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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研究类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和20192019年东亚近代翻译文学综览有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分类:专科论文 原创主题:文学研究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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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9世纪后期至20 世纪初期,文学翻译活动在整个东亚范围内极其活跃,中日韩三国文坛都兴起了一场翻译文学运动,大量且急速地吸收域外文学.从时期上看,该现象分别发生于日本的明治中后期、中国的清朝末期至民国初期、韩国的朝鲜王朝末期至日帝统治初期,时间跨度总体上为19世纪70年代至20 世纪10 年代.该时期的翻译文学,尽管其理论与实践都不及后来的翻译文学成熟,但作为输入外国文学的第一阶段和起步阶段,它占据了该时期各国文坛的半壁江山,在各国的文学领域以及社会、思想领域都产生过广泛且深刻的影响.

该时期发生于东亚世界的文学翻译活动,可从对外和对内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东亚对外部,中日韩三国都把西方文学作为最主要的翻译目标,分别从西方直接翻译西方文学.另一方面,东亚在内部,中国、日本、韩国彼此之间也频繁发生互译现象,存在着密切的互译、互助、互动关系,在相互关联中翻译彼此、翻译西方.

该时期东亚内部的这种文学翻译与流动,主要表现为日本明治小说向近代中韩两国的广泛传播.据笔者目前的不完全统计,1895—1919 年至少有406种明治小说被译成中文或韩文,流传至中国或韩国,它们在东亚世界的传播具体以四种路径展开:一、日本向中国的单方传播(日→中),包含285种作品;二、日本向韩国的单方传播(日→韩),包含71 种作品;三、日本向中韩的分途传播(中← 日→ 韩), 包含20 种作品;四、日本向中韩的次第传播(日→中→韩),包含30种作品[1].本文主要聚焦于近代东亚内部(中日韩三国之间) 所发生的文学翻译活动,对中国、日本、韩国学界近三年(2014—2016)最新出版的相关著作进行盘点.考虑到东亚近代翻译文学是一个新起的研究领域,本文在介绍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对各国先行研究进行简单回顾与梳理.盘点暂且按国别进行,以便于比照把握各国的研究状况.

一、中国近三年东亚近代翻译文学研究著作中国学界迄今出版的关于近代东亚内部翻译文学的研究著述,几乎都是以中日两国为视角的.中国学界对中日近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真正意义上起步以来,30 余年间出版的论文集、研究专著有十几种,以每两年大约一部的速度递增.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王晓平著《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1987)、孟庆枢主编《日本近代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1992)、何德功著《中日启蒙文学论》(1995)、王向远著《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1998)、张福贵与靳丛林合著《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1999)、王向远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2001)、方长安著《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2003)、李怡著《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2009)、康东元著《日本近现代文学翻译研究》(2009)、王志松著《小说翻译与文化建构以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为视角》(2011)、宋刚著《中日近代文学比较研究》(2012)等,可以说已有相当丰厚的积累.2014—2016 年新出版的以下两部著作,说明该领域的研究不仅更加专深,而且更加扎实.2014年8 月, 李艳丽著《晚清日语小说译介研究(1898—1911)》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不同于探讨年代范围大多宽泛的上述著作,该著限定于清末1898年(戊戌变法) 至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时间段,对这一时间段中国的日语小说译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清末是中国翻译小说最为发达的一段时期,然而学界此前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尚不充分,缺乏明晰的主线.该著是目前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中考察时间段最短的著作,体现出该领域的研究更加细化,趋向专深.

全书20余万字,主体分为三部分:“晚清小说的新模式”(第一至第三章)、“欧美—日本—晚清:文艺思潮的二次选取”(第四至第七章)、“日本—晚清:文艺思潮的一次选取” (第八至第九章),基本上每章又分别专论一两种小说类型,对家庭小说、外交侦探小说、虚无党小说、战争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政治小说、言情小说作品的日语底本、翻译过程中发生的异变、中日文学的差异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日语小说” 这一新术语的使用,是该著的一个亮点.清末民初中国从日本翻译引进的小说中,既包括日本作家创作的作品,也包括日本译者翻译的西方作品,但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模糊地使用“日本小说”一词.对此,李艳丽在该著中首次使用“日语小说”,该词显然包含了两类作品, “一是通过日本转译的、其他国家的小说;二是直接从日本引进的、日本作家创作的小说”[2],语义更加明确,是一种有建设性的新提法.卷末附录的“晚清日语小说翻译书目录(1898—1911)”,共收录了201种日语小说汉译本及其日文底本、欧美原作的基本信息.该目录是作者在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002)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约30种新发现补充整理而成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讨论某小说类型时,总是首先梳理相关作品的目录; 在具体论述时,也常常使用各种统计数据,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

“从周边看中国”、以“外” 照“内”,是作者写作的重要思路和视角,因此书中用较大篇幅来论述日本明治文学文化的状况以及“日语小说的原样”[3].作者注重日语底本的追查考证,比如在第四章中追查发现,陈景韩的翻译作品主要译自原抱一庵.作者总是在还原日语小说原样的基础上,辨析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偏离与变貌,比如在第八章中分析指出,中国从日本翻译输入政治小说时,偏离了日本的人情风趣味,夸大了其中的政治意味.作者还以日本为参照,对中日文学加以平行比较,比如第九章比较中日近代文坛的言情小说,发现两者围绕女性描写存在着的极大的差异性.作者还对学界长期存在的“晚清翻译日本小说时忽略了主流文学”等传统结论提出了质疑,并多次展开商榷,认为晚清翻译日本小说并未忽略明治日本文坛的主流,这也成为该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总之,对尚不充分的晚清日语小说译介研究来说,李艳丽著作是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和推进的优秀著作.2015年1 月, 付建舟著《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日语小说卷)》(以下简称《日语小说卷》) 由北京的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该著收录了作者多年来所见清末民初汉译日语小说原版的各项出版信息,信息量巨大,是该领域新出现的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性质的著作.相对于李艳丽著作注重提供在日本的“日语小说的原样”,付建舟著作则致力于提供其在中国的“汉译本的原样”.

作者付建舟在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的调查整理方面已有多年积累, 在此之前,他已出版过“经眼录” 系列三集.2015年的《日语小说卷》是作者此系列的最新著作.与创作、译作混杂不分的前三集相比, 《日语小说卷》更具专题性,在形式和内容上均有明显改进,更便于相关研究者参考和使用.该著出版于李艳丽著作5 个月之后,也明确使用了“日语小说”这一概念.卷首“清末民初日语小说汉译本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代前言)” 一文中,作者指出: “这里的日语小说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日本作家用日语创作的小说作品,属于日本文学范畴;二是日本翻译家用日语翻译的外国作家的小说,属于日本翻译文学范畴.”[4]在相近时间出版的这两部著作都使用了“日语小说”这一用语,说明这一新提法在学界逐渐扩散.

该著的收录对象,是清末民初日语小说的“汉译本”.全书25万字,以小说作品为单位,一书一题,以原版或初版的时间(年份) 先后为序依次排列.所收日语小说汉译本,自1898年梁启超译《佳人奇遇》起,至1917年刘半农译《钱虏之言》止,共98种.每一部作品,作者都接触到了原版,并注明馆藏地,因此其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该著以图文结合的方式,直观地呈现作品真实的历史面貌.图像方面, 展示书籍的封面、版权页、正文首页等.文字方面,录入书名、小说类型、作者(原著者及译者)、出版发行机构、出版时间、页数篇幅、定价等基本信息,以及章回目录、序、跋、部分正文、故事梗概等内容.作者不仅详细介绍作品的初版信息,还调查后来的再版与报刊连载经历,以梳理出该译作在中国传播扩散的大致过程.除了作品本身的面貌,作者还努力收集作品周边的信息,比如当时的广告、读者的读后感和评价等,以提示其在中国社会引发的反响.

该著为清末民初的日语小说译介研究,提供了大量基础、丰富、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基本资料的大量占有,是任何优秀学术研究的基础.这是学界首次专门对清末民初日语小说汉译作品基本信息做出的大面积摸底和集中呈现,该著必将成为该领域的重要参考工具书.不过,该著主要调查呈现的是日语小说的汉译本,如果对其日语底本进行更详细的提示,会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另外,该著所收日语小说的汉译本只是当时的一部分,尚有相当大的进一步挖掘整理的空间,期待作者今后推出后续成果.

二、日本近三年东亚近代翻译文学研究著作日本学界关于近代东亚内部的翻译文学的研究,也偏重日中两国的视角.以樽本照雄为代表的研究清末民初小说的日本学者,长期以来对日语作品汉译本及其日语底本进行了不少考证,不过这些研究论文比较分散,系统探讨日语文学汉译的专题性著作一直未曾出现.近三年,日本学界出现了由中国青年学者直接以日文出版的专著,另外樽本照雄也集结推出了自己几十年来研究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增补版论文集,值得关注.2015年3 月, 中国研究者梁艳的日语专著《清末民初欧美小说翻译研究———以经由日本为视角》[5]由福冈的花书院出版.该著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九州大学,2013 年) 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该著以“经由日本” 为视角,探讨清末民初中国为何、如何“经由日本”翻译输入欧美小说,围绕清末民初中国输入欧美小说的过程中日本这一“经由地”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展开了深入的考察.这一视角的选取非常重要,是该著的特色.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所讲的“经由日本”,不仅包括直接从日语译成中文的作品,还包括不是从日语译出、但译出过程与日本有关联的作品.作者在绪论部分中做了这样的说明: “本论文所讲的‘日本经由’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利用的底本为日语译,还有一种是虽然底本非日语译,但译者是深受日本影响的留日学生.”[6]因为当时除了直接从日语译出的作品以外,还存在其他情况(如《域外小说集》是周氏兄弟在日本期间依据俄语、德语等其他语种译出的).可以说,作者对清末民初欧美小说译介过程中日本所起作用做出了更为准确全面的描述和把握.

该著并不试图展开对清末民初中国“经由日本” 翻译欧美小说现象的全面探讨,而是精心选取了三个欧美作家的个案,加以重点考察.该著共有三章,第一章探讨马克·吐温的译介,第二章探讨维克多·雨果的译介,第三章探讨安德列耶夫的译介.这三位作家分别来自清末民初翻译小说来源国前三位的英美、法国、俄国,都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作家.该著章节虽不多,但每一章的展开都充分深入,对这三位作家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过程做出了实证性的深入探究.马克·吐温的作品最初并不是从英语,而是由不懂英语的陈景韩、吴等译者通过日语转译到中国来的,所以日本对马克·吐温的一些错误理解也传入了中国.雨果是“经由日本”的最典型作家,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经由日本来到中国的,几乎整体照搬移植了日本的雨果认识.安德列耶夫的作品经由日语转译的很少,但他最初的重要中国译者是在日本留学、深受日本影响的鲁迅和周作人,是“经由日本”的另一种类型,受益于“经由日本”,安德列耶夫文学得以快速且相对准确地传入了中国.

该著极其重视文本的比较分析.纵观全书,会发现有大量的篇幅用来仔细比较中文译本、日语底本、原作的文本,并加以精细的剖析.通过如此大量细腻的考究,作者指出“经由日本”虽然是当时输入欧美文学的捷径,但这种经由并不是“单纯的通过”,“而是接受经日本这一工厂改造过的东西,因此要触及西方作品的本来面貌就变得非常困难”[7].可以说, 该著对清末民初中国输入欧美小说过程中的日本作用,结合典型个案,在扎实的实证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做出了诸多有启发性的论述.当然,要全面理解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的日本作用,还应将日本作家创作的日本原创小说的汉译也纳入考察范围,不过,这并不是该书要探讨的内容.樽本照雄教授(以下敬称略)是研究清末民初小说的著名日本学者,他编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8]是目前最庞大最完备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目,备受学界重视.他数十年来积累了大量关于清末民初小说的著述,尤其是对该时期翻译小说的诸多发掘考证,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2016 年, 樽本照雄完成了《清末翻译小说论集增补版》(电子版)[9],这是作者数十年来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值得关注.该著收录了作者自1982 年至2016年间发表的42 篇关于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研究论文.早在10 年前,作者曾出版《清末翻译小说论集》(大津:清末小说研究会,2007年),当时收录17篇论文,共404页.该著是在初版基础上大幅增补而成, 新加入25 篇论文,分量达到1208 页,几乎是初版的三倍之多,堪称一部巨著.该著虽然作为综合性的“清末翻译小说论集”,并不专门探讨日语小说的汉译,但同时作为一部由日本学者用日文写成的著述,作者天生带有一种“日本视角”,自然更加关注、也更为擅长研究其中跟日本有关、从日语译出的作品.因此,该著中既有《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附:经由日语的欧美汉译小说一览》《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与日本》等专门探讨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与日本关系的重要概述性文章,也有《探求包天笑翻译的原本》《日语译〈海上大冒险谈〉的底本》等探讨日语小说汉译本的日语底本乃至英语底本的个案分析文章,该著大部分文章也都含有涉及日本的分析内容.

樽本照雄学风严谨扎实,坚持实证主义,注重原始资料的挖掘、翻译底本的追查、基本事实的考证,其研究长期以来具有权威性.以上所谈的李艳丽著作、付建舟著作、梁艳著作,都非常重视对樽本照雄研究成果的参考和使用.如李艳丽著作卷末的翻译目录,主要是依据樽本照雄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整理而成;付建舟著作对每种译作的底本和原著信息进行提示时,基本都是引自樽本照雄的目录;梁艳著作在绪论中明示该著是在樽本上述两篇探讨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与日本关系的文章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樽本照雄的研究成果对该领域研究的推动作用,在近三年其他研究者的这几种新著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该著将樽本照雄三四十年来研究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大量论文集结汇总,虽然并不是以传统纸媒出版的著作,但对该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该著无疑是一部令人兴奋、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笔者认为,进行近三年东亚(中日)近代翻译文学研究著作的盘点,该著无论如何也无法绕过.

三、韩国近三年东亚近代翻译文学研究著作韩国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是金秉? 教授于1975 年出版的专著《韩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研究》[10].该著显示,韩国近代的翻译文学作品中,直接从西方输入的并不多,其绝大部分都是从日文(包括日本作品与西方作品)或中文(包括中国作品与西方作品)译出的.底本和原著的确认是翻译文学研究的基础,因此韩国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者,往往首先调查交代这些作品译入韩国前在日本或在中国的情况,自然地带有一种“东亚视野”.不过长期以来,韩国学界该领域的研究几乎一边倒地集中于本国近代翻译文学所受的日本影响、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其“东亚视野” 主要是“日韩视野”.对此,中国学者牛林杰教授2002 年在韩国出版专著《韩国开化期文学与梁启超》[11],详细整理梁启超的著述及思想在开化期韩国的译介状况,全面探讨了梁启超对韩国开化期的诗歌、小说、文体的深刻影响,强调中国在韩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重要作用,受到韩国学界关注,对修正韩国近代翻译文学研究过于偏重日本路径的偏颇有重要意义.韩国学界越来越重视从中日韩三国的更为广阔的“东亚视野”研究本国的近代翻译文学,近年来这一趋势愈加明显.首先值得关注的是,韩国近代翻译小说基本信息的整理工作有重大成果.2015年1 月,韩国学者宋河春教授历时近20年编著而成的《韩国近代小说辞典1890—1917 新小说/翻译·翻案小说》[12]由高丽大学出版部出版,这是一部篇幅达到700页以上的巨著.该著以1890—1917年为中心, 对韩国近代小说作品(新小说、翻译小说、翻案小说)的基本信息进行了全面收录和整理,所收作品数量达到1270 种,是目前韩国最详尽的近代小说参考工具书.

除收录该时期的创作小说(新小说)以外,作者还特别重视收录该时期盛行的翻译小说和翻案小说,全书约有一半内容与翻译小说和翻案小说有关,这是该书的一大优点.作者在序文中强调: “本书将该时期的翻译·翻案小说也都包含在内,这是本书的一大自豪之事.新小说、翻案小说、翻译小说是我国近代小说形成过程中同根生长出的时代产物,相互关系非常密切.我再次感受到,整理开化期小说时绝不可将该时期的代表性体裁———翻译·翻案小说排除在外.”[13]作者倾注了大量精力, 不仅遍访韩国国内的各大图书馆,还特地前往日本、中国、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等海外各地的主要图书馆进行调查,挖掘到不少尚不为人所熟知的作品,几乎将目前可见的韩国该时期的翻译小说和翻案小说搜罗殆尽.对每一部翻译小说和翻案小说,作者都在标题旁用“(翻)”加以标识,然后分三部分进行具体说明: 第一是“标题与出版信息”,录入作品初版时的原始标题、作者(译者)名、出版社(登载报刊)、出版时间(登载时间)、页数、定价等出版信息;第二是“内容”,是作者阅读每一部经手的作品后整理出的故事情节的梗概,便于读者快速把握作品的主要内容;第三是“参考”,是关于作品的其他重要信息的补充提示,包括作家信息、再版情况、保存状况、外国原著、翻译底本(主要是日文底本和中文底本)、翻译过程等.卷末还附有《翻译·翻案小说作品名目录》和《翻译·翻案小说年度别作品目录》.只是该著将翻译·翻案小说和新小说放在一起进行收录,显得有些混杂, 如果该著将这两类分开,分成“翻译·翻案小说卷”和“新小说卷”两卷,或许更为合理和方便.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该著信息量庞大,将韩国近代翻译·翻案小说尽收于一册,提供了东亚近代翻译小说的韩国译本(及其中国、日本底本)相关的大量原始信息和线索,对东亚近代翻译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相关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2015年5月,东义大学东亚研究所编《近代翻译与东亚》[14]由首尔的博文社出版.这是一部由韩国和日本学者执笔的论文集,作者们的研究领域包括历史、哲学、日本文学、韩国文学、日韩比较文学、中国文学等.其中不乏在韩国(东亚)近代翻译文学领域做出过突出业绩的学者.如朴珍英教授多年来致力于韩国近代翻译文学研究,曾推出过《韩国的翻案小说》(全十卷,2007)、《翻案小说语辞典》(2008)、《新文馆翻译小说全集》(2010)、《翻译与翻案的时代》(2011)等多部重要著作;金成恩曾在日本出版专著《传教与翻译:汉字圈·基督教·日韩的近代》(2013)等.

该著具有明确且广阔的东亚视野,关注“翻译使近代东亚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一主题.全书近400页,由两部分、11 篇论文组成.第一部分为“哲学·思想篇:近代翻译与东亚哲学·思想”,包括5 篇论文.东亚近代对西方概念、词语的输入,是中国、日本、韩国在相互借用汉字译词的密切交流中进行的,而近代东亚哲学、思想领域的巨变,正是始于这些概念和词语的翻译输入.该部分通过探讨近代东亚内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词汇翻译交流活动,来理解把握近代东亚哲学、思想领域的发展变化.第二部分为“翻译文学篇:近代翻译与东亚文学”,包括6 篇论文.近代东亚各国的翻译文学,不仅是输入国外文学的关键渠道,也对本国近代文学的成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部分在东亚视野下,探讨近代翻译文学与本国文学、本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其中朴珍英论文《韩国近代翻译文学史成立的起源与历史性》为例,作者在东亚视野下,对韩国近代翻译文学史成立初期的两位重要人物李光洙和梁建植当时通过日本输入文艺思想、通过日本译介中国文学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探究“翻译文学” 作为文学史概念和术语在韩国近代是如何在日本、中国的影响下形成的,思路新颖,论证严谨,典型地体现了该书的宗旨.

该书虽然是一部由多名学者执笔的论文集,整体体系还不够严密,但该书所强调的东亚视野是很有建设性的,在此视野下展开的对东亚近代翻译(文学)的诸多探讨也都很有启发性,值得关注.

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张将东亚文学当作一个整体、对东亚文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东亚文学论”,已被严绍?、张哲俊、金柄珉、牛林杰、林萤泽、崔元植、赵东一、崔博光、金文京、藤井省三等中日韩越来越多的著名学者提出和倡导[15].具体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转型期,翻译文学的兴盛是中日韩三国共通的文学现象,三国在翻译输入域外文学的背景、时期、动机、选题、方法等各方面都很相似,存在着大量共同的作品文本.当然三国近代的翻译文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和微妙的差异,具有较强的可比性,而且三国近代的翻译文学是紧密相关的,彼此之间保持了密切的交流互动,如果忽视相关第二国或第三国的状况,很多难题谜案难以得到解决,也容易得出错误的论断.因此,从东亚文学的视角对“东亚近代翻译文学”进行研究,应该说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从上述近三年相关著作的盘点中可知,目前“东亚近代翻译文学研究”仍处于建构阶段.中国和日本出版的4种著作,都限于中日两国的视角,未将韩国纳入考察视野之中,是对东亚近代翻译文学的局部的研究;韩国出版的两种著作,虽然扩展到了东亚三国视角,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三国学界该领域的互相交流也有待加强.当然,这些著作的成果和意义也是毋庸置疑的:首先该时期翻译小说的基本资料得到了扎实全面的整理(付建舟著作与宋河春著作);该时期中日间翻译文学的研究不仅出现了年青一辈学者的有深度的新著(李艳丽著作和梁艳著作),也出现了老一辈学者多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樽本照雄著作);包含中日韩三国的、研究东亚近代翻译文学的东亚视野也被明确提出(东义大学东亚研究所著作).因此,这些著作仍是东亚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也是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东亚近代翻译文学研究所必须消化吸收的重要先行成果.

中日韩三国视野下的东亚近代翻译文学研究,是一个新起的研究领域.近年来,虽然单行本著作方面尚未出现有突破性的专著,但是在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方面这样的研究日趋活跃[16], 呈增加趋势,表现出该领域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巨大潜力.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内部中日韩三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共通性、相异性、关联性等重要问题将得到越来越深入的研究,今后该领域一定会出现更多更优秀的成果.

[本文是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支援事业特别研究员奖励费资助项目“近代中日韩三国明治小说传播研究”(课题编号:15J04686)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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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儿童文学翻译中语音隐喻现象 摘 要隐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认知工具 语言始于语音,因此语音隐喻必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儿童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 因此,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选取音同义异类隐喻、押韵表达这两个方面结合儿童.

2、 英美文学翻译中的语境文化因素 摘 要英美文学作品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写就的 翻译者在将其译成中文时,就要注意其中的语境文化因素并力争进行准确的表达,从而让翻译出来的英美文学作品更加准确、流畅、优雅和易于理解,从而促进我国与西.

3、 互联网辅助翻译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以《张马丁的第八天》翻译为例 胡慧波 天津理工大学摘 要文学翻译是指将一种语言的文学类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行为,是翻译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文学翻译工作者来说,是否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查找自己所需的资料,借助信息化工具辅助翻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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