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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跟2019年中国古代文体概观:文本、文化和理论类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分类:专科论文 原创主题:中国古代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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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 晶

文体与文体学研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代文论论域中的重要话题.自20世纪初以来著述颇丰,2016 年亦有多本论著问世.如过常宝《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中华书局)、梅军《殷商西周散文文体研究》(科学出版社)和叶修成《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皆以先秦文献为研究对象,综合利用了文化学与文体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历史考证与文献辨析,通过对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人类学资料和其他相关材料的分析,追踪文体生成和发展的内在文化机制.另如贾奋然《文体观念与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文体学美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谷曙光《贯通与驾驭:宋代文体学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则偏重于文体分类、文体现象、文体特征、文体意识、审美形式等文体理论和个例的梳理与研究,理论性较强.上述研究无论是偏重于文体文化、文体源流,还是文体风格与文体分类,皆认为文体不只是其自身形式与内容的集合体,更是一种综合性的历史文化表征,故而应将文体研究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使得历史化的研究行为获得其合理性和有效性.此外,2016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南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著集目(1900—2014)》.该书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书目,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整理,从其分类和收录标准来看,也体现出了文本分析、文化考证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文体研究思路.

一、历史文化考证与文体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体界限并非文学性和功能性的界限,经、史、子、集中诸多重要的文化文本皆是二者兼备的.中国古代文体纷繁多样,有的较符合现代研究范式中对文学性的界定,被视为文学文体;有的则是功能性优先于,甚至完全覆盖了文学性的文体.对前者来说,文化视角能为研究的深入锦上添花;而对后者来说,文化视角则是研究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学科分化的影响,很多研究者惯于按照某些标准将某一文本划入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再以该领域的研究方法解释之.此种做法的问题在于: 首先,划分文本所属领域的标准不一定普遍有效.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具有整体性特征,并未有文、史、哲、政、经等明确的学科分化,如《诗经》不仅是一部审美特征鲜明的文学作品,更有其特定的政治社会功用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再者,由上述做法造成的思维和阐释模式的固化不利于真切和深入地理解文本及文本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逻辑.

过常宝《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以下简称《先秦文体》)一书对文体含义的理解采用了郭英德的解释,又在此基础上对先秦文体的特征进行了说明.郭英德在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指出,文体指的是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可分为体制、语体、体式和体性四个层次,包含了文章框架、语言修辞、语体风格、表现方式、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等内容.(前言第2页)但过常宝所论之文本的“结构体式”主要是指“从载录行为和话语方式角度可辨识的文本的结构或语气等方面的特征”(绪言第4页),对与时代审美风尚和作家个性气质等因素有关的语体风格涉及较少.因为先秦文献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且先秦时文章体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文体分类复杂交叉且具有多层级的特点,每一部或者一类文献可自成一种文体,又可同时包含其他文体,故其在书中指称研究对象时多用“文献”而非“文体”,有效化解了分类的复杂性和相对性给论述带来的障碍.其认为在先秦文献中,文体形态并非个性化的体现,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文化标志,是文本所代表的话语形式和此种话语形式在特定社会文化中发展演变的呈现.不同的文体标志也蕴含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如《尚书》中周诰的功能即是总结前代历史的经验教训,以突出敬德保民等治国思想.

基于研究对象鲜明的文化属性,《先秦文体》一书没有从文体形态或审美风格入手,而是着眼于不同的话语方式与文体之间的关系,对文献产生的文化行为或职事进行了细致考察,力求再现作为规范性话语形式存在的文献典籍背后隐含的行为方式.如其书中提到《春秋》的编订和书写原则不只是为了呈现史事,其表达重点在于《春秋》书法的价值暗示,史官通过价值暗示的话语行为来践行符合理想的意识形态建设活动.又如其认为不同的话语方式并不是作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即不同文体呈现出的语体风格与作者个性气质并无必然关联,他们选择说什么和怎么说,都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话语建构,而非出于自然,如先秦诸子散文表现出来的不同语体风格和表达方式即是以价值宣扬或争夺话语权为目的的话语建构.此种将文体诸要素置于文化语境中加以考证与分析的研究可以被视为一个将抽象符号重新历史化的过程.借文化分析来研究文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对语体风格的把握.从语言表达的一般规律来看,话语内容和表达的目的会对语体风格造成直接影响.而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话语内容和表达目的又是作为彼时行为方式的载体存在的,故而文化方式会影响语体风格.此法可视为对从文本入手研究语体风格的补充.

《先秦文体》的研究思路与郭英德对“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之关系的理解是一致的.郭论认为前者是从后者之中派生而来,即不同类型的行为落实到语言文字上,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文本,这些文本具有区别性的形态特征,以其形态特征为依据,区别类分,即有了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第24页)既然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源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那对与特定文体相关的文化行为方式之研究,便有助于把握作为文本方式之文体.叶修成《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一书也是此种思路,所用之法也主要是文化阐释和历史考证.其以《尚书》为主要研究对象, 对“典” “谟” “训” “诰” “誓” 和“命”诸文体的文化内涵、文化功能和文化意义进行了考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各文体的源流发展与文体形态, 认为“《尚书》编纂成书的各种资料来源,应当为当时各种文化礼仪制度下的史官的载录.而六体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过渡到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实际上,起根本作用的还是当时的各种文化礼制”(第25页).梅军《殷商西周散文文体研究》一书方法和思路也与上述诸论著相类似,尤其注重历史文化考证,在充分利用各类文献之外还吸收了西方文体学的观念和方法.其以功能为标准对殷商西周的散文文体进行分类,认为文体研究不只涉及文体要素及文体结构的自身属性,还与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机制等深层结构相关.文体是历史性和稳定性的统一,既具有时代特色,又有其相对稳定的体制结构.稳定性保证了传统的继承,历史性保证了发展和创新.

总的来讲,各种文体的形成和发展皆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活动及社会意识形态的革新密切相关.历史考证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考察文体的演变过程及文化功能,把握文体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对文献资料落到实处、有理有据的分析有助于改善研究中妄加猜测、语焉不详与证据不足等状况.从文化学、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等视角切入研究文体问题,亦可突破学科限制和固定思维的障碍,在把握研究对象特殊性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有效的方法.但历史文献数量巨大、内容庞杂, 加之部分真伪难辨、年代不明,处理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且要在理论意识的指导下合理运用文献,处理好共时描述和历时比较的关系,若无扎实的功力,恐难以完成.

二、理论意识与文体研究

如果说上述专著皆偏重于文体史,研究者多为文献学或古代文学出身;则贾奋然《文体观念与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文体学美学论集》(以下简称《文体观念》) 与谷曙光《贯通与驾驭:宋代文体学述论》(以下简称《贯通与驾驭》)二书则较为重视文体学和文体学史诸问题的探讨,研究者皆有文艺学的学科背景.《文体观念》是作者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学与美学研究的论文集,内容涉及文体学史、文体理论和审美形式等问题; 《贯通与驾驭》是一部断代文体学综合研究专著,内容涉及两宋时期的文体形态、文体流变、文体系统和文体理论等.本文开头已提到,提到的著作中无论是历史文献色彩较浓的文体研究还是理论色彩较浓的文体研究,皆强调文化语境的重要性.此与童庆炳、李春青等学者所强调之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一书开篇即对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说明,认为此法入手之处在于重建文化语境,基本原则是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关系,基本阐释策略是在文本、体验与文化语境之间穿行.重建文化语境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等各类文化文本的深入分析,确定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文化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把握这个时期话语意义生成的基本模式———各种有着不同方向的‘力’ 之间构成的关系样式”(第7页).姚爱斌的《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中也对文体研究所需之“历史语境意识”做了说明,即其不仅是指文化文本生成的传统历史语境,还应包含研究者所处的现代历史语境.也就是说利用文本重建的文化语境具有相对性,不仅与文本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历史规定性有关,也会受到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知识背景等个性因素的影响.而重建文化语境是为了给具体对象的研究提供历史参照,为具体研究服务的.故而如何处理好不同类型文化文本之间力的关系、共时考察和历时比较之间的关系、宏观背景与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使重建文化语境的工作合理、有效地服务于具体研究,而不至于喧宾夺主等,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体观念》一书中所辑论文是作者多年来文体研究成果的汇总,其对文体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及研究方法皆受童庆炳影响较大.其对中国古代文体学、文体观念与历史文化因素(如士人心态、社会思潮、审美风尚、学术发展和文学批评观念等)之关系的探讨较为深入细致.《贯通与驾驭》一书较突出的特点是将文体文献研究和文体理论研究相结合,兼顾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如其在剖析了具体的文学公案,细致辨析各类理论文本的基础上,依据既涵盖理论,又与创作密切相关,显示度高,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等标准,将“本色”与“破体” 视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之后先对“本色”与“破体”的词义演变及进入文体学话语体系中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又对比分析了宋代田锡、陈师道、张戒、洪迈、朱熹、陈造、刘克庄、严羽等人的本色论,以及“以文为诗” “以诗为词” “六经文体相参”“诗之古体、律体相参” 等破体互参的理论与实践.作者通过梳理文献得出的结论是:在宋代的文体理论中,本色论占上风,关于破体互参的理论则相对匮乏,但破体实践却比比皆是,甚至宋代文学的开拓性恰恰突出表现在创作的破体互参中.此处作者将理论话语与实践活动分开考察,而非预设理论与实践相一致或理论一定指导实践的前提.发现了王安石、黄庭坚和陈师道等人身上本色理论与破体实践并存的矛盾性,究其原因在于“家法” 传统的限制要求尊体.但宋代文学艺术求新求变,各文艺门类和文体之间相互渗透以求创新的文化环境又从客观需求上促成了破体的实践活动.除此之外,他还从哲学层面探讨了“破”与“立”之关系,即本色论是基础,能建立规范性;而破体则能促进文体的发展演进.所以文体规范的破与立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如何推动文体向前发展.这整个论述过程材料翔实,层层推进,有点有面,史论结合.

总的来看,无论是治文艺理论的学者提出的“文化诗学”之研究方法,还是治文学史的学者强调的“文化考据”的方法,皆力图实现对文本分析、文化考证与理论引导的综合运用.文本不仅是具体研究的物质对象,还是重建历史语境最主要的材料,故而对文本的把握至关重要.文本并非只是语言形式,而是与文化语境密不可分的历史生成物.借证等方式进入文本和文本的历史,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理论的空疏,但正如《先秦文体》中所强调的,文化考证以文献为基础,但文献辨析却少不了理论意识的指引.而理论意识不只体现在抽象概括与理论架构等研究行为上,其当是一种对探求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之渴望,是对具体研究背后微观与宏观、特殊与一般、历时与共时等关系的把握.故而理论意识不只能引导文献辨析,还应该是研究得以深入的前提和保障.当然,此种兼顾文本、文化与理论的研究方法虽看起来是比较全面的,但其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仅要收集丰富多样的历史文献材料,有扎实的小学功底对材料进行处理,还要对言说对象及其存在的时代背景有较为深刻和全面的领悟,且需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这些素质的培养,实在非一日之功.

(本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作为思维方法的‘言意之辨’与魏晋六朝文论”成果,项目编号:sisu201618.)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责任编辑郎静)

本文总结,上文是关于文体研究概观和文本和文化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中国古代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中国古代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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