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工人、编辑到学者专访著名评论家解玺璋，本文是关于著名方面学术论文怎么写和解玺璋和评论家和学者类本科论文范文.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我们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纪念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从本期起,本刊将连续推出“改革开放40年”系列人物专访,敬请关注.
“改革开放的前提是思想解放,思想观念解放了,对一部作品的看法就不一样.”作为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钟情于文艺评论的解玺璋,说起改革开放40年,他深有感触.
1978年底,他考上了大学
1978年,解玺璋25岁,那时他还在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这一年,他除了工作,基本上都在复习功课、备战高考.最终,如愿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解玺璋说,说起改革开放,第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恢复高考.
“没有恢复高考之前,要想上大学只能靠推荐,当时我所在的北京化工二厂即便被推荐去上大学,学科方向基本上都是化学、化工方面.”解玺璋说,像他这样的工人是排不上队的,一是没人推荐,二是也不是特别想学这个领域的专业.由于一直喜欢文学,解玺璋想学文科,但是没有机会.直到恢复高考,才有了这个机会.
“1977年我先考过一次,但没有考上,直到1978年又考一次,才考上的.”解玺璋说,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无论如何要考上大学.如果1978年还考不上,那么,我会接着考,直到考上为止.总之,就是想离开工厂这个环境.
其实,解玺璋在工厂的时候,学习环境还是比较好的,无论是看书,还是学习都可以.解玺璋说：“但你是个工人,天天看书,别人会认为你不务正业.虽然你喜欢读书,师傅也觉得是个好事,但你所看的书都不是技术书,也不是与工作相关的书,人家会觉得你不安心工作,总会有很多看法.我想改变这种环境、改变命运,但当时没有机会,只有恢复高考才是唯一的机会.”
“我特别想学文史类专业,而不是纯粹的文学专业.”解玺璋说,但是在报志愿前,他们厂的一位师傅说：“你在厂里一直做厂报编辑,有做新闻工作的基础,你读新闻专业不是更好一点吗？”在他的建议下,解玺璋就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日报社.
“其实,我上大学之前已经领了结婚证,但没有对外公开,到大四时才公开的,因为家里给我们办了婚礼.”解玺璋说,“在这之前,第一,没有房子,也没有条件.”上学后,发现班里有很多同学都是结了婚的,甚至还有孩子.他那时虽然结婚证领了,但两人并没有实质性地在一起生活.
“当时领取结婚证的动机就是让妻子安心.”解玺璋说,他和他爱人是同事,两个人在一个班组,从16岁多就在一起工作,对彼此的脾气都很熟悉,最初没有确定恋爱关系,是在他高考之后才确定的.
“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不相信小说中写的浪漫爱情.而且,我自己也不是个会浪漫的人.”解玺璋说,记得上大学的时候,男女同学都特别爱讨论爱情的事,他跟同学谈论自己的观点.他说,不能用小说中的爱情想象生活中的爱情.现实中的爱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他有一个说法,诗人不能找一个诗人人,因为不能在家里天天谈诗,得谈吃喝拉撒睡.他的爱情婚姻观是找一个能够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人,而不是每天跟你谈情说爱的人.
解玺璋也表示,他们这一代人相对比较传统、实在.谈恋爱,主要是为了以后结婚过日子.但他也笑着说,他们班的同学原来在工厂恋爱的后来都吹了,能保留下来的就他俩.
改革开放最大的好处是解放了思想
“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借书没有限制.当时在《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李洪林先生的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特别适合我的想法.我就是什么书都看.”解玺璋说,在厂里的时候,他看一些书就受到批评,说不应该看这样的坏书、有问题的书,认为是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看书没有了限制,只要能找到的,都可以看.那时,基本上想看的书都能买到,买书也是特别疯狂的.
解玺璋上大学时,是带工资上学,而且那时还没成家.他说,那时一月工资四十多元,吃饭只需要十多元,其他的钱基本上都买书了,每月买书、订杂志就要花二三十元.“我们几个同学互相攀比,看谁订的杂志最多.那时我订了很多杂志,像《读书》《文史知识》《文汇月刊》等,都是从创办那一天开始订,这些杂志到现在都是全的,一期不落.”解玺璋说,那时还有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看这些,对他影响很大.
“改革开放最大的好处就是思想观念的解放.”解玺璋说,比如你评论一个作品,思想观念解放了,看法就不一样了,而且在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作品都是带有突破性的,比如意识流.现在大家看意识流觉得无所谓了,但在那个时候,一个作家要用意识流的方式写小说,或者说一个导演要用意识流剪辑片子,那都是不得了的.有些人就会、批评的,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前都认为文学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可是后来慢慢大家接受了新的观点,认为文学艺术是可以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这些就影响到你写评论、写文章.
“其实,我认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提就是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改革开放就是一句空话.”解玺璋说,他记得那个时候看萨特、看尼采,都强调个人的东西.他第一次知道弗洛伊德是因为他的老师.那是他上大学时,有一门选修课,是专门讲心理学的,这个老师讲到了弗洛伊德.而解玺璋最早看弗洛伊德的书则是一本关于爱情的.
提到这事,解玺璋说：“我忘记那个书名了,但书印刷得非常糟.那位老师不是我们学校的,是从外校请来的.他讲课,我们班外面的窗台上都站满了人,外班的人也来听他讲课.可想,那时候的心理学多时髦.”
阅读和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
解玺璋表示,他的生活非常单纯,除了读书、写作,没有别的事.如果今天没看书,就觉得心里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初,全民经商的时候,我被一些朋友鼓动,也想放弃工作,就跟他们去办公司.我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下来了,我就撤了.”解玺璋说,后来,他们把这个公司搞起来了,是做文化的.但他发现,他对那种生活太不适应了.“每天都得出去瞎跑,还不能保证赚钱,没有时间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阅读是我的生活方式,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解玺璋说,他的书包里永远都会放书.走到哪里,都习惯带着一本书读.他出差也是两个地方必去,一个是书店,一个是电影院.
常言道：水养人,书养心.解玺璋更是深有体会.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读书,要读那些可以启发我们心智的书,能使我们心明眼亮的书.不是说我们读了这样的书就一定心智大开、心明眼亮,但我们不能轻易就放弃,用一句“难得糊涂”原谅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还想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以及我们自己负一点责任的话,我们就更不能以“难得糊涂”来原谅自己.写书的人是这样,读书之人也应该这样.
“我的命运比较好,我后来的工作都跟我的爱好特别一致.虽然我读的是新闻系,但其实我更愿意读北大古典文献一类的专业.我愿意在图书馆里自己看书,然后整理点东西,写点东西.我不太适合做记者,后来我做了副刊编辑,我觉得弥补了我原来很多遗憾.”解玺璋说,副刊的工作跟报社的工作还不是特别一样,可以读别人的文章,而且自己还可以写,时间也特别充裕.那会儿版面少,编辑多,工作很轻松.
那时,解玺璋一有时间,就在外面交友.他说,为了组稿、约稿,要跟很多作家、学者交朋友,这样可以丰富自己的阅历.“所以,编辑副刊对我来说,使我沾了很多光,我后来能有点成绩,这是一个好的条件.”解玺璋说,到报社等于是开拓了他的眼界.比如,他接触的电影、戏剧、小说、音乐、美术等,几乎文艺的所有领域他都接触过,而且都写过评论.
“副刊部有个好的条件,就是我可以在自己的副刊上发表文章.”解玺璋说,再加上他的一些同学也都分在一些媒体的副刊,就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利用.那时候就是写些小豆腐块.这么多年过来,他几乎天天都在写,但现在写文史方面的多了.
最好吃的饭是面条
“改革开放后,在物质丰富的同时,食物也丰富了,可以说全中国的饭在北京都能吃到,但从我个人习惯来说,还是喜欢吃面食,一天两餐都行,最好吃的饭是面条.上大学时,我常去学校附近的小店吃炒面、炒饼.到山西实习时,也吃了很多刀削面.”解玺璋说,除此之外,是水饺、包子.
一直以来,解玺璋的生活习惯都很简单.他经常在家一坐就是一天.不上班的时候,早晨起床后就去早市买菜,回家后吃早饭,然后写作,一直写到下午.每天只吃两顿,晚上如果饿了就吃一点水果.拿他的话说,出去买菜,也是一种享受,可以看看街头花样繁多的事物,对人的身心好处多多.
粗茶淡饭,是解玺璋的生活方式.解玺璋说,他喜欢吃生菜,这是他从小养成的口味,很难改变,这可能与他从小在农村生活有关.那时,父母单位没有宿舍,只能在郊区租房,吃的是五谷杂粮、新鲜蔬菜.不过,现在都推崇吃五谷杂粮,正符合了这个养生方式.
以前在工厂上班时,还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当时喝茶的目的不过是解渴、提神.几十年如一日地饮茶,慢慢地由喝花茶改喝绿茶,后来才知道绿茶还有很多保健功能,据说可以抑制心脑血管疾病,有助于利尿,使人体尽快消除疲劳.喝茶是否真有这些功效,他并不深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自己喜欢喝茶,在品茶中体味人生.闲暇之中,取一摞书随便翻阅,享受一杯绿茶中那种淡淡的茶香味.惟有淡泊,才能宁静,人生亦如茶.
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学者
解玺璋年轻的时候有个学者梦想,后来进入报社做了编辑、记者以后,觉得没有这个可能,但是到了快退休的时候,有了更充裕的时间,他就来圆自己的这个梦,开始写《梁启超传》.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写的梁启超,这几十年断断续续也一直没有放弃对梁启超的关注.”解玺璋说,到2008年的时候,他从一线退了下来,时间多了,就有机会来做这件事.
“《梁启超传》的出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本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解玺璋说,中国近代史学界很认可他写的这本书,包括雷颐、马勇等.
接着,解玺璋又写了一本《君主立宪之殇》,也是写梁启超的.他说,以后还要接着写,因为他还有个宏伟目标,就是研究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只是这个题目太大,也许这辈子都做不完,但他仍然想坚持做下去.他决定后半辈子都要坚持研究梁启超,因为梁启超这个人物太值得研究了.
（本刊记者陈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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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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