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强学会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影响，本文是关于图书馆本科论文范文与强学会和图书馆事业和影响方面本科论文范文.
[摘 要]中国有着三千多年的藏书史,但是随着社会的更替,传统藏书楼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西方科学文化思想的传入,馆藏全面、制度完备、提倡公开平等的西方近代图书馆模式也随之传入国内.在中国图书馆近代化的进程中,维新派的图书馆理念与实践——以仅仅存在了数月的强学会为例,在藏书品类、开放人群、宣传方式等方面,都极大地影响了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强学会藏书楼书藏图书馆
中国作为发明印刷术的国度,有着悠久的图书印刷与*史,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比比皆是.但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没落,传统藏书楼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西方科学文化思想的传入,馆藏全面、制度完备、提倡公开平等的西方近代图书馆模式也随之传入国内.由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历程中,维新派的图书馆理念与实践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笔者即以强学会为例,试论一二.
1 思想背景
西方图书馆架构模式、运营理念等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为被动传入与主动吸收两种途径.
1.1 被动传入
被动传入是指西方来华人士通过著录、办学并附设图书馆等活动进行的传播,其中西方传教士群体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职外方纪》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藏书与图书馆事业.清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父子所著的《外国史略》、美国传教士祎理哲编著的《地球说略》等书中都有对西方图书馆的描述.很多没有机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便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了解到西方图书馆的发展状况.在实践方面,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大学多有藏书楼或图书馆,供神职人员、学校师生借阅研究之用.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格鲁在上海建立“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中西书籍.咸丰四年（1854）,在上海租界的外国人组成自治的行政机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其执行机构中有“公共图书馆”,并设有图书委员会.这些西方人所建的图书馆,呈现了西方近代图书馆在图书收集、管理、开放利用方面的理论与经验,启迪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
1.2 主动吸收
主动吸收是指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主动研究学习.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四洲志》中就有涉及欧美各国近代图书馆的情况,书中用到“公众书馆”一词,把西方近代图书馆与中国传统藏书楼从性质上做了区别.魏源在《职外方纪》《外国史略》《四洲志》等基础上汇编而成的《海国图志》,也有对西方图书馆的介绍.郑观应编纂的《盛世危言》中,详细记录了英国图书馆的运作情况、经费来源、管理制度等,同时针对中国如何建立公共图书馆也提出了具体建议,在各直省督、抚、厅、州、县分级设立设书院,购买古今中外有用的书,派专人管理.“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他相信通过这样的做法,“数十年后,贤哲挺生,兼文武之资,备将相之略”.这些人虽没有亲自考察过西方图书馆,却从文献著录中吸取了西方图书馆的理念,并提出了在国内应用的建议,为后来的近代图书馆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游历欧美的有识之士日益增多,有了对西方图书馆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对近代图书馆的模式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例如晚清政论家王韬,游历日本欧美等国,对国外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十分关注,“佞尝见欧洲各国藏书如库如林,缥函绿绨,几于连屋充栋,怀铅椠而入稽考者,几案相接,此学之所以日盛也”.认为那是使国外科学文化日益发达的重要原因,归国后便积极提倡仿效外国图书馆的模式建立公共藏书楼.
几十年间西方来华人士的推动与国人的自发学习研究,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萌芽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宣告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有识之士认识到学习西方技术只能治标,而治本则在于发展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培养优秀人才——发展公共图书馆正是其中的手段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倡建的强学会,发展报刊出版、倡建新式图书馆“强学书藏”等,对近代图书馆的实践有着开风气之先的重要意义.
2 强学会建立始末
与洋务派注重精英教育不同,维新党人更注重普及基础教育,他们认为应该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从而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传统的藏书楼无论是图书收集的品类、借阅方式等,都无法满足这种普及教育的要求,因此建立更加注重实用、开放、平等的近代图书馆迫在眉睫.
2.1 筹建北京强学会时期
2.1.1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将家中澹如楼和二万卷楼的数代藏书全部捐出,并出资购置大量西方各学科的译著,加上学生捐赠的书籍,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书藏”,供同好与学生参阅学习.梁启超在《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曾言书藏创办初衷,“书藏”一词非康有为、梁启超独创,但是以“书藏”命名,显然是为了与传统藏书楼有所区别,只是此时的书藏尚停留在供亲友同好中“贫而好学”之人,还是小范围内的公共使用,而随着维新思想的逐渐成熟,他们的新式图书馆思想也逐渐完善.
2.1.2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率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发起的“公车上书”运动中,康有为提出了几项主张,其中涉及“教民”之道时,提出“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及弟子梁启超等人大力宣讲组织学会的必要性,吸引了一批想要变革求存的官员.七、八月（9-10月）,由户部主事陈炽与康有为出面约集京中官员重臣,集席义捐,组织筹建强学会.陈炽被推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由康有为主持编写学会章程.康有为、梁启超主办的《万国公报》易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刊物.
康有为曾记载了筹建北京强学会的经过：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初,与次亮（陈炽）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淑衡（玄钧）,及沈子培、沈子封兄弟、张巽之（孝谦）、陈口口.即席约定,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为提调,张巽之帮之.张为人故反覆,而是时高阳当国,张为其得意门生,故沈子培举之,使其勿散坏也.举吾草序文及章程,与卓如拟而公商之.丁、张畏谨,数议未定,吾欲事成,亦迂回而从之.于是三日一会于炸子桥嵩云草堂,来者日众,翰文斋愿送群书,议开“书藏”于琉璃厂,乃择地购书,先属孺博出上海办焉.是时遍寻琉璃厂书店,无一地球图,京师固塞,风气如此,安得不败？时英人李提摩太亦来会,中国士夫与西人通,自此会始.
英、美公使愿大助西书及图器,规模日广,乃发公函于各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各捐五千金,乃至宋庆、聂士成咸捐数千金.士夫云集,将俟规模日廓,开书藏,派游学游历.
2.2 强学会的影响
2.2.1 强学会在京师的影响
强学会在京师的影响涉及很多层面.在人员组织方面：聘请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生张孝谦协助会长陈炽,借朝廷重臣的名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程序.资金来源方面：由参与者认捐,一举而得数千金；他们不仅向官僚士大夫阶层劝捐,而且向各省督抚发函募捐.三是获得了英美在华外交官、传教士的大力支持,英美公使捐助了部分图书和仪器给强学会.
但是因为参与强学会的人员组成复杂,各人诉求不同,随着活动发展,矛盾冲突也日益严重.学会内部有人想以开设书局渔利,有人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学会之外的守旧派则议论纷纷,对强学会发起责难.康有为不得已便避走沪上,留下梁启超处理京中事务.为避风险,便改以“强学书局”之名继续筹备相关事宜,强学会的各种主张、活动以“强学书局”为名继续推进.1896年1月《万国公报》上刊发的《强学书局章程》总论称：“同人设立此局,专主译印中外时务新书,凡中国旧有经世各图籍、中外各国地图天图、奇物奇器、新事新法,有关文治武备、国计民生者,均在讲求之列.”书局不仅购书,还采购各种仪器,“如西国藏书楼、博物馆之例”.
2.2.2 强学会在上海的影响
十月（11月）,南下的康有为组织成立了上海强学会,与北京遥相呼应.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指出：“最要事有四：（一）译印图书（二）刊布报纸（三）开大书藏（四）开博物院.”在学会中成立藏书楼：“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书籍亦藏弆至多.今合中国四库图书,备钞一份,而先搜集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其各省书局之书,皆存局代售.”
十二月（1896年1月）光绪帝发布了查封强学书局的上谕,数日后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强学会虽然被查禁,但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推动,并未停止.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曾多次撰文倡导设立西式图书馆,并将这一举措与人才教育、国家振兴联系起来.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梁启超把“开大图书馆”称作强学会所做的五件大事之一.
3 强学会对近代图书馆的推动
3.1 以普及新学、启迪民智为己任,面向普通民众开放
改变过去藏书楼秘而不宣或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阅览的特点,将读者群推及一般民众.值得注意的是,强学会对于图书馆、报刊、译印等的强调,都是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之后蜂拥而起的很多学会都有自己的“书藏”,购置各种书报,供会员借阅,有的也自己翻译、刻印.很多学会的集会、演讲等活动并未能维持太久,但开放的图书场所却能够持续吸引贫寒好学者前来,相应的借阅制度、管理模式、资金筹备等都愈发成熟.
3.2 藏书注重实用性
一改传统藏书楼注重典籍版本“重藏轻用”的特点,强学会的藏书更加强调实用性.无论是北京强学书局章程中“有关文治武备、国计民生者,均在讲求之列”,或上海强学会章程中设定书藏“先搜集经世有用者”,都显示出对实用书籍的重视,这是国家危难之际的必然选择,也与西方图书馆相契合.
3.3 摒弃封闭保守的旧制
为更好地传播新的知识与思想,强学会书藏一改藏书楼封闭保守的特点,不仅藏书品类遍及中西,更打开大门,积极邀人来阅览学习,以为国家储备人才.据梁启超回忆,书藏“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该书藏中有一世界地图,会中同人视如拱璧,日出求人来现.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在对藏书的整理、典藏、借阅等的管理和使用上,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先进方法和观念.主动致力于传播新学、开发民智的姿态,一改传统藏书楼的孤傲保守,显露出现代公共图书馆公开、平等的特点.
3.4 通过报刊舆论,公开宣传建立新式图书馆的重要性
北京与上海强学会都有报刊作为宣传阵地,学会序言、章程等重要理念都通过报纸刊发出来,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强学会被查禁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仍不遗余力撰文推动建立新式图书馆.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时,梁启超在创刊号上撰文称：“泰西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兴学校,曰新文馆,曰书籍馆.”借助报刊传播的力量,建立新式图书馆的思想深入人心.
强学会的活动与理念,产生了自上而下的影响.康有为曾说：“自强学会首倡之,遂有官书局、时务报之继起,于是海内缤纷,争言新法.”在朝,强学会被查封后,众多有识之士上书要求解禁强学会.后清朝廷把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并派专门广元,时任吏部尚书孙家鼐兼任官书局督办.孙家鼐也是曾经支持强学书局的人之一.他主持撰写的《官书局奏办章程》大致便是参考强学书局章程条款,而第一条便是“设藏书院”,其搜求图书的原则、开放借阅的规定都继承了强学书局的理念.在野,强学书藏存在时间虽然短暂,但也影响了一些私人藏书家,他们开始将私人藏书楼向社会各阶层开放,例如由绍兴乡绅徐树兰创办的“备合郡人士观摩”的绍兴“古越藏书楼”.
4 结语
强学会之后两三年间,全国各地报馆、学会、学堂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并且大多都建立了具有近代图书馆性质的书藏或书楼.虽然尚未形成系统的图书馆学理论,但注重其实用、开放、平等的理念,已经为20世纪迅速发展的图书馆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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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芬女,1959年生,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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