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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作为华夏民族“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的理想型人物,是由古代中国文明进程的特征所决定的.以黄帝起始的中原地区部落联盟制度中以“礼”为标志的政治文化与世俗性特征,体现了华夏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政治文化的鲜明特点.人们往往将黄帝及其部族所开创的政治文明及世俗化礼仪制度作为华夏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认同的标志,而将黄帝作为华夏民族始祖及政治文明的开创者.
一、文明与国家
文明与国家是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在物质与精神创造上的进步状态.国家则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它是在社会阶级分层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政治自治权和管理权的特定范围内的区域.一般而言,文明又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看,文明标志着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程度；而从狭义看,文明又与国家起源的诸要素（城市、文字、宗教、生产工具等）紧密结合,是国家产生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基础.但是,一定阶段的文明进程是国家赖以产生的基础,而国家是在一定的文明水平上出现的.因此,如果我们综合考察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可以看到,国家并不是与文明同时产生的,它是文明诸要素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从人类社会普遍的史前历史看,在一些大洲及地区,当国家还没有出现时,就产生了较高程度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国家的出现,则标志了这一地区、民族的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水平及阶段性.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如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代中国均是如此.例如在我国,人们普遍认为古代中国国家是从夏开始形成.但是在夏建立国家之前,我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以及北方地区的内蒙古、东北、西南及珠江流域等,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在一些地区,这种发展甚至有较高的水平.地中海文明亦是如此.早在公元前2000年,便出现了爱琴文明,其后又产生了辉煌的克里特与迈锡尼文明.其初期国家即是在这种灿烂文明基础上产生的.尤其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典希腊城邦国家等虽然是铁器时代的产物,但是在它之前,古希腊半岛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文明旅程.所以,从广义上看,在国家之前,人类文明已经开始起步.正是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在有着较多可支配的剩余产品及财富分配基础上,才能够形成社会的分层,政治的等级,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性国家.
国家不仅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且也是在文明诸要素例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合力作用下形成的.正是这些要素的聚合,才能使社会存在阶级、阶层的分化.这种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在各个古文明形态中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都是在诸多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行政、管理要素的集聚和合力中蜕变而出的.而这些不同的要素所产生的不同合力及其结果,又构成不同的文明进程与国家起源之路.它由此使世界各区域文化呈现千姿百态的特色.因此,在原始社会漫长渐进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种社会要素的集聚而形成的合力,既奠定了早期国家产生的基础,又规定了早期国家不同的发展方向.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以及其后的各区域国家的产生,大致即沿着这一规定性而起源、发展、壮大,并且有着自己鲜明的发展特点.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与早期国家起源问题上,我们既需要关注文明与国家的关系,又必须注重古代华夏大地上文明进程中产生国家的诸种条件与要素.
二、中国史前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古代中国文明进程与早期国家的产生也遵循了这一规律.从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考古材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我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北方的内蒙古、东北地区,南方的珠江流域,以及远在西南部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都形成过方式各异、或高或低、程度不同的文明形态.对于大量遗址的发掘资料表明,这些地区文明的产生,并不是某一核心地区文明单纯的衍生或其扩展的产物,而是在各个不同地区自发产生、形成,并带有自己鲜明区域性文化特点的形态.因此,在距今约4000—5000年前后的中国大地上,各个区域性文明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例如其时除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以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等,都具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对于史前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问题,早在20世纪20-70年代,就有过中国文明西来说、中西文明对立说以及文明起源一元论等不同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考古新材料的出现,我国考古学界多数学者根据各个地域不同的新材料而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说.例如苏秉琦先生的六大区域说,佟柱臣先生的“三个接触地带”理论,石兴邦先生主张的以西北腹地半坡系统和以东南沿海的青莲岗系统为代表的两大集团系统说,严文明先生的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江浙文化区、燕辽文化区和甘青文化区等几大文化起源区论.这些先生的认识不论有怎样的差异,但基本点是一致的,即“不同地区的文化,都特征明确,源远流长,但彼此的渊源、特征、发展道路存在差异,发展水平不平衡,阶段性也不尽相同”（苏秉琦语） .
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在早期华夏大地上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是没有所谓核心地域或者由一地而衍生、扩展开来的文明起源一元论.这种史前中国文明的发展具有的多元状态,是目前考古学界对于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判断.
这种多元性不仅指地域发展的不同,亦指各个地域在其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与高低程度上.在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大地上一些地区的文化形态已经呈现高低不一的发展水平,例如当时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等.相对而言,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以及东北的红山文化等,在当时已具有较高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并且其发展水平已在中原地区之上.近日考古学者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距今已经有4700至5100年的古城水利系统,该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的北面和西面,共由11条堤坝组成,这些堤坝根据形态和位置的不同可分为长堤和连接两山的短坝,其中短坝又可分为建于山谷的高坝和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据报道：“该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水利系统,其价值可与同时期的其他世界文明媲美.”良渚水利工程的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刮目相看.同时,重要的是,根据考古资料看,在史前中国各种文化类型中,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亦是不一样的.这些史前社会发展形态,根据其神权与王权的比重、内涵的差异,又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以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以王权形态及崇尚军权的政治威权模式；以东北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为代表的以宗教形态为主的神权、祭司威权模式；以大汶口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等为代表的夹杂政治威权与神权、祭司威权的混合模式.在早期文明中,由于原始宗教神权与酋长行政权力往往混合在一起,而形成社会发展的诸要素.因此这些模式的划分并非绝对的,而仅仅是以其中某一占主导地位,并成为其核心要素作为根据的.李伯谦先生曾说到在陶寺文化时期,当时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发展模式,这就是以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具有宗教神学特征的神权模式,以及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军事与王权模式.李先生所说应该就是指这几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其说应是具有合理性的.
所以,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看,由于其孳生的多地域性、文化形态的多样性、社会发展的相异性,使中国文明起源既不存在一个核心区域,也不存在由某一区域向其他区域文明的衍生、扩展过程.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些地区文化也在其发展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并由此促进各区域文化的不断发展.正是这种文明发展的多样性、融合性特点,才使我国史前文化形态丰富多样,百花争艳.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既是在各个区系中独立发展起来,又是在各区系的独立发展中通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而不断进步提高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论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是我们的母亲河；不论我国东、西、南、北各区域,都是我国史前文明发展的生长点.
三、黄帝与史前中原政治文明的发展
史前中国东、西、南、北各区域文明发展样式尽管是多样、多元的,但是它们仍具有一些共同特点：
1. 自生性与融合性.这些文化并非由某一个文化形态孳生出来,都是在各个区系中自己独立发展、成长.同时在成长过程中与其他地区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互交流、渗透.因此,其基础是独立的、多点的,但是又有着一些共同特点.
2. 以原始农业为主,并且处于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在我国史前社会中,各个地域文化主要是以原始农业为主兼采集、渔猎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由于它们均处于木石器工具时代,其生产力极其低下,剩余产品也极其稀少.它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尤其是和铁器时代进入国家阶段的古典希腊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区别.
3. 都有着较为强大的社会动员与管理能力.大约距今5000年—4000年左右,还处于木石器工具时代的几个重要区域文明,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城市遗址、大型水坝、大型祭坛、大型墓地,以及精美器具等物质产品.尤其是像红山文化的大型祭坛及其精美玉器,以及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宫城、王城、外郭城和能够与同时期其他世界文明媲美的大型水利系统等.这些大型建筑以及精美器物的生产,不仅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而且也需要专门的分工.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在这个社会中,已经具备较大规模的对于周围氏族、部落人口的动员与聚合能力,通过这种动员来从事大型的宗教祭祀或政治、军事活动.同时,它也反映出这个社会已经具有与动员能力相适应的专门的组织者以及较高的组织、管理水平.
4. 有着一定的社会阶层分层.从这些文化形态看,大型的城墙遗址、祭祀建筑、众多精致礼器及祭祀物品,说明社会已经具有了较为清晰的社会分层,以及与其动员、管理能力相适应的明确的社会分工,包括统治者及有着一定知识水平的社会人群,如专门的祭司等群体的出现.例如,在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中,玉器呈现系统化和礼仪化规模,其墓葬的大小形制及随葬品的不同,反映社会等级分化日益明显,阶层分化日益瞩目.而在陶寺为代表的史前文化中,已经出现了大型的城市、城墙、宫廷遗址,以及代表政治等级和权力的诸多礼器及众多军事用途的器具等.它说明当时的政权管理体制已经出现,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社会分工.正是这些社会分工及社会管理力量说明社会的等级分层达到一个较高程度.
但是,在史前华夏大地上诸多文明即将进入国家的前夜,却出现了一个值得十分关注的现象,即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为代表的,以神权、祭祀威权模式为主的区域文化突然衰弱下去,而以陶寺龙山文化为主的政治威权模式一枝独秀,成为史前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正是这不同凡响的一起一落,使古代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形态（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保存下来,并成为古代中国史前文明发展的主流.
目前关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衰微,学术界有着种种看法与认识.例如天灾论、外敌入侵论、宗教致使人们生产、生活资料不足论等.这些问题尚需要进行进一步探讨与研究.但是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木石器时代,集中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去从事浩大的工程,与当时的经济条件是有着很大差异的,也是当时社会产品所很难承担的.它既说明当时文化的发展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限度,也说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比较,确实有着重要的区别.
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原文化在物质与精神发展上并没有高于其他重要史前文化的水平.它的异军突起,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周边文化纷纷凋零后,而展现出其独具特征的一面.即一方面,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在其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程度上,具有耀眼的闪光点.它的城市发展、社会生活方式的进步,是当时这一区域范围内文明发展的亮点.另一方面,则是以该区域的龙山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现出其独具的特征,这就是它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发展,以及相关联的对于其时社会组织的有效整合与动员,可能是适应了当时生产力低下的该地区史前农业社会的情况.至于其具体的一些问题,还需要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不论怎样,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的龙山文化,发展为中原地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是无疑义的,并且在该地区产生出下承夏、商、周三代的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社会组织模式,亦是无疑义的.这样,地处中原的龙山文化在史前中国面临国家产生以前的黎明阶段,就成为中国文明进程的主流以及早期国家起源的源头.它作为中国神话与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重要活动范围以及社会组织的早期模式,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本版图及政治文明的模式.
目前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地处中原的龙山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并开创古代中国的政治文明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这个时代,正是史前先民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而这种迁徙、融合是在激烈的战争以及部落的聚合过程中实现的.史前中国的许多神话传说,例如炎黄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战争,黄炎部族的东渐,东夷族的西向扩张,苗蛮部落的北上,使中原成为各氏族、部落血缘融合的漩涡.《尚书》中《尧典》、《舜典》称尧、舜、禹时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分北三苗”“黜陟幽明”.所谓流、放、窜、殛、分、黜陟,实际上是通过暴力方式处置战败部落,也是当时战败氏族集群的境况的写照.现在尚存的史前传说帝王系统中混淆不清的数十个“帝”“王”,当是在中原大战中曾一度处于优势的各血缘氏族、部落群体的首领.中国史前三皇五帝的传说,本质上是部落酋长个人权威上升的历史性再现.在这种口碑化的历史中,黄帝是70余战保持不败的“战神”,炎帝、太皞、少皞、颛顼、共工、尧、舜、禹都有轰轰烈烈的战绩.即使像共工这种失败的英雄,也有“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的神力.正是在战争中,公共权力发展起来.古史有“黄帝四面”之说,说明至少在5000年前酋长的权威及手握的公共权力就已经很大了.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中出土战国佚书4种,其中《十六经·立命》有以“黄帝为天下宗”的说法.“昔者黄宗（帝）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五（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黄宗,即黄帝.从这段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黄帝时代仍然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制遗风,凡有所为,须征求上下左右的意见；另一方面,这种正在朝着它的相反方向发展,个人权威开始上升,而像黄帝这样的首领的威信则达到为“天下宗”的地步.
目前我们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所发掘的史前聚落遗址,都特别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战争特征,以及在战争、迁徙中部落的聚合、分层与发展.正是在激烈的部族战争中,这一崇尚军事与王权,并且在原始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崇尚务实的部落社会组织才能迅速发展起来,并直接导致其组织的精细化与等级化.目前我们从《尚书》等文献及考古材料中所能够看到的官僚阶层、刑法、专业祭司等的出现,大都与中原地区三皇五帝并直承尧、舜、禹的传说有关.
因此,中原地区部落文化成为古代中国文明进程与国家起源的一个核心区域文化.而这种核心区域文化则是以崇尚务实与王权的政治文明为基础的.这种文化模式加快了当时该地区社会组织的分层化与行政化,大大缩短了史前部落及部落联盟向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进程.由于国家起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中国古代国家的出现,实际上是由黄帝至尧、舜而夏禹建立夏王朝的一个漫长而又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被秦汉时人所看到.早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就有关于黄帝等三皇五帝的传说.司马迁的《史记》正式列了《五帝本纪》,作为夏以前中国政治进程的历史.汉以后,其传说越益发展.20世纪初期的疑古派曾经对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加以怀疑、抨击.但是考古材料证明,早在夏以前,中原大地上已经有着相当发达的政治与文化制度,以及相关物质及精神文化的显现.因此,以五帝——三王的帝王世系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演变体系,以及以五帝之首的黄帝作为华夏政治文明起源的代表和华夏民族始祖的代表面目出现,是具有一定历史真实性的.它反映了人们对当时历史的一种记忆,以及人们对当时中原地区部落聚合的核心部落及其首领炎、黄的崇拜情结.正是这种崇拜情结使炎、黄,尤其是黄帝成为了我国古代国家起源的偶像,民族缘起的始祖.
四、礼与中国史前政治文化
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自五帝后,史前中国便走上了一条与其他文明古国都具有相当差异性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世俗化的军事性部落联盟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行政分层组织,而非宗教性的祭祀威权的部落联盟占据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地位,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模式而开始一路走下去.这种世俗化的军事性部落联盟的行政规则,并不是完全脱离宗教性的信仰及其礼仪,反而是以世俗性王权为中心,对原始宗教进行了改造,将原始宗教与世俗化的分层制度、部落血缘体制相结合,并且以这种血缘和政治等级制的融合为基础,建立了一套中国最早的礼制.
早在距今5000年左右,史前中国大地上的各个文化遗址就出现了大量礼器.而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礼器.这些礼器既包括祭祀用的器物,也包括区别贵贱等级的社会生活的各种礼仪性用品.例如在陶寺墓葬中,处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已经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推测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落首领人物.这些原始宗教与世俗化政治等级,以及部落血缘制相结合的体制,构成了最早的宗法血缘礼仪制度.
研究中国历史,都知道早期华夏国家、民族之间的区别,最重要的是文化认同而非血缘认同.中国文化的传承,时间越久,文化就越是作为其核心因素.尤其到了春秋时期,当时的华、夷之别,既不是纯粹的民族血缘性,也不是诸侯邦国的政治向背,而是看其是否遵循华夏礼仪原则,即“习夏礼而夏族,习夷俗则为夷狄”.而华夏民族这一传统,经春秋至秦汉,则越演越烈.在这种民族的文化识别与认同中,华夏之“礼”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要素.
过去我们在民族的文化认同中对于华夏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因素及“礼仪”的政治性传统讲得较少.其实,作为华夏文明核心的礼,其内容包括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两个大层面：1.作为华夏这一农业民族社会生活的起居住行、生产交换、风气民俗、社会交往；2.作为区分贵贱等级层次的政治性礼仪制度,即不同政治层级的人群其身份、祭祀、衣食、住行、服饰、车马的不同标志.这种政治分层性的礼仪标志是不能够僭越及随意使用的,否则就是神人共诛的对象.在传统民族与政治文化中,这两个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例如早在黄帝时期,就有了各种等级制度的礼.例如祭祀制度.《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在位时,“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荚”.《管子·封禅》则云当时的封禅情形：“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伏羲、神农、黄帝封泰山未必实有其事,但它说明这些酋长兼巫师循守泛灵禁忌这一传统规则以趋福避凶的情形.而随着公共职能的发展,酋长与部民权力距离拉大.生时为天代言的巫觋,死后又成为在冥冥上天保佑下民的祖先神.先民古朴的互渗思维方式又把许多自然神忌加在他们身上,将他们上升为最高的神,成为人们的祭祀对象.这样,原先各部落的图腾逐渐为偶象化的掌握有世俗权力的酋长所替代,这些酋长既是军事首长,又是为天代言的巫师.他们死后又作为神化偶象,与泛灵禁忌融合,成为呼风唤雨、降魔伏怪、居住天宫的统一的众神之神.《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黄）帝之下都.”《韩非子·十过》载师旷言：“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秦简《日书》简1028“四月上旬五月上旬戌 ……凡是日赤啻恒以开临下民而降其决不可具为……”简857：“毋直赤啻临日……”赤啻即炎帝.王符《潜夫论·五德志》云：“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其德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班固《白虎通·五行》“其帝炎帝者,太阳也.”太阳即火神,其色尚赤,说明炎帝驱魔效应在秦仍有表现.
正如上述,以黄帝起始的中原政治文化的层级制度与世俗性社会生活特征,共同组成了礼这个贯穿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族活动的各个方面.而这正是由活动在中原一带的三皇五帝创造并起始的,黄帝正是其最早的代表人物.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古人将黄帝尊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为什么要将黄帝的活动时代作为中国五千年文化和历史的起点.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以世俗性礼仪制度为核心和起点的,正是这种礼仪制度体现了华夏民族、文化、早期国家的特征.所以,以黄帝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及中国文明的起始,是以黄帝部族所开创的世俗化礼仪制度及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为起始标志.这种世俗化礼仪制度及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当时政治等级（行政）分层、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宗法血缘体制共同融合而成.正是这种世俗化礼仪制度,决定了古代文明发展的方向,使中国古代文明向着这一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不同的,排斥统一的、人格的宗教神的方向发展,由此使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世俗化状态中.《国语·鲁语上》有一段关于祖先崇拜的记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在这个祀典中,黄帝作为华夏族祖先神,成为祭祀对象.这种由人转化的族神是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崇拜主体,也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民族与文化认同.
中国“礼”的这种属性,既是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也是以形而上的“天命”“天道”为保障的.《大戴礼记·礼三本》记：“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说明世俗化的礼与形而上的“天道”保障宗教有内在有机联系.从目前考古材料及文献资料看,礼与宗教的关系应追溯到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里,原始宗教内孕育着礼的胚芽,并决定了礼的内涵、构架、基本特征.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六千年前的蚌塑龙虎图墓葬,在遗址45号大墓中,葬一壮年男性,仰身直肢,头南足北,其东侧置龙,西侧置虎,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左青龙右白虎”的最早实物例证.从墓中精心摆置的龙虎图案和墓室内非正常死亡的殉葬者看,墓主人既是部落酋长,又兼有巫觋的职能.部落族众用当时十分稀少的贝壳摆置墓室图案,可能还有死者死后驾龙虎而在神界保佑活人的意义.从这些考古材料证明远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人为偶象的一神崇拜已从多神崇拜分化出来,成为中原宗教祭祀的中心.随着历史的发展,礼虽然在不断成熟,但并未脱离它的原初状态.因此,研究中原地区礼与形而上“天命”“天道”的特定关系,对中国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使中国古代人在世俗化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超越感性的形而上信仰.殷商时期对血缘性祖先神及天、地、山、川神灵的多神崇拜与信仰；西周时代对于以“德”为核心的”天道”“天命”“天”的崇拜与笃信；秦时对于诸神,包括五岳、河流等的山川多神祇崇拜,都是这种形而上本体保障与信仰的产物.同时,这种世俗化礼仪亦以宗教形式而将人间社会的政治等级和君主专制作为最终归宿.它们往往是以本体保障来说明形而下的世俗性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性的社会分层的等级制度的“天道”认同的合理性,而其最终目的是以获得形而上保障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力量来保障现实中的君主专制政治以及社会政治等级制度.
五、黄帝与“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社会理想
由于中国文明是一种世俗性文明,因此从国家产生之初,它就以世俗化的礼制代替了世界古代文明通常所具有的以统一神为主的宗教威权模式,而形成以世俗性政治威权为核心的礼制模式.这种政治威权与文化认同模式不仅在国家建立之初就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基本模式,而且在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也贯穿其中,成为贯穿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要素.尤其是在春秋时期及以后夷夏民族关系的紧张,华夏民族由诸夏逐渐形成统一的民族,而华夏各个诸侯国家也在不断的兼并战争中逐渐凝合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的时候,具有民族与国家内涵的华夏礼仪文化也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民族与国家的精神内涵.于是自春秋战国以后,随着民族与国家的逐渐统一化,这种文化的始祖黄帝也被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在汉代人的历史观念中,“圣王同祖”是人们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不论是文明的开端,还是国家、民族的起源,均上溯到炎黄的历史.司马迁在其历史巨著《史记》中,以其开阔的国家与民族视野,阐释了“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的社会理想,将东西南北的“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包括中国四边的匈奴族、南越族、东越族、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到华夏的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人五千年的政治与民族、文明的历史,并成为古代中国人“同源同祖”及政治上国家治统的渊源.
因此,由史前中原政治性世俗化的文化模式为基础而奠定的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由于其成为中国文明模式发展的核心要素,它使这种文化模式的创造者黄帝及其部族,既作为华夏民族渊源的人格化偶像,也作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文明的开创者,而受到华夏族众的景仰,并成为“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的社会理想人物.从这个意义上看,黄帝与中国古代的世俗性政治文明的起始与发展,具有重要联系.当这种世俗性政治文明成为史前中国的民族、文化、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时,黄帝的历史意义与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作者：重庆市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邮编400047）
综上而言：上文是关于政治文明和黄帝和中国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政治文明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政治文明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施乾信,封波（三江学院,江苏南京210012）摘要政治文明是政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只有搞好政治文明建设才能正确引导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本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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