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企业主在乡村企业融资中发挥的作用基于江苏省乡村大米加工业的调查数据，本文是关于企业融资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和乡村企业融资和调查数据和大米有关本科论文范文.
[ 摘 要] 企业家能力的高低对企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乡村企业中这种影响会被放大.基于江苏省150 家乡村大米加工企业的调查数据测算了企业融资约束指数,并使用Probit 模型分析了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主社会交往能力、从业经验以及受教育程度对缓解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具有积极的影响,而企业主年龄则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显著的U 型影响.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在乡村企业融资过程中,企业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关键词] 企业主；融资约束；乡村企业
[ 中图分类号] F326.5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11(2018)05-0122-15
一、问题与文献回顾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如同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提供的大好发展机会,作为农村经济重要构成的乡村企业再次面临着难得的机遇,要利用好这一机遇离不开掌舵者的引领,乡村振兴战略使得农村再次成为企业家一展身手的沃土（郑风田,2018）.对于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乃至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学者们研究颇深.最早由于“欧洲悖论”的出现,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索洛模型中“知识自动实现”假设的恰当性,研究逐渐聚焦到企业家这个要素上,其中B a u m o l（1990）对企业家理论研究的贡献较大,他认为生产性企业家是社会需要且能够创造财富的主体,而现实经济体中企业家活动水平的提高会形成经济中更高的产出（Schmitz,1989）.在企业中,企业家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企业在他们的带领下向前发展,企业家拥有的人际关系、行业经验、社会阅历以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最核心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来源.对乡村企业而言,由于没有职业的经理人,企业的出资人也就是企业主往往承担了企业管理者的重任.尽管企业主的能力水平参差不齐,部分企业主可能达不到企业家的要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企业战略的规划、企业订单的获取到企业实际工作的管理再到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筹集都离不开企业主的努力.
对大多数企业而言,最大的发展瓶颈往往是资金的短缺.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我国企业更加受到融资约束问题的困扰.世界银行的一项关于企业投资环境的调查指出,在涉及的58 个国家中我国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最为严重（Claessens & Tzioumis,2006）.尽管如此,大型国有企业仍然很容易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显然,小企业,尤其是乡村小微民营企业由于受到“所有制歧视”、规模小资产薄弱、缺乏政治人脉等原因,融资约束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张璇等,2017）.
自从Fazzari 等（1988）提出的自由流敏感性学说,融资约束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涉及较多的方面,包括融资约束指标的测度、融资渠道的探索、融资约束对诸多方面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Cleary,1999 ；Kaplan & Zingales,1997 ；Whited & Wu,2006 ；Hadlock & Pierce,2010 ；于蔚等,2012 ；曹政,2018）.研究表明企业家的有关信息能够缓解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从而缓释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那么具有什么样特征的企业家能够在企业融资中发挥该作用呢？以往的研究主要从企业家的人口统计特征、财富、信用以及社会关系等角度展开.Conner & Prahalad（1996）从企业家年龄、工作情况以及受教育程度等角度分析了企业家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V o s 等（2007）使用欧美企业调查数据验证了他们的结论,并强调越年轻的企业家在信贷市场上越积极.Kalleberg &Leicht（1991）以及Muryev 等（2009）认为男性企业家经营的企业更易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女性企业家所经营企业往往要付出更高的利息代价才有可能获得贷款.陈晓红和高阳洁（2013）基于对中国530 家中小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指出企业家拥有职称同样能能够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产生积极影响.企业家拥有的个人财富在某种程度上是企业实力的外在表现,金融机构倾向于提供资金给拥有更多个人财富的企业家经营的企业（Avery 等,1998；杨其静,2005；Muryev 等,2009）,不过这种企业家个人财富对缓释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在某些特定政策条件下可能并不显著（周中胜和罗正英,2007）.与企业家拥有的个人财富类似,金融机构对企业家的信用（声誉）也保持高度的关注,因为在信号机制不够完善时企业家的信用（声誉）可以被用于商业判断,所以企业家的信用（声誉）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这一点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验证（E g l i 等,2006 ；张敏和李延喜,2014）.有关企业家社会交往能力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研究主要从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和企业家的金融关联两个角度展开的,普遍的观点是企业家具有政治关联或金融关联都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积极的帮助（Khwaja & Mian,2005 ；程小可等,2013）,但亦有学者指出政治关联在给企业带来益处的同时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包袱反而使企业的资金缺口更大（连军等,2011）.
总的来说,学界对企业家在企业融资中发挥的作用研究颇多,但鲜有文献关注到企业主在乡村企业融资中的作用,而且目前对乡村企业融资约束的研究焦点一般放在乡村企业自身的信息劣势上,即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企业自身实力薄弱或技术水平不高等方面.刘培峰（2005）认为私营企业主的个人特质和禀赋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并使之资本化的程度和规模,并提出用个人资本来概括这些个人特质和禀赋.由于我国农村是典型的人情社会,具有浓重的乡土本色,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村金融体系也是正规金融渠道中交织着人情信贷、互助信用以及民间信贷（王芳,2005）,企业主的个人资本在企业融资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且企业主的异质性能够在金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作用（罗正英等,2010）.此外,由于乡村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企业主能够迅速做出有效决策,能够积极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企业经营战略,所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会被放大（万菲,2017）.因此,企业主在乡村企业融资过程中能够发挥极其明显的作用.
本文基于江苏省150 家乡村大米加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乡村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以及企业主在企业融资中发挥的作用,主要的创新点及贡献有：一是考虑到企业主个人资本的诸多方面是有联系的,因此将企业主人口特征与社会交往能力等方面结合在一起探析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二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乡村地区更为普遍的小规模企业,丰富了这方面研究的文献；三是在选择控制变量时更有针对性,补充了以往研究遗漏的直接关系到企业实际经营情况的变量,而这些变量在企业融资中是有一定作用的.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众多乡村企业解决融资约束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也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刘培峰（2005）认为：“个人资本是社会个体先天具备或后天形成的,能带来经济价值的诸如观念、知识技能、市场机会想象力、社会交往力和自我求变力等特质的总和”.借鉴这一定义,本文重点考察企业主个人资本中的知识技能、市场机会想象力以及社会交往力等三个方面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一）企业主知识技能、市场机会想象力与融资约束
企业主的知识技能往往来自于其接受的教育、工作的历练以及岁月的洗礼,然而这几个方面往往又影响着企业主对市场机会的分析与把握能力,所以企业主个人资本中的知识技能与市场想象力不能割裂开来分析.
（1）企业主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是企业主知识储备的直接来源,也是其再学习、吸收新知识、处理信息等能力的基础.一般情况下,受教育程度高的企业主更愿意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更有继续学习的能力,更能够应对复杂问题,对企业的定位更加清晰,进而对企业的融资需求也能够有更准确的判断,能够较好的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的行为（Wiersema & Bantel,1992）.同时,从社会网络角度来看,受教育程度高的企业主关系网络的层次和规模都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企业主更具有优势.因此,本文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企业主能更好容易应对融资约束的束缚.
（2）企业主从业经验.以往的文献中,学者们认为企业主任期对企业经营产生重要影响（孙海法等,2006）,然而对乡村企业主而言往往不存在任期问题,我们用企业主从业经验来替代企业主任期.企业主从业经验越丰富,积累的知识与经验越丰富,对行业状况越了解,对企业定位与未来发展趋势得把握也更加准确,管理企业的能力也更强.另外,随着从业年限的增加,企业主积累的人脉资源更加丰富,向外界释放的企业业绩稳定的信号越强.因此,本文认为,企业主从业经验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产生积极影响.
（3）企业主年龄.另一个得到学者们重点关注的企业主个人特征是年龄.企业主年龄是反映企业主人生阅历的载体,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其人生经历的丰富程度,企业主对待融资的态度与选择往往也会根据人生经历发生改变.以往的研究认为,企业主随着年龄的增大认知能力下降,知识结构相对陈旧,容易趋向于保守,对改变的抵制趋向增强,融资决策往往比较保守,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年轻的企业主相对更加偏好于风险,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较低（Wiersema & Bantel,1992）.但也有学者认为,年轻的企业主缺乏经验,往往对企业的发展容易有过于乐观的估计,容易出现过度自信导致过度投资的情况,而年龄较大的企业主相对更加稳重,更容易得到金融机构的认可（Fraser & Greene,2006）.此外,在中国,企业主年龄的大小往往代表了各种资源积累程度的高低（陈晓红和高阳洁,2013）.因此,本文认为企业主年龄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U 型特征.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假说1 ～ 3.
H1 ：企业主从业经验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显著负相关；
H2 ：企业主受教育程度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显著负相关；
H3 ：企业主年龄对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有显著的U 型影响.
（二）企业主社会交往力与融资约束
我国农村乡土本色的特点决定了其金融体系是正规金融渠道中交织着人情信贷、互助信用以及民间信贷（王芳,2005）,在这一金融体系中企业主的社会交往能力无疑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个体的社会交往能力往往由其社会地位以及个人经历决定,相对而言前者可能作用更大（Ozer & Bandura,1990）.
Greenwald 等（1984）注意到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指出企业融资约束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主要来自于金融机构对企业经营情况缺乏了解,难以准确判断企业经营风险和未来收益,且信息不对称程度在不同企业中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程度的提升,不同类型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差距不断拉大,需要依靠第三方机构的评价或不易标准化与量化的信息去判断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然而,尽管我国的资信评级机构近些年发展迅速,但市场认可度仍然不是太高,且服务对象集中于城市地区的中大型企业,乡村地区的小企业由于企业账目的真实性存疑且贷款金额不大,进行专业资信评级成本过高且难度较大,因此面向乡村企业贷款的金融机构在评价中更加依赖一些非财务信息,企业主的社会交往能力恰恰能传递这种信号.这种信号传递能够减轻金融机构与企业直接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金融机构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企业更易获得需要的资金,进而缓解面临的融资约束.
除了金融机构,乡村企业还可以从政府以及民间获取资金.我国目前的资源配置体制以及行政管理方式决定了很多事务的审批权和稀缺资源的分配权仍掌握在政府手里,而非由市场决定.政府及政府官员出于政治目标、团体利益甚至私人利益,往往会倾向将资源分配到与之关系密切的企业（于蔚等,2012）.企业主能够通过其与地方政府的关联在资源分配时被优先选择,如获得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管制行业的准入资格以及一些资格认证的评比等.企业主社会交往能力强的企业在寻找合伙人或民间资金注入时往往更具有优势,更强的人脉关系往往也意味着资金安全以及未来经营业绩更高的保障.以本文的研究对象——大米加工企业为例,企业主社会交往能力强的企业往往能够得到稻农和经纪人的信任,是稻农和经纪人售粮时的优先选择对象且往往更易接受延期付款或更长时间的付款期,企业不但获得了较为宽松的资金周转环境,而且能够获得稳定而优质的原粮渠道；在销售方面,社会交往能力强的企业更容易实现销售渠道的多元化.小型大米加工企业的销售渠道主要包括粮油批发市场（*商）、企事业单位、电商平台、产品推介会以及本地小型超市等,其中通过*商在粮油批发市场销售是最主要的销售渠道,但往往资金回笼较慢,因此开拓更多销售渠道是小型大米加工企业业务发展的重点.显然,除了电商平台以外,在向企事业单位销售产品、参与政府组织的产品推介会以及在本地小型超市铺货等销售渠道中社会交往能力强的企业具有先天的优势,更少的应收账款和更短的收款期将缓释其融资约束的程度.基于此,提出假说4.
H4 ：企业主的社会交往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乡村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于其他条件同等的企业来说,企业主社会交往能力越强,其越能在企业融资中发挥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是由课题组在江苏省大米加工企业集中的区域实地调查所得.江苏省既是水稻种植大省也是稻谷加工大省、强省,国家粮食局粮油加工业统计资料显示,江苏省入统大米加工企业中日加工能力在400 吨以上的大型企业占比仅为5.9%,日加工能力在200 吨以下的小型企业占比达到74.42%.本研究使用的抽样方法为整群抽样,不过为了使样本具有代表性和针对性,课题组根据江苏省稻米加工企业整体分布情况选择了企业数量最多的4 个市：淮安市、宿迁市、盐城市和泰州市作为样本区,而非随机抽取几个城市.考虑到射阳大米和兴化大米获得中国大米十大集体品牌称号,淮安大米获得第六届中国粮油榜“最佳标杆地理品牌”和“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称号,泗洪大米通过国家农产品的地理标志认证,并形成了射阳大米、兴化大米、淮安大米以及泗洪大米等产业集群的事实,课题组选择了射阳县、兴化市、盱眙县以及泗洪县作为重点调查区域,整个调查区域为淮安市、宿迁市、盐城市和泰州市及周边.
为保证问卷本身的质量,2017 年3 月课题组首先进行了小范围的预调研,根据预调研情况的反馈,完善了问卷.问卷最终主要由六部分构成,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企业主特征,包括企业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从业经验以及在政府部门或基层组织是否担任职务等；企业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的名称、成立时间、企业股权结构、从业人数、资产规模以及是否获得龙头企业称号等；企业的生产情况,包括企业日加工能力、年度实际加工量和实际加工天数等；企业设备和产品的情况,包括企业的生产设备类型、产品的商标名称、是否使用集体品牌、产品获得的认证以及业务多元化程度等；企业供销渠道情况,包括企业原粮进货渠道及占比、销售渠道及占比、原粮平均收购以及成品粮的平均销售等；此外还有一些企业经营和财务方面的信息.
具体调查2017 年5 月开始,2017 年7 月结束,由课题组老师带领博士生和硕士生实地调查完成.为保证调查质量,首先2017 年4 月份由负责老师对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进行了相关的培训,其次负责老师全程跟踪调研,最后在整个调研过程中注重质量控制,平均每家企业访谈时间为90 分钟且多次核对相关数据.《江苏水稻产业发展报告（2001~2015）》显示样本区四市入统大米加工企业共计209 家,但该统计数据是通过页面抓取技术对黄页网进行抓取而得,一些已经倒闭的企业也被统计在内,且个别企业被遗漏.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课题组通过查询工商登记资料和地方黄页的方式事先搜集了企业名单,在调研过程中通过与企业主的沟通查漏补缺.在实际调查中,个别企业拜访多次无果,共计调查了162 家大米加工企业,完成了162 份问卷.再剔除了非乡村大米加工企业以及关键变量值明显离群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50 份,有效率为92.59%.
（二）样本结构描述
表1 从企业规模、日产能、所有制结构以及股权结构等方面描述了样本企业结构比例.从表1 可以看出,大部分样本企业从业人数在10 人以下,占比约85.33%,只有5 家企业从业人数超过20 人；企业的设计日产能主要集中在100 吨以下及100~200 吨这两个区间,合计占比达93.33%,只有10 家企业日产能超过200 吨,但不足400 吨；有51.33% 的企业为单一股东企业,有73 家企业有多个出资人；只有8 家企业为国有企业,其余142 家企业均为民营企业.
从实际调查情况来看,样本企业占调查区域内大米加工企业总数的75.76%,占乡村大米加工企业总数的90.91%,从业人数占行业总从业人数的80.34%,设计总产能占行业总产能的65.64%,大米总产出量占行业总产量的68.18%.样本企业总数占江苏省大米加工企业总量的26.09%,总产能占16.78%.由于样本针对的是乡村地区的大米加工企业,且剔除了个别离群的大企业数据,所以样本内均为中小型大米加工企业,这与江苏省由于稻谷资源丰富且质量优良使得中小大米加工业遍地开花的实际情况（占比为95% 左右）是比较相符的.从企业规模（从业人数）来看,样本企业的情况基本与江苏省乃至全国的情况（大部分企业从业人数在8~20之间）一致.从所有制情况来看,样本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占比情况（5.33% 与94.67%）与全国的占比情况（7.62% 与92.01%）非常接近.总的来说,样本能够充分代表江苏省大米加工业的基本情况,且在很大程度能够反映全国大米加工业的基本特征.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设定
首先考虑企业融资约束指标的计算.以往文献中使用较多的融资约束指标主要有- 流敏感度、ZFC 指数、KZ 指数、WW 指数和SA 指数等,考虑到本文使用数据的实际情况,选择SA 指数作为计算融资约束的基础方法.一方面,SA 指数能解决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SA 指数相对稳健,与- 流敏感度、WW 指数等方法的结果具有一致性（鞠晓生等,2013）.
其中,SIZE 为企业规模的自然对数,AGE 为企业年龄.但考虑到SA 指数只能反映出一组样本企业的相对融资约束程度,本文并不直接使用（1）式计算出来的S A 值,而是借鉴鞠晓生等（2013）的做法,对S A 值进行排序并选取中位数作为分类标准,将全样本分为等容量的两组：低于中位数的企业视为低融资约束企业,取值为0；高于中位数的企业视为高融资约束企业,取值为1.最终得到的融资约束用FC 表示.
其次,为考察企业主个人资本各方面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本文逐步加入有关核心解释变量.在模型中将逐步加入社会交往能力、企业主从业经验、企业主受教育程度以及企业主年龄,最后再将四个变量放在一个模型中,共计构建了4 个多元回归模型.具体的实证模型如下：
最后,在（2）～（5）式中进一步添加其他控制变量.首先,考虑到企业特征对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考虑加入企业从业人数、企业年龄以及生产设备等控制变量.其次,企业的市场势力是金融机构对其进行评估的主要因素,本文加入能反映企业议价能力和渠道控制能力的原粮渠道指数以及销售渠道指数等控制变量（余子良等,2016）.最后,考虑到企业经营中的一些实际表现也会影响金融机构对其的评价,本文加入业务多元化指数、开工率以及企业获得的认证数量等控制变量.
（四）变量说明
表2 描述了融资约束决定模型中所使用的全部变量.由于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将融资约束分成两等分,故其均值为0.5.企业政治关联的均值为0.39,说明有39% 的企业主在政府部门或基层担任了职务,与我国乡村企业的总体情况基本是相符的.对数据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大部分企业主具有不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平均从业经验和平均年龄为14 年和51 岁,样本基本呈现正态分布.
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融资约束指数决定模型中所有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融资约束指数与企业主社会交往能力、企业主从业经验以及企业主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与企业主受教育程度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企业特征方面以及企业经营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企业融资约束也有一定的影响.从整体来看,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大部分不超过0.300,同时对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做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V I F 值最大为3.65,均值为1.56,远小于10,说明不需要担心存在多重共线性,所有变量均可以放入模型.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估计结果
表3 的第一列至第四列报告了使用全样本数据对式（2）～式（5）的回归结果.由于企业融资约束为二元虚拟变量,所以本文使用了P r o b i t 模型进行估计,为使结果更加直观反映有关变量对融资约束的影响,表2 汇报的是转换后的边际效应系数.四个模型准R2 分别为0.3942、0.4743、0.5294 以及0.5408,拟合优度较好,显著性检验都在1% 水平上通过.
具体而言,企业主个人资本几个方面的表现都对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有着显著的影响,且社会交往能力的影响最为明显.在所有的回归结果中,企业主的社会交往能力对企业融资约束情况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具有社会交往能力越强的企业主越能缓释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与很多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也验证了假说4.第二列至第四列的结果显示,企业主从业经验丰富的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明显低于企业主从业经验不丰富的企业,实证结论表明企业主从业经验丰富对缓释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说1.第三列至第四列的结果则表明企业主受教育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有着显著的负向关系,意味着如果企业主接受继续教育的话能够显著的缓释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验证了假说2.在第四列显示的回归结果中,企业主年龄和年龄平方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78 和0.001,且均在5% 水平下显著,说明企业主年龄对企业融资约束有着显著的U 型影响.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当企业主年龄在52 岁以下时,小型大米加工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下降,但当企业主年龄在52 岁以上时则融资约束随着企业主年龄的增大而上升,与陈晓红和高阳洁（2013）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验证了假说3.
进一步分析其他控制变量我们发现,企业年龄在所有的模型都显著为正,而生产设备、认证数量以及开工率等则对融资约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其余的控制变量虽然在回归结果中并不显著,但是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方向是符合预期的.
（二）进一步分析：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的比较
考虑到不同类型的企业决策模式的差异性,企业主在不同股权结构的企业中发挥不一样的作用,本文按股权构成将所有样本分为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并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的第五列和第六列.在个人独资企业中,企业主社会交往能力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要比在合伙企业中弱,原因在于企业拥有多名股东本身就意味着获得了融资,股东的注资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来源,所以这恰恰就是企业主社会交往能力的一种体现.企业主的交往能力能够凝聚股东的力量,从而在企业融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企业主受教育程度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样在合伙企业中更加显著.而企业主从业经验和企业主年龄则情况相反,甚至企业主年龄在合伙制企业中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不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在个人独资企业中企业主能够完全决定企业的走向,但在合伙制企业中并不能如此,其市场机会想象力方面的作用被其余股东稀释了.
（三）稳健性检验
1. 变量替换.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首先使用了相关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替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考虑到一些目前没有在政府或基层组织担任职务的企业主可能曾经担任过相关职务,与政府部门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而在乡村社会中这种联系可能还会保持得很好,企业主的社会交往能力也有一定的保障,基于此构建新的衡量社会交往能力的指标,即企业主在政府或基层组织担任职务取值为3,曾经在政府或基层组织担任职务然取值为2,从未在政府或基层组织担任职务则取值为1.其次,一般而言企业主对市场的想象力越强,越可能开拓市场,即越有可能做出开发新产品、新渠道,因此近5 年来企业主对待新产品新技术等的尝试次数应该能够较好地替换企业主受教育程度.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4 的前两列,为了节约篇幅,我们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4 可以看出,替换变量后的的回归结果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说明了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2. 内生性问题.在代表企业主个人资本的四个核心变量中,可能与企业融资约束产生内生联系的是衡量社会交往力的政治关联,即当企业受到融资约束时,企业主可能会考虑建立与政府的联系走出困境,而受融资约束束缚越强的企业越具有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于蔚等,2012）,可能会导致样本的选择性偏差.我们使用倾向匹配得分方法来解决可能存在的企业政治关联内生性问题.在估计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倾向得分之后,使用近邻匹配方法,共匹配成功138 个样本,使用匹配样本重新估计式（2）~ 式（5）,结果见表4 中的后四列.显然,结果与表3 基本一致,进一步证实了企业主在乡村企业融资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江苏省150 家乡村大米加工企业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乡村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企业主在融资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代表企业主个人资本的四要素都对缓解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主社会交往能力、企业主从业经验以及企业主受教育程度对缓解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具有积极的影响,而企业主年龄则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显著U 型影响,且企业主社会交往能力的影响最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合伙制企业中,企业主社会交往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发挥的作用更大,而企业主从业经验和企业主年龄则在个人独资企业中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尽管乡村企业的的企业主能力可能难以与大型企业高管相媲美,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能够卓有成效的带领企业走出融资约束的困境.
在现行的农村金融体系下,乡村企业要获得足够资金需要利用正规金融机构、民间信贷机构以及互助资金等多方面的融资渠道,对企业主而言主要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如下四个方面：（1）企业主应主动配合地方政府工作,争取在地方政府部门担任职务.企业主担任政府职务对其自身以及其企业有明显的影响,一方面能提高企业主交往能力、获得一定的政治背景从而更有益于人际关系的维护与增强；另一方面给其企业披上“”的外衣,使企业获得额外的信用保障,且更易获得政府给予的一些资源和发展机遇.
（2）企业主应积极参与其产品所在行业协会的有关活动.企业主参与行业协会的活动,能够获得业内最新信息,增加与业内人士的互动,也增加了其产品地理品牌建设的可能性.
（3）企业主应主动接受继续教育.有针对性的选择继续教育,一方面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能够拓宽人际关系网络.
（4）企业主应带领企业尽量获得更多的产品认证.产品认证是产品质量的名片,能够起到向外界披露企业经营实力的作用,缓解信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缓解其受到的融资约束.
上文点评:上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乡村企业融资和调查数据和大米方面的企业融资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企业融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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