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知识隐喻和大学知识生产的制度构建，本文是关于知识相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跟隐喻和制度和生产类论文怎么撰写.
摘 要：隐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思维方式,大学对知识选择的发展变化与人类的知识隐喻有着历史的契合性,进而使大学学科知识体系和人类认知信念体系相对应,这为大学学科知识的组织和学科边界的划分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在知识地图的隐喻思维下,知识的应用版图超越传统知识生产分类范畴,大学知识生产遭遇了学科的制度化危机,化解这种危机需要以学科互涉为视角打破大学知识生产的学科疆界,建立和完善大学知识生产的工作制度、信念制度和权力制度.沿着人类知识认识论与大学学科知识演进的逻辑进程,分析大学知识生产的学科危机和制度建构,对当前大学“双一流” 建设中学科知识生产的制度创新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学；知识隐喻；知识生产；学科互涉；大学学科制度；知识地图
１９世纪以来,随着工业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知识的分类方式和认知体系以学科知识为单位嵌入到大学的有机体中,并在大学知识生产的实践中逐步制度化为学科制度,从而使学科在大学发展中获得合法性地位.大学知识生产的制度逻辑以学科知识的性质与认知方式为基础,不仅体现了不同学科研究范式的本质性差异,更是人类隐喻思维在知识认知方式上的差异性表现.因此,沿着人类知识认识论与大学学科知识演进的逻辑进程,分析大学知识生产的学科危机和制度建构,对当前大学“双一流” 建设中学科知识生产的制度创新具有现实意义.
一、隐喻、隐喻思维与知识隐喻
人类认识新事物是建立在对旧事物认知基础之上的,相似性是新旧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的中间环节,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看成是人类隐喻思维方式的最初形态.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指出： “隐喻使人从相似的事物中突然有所领悟,因而感到惊奇”［１］.通过隐喻的思维方式,人类可以使两种不相干的事物或概念呈现出某种相似性,这是人类认识世界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体现,进而获得了对新事物或概念的深入理解.有学者认为：“基于语言学的证据来看,人类的大多数概念系统在本质上都是隐喻的.隐喻无所不在,隐喻构建了我们如何认识世界、进行思维以及采取行动的结构”［２］.通过隐喻来认识新的概念,实现认知方式从抽象到具体的过渡,人类以一种比较容易理解的语言来表达概念的抽象内涵,这对于认识或解释难以理解的事物极为重要.科学领域的新发现、新知识以及新定律的解释都会用到这种思维方式,它提高了人类的认知能力,拓宽了人类的认识视野,为人类探索未知世界开辟了新的路径.然而,“隐喻不但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在本质上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感知（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和形成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ｅ）的工具”［３］３０.通过隐喻的思维方式,人类实现了对世界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拓展.正如有学者指出［３］９９： 隐喻性思维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之一.人们通过对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的比较而认识事物的特征.尤其是创造相似性的隐喻通过发现原来没有任何联系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为人们了解某一事物提供了新的角度.因此,隐喻性思维其实也是科学思维的一个重要途径.
物理学中的电磁场理论、声波理论,生物工程中的仿生学理论,心理学中将神经系统看成“道路网”等,正是通过这样的类比方式刺激了人类的想象力,进而把晦涩难懂的概念或理论变得通俗易懂,这也是科学研究上发明和创造的重要源泉.“当科学理论的基本隐喻是我们日常概念系统中的基本隐喻的扩展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论是‘直观的’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或‘自然的’ （ｎａｔｕｒａｌ）”.［４］２０７新的科学理论或科学知识被认知需要这种“直观的”和“自然的” 特性,否则即使能在学术界获得认可也难以走进公众认知的视野,也就缺乏其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性土壤.“事实上,隐喻对科学思想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隐喻,在我们的直接感官经验之外能够为我们理解的事物少之又少”.［４］２０８因此,比彻（ＴｏｎｙＢｅｃｈｅｒ）指出：“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显而易见的,对知识的争论往往是由我们的隐喻指导”［５］.概念的抽象性以及自然界的多样性为人类认识能力的探索空间设置了诸多障碍,为了更好地解决认知上的问题,人类通过部分地概括或总结某种未知事物的一些特征、范畴或概念的广延性就成为必然.这种对知识进行隐喻的方式,形成人类知识体系的最初类别,也是大学学科划分的基本视角.正如法国学者利奥塔尔（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ｔｓＬｙｏｔａｒｄ）的形象描述： “通常,人们认为自然是一个冷漠的对手,而不是一个狡诈的对手,人们在这种差异的基础上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６］.因此,在人类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隐喻不但是指导性的还是建构性的,随着知识隐喻的发展,学科体系的完善也在逐步完成.
“求知是人的本性”［７］.求什么知识？在知识无限性与人类认知能力有限性的张力下,人类的知识领域可能只是知识全貌的“冰山一角”,知识的范畴随着社会的演进而不断扩大.从原始图腾、占卜、仪式等活动中形成的对自然和社会的粗浅认知,到工业社会中有关宇宙世界的科学探索,人类走出了对知识的无知、困惑和迷离,对于什么是知识的信念也逐渐明晰,最终形成了教育机构中的学科知识分类.如何求知？从大学对知识的选择来看,新知识进入大学既是大学内部学科知识体系发展的需要,亦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对知识的客观需求.前者符合大学作为高深知识生产组织机构的合法性逻辑,后者则体现了大学对社会知识需求的服膺,知识隐喻则在学科知识需要与人类知识认知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因此,从知识隐喻的视角梳理不同知识在大学学科发展中的合法化进程,有助于分析大学知识生产为何遭遇学科制度危机,进而为大学重构知识生产的学科制度奠定基础.
二、知识隐喻与大学学科制度的演进和危机
大学是进行高深知识生产活动的场所,而何为高深知识则是受人类对知识的隐喻所引导.“学术性学科或其他组织化形式的共识界定了何种形式的探究（ｉｎｑｕｉｒｙ）是合法的,何种知识因此而被承认是有效的.”［８］从大学知识选择的历史进程来看,不同知识在大学获得合法性地位既是大学协调内外利益相关者矛盾冲突的结果,亦是人类对什么知识在大学中具有合法性予以承认的现实选择.在大学利益协调与知识合法化的进程中,人类知识的隐喻对知识的价值判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客观上和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大学学科的设置、发展与创新.
（一）宗教神学对知识的钳制：中世纪大学学科知识的局限
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盛行,社会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也受到宗教思想的钳制,理性的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几乎被窒息.此时,人们对知识的认知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难以发挥知识隐喻在人类求知与探索中的作用,大学学科知识的选择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９］：
在中世纪,科学研究并不属于大学的一种职能,课程是高度系统化而且限制也十分严格.虽然通过“三艺”和“四艺”,对早期大学文科应设置哪些课程,在某些方面是明确的,但是,课程的核心还是神学、法学和医学这些传统的专业学科.
从中世纪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不难发现,学科知识的选择受制于当时社会对什么是知识的局限性认识,而神学能成为中世纪大学的核心课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局限性.不仅如此,受这种课程设置方式的影响,不同学科知识传授者在大学中的地位也有等级差异.“如果我们勾勒出一个地位等级的话,法学家、宗教学者将位于首位,接下来是辩证神学家,最后才是ｆａｙｌａｓｕｆｓ, 即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１０］由此可见,在中世纪人们的认知视野中,大学知识的范畴受到宗教神学的诸多限制,哲学和自然科学还不能展示出自己的强大力量,人类知识隐喻的思维被困在宗教神学的“牢笼” 之中,中世纪大学的学科设置和教师地位则印证了当时人们知识认知的这种历史局限性.
（二）知识就是力量的隐喻：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知识与大学自然学科的兴起
１４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欧洲文艺复兴的到来,人类认识自我的意识逐渐增强,在知识认知领域表现为要求摆脱对超感世界的过度崇拜,进而在自然界里通过理性的认知来发现和认识自己.文艺复兴之初,为挣脱宗教神学对知识的束缚,人们开始在科学艺术中寻的因素,从接受和欣赏古代思想家,如柏拉图（Ｐｌａｔｏ）、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伟大作品开始,利用这些伟人的知识权威来打破宗教思想对知识认知的钳制,进而促进人文知识信仰在人类精神世界逐渐得到鼓励和认可.英国哲学家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 指出： “文艺复兴鼓励了这种习惯：把知识活动看成是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而不是旨在保存某个前定的正统学说的遁世冥想”［１１］.此后,大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逐渐盛行,知识隐喻在各类学科知识探索中的作用得到发挥,人类对知识的认知从虚无缥缈的神学谕示,转向人类世俗社会的生活实际.人类知识的兴趣也不再纠缠于无休止的教派观念争辩,而是转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探索.在实践层面,伽利略（ＧａｌｉｌｅｏＧａｌｉｌｅｉ）、开普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Ｋｅｐｌｅｒ）、牛顿（ＩｓａａｃＮｅｗｔｏｎ） 等人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的卓越贡献,为大学进行科学知识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在大学之外,为促进自然科学在英国进一步发展,１６６０年英国成立英国皇家学会（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推动了“塔” 之外的科学探索,促进了１６－１７世纪科学和技术革命在欧洲的起源.从此,科学知识和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展现出强大的力量,英国哲学家培根（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ｃｏｎ）论述了人类知识与人类力量合而为一,提出“知识就是力量”［１２］的隐喻,实用哲学在社会科学领域逐步站稳脚跟,自然科学也以其自身强大的应用能力在大学中获得了有利的学科地位,进一步为人文科学与宗教思想的抗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隐喻：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知识与大学学科类别的划定
１８世纪,思想启蒙运动将理性知识从封建传统和宗教思想中进一步解放出来,强调人类社会自身运行的自然法则,大学学科知识也不再强调对古典的复述或宗教教义的解读,知识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因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得到加强.“如果说启蒙运动支持知识的统治,人性从传统和无知中解放出来,那么后启蒙运动时代的历史经验就是使知识从属于国家机构”.［１３］４４１８１０年,德国柏林大学将科学研究写进大学的基本职能,自此大学学科的知识框架基本形成了以自然学科为主的科学知识体系.英国哲学家斯宾塞（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ｐｅｎｃｅ） 提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１４］论断,这种对知识范围的隐喻性界定,使得自然科学知识在大学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直到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才开始反思科学知识应该为谁所用的价值理性问题,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导向的大学学科知识生产价值受到社会的质疑,人们发现自然科学不是人类知识的全部,大学的知识体系需要反思人文精神的缺失.１９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知识认知范畴的不断扩大和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知识的分类体系形成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类,这种知识的分类体系在大学中则表现为学科体系的制度化.比如,在１９４５年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制度就是以这三种知识分类为依据的,后来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知识分类的重要参照标准.从根源上说,三种知识体系源于人类知识隐喻认知方式的转变,并不能涵盖人类知识的全部,而大学学科知识边界的划分以此为制度基础,从而形成了大学知识生产学科分类与知识整体联系之间并不统一的认识论分割.
（四）知识是地图的隐喻：新知识生产模式与大学学科的制度化危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大众化以及市场化的来临,知识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客观上要求学术研究活动走出“塔”,大学学科知识生产必须回应国家和社会层面的需求,在学术活动市场化的驱动下,学术漂流现象也成为学者群体新的特征.这种变化契合了英国社会学家吉本斯（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ｉｂｂｏｎｓ）等人提出的知识生产两种模式理论,即以学术兴趣为主导学科式知识生产,和以知识应用为主导的跨学科式知识生产.［１５］根据吉本斯对后者的解释,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不是单学科或多学科的,而是跨学科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反映了人类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思维转变,多学科共同解决人类遇到的复杂困境需要知识的跨界,大学对知识的学科划分制度遭遇了现实的危机.因此,比彻提出学科知识认识论上的空间隐喻：“领域和边境地区；开拓者、探索、错误路径；示意图和地界标.所以,有关知识邻近地区的询问几乎会毫不例外地产生出一幅清晰详实具体的概念地图”［１６］.这使得大学知识生产的合法性不再是以知识的学科属性为依据,而是以知识的功用属性为参照,即能否在知识的概念地图上和其他知识共同服务于新知识的生产,这是大学学科知识生产的空间问题.在克莱恩（ＪｕｌｉｅＴＫｌｅｉｎ） 看来,“知识的空间问题就像绘图问题,这是一个通过把知识比作地图而将其强化的类比”.［１７］３知识不是分化的单元而是彼此联系的整体,构建人类知识体系的全貌需要把知识比作地图的隐喻思维方式.这意味着大学知识生产必须打开学科知识疆界,以新的知识认识论为基础重构大学知识的生产模式和组织制度.在知识地图的隐喻思维下,无论是自然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都需要在整个人类知识认识论的范畴内为自己重新定位,大学一流学科目标的实现也需要在这种思维模式下重新审视现有学科制度的不足.“一流学科必然要冲破已有学科的束缚,这也是国外知名大学特别注重多学科、多校协同研究的原因,构建跨学科中心也因此成为助推创新的制度性安排”.［１８］因此,要实现大学知识生产从学科分化走向学科整合,迫切需要在跨学科的知识视域中实现学科制度的重构.
三、绘制知识地图：大学知识生产学科互涉的制度建构
根据克莱恩关于知识空间问题的论述［１７］３５,把知识比作地图是对不同知识之间显性和隐性关系的描述,如果说显性关系是指学科知识的外部划分,那么隐性关系则表现为不同知识的内在整体性关系,知识是地图意味着既要看到知识之间的边界,更要注重不同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然而,大学是以学科为基本单位组织知识生产活动的,受到人类认知思维有限性的限制,偏狭的学科分类使学科之间的边界越来越僵化.“大学里不合理的学科划分已经导致人类知识的整体结构中出现致命性的缺陷,这种缺陷正在损害大学的合法性和学科模式的有效性”.［１９］因此,打破学科疆界是学科知识重组的制度性安排,知识地图的隐喻要求大学重新整合学科知识和学科制度的建构方式,学科互涉作为一种学科建构的制度化视角,回应了知识地图隐喻的现实需求.学科互涉（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是学科研究的一种视角或理论,纽厄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Ｎｅｗｅｌｌ）和格林（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Ｇｒｅｅｎ） 将学科互涉定义为：“批判性地利用两个或更多学科,以整合学科的洞察力,进行（知识） 探究”［２０］.我国一些研究者将“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译为“跨学科、多学科或交叉学科”等,目的在于强调学科间的交叉和整合,实际上也是把学科互涉当作一种知识探究的方式.“当知性是以重新发现与重新思索、重新社会化与重新知性化为前提时,学科互涉就不仅是一种做事方式,还是一种新的认知方法”［１７］１９.从高等教育的学科制度建设的视角来看,（ＢｕｒｔｏｎＲＣｌａｒｋ）指出, “各门学科是跨时间和跨空间的,而存在于综合机构中的工作、信念和权力形态也有自己特殊的表现形式”［２１］.因此,在人类知识地图隐喻思维方式的引领下,以学科互涉为大学知识生产的视角,建构一流学科所需要的工作制度、信念制度和权力制度,可以为高校的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一）从知识地图到学科互涉的“架构”,建立打破学科疆界的工作制度
各种学科在同一所大学共同发展,这种独特的知识分类和生产方式与人类知识认知思维有限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前文所述人类隐喻思维与大学学科知识选择的进程就体现了这种关系.然而,随着大学学科制度化的不断推进,大学僵化的学科知识分类逐渐不适应新知识体系产生的客观需求,尤其是面对社会复杂问题需要跨学科知识合作的时候.因此,“学科互涉呼吁降低学科围墙,打开不同领域之间的大门,消除心灵的壁垒”.［１７］７１围绕学科建设的这种需求,大学学科必须在制度架构上打破知识之间的边界,以开放、包容和互惠的理念从不同学科中吸收可以借鉴的观念和方法,而不是将学科孤立在各自狭窄的知识空间里.知识分类固然划分了学科组织活动的边界,而知识的内在整体性与社会议题的复杂性对学科互涉提出了迫切需求,因此必须构建形式独特的工作制度为新知识体系的产生扫除障碍.第一,建立超越学科院（系）的教师聘用制度.大学是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虽然不同的学科划分厘清了学者之间研究主题、内容、方法甚至评价标准上的差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类新知识的探索.所以,要打开不同学科领域的大门,需要先消除学者心中的壁垒,从学科建设的院（系）制结构中将学者解放出来,发展超越院（系）的教师聘任制度,强调学校学科建设的整体而非局限于某个具体的院（系）.第二,完善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制度.不同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学科之间能够相互跨界,作为知识生产的组织机构,大学与科研单位和院（系）之间没有矛盾分歧,而学科正是将他们组织起来共同为解决新问题和生产新知识的重要载体.面向知识地图的大学学科知识生产,必须正视学科知识分类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在知识地图的隐喻下促进学科知识的整合,在不同学科之间搭建沟通的制度桥梁,建立统筹不同层面知识生产者进行知识生产合作的工作制度.在这方面,国外已经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实践探索,以学科互设为导向实行新的教师聘任制度,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Ｄａｖｉｓ）１９９７年成立的环境、农业与技术纳米材料研究所,聘任来自１０个系的５０名教师进行课题研究；莱斯大学（Ｒｉ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设立的女性、性别与性行为研究中心,其成员包括４６名来自不同院（系）的教师；纽约大学石溪分校（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ｔＳｔｏｎｙＢｒｏｏｋ）成立石溪合作研究联盟,吸引了各国世界级研究人员来参加研究.［２２］在我国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大学也应该承担起这种跨学科工作制度建设的主体责任,为在知识地图上的合作与创新架构起不同学科研究者的交流平台.
（二）从知识地图到学科互涉的“理念”,落实学术自由的信念制度
在知识地图的隐喻思维引导下,学科互涉有助于整合各学科洞察力,共同探究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学科作为学者进行知识创造与传播的载体,通过学科的专业文化和学术信念赋予学者学术权力与学术声望.因此,大学学科得以存在的两个因素是知识和学者,知识的隐喻思维引导知识分类在大学中存在的合法性,学者的学术自由则为学科边界的打开提供了可能.学术自由是学者群体坚守的一种理想信念,它培养学者不畏艰难,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格魅力,而对学科知识的虔诚是这种信念的不竭动力,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学科知识生产的内在标准.从学科知识的实践看,知识生产的合法性来源有两个：“一是内在合法性,一是外在合法性.前者是指学术性标准即明确的研究主题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后者是指实践性标准即学科必须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２３］.正是基于这样的合法性逻辑,学术自由信念成为连接学者和知识的精神存在,人类对理性精神的追求正是因为学者的这份坚守而永葆生命力.然而,当源于中世纪大学学术自由的理念遭遇现代大学的科层管理制度,学术自由的信念便在两种力量的较量中摇摆：一方面,部分大学学者继续坚守大学章程所赋予的自由式学术研究方式,认为“塔”的生活不该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行政力量和市场机制侵入到大学内部,要求大学学者按照行政和市场的逻辑进行订单式学术活动,并且后者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前者,导致大学学术自由的信念在大学内外两种力量之间摇摆.这种状态可能造成大学学科发展动力与本质的错位.从学科发展动力来看,它遵循从外到内的政府主导、高校实施的发展模式；从学科知识本质上来说,学科建设必须遵循从内到外的知识生产逻辑,确保学者从知识生产本身来考虑大学学科发展.所以,大学要在学科发展动力和学科知识本质之间为学术自由的信念创造空间,必须从制度上厘清大学学术自由可能范畴,并将这种源自行会组织特性的信任关系植入到大学管理者的管理理念之中.也就是说,大学学科互涉首先要解决的是学者们的学术信念问题,改变学者对知识生产局限于学科领地的认知方式,在更大的知识地图空间中践行学术自由的信念.同时,现代大学还要将学术自由的信念与化解学科的制度化危机相结合,实现学科交叉、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融合,绘制大学探究新学科体系的知识地图,服务于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现实需要.
（三）从知识地图到学科互涉的“治理”,整合不同学科的权力制度
如果说学科互涉是对知识地图隐喻思维的回应,那么实现大学知识生产跨学科组织还需要整合学科之间的权力.从宏观上看,学科是知识的分类体系,强调不同知识的边界；从微观上看,学科是一种知识规训制度,强调知识生产与权力的关系.“学科规训从来都负载着教育上难解的谜团,也就是既要生产及传授最佳的知识,又需要建立一个权力结构,以期可以控制学习者及令该种知识有效地被内化.”［２４］因此,在大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以系科为基础的学科建设也就演变为不同学科群体对人、财、物的占有与分配,不同学科对知识生产“地盘”维护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拥有更多的学科支配权力.“教育机构事实上是一种知识理论,因为它们有助于确定什么在目前可以看作为知识”.［２５］因此,大学实际上承担了知识筛选机制的角色,而这种知识筛选的过程就是对不同知识的学科化过程,通过将社会认可的知识制度化为大学的学科分类,大学实现内部自治和社会干预之间的动态平衡.既然教育机构对知识的合法性具有确定的权力,那么在实践中就避免不了利益相关者对这种权力的争夺.从中世纪大学到近代大学,知识在大学中的地位与学科权力的分配相互纠缠,追求真理的学术自由一直伴随着教权、皇权以及国家权力对大学的各种渗透,这也催生了大学治理权力的多元化.大学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如何划分一直是高等教育界的重要议题,实际上是大学组织知识生产的权力分配问题,本质上是大学学科存在的内外合法性问题.因此,为适应大学学科发展内在和外在合法性需要,对内大学要通过学科互涉不断完善学科建设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合理化分配制度,既要确保学科知识的独立自主地位又要充分考虑学科之间交叉与融合；对外要把学科互涉作为大学选择、确定和整合知识生产活动权力的重要依据,实现学科制度化建构与社会问题解决之间的有机结合,促进大学行政治理权力与学科自我管理权力的实践性统一.这样,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之中,当需要不同学科之间形成一幅完整的知识地图时,学科权力的边界就会从各自的学科领地上逐渐消失,人类也将在知识空间的探究上走向更为宽广领域.综上所述,知识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思维方式,但知识隐喻不能涵盖人类知识的全部范畴,因此大学的学科划分也不能代表知识的全部类型［１３］１５： 知识既不能简化为科学、权力,也不能简化为文化,但知识有一股超越其具体表现的社会结构、认知结构和文化结构之外的“想象的”力量（“幻想的”冲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卡斯特里尔迪斯才说,作为知识产地的大学可以被视为“社会中有想象力的机构”.人类知识认知的隐喻思维方式说明新知识的产生本就充斥着人类无限的想象力,大学也需要这种“社会想象力”的特质,通过学科制度化的重构打破知识生产的学科疆界,形成知识研究的学科互涉,这样才有助于大学由学科一流走向大学一流.
结束语,上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隐喻和制度和生产方面的知识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知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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