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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真功夫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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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大家冯其庸:笨功夫才是“真功夫”

◎ 顾学文

2017年1月12日, 红学大家冯其庸在病榻上接受记者的专访.一句“我下的都是笨功夫”,概括了他一辈子的学术历程,也凸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一生挚爱.

10天后的1月22日,冯老在北京潞河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3岁.冯老的离去,使我们痛失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化大家.哀悼之余,重温冯老生前与记者的最后谈话,不禁感慨———最好的缅怀,或许就是让这种“笨功夫”精神永不消逝,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永存不息.

采访定在1月12日下午3点半, 因为这时冯老刚午睡醒,是一天中精神最好的时候.

冯老的房间小小的,很暖.他半躺在床上,见了记者,摸索着要戴上眼镜.他的冯幽若拍拍他的肩,示意他不需要戴眼镜,他便把眼镜拿在手里,神情专注.

记者在冯老耳边“喊”话:“冯老,我用几个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您这本厚厚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冯老从枕头上很努力地抬了抬头,用清楚利落的声音说:“好,这样我们才有对话的基础.”

用各个本子跟庚辰本对,一句一句对

张家湾是曹雪芹墓葬发现地.冯其庸择此地而居,最后又逝于斯,情深至此,令人唏嘘.

冯其庸以《红楼梦》研究名世,著有《石头记脂本研究》《曹雪芹家世新考》《论红楼梦的思想》等红学专著20 余种,主持《红楼梦》校订工作,主编《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八家评批红楼梦》《红楼梦大辞典》等大型书系.

对于红学,他的一大贡献是抄本.

“我小时候就读过《红楼梦》,长大了也读,但真正开始研究《红楼梦》是在1974年, 而且一上来研究的就是抄本.”冯其庸说.

那年10月,诗人袁水拍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他找冯其庸商量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冯其庸建议校订《红楼梦》———因为这么重要的传统经典,却一直没有一本真正经过认真校对的可靠读本.

第二年,《红楼梦》校订组正式成立,袁水拍任组长,冯其庸任副组长,并主持校订业务.

校订组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已发现的《红楼梦》乾隆抄本有十几种,其中曹雪芹生前抄本就有三种,它们分别是乾隆十九年(1755年) 的甲戌本、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乙卯本,和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庚辰本.校订究竟该以哪个本子为底本?

这个问题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争论不休,校订工作陷入僵局.冯其庸提出用庚辰本,却招致激烈反对,因为曾有红学权威发长文否定庚辰本的价值,认为该抄本是多个本子拼凑起来的.有人甚至对冯其庸说:你主张用庚辰本? 拿文章出来说话.

拿文章说话,用证据说话,正是冯其庸的风格.

多年后,冯其庸在《风雨平生》中这样回忆:“研究庚辰本,我用最笨的方式.我用各个本子跟庚辰本来对,一句一句对.”

所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全部对完后, 冯其庸发现,庚辰本的墨抄部分与乙卯本的文字基本一样,连行款都一样:乙卯本这一行多少字,庚辰本这一行就多少字;乙卯本这一行有一个错别字, 庚辰本这一行也有一个错别字,都是一样的错.最有意思的是,乙卯本有一处底下有一句“此下紧接慧紫鹃试忙玉”.这是前一个抄手留给后一个抄手的记号,没想到,庚辰本的抄手抄书不动脑子,连这也一并抄了去.

在《红楼梦》十几种乾隆抄本中,只有乙卯本和庚辰本的墨抄部分是完全一样的.发现庚辰本是照着乙卯本抄的, 在红学研究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乙卯本已散失一半,只剩下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庚辰本称得上是完整版的乙卯本.

至于乙卯本的价值, 冯其庸与吴恩裕已于一年前发现.当时,冯其庸和吴恩裕在北京图书馆一个字一个字地查避讳、对笔迹,最终发现,乙卯本与怡亲王府藏书书目一样,避“祥”“晓”两字讳,从而考证出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其子弘晓家的抄本.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红楼梦》还没有大范围流传开来,怡亲王家要抄《红楼梦》,到哪里去找?最大的可能就是直接从曹家找原稿来抄,因为当时怡亲王正是管曹家的.雍正曾亲批曹家“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王子即为怡亲王.乙卯本的珍贵程度,由此可见.

“笨功夫”用下去,冯其庸心里有了底.1977年5月20日,他开始动笔写作《论庚辰本》,到7 月23 日写完时,原计划万字的文章,变成了10万字的书,也变成了第一部系统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著.

《论庚辰本》一出,校订组都心服口服,同意以庚辰本为底本校订;此书出版,也引起了国际红学界的关注,第一次国际性的《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时,举办方特地发函邀请冯其庸赴美参加.至此,过去不受重视的庚辰本被广泛认可.

在抄本的问题上,冯老的“笨功夫”远不止于此,他还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工程———与季稚跃先生合作,历时十余年,把13种版本的脂砚斋评本全面汇集在一起,将各本竖行横列逐字逐句对校,并汇集全部脂评(含非脂评部分),于2009年完成了共计30卷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使学术界有了一个红学研究的资料宝库.

做学问,第一是“无证不信”,第二是“孤证不立”

考虑到《红楼梦》新校注本出来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篇序,文中一定要介绍作者曹雪芹,冯其庸便开始了对曹雪芹家世的考证.

这种研究,他使的还是“笨功夫”.

在冯其庸之前, 有学者曾提出曹雪芹祖籍是河北丰润,后有人为之补充证据,认为曹雪芹祖父曹寅有两个朋友是丰润人,他们彼此称兄道弟,那曹寅也应是丰润人.

但冯其庸对此有疑问:称兄道弟或许只是一种社会习俗?

1963年,他曾在故宫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上看到一件展品:《辽东五庆堂曹氏宗谱》.隔着玻璃,这本宗谱给冯其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当时的他还没有开始红学研究.

如今要找这本宗谱,却因为当中经历了一场“”,展品不知所踪.

正在为难之际,有人提供线索:宗谱提供者家中还有一个底本.冯其庸兴奋极了,专程去找这位做面塑的曹家后人,借到宗谱后足足看了个把月,并在得到允许后,手抄了一份.

为了证实宗谱的可靠性,冯其庸从《清史稿》中找出了宗谱上有名字的二十几个人,其基本事迹和宗谱上所述完全一样.但谱上这二十几个人并不是同一时代的,“做学问,第一是‘无证不信’,第二是‘孤证不立’,我对自己做学问的要求是,一件事情要两条以上的证据才能论实.”冯其庸说.于是,他又开始查《清实录》.

当时,冯其庸的家在张自忠路上.那段时间,他白天上班,一到晚上,书房的灯就亮起来,常常通宵不灭.他每天看《清实录》,挨着年份,一本一本地看.忆起这段日子,他对记者说:“我当时就想,我读过了,书里头没有,就死心了;如果没有全部读过就得出结论,我会睡不着觉的.”

一直看到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发现有一条实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曹振彦是曹雪芹第四代老祖宗,这是迄今为止官书记载的曹家历史中最早的一条,“原文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冯老说.

就在这时,辽宁博物馆的朋友写信告诉冯其庸,辽阳有一块《大金法师宝记碑》,碑的后面有一连串题名,其中有曹振彦之名.“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专门为这事赶到辽阳文管所,去库房看这块碑.光凭人家一封信,不看到实物,我不放心.”

看到了碑,冯其庸还不放心,他提醒文管所的同志找找看,会不会还有第二块、第三块? 果然,一个月后,又在库房里找到一块《重建玉皇庙碑记》,虽然碑已经碎了,但“曹振彦”三个字还在.“在辽阳,曹振彦的名字两次出现在碑刻里,上面都有他的顶头上司,也有他的官职,还有他离职的情况.史料越来越多,我当时很高兴.”冯其庸说.

在辽阳,冯其庸的名头传开了,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到处在找与曹家有关的东西.于是有人跑来问他:有所小学的门外立着块大碑,叫《新建弥陀禅寺碑》,你要不要去看看?“当时我一听就很高兴,管它有没有,都得去查一下.”

碑很高,冯其庸向学校借了两张课桌垒起来,爬上去对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字,仔仔细细地查找,从中找到了三个姓曹的人的名字.回北京后与抄下来的宗谱一对,这三个人都是宗谱中三房里的人,曹雪芹那一房是四房.

辽阳之行,还有意外收获.一贯喜欢走山访水的冯其庸, 看完碑后去了当地一处叫千山的名胜游览.“美景当前,我忽然悟到,曹寅的《楝亭诗钞》和《楝亭词钞》底下,都有‘千山曹寅’,千山的主要位置都在辽阳,自称‘千山曹寅’,这等于说是辽阳曹寅啊.”

至此,曹雪芹祖籍辽阳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了,但冯其庸还是“不依不饶”.“后来我又进一步想,这些都是考证出来的,有没有‘曹振彦,辽阳人’这样的直接记载呢? ”他想到,曹振彦在山西、浙江都做过官,于是,他查找山西和浙江的地方志,果然找到曹振彦名下写着“奉天辽阳人”.

从《清史稿》《清实录》上的记载,到辽阳碑刻实物,再到山西、浙江的地方志,为了考证曹家祖籍,冯其庸翻阅了几十种史籍、宗谱、方志和诗文集,甚至把五庆堂宗谱上的二十多人都查出了史料.如此费尽周折,仅仅起于对曹雪芹是丰润人一说的疑问,“我就是为了那篇序言要写得可靠、真实、有依据”.

一辈子,一部书.冯其庸用半个世纪的光阴研究《红楼梦》,最终花5 年时间,融合了曹雪芹家世研究、《石头记》抄本研究、红楼思想研究、人物研究、艺术研究的全部成果,并吸收评点派的精华和其他红学研究家的成果,写成了《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这可以说是他全部红学研究的总汇,是他一生心血所聚.红学家李希凡先生评价它“是在文本、文献、文化的相互融通中完成的”“是现代红学最有系统的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功夫还没练好,就想创新,不符合规律

红学大家的身份,并不能囊括冯其庸的全部.2012年初, 汇聚了冯其庸一生学术精华的1700 万字、35 卷册的《瓜饭楼丛稿》付梓出版,皇皇巨著,是对冯其庸完整学术生涯的总结和提炼.

出身贫寒的农民家庭,冯其庸的小学、中学,读读停停,他一边种地,一边自学,到处找书读.在读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冯其庸被这位圣僧以万死不辞的勇气赴西天取经的精神所震撼,不知不觉在他年少的心里种下了求学求真的种子.

若干年后,这颗种子发芽、生长,最终促成了一次学术壮举.自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间,冯其庸以古稀之年陆续完成十进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等壮举,终在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找到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古道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第一次被发现,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赞冯其庸“做了我们没能做的工作”.

对冯其庸来说,实地考察也是一种“笨功夫”.在他的“人生总结”《风雨平生》中,冯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我一向认为除了应该读书架上的书外, 还必须读保存在地面上、地底下的各种历史遗迹和文物这部‘书’……对于一切学术的结论,没有可靠的文献,没有可靠的实地调查挖掘,就很难做出确定的结论.”

从“四清”运动被派到陕西开始,冯其庸就在艰苦条件下开始了古迹考察之路.“当时纪律很严明,如果你当天出去不回来,要处分的.我去看神禾塬上的香积寺,怕回不来啊,就拼命地跑.”后来到了干校,他没把批斗当回事,却一到礼拜天就早晨四五点起来,步行去乘火车,到附近能够一天往返的地方去考察.

“我是不管到哪里,都能跟做学问联系起来的.”冯老说.项羽自刎于乌江是千百年来的传统说法,但两次垓下调查,一次阴陵、东城及乌江调查,让冯其庸大胆提出项羽自刎于东城.“我去过东城多次,后来连东城遗址和城墙都发掘出来了,再结合《项羽本纪》等文字资料,项羽‘身死东城’是无可怀疑的.”

耄耋之年, 冯其庸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创办“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大国学”概念,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视野.这样的学术视野,离不开每一步踏实的行走.

不仅潜心于学问,冯其庸还寄情于诗书,结缘于翰墨.曾有人求教他学问与书法之间的联系,他说:“我搞学术是下苦功夫,究根穷源,找不到证据不罢休.学书法也要有钻研精神,比如对《兰亭序》,我是反复研究的.藏在日本的《丧乱帖》在上海展出,我特地到上海去观摩.看,就是学.不仅要临帖,还一定要多看.年轻时我曾将喜欢的法帖张贴在家中门内,进门出门反复看,时间久了,就刻在心里了.”

“苦功是基础,功夫还没练好,就想创新,不符合规律.”冯老说.

诚哉如斯,笨功夫才是学术的“真功夫”.

上文结论,上述文章是适合不知如何写红学和冯其庸和真功夫方面的真功夫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真功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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