在促进人的文化过程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复古传统的读经方式断不可取,应提倡站在中国现代化的立场,以科学的方法对中华文化的经典内容进行提炼,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中华文化符号.因此,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手段,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多种方式,对中华文化经典内容进行技术上以及理念上的现代化诠释,并遵循教育的规律使之内化为学生的集体意识,使学生浸润在中华文化氛围中,有效习得中华文化的符号与意义,形成对自我、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观念,更好地增进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成学生高度的学习自觉
学习活动的自觉,是学生在对中华文化自觉中感性认识和理性精神基础上的综合实践表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儒效篇》）荀子的这段话蕴含了深刻的学习思想,在他看来,“闻之”“见之”“知之”“行之”的重要性依次递增,而“行之”则是至“明”,从而成为圣人的关键要素.荀子将“闻”“见”等人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知”的理性认识,再升华到“行”的实践活动,体现了他对人类学习机制的深刻洞察.他在遥远的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末期,便建构了这一整套简洁和朴素却又系统和深刻的学习理论,并且与当代教育与心理研究中的学习科学理论不谋而合,实在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不仅论证了学习过程中实践的重要性,也印证了中华文化的经典理论在当今仍然是栩栩生辉.在西方教育文化中,也尤其注重学习实践的重要性,如康德认为人类的德性来源于概念之外的实践理性,卡西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是人类及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杜威认为教育是经验的重组和改造,等等.
在中国被列强入侵的动乱时代,少年周恩来便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之呼声,众多知识分子的满腔热血持续沸腾.现如今,中国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贫弱国家,但是文化和价值体系依然存在着相对的不稳定性.值得警惕的是,在西方文化及价值观中不少错误因素的渗透下,人性当有的消极和负面因素,时常被某些媒体当成国民的劣根性来加以反复炒作、嘲讽与斥责.倘若中国的学生不加辨别地接受了这些观点,无法挺起精神上的脊梁,中华民族的未来仍是岌岌可危.因此,应当着重于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促进学生的中华文化自觉的教育,塑造其国民性,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便是一味良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与价值立场,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也吸取了人类的价值共识,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判断大是大非的依据,是人们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依据.”[1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发展目的整合为一,也为实现教育促成学生的中华文化自觉的可能提供了纲领.将这样的纲领转化为可以持续促成学生养成高度的学习自觉的精神动力,需要恰当的价值观教育.首先,价值观教育要解决的是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问题,即探讨的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让学生对这套价值观产生认可.由认识到认同的升华,在于学生对这套价值观的文化自信的生成.因此,通过有组织、有规划的“进教材”的主渠道,以及诸如历史电影的观看、文化名人的榜样激励等“文化浸润”[14]的灵活方式,让学生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及历史演变,逐步建立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信,进而形成中华文化认同,是非常有必要的.其次,价值观教育还要解决认同之后的自觉问题.由认同到自觉的升华,是在意义感的持续作用下,学生不断采用积极的方式对自己的学习思维和活动进行调节的过程.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学习意义感的生成,强调的是学生要将个人前途、社会发展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只有在三者合一的基础上,学生才会产生崇高的使命感,学习也才是最有意义的,学习活动也才是高度自觉的.
总之,培育学生的中华文化自觉,不仅强调教育要遵循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律来选择实施,同时也强调中华文化要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来实现自身传承和更新,最终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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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而言之:这是一篇关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自觉和教育路径方面的中华文化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中华文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 教师教育文化自觉的阙如和实现 王星霞 高广骅摘要 教师教育的文化自觉是教师教育的文化主体对自身所处时代精神状况的理性反思与价值觉解 我国教师教育文化自觉性的阙如引发了教师教育文化中师范性不彰、功利思想抬头、文化精神失落和主动性的缺.
2、 论学生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论学生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牛天宇（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亳州 236800）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引导大学生成人成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想.
3、 从美国的创意写作看中华文化走出去 摘 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走出去”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但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西方文化产业近些年得了蓬勃发展,这得益于创.
4、 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创立了中华文化社 Q你还记得怎么会来给我们杂志拍封面的吗A一方面当时有点闲,另一方面,我能说是想在杂志上给我所在的春晖中学湖畔文学社打个广告吗美编大哥找到我的时候,就同意了 Q对哦,当时还在杂志上放了你们文学社刊物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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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访正定古城习中华文化 学校统一组织我们出游,去感受家乡的历史文化 我们驱车来到正定,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定古城墙,高大的城墙经过岁月的洗礼矗立在那里,深深地扎根在这中华大地上 在大巴车上,我看见了许多美丽的景色,导游对隆兴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