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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琦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30）
关键词：菲律宾；中等收入陷阱；“杜特尔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856(2017)03-0094-11
收稿日期：2017－04－27
基金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洋经济合作研究”（16D790029）
作者简介：熊琦,女,湖北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在站人员,经济学博士.
摘 要：1982年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很快就深陷瓶颈.导致菲律宾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的原因,可总结为两大点七小点：政治动荡、腐败丛生、灾害频繁、政府负债4个结构性因素,以及营商环境、基建设施和收入分配3个非结构性因素,它们阻碍了菲律宾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更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尽管菲律宾政府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改善国内环境,不少国际机构也对其前景预期乐观,但自身薄弱的产业基础以及被摧残了太多年的国内营商环境,仍然牵制了菲律宾跳出“陷阱”；另一方面,亚投行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为菲律宾提供巨大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的帮助和扶持,为菲律宾冲破“中等收入陷阱”牢笼提供新的机遇.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菲律宾曾是亚洲范围内仅次于日本的最发达经济体.在独立初期,由于接收了美国48年殖民统治的宝贵遗产,教育普及提升了人力素质,政治安定了社会秩序,加上通货膨胀率一直在5%以下,物价稳定失业率低,因此维持了将近20年经济的稳定成长.但是仅仅30年后,菲律宾却一落千丈位列亚洲经济发达国家的倒数.据世界银行统计,菲律宾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82-1991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40%,在东盟10国中仅略高于缅甸,且远远低于同期泰国的8.16%、新加坡的7.39%、印尼的6.48%和马来西亚的6.29%,而菲律宾的人均GDP在这10年内甚至出现了年均-1.25%的负增长,在1984年触及-9.81%的谷底.到20世纪末,菲律宾经济仍不景气,GDP增长率更是在1991年为负值（-0.58%）,其后两年分别只有0.34%和2.12%.21世纪以来,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到5%以上,但金融危机又使其在2009年急速降至1.15%.自1982年迈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后的数10年时间里,“中等收入陷阱”如幽灵一般纠缠着菲律宾,当其国内经济稍有起色又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其无力挣脱出“陷阱”.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菲律宾失去蓬勃发展的经济局面,转而陷进如今让大多数国家一筹莫展的中等收入困境？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当下,菲律宾让经济学家们又开始称道的强劲经济增速是否能让其看到摆脱“陷阱”的希望呢？
（二）国内外对菲律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综述
国内对菲律宾的学术研究本就缺乏,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具体的分析维度上更是寥寥,且多集中在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与拉美地区国家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上.在对中国知网的最近检索中（检索最后日期为2017年1月11日）,以“菲律宾”和“中等收入”为主题的文章只有两篇（黄继炜,2014；姜文辉,2016）.其中,黄继炜（2014）是以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并对中国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其研究方法还涉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与东盟四国的比较,由于涉及的国家偏多,对每一个案例并没能做更为深入的分析.黄继炜认为“产业转型升级”、“建立共享发展的收入分配机制”以及提高“政府执政能力”是帮助国家跨越“陷阱”的关键,［1］这几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与本文的结论相一致.姜文辉（2016）同样也采取了国别的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对东亚成功跨越“陷阱”、东盟四国陷入“陷阱”和中国的国际比较,总结出“加快产业升级、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优化我国外贸结构和加快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是“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至关重要”.［2］
国际上关于菲律宾在该主题上的研究也不多,主要关注的机构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世界银行2015年的工作论文中,Gill等（2015）认为,最初强调物质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索洛增长模型对低收入国家是适用的,但到了21世纪初,由于这些低收入国家慢慢转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工资水平也随之上升,导致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无法与中国相抗衡,阻碍了本国经济的增长.随着中国加入WTO,东亚经济体自1974年以来享受到的在纺织服装业上的保护协定（Multi-Fibre Agreement）也于2005年终止了,此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成衣出口值迅速下降.几乎与此同时,强调外生性因素的Lucas-Romer增长模型开始流行起来,但两种模型的混合对处在“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3］这也给未来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型探索提供了思路.Tran Van Tho（2013）利用对比东盟中等收入国家的现状与韩国的成功经验,尝试总结了东盟中等收入国家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几大因素,关键在于加强研发能力、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并改善行政体系来为私营部门注入更多活力.［4］
因此,无论在国内或是国际水平,对菲律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因后果目前并没有非常集中和具体的分析,不论是鉴于菲律宾与中国复杂的历史关联、特殊的地缘因素以及在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似性,又或是中国“一带一路”大战略沿线国家的涵盖范围,研究菲律宾的具体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菲律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及定义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年之后,世界银行2007年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报告,从历史的角度对东亚国家经济进行了深刻反思,主要包括《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和《危机10年后的状况》,在这两份报告中,“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5］那么,如何定义一个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普遍的做法是在认定一国是否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基础上,根据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来对其进行判断.判断一国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目前国内大多文献都采用人均GDP在3000美元与10000美元之间为准,但事实上各国发展水平各年都有差异,且受不同的因素影响,因此不同年份划分的阈值也不同.按照世界银行2015年的标准,低收入、中等偏低收入、中等偏高收入以及高收入这4个区间的阈值分别为926美元、3965美元和11,536美元（见表1）.从表1可知,中等收入最高与最低的阈值之间相差近10倍,且该群体占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判定标志为：（1）比较早进入中等收入国家；（2）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年份持续时间长.除了经济停滞不前,一般还认为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五大诱因分别为腐败多发、贫富分化、社会动荡、过度城市化和社会公共服务短缺.6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而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则恰恰相反,是陷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例如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亚洲的菲律宾和泰国等.
（二）菲律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
20世纪50年代,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之一,菲律宾很早就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受到美国的积极扶持.经过了10余年的发展,菲律宾人均GDP在1960年达到254美元,比同年的韩国（156美元）要高出许多,且与马来西亚（235美元）不相上下,一度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甚至当时世界银行曾预测,菲律宾具备了经济快速增长必需的基本条件,不多时日便会加入到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行列.1982年,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很快就深陷瓶颈.菲律宾1982年人均GDP
按2010年不变.为741.79美元,直到2006年却仍停留在1,395.21美元,在2010年突破2000美元关口后缓慢增长到2015年达到2,899.38美元,即便按照经济增长势头估计,到202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仍然不超过3000美元.与此同时,2016年菲律宾GDP增长率为6.8%,8虽然相比2015年的5.9%有所增长,但仍未能达到其2015年初设定的7%-8%的增长目标,并且2015年的增长率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值（其2012-2014年GDP增速分别为6.68%、7.06%和6.13%）.9从世界银行发布的公开数据可知,1965-1982年间菲律宾的人均GDP在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之上,而到了1983年,菲律宾人均GDP开始下降且幅度大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使得在之后的33年间一直处于该水平线之下,并且距离越来越大（见图1）.
三、菲律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中国经济学家樊纲（2014）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福利陷阱,是工资、福利的提高快于生产力的提高,进而推论出如果企业能够提高竞争力,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个伪命题,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并不必然会使企业丧失竞争力,企业只需保证生产力的提高不低于工资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即可.那么可以说,生产率低下是导致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为人均GDP水平长期停滞不前,那么具体到菲律宾,阻碍该国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可以总体上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因素,结构性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包括菲律宾的政治体制和制度等；非结构性因素主要指具体到中微观的企业和产业问题.
（一）顶着“”的光环实则政治动荡、腐败丛生的体制
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必须为生产率的提高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首要任务就是要维持政治经济的稳定.然而,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模仿而得到的选举并没有给予菲律宾一个优良的政体.纵观近几十年的历史,菲律宾的政治动荡表现在两个方面：政府不稳和分裂势力林立.20世纪80年代和新世纪伊始的两次“人民力量运动”分别导致马科斯政权和埃斯特拉达政府倒台,而菲律宾军方在关键时刻倒戈是两人的直接推手.军方的介入让两次“人民力量运动”取得成功,但也让菲律宾政府长期生活在兵变的威胁之下.据统计,在阿基诺夫人当政期间,菲律宾爆发了7次兵变.在阿罗约政府时期,兵变更是成为家常便饭,先后被粉碎的大大小小的兵变图谋就超过200次.在地方上,派别众多的地方分裂势力是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几十年来,这个东南亚岛国活跃着多股叛军,其中势力最大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摩伊解”,MILF）经过多年发展,其兵力超过了1万人.虽然菲政府一直对它们“或剿或抚”,但至今也没有解决问题.
2、长期以来,腐败滋生是菲律宾的一大政治毒瘤.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发展比较研究课题组2013年在对菲律宾的调研后总结出经典的4句：菲律宾是美国的小儿子、政治是生意而生意是政治、每一位菲律宾官员都有一把可以打开他的钥匙、菲律宾在救赎它自己.这4句话一方面透露了美国对菲律宾殖民时期给它带来的深刻烙印,另一方面又映射了菲律宾在“”的外衣下真实的家族统治以及腐败的实质.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显示,菲律宾的道德腐败指标在138个经济体中排名102位,2.8分的得分已接近末位水平,并且其比所考察经济体中的其他东盟国家都要更差：泰国97位、缅甸83位、越南64位、老挝54位、文莱34位、马来西亚33位、新加坡第1位.从总体上看,菲律宾社会的腐败现象一定程度上滞缓了其工业化的进程,并增大了其陷在中低等收入国家群体的风险.
3、菲律宾政府对外负债高、对内税收不足,导致其施行财政预算计划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政府的财政状况趋于恶化.2016年,菲律宾的财政赤字继续恶化,达到GDP的2.4%,同比高出166.67%,而1988-2016年间政府财政赤字年均占GDP的2.08%,在2002年达到历史最低水平5.3%.菲律宾政府自1998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严重的赤字状态.
4、地理位置带来的自然灾害使菲律宾成为一个“高危国家”.菲律宾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和台风带的中心位置上,平均每年要遭受大约20次等级不一的台风袭击,而台风导致的泥石流、洪涝等连带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更是惊人.14同时,分布在菲律宾全国的活跃地质断层带使菲律宾时常遭受不同程度的地震灾害,并且分布在菲律宾境内的13个火山正处于活跃期,随时都有可能喷发,这就使得菲律宾常年遭受着台风、地震和火山喷发的威胁.联合国每两年发布的“减少灾害风险评估报告”（GAR）显示,灾害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尤其是一个大问题.
平均而言,菲律宾每年损失近1000人,而台风是最主要的灾害.同时,菲律宾还经常遭受地震和火山爆发的侵害.菲律宾的财政部长Cesar Purisima曾说过,“自然灾害导致的金融冲击阻碍着菲律宾实现经济发展和减少贫穷的目标.”16据世界银行统计,2013年11月袭击菲律宾的有史以来最强的台风之一“海燕”,造成7350名人员死亡或失踪,“海燕”带来的损失达到129亿美元,使得当年的经济增长下降约0.9%,影响持续到第二年并使2014年经济增长下降0.3%,同时导致230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菲律宾本身的地理位置属性让其自身暴露在极大的自然灾害风险之下,而这些灾害对菲律宾的公共基础设施、固定资产和企业生产等都带来严重破坏,这些恰恰又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支柱.
此外,灾害风险与腐败控制二者之间存在一些微妙关系,灾害期间和之后的腐败行径已经得到了详尽的研究.17Leeson & Sobel（2008）对1990-2020年间美国腐败和灾害的调查发现,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和南达科他州与腐败相关的高犯罪率与全美大量的灾害事件和由此产生的相关损失相关联.此外,Lewis（2011）还发现灾害多发地区的腐败行径能够直接导致脆弱性以及资产和人员暴露程度的增加.
(二)急需改善的商业环境和亟待加强的基建阻碍着菲律宾的投资
1、菲律宾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落后,很多指标甚至低于周边其他东盟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2017年菲律宾在所考察的190个经济体中排名99,与2016年相比并无改善.该营商环境的指标中包含10项子指标,其中有6项排名出现了下降,仅*破产效率提高较为明显.自金融危机过后的2010年至今,菲律宾的营商环境（DTF
〖ZW(〗“前沿水平”反映了《营商环境报告》所包含的所有经济体在每个指标方面（自该指标被纳入《营商环境报告》起）表现出的最佳水平.每个经济体与前沿水平的距离以从0到100的数字表示,其中0表示最差表现,100表示前沿水平.表示）大体上有一些改善,但其大多营商子指标的DTF都在所处的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之下.同时在东盟十国中也处于较低水平（图2）.例如开办企业、*施工许可证和执行合同只是略高于印尼的水平,保护少数投资者只是略高于老挝水平.
2、菲律宾基础设施落后、企业竞争力弱,无法吸引足够的外商来本国投资.菲律宾海陆空基础设施都较为薄弱,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阻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显示,菲律宾的基础设施建设在138个经济体中排名95位,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排名90位、电力和通讯基础设施排名95位.与相邻的其他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相比,新加坡的世界排名为第2位、马来西亚第24位、泰国第49位、印尼第60位、文莱第78位、越南第79位.
3、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菲律宾的贫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从世界银行的数据可知,1985年菲律宾的基尼系数为0.4104,且自此以后其值都在0.4以上,2012年达到0.4304.21巨大的贫富悬殊给菲律宾政局动荡埋下了经济隐患,也导致了腐败的恶性循环,它与使得菲律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互为因果,并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放大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三）服务业带动、工业为辅而农业疲软的经济结构形成了薄弱的产业基础
1、过早的去工业化使菲律宾制造业缺乏主导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长期偏低,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工业部门的就业、收入和产量的乘数效应比农业和服务业更大,其发展不仅能促进农业部门的升级及多元化发展,还能刺激对高附加值服务的需求,完整的工业化是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然而,从20世纪80年始,菲律宾的工业就开始呈现疲软态势：1983年出现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得菲律宾制造业产量和劳动力参与率都出现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菲律宾的工业部门效率低下并且具有寡头垄断的特征,菲律宾制造业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外商直接投资和缺乏从农业到制造业的结构转型这两点.2015年,菲律宾服务业、工业和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7%、33%和10%,相较2000年,农业占比显著下降（28.57%）、工业略有下降（2.94%）,只有服务业占比有所提高（9.62%）；22就业方面,20世纪80年代之后,服务业部门就业比重一直稳步攀升,而工业部门从1981年开始下降,到1988年才出现小幅反弹,此后就业人数比重一直在15%左右徘徊,农业部门就业从最初占总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下降至2015年的不到30%,并且总体下降趋势明显,到2015年服务业、工业和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比重分别为54.65%、16.20%和29.15%.23
2、服务业早已超过工业成为带动经济的主要引擎,但服务业主要以服务外包和劳务输出为主,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小.菲律宾已成为全球呼叫中心之都和外包首选地,242015年菲律宾国内上千家BPO公司产值达220亿美元,同比增长16.4%,共吸收就业120万人,预计2016年产值将达到510亿美元；到2016年,菲律宾的信息技术业务流程外包产业预计收入将达到250亿美元,从业人员将达到130万人.25在Tholons2014年公布的全球服务外包目的城市百名榜单中,马尼拉取代印度孟买成为全球第二重要的业务流程外包地.26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软件机器人（software robots）将以更低廉的成本和更高效的运作方式来处理远程商业服务的工作,这也将最终导致一部分基础工作岗位的消失.27因此,在长远的将来,单靠业务流程外包这种简单的服务业来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方式充满挑战性.
同时,菲律宾的海外劳工（OFWs）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根据菲律宾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5年4月-9月菲律宾海外劳工总计240万,其中海外合同工（OCWs）占比97.1%,他们汇回国内的款额同期约为1803亿比索（约36.4亿美元）,成为菲律宾经济的重要支撑,28预计2016年汇款额将至少增长3%,到2022年将达到667亿美元.29被称为“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的菲佣是大家较为熟悉的一个群体,这部分就业人口拉动了菲律宾国内消费增长,但是对提升整体就业没有太大作用,势必对国内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影响.
此外,旅游业也是菲律宾的支柱产业,近年增长势头迅猛,仅是2017年1月单月的入境游客就达到了631,639人次,同比增长16.48%,甚至超过了该国曾经单月600,000人次的纪录.302015年,旅游收入达到64.18亿美元,同比增长5.93%,占GDP的2.41%,31入境旅游支出（inbound touri expenditure）同比增长10.7%,占总出口的8.2%；32吸收就业500万,同比增长3.4%,占总就业人口的12.7%.33但2015年印尼接待的外国游客近1000万人次、泰国2600万人次、马来西亚达2700万人次,可见菲律宾与东盟三大邻国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3、粮食生产取得较大成就,但每年仍需要大量进口大米解决国内需求.2016年,菲律宾每公顷产稻量达到3.80公吨（metric tons）,同比增长0.28%,每公顷产玉米量达到2.77公吨,同比增长幅度较水稻更大（1.63%）,但受干旱和台风等因素影响,全年来看总产量同比分别减少2.88%和3.99%.352017年3月,菲律宾总大米库存量为218万公吨,环比减少5.23%,同比减少18.62%,36菲律宾大米的自给自足率在2013年达到96.81%后,连续两年持续降低至2015年的88.93%.372015年农产品出口收入减少21.57%,主要出口农产品为椰子油和新鲜香蕉；同年农产品进口开支增长13.86%,主要进口农产品为大麦,使得菲律宾农产品出口持续赤字.2015年菲律宾在农业部门的支出达到了1,144.6亿比索（约23.11亿美元）,同比增长31.86%,占国家支出总额的4.39%,农业贷款增长至8,325.9亿比索（约168.10亿美元）,其中32%用于农作物生产方面,成为菲律宾政府的一大负担.
四、菲律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展望
近年来,菲律宾经济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为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阿基诺三世（Benigno Simeon Cojuangco Aquino III）2010年上台以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2010-2016年,菲律宾GDP年增长率分别为7.63%、3.66%、6.68%、7.06%、6.13%、5.81%和6.8%,7年平均增速水平在东盟十国中位列中上游水平；392014年,该国财政收入为1.91万亿比索,财政赤字同比减少55.45%；402010-2015年,菲律宾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占GDP的比值从1.8%升至4.3%；412016年菲律宾的通货膨胀率相比2015年的1.4%虽然略有上升,但仍保持在2%水平之下（1.8%）；42菲律宾的失业率降到了近30年来的最低点,从1987年的9.1%降至2016年的6.6%,1987-2016年失业率平均为8.45%；432016年9月外汇储备达858.9亿美元,创造了历史记录,该储备是短期外债的6倍,可支付近10个月的货物和贸易进口；在腐败控制方面,阿基诺三世开展的大规模运动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在国家势力和解方面,阿基诺三世重启与“摩伊解”的和谈并取得阶段性成果.45此外,亚洲开发银行对菲律宾2016年和2017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6.4%和6.2%,高于其对亚洲发展中地区（指的是亚洲开发银行的45位成员）总体经济增长预期（5.7%）和东南亚地区的增长预期（分别为4.5%和4.6%）.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菲律宾经济的强劲增长是否能让其看到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希望呢？
（一）营商环境、贫富分化和农业发展仍然是跳脱“陷阱”的三大难题
在东盟国家,菲律宾的营商环境相对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不论是营商总体环境还是营商便利度的子项目,菲律宾的排名均靠后,菲律宾的税率在东盟六国中也是最高的（42.5%）.当然,营商便利度并不能完全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挂钩,公共基础设施的质量、政权稳定和政策持续性也都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样重要,但是在这几个方面菲律宾远落后于其东盟邻国.尽管近年来菲律宾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不断加大,但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仍有许多基础设施项目远远不能达到2016年的预期目标.47
尽管菲律宾在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2015年上半年贫困率（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和生存率（即人均收入在食物阈值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26.3%和12.1%,与2012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5.73%和9.70%,48但是,菲律宾的基尼系数长期以来一直高企,从1985年的0.41增加到2000年的0.462,2013年为0.43.49菲律宾的贫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将阻碍经济发展,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此外,虽然菲律宾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运动,但自2010年开始进展缓慢且收效甚微.
此外,据菲律宾贸工部预测,一旦菲律宾新政府实施新创造的全面的国家产业战略（CNIS）,那么国家GDP在接下来的6年内将达到7%-9%的年均增长,但前提条件是农业部门增长率能达到3%,且服务业需要多样化发展而不能大量依靠业务外包（BPO）,然而贸工部同时指出提高农业的增长率对菲律宾而言是很大的挑战.50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2016年世界粮食日上指出,基于菲律宾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农业部门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若不积极提早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气候风险,那么到2030年将会有上百万的菲律宾人民遭受饥饿和贫困.51总之,虽然近年来菲律宾经济强劲增长,但菲律宾的产业基础薄弱,营商环境欠佳,基础设施落后,贫富差距悬殊,贪污腐败严重等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且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
（二）“杜特尔特经济学”将开启菲律宾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为了加强菲律宾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菲政府公布了相应的经费支持计划.菲总统杜特尔特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主张,被称为“杜特尔特经济学”.杜特尔特政府推出的“10点社会经济议程”,旨在减少贫困率,并促使菲律宾到2022年跻身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具体来说,将贫困率从2015年的21.6%减少至2022年的15%；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开启菲律宾“基础设施的黄金时代”,基建计划总投资达1680亿美元,涉及2017-2024年间在道路、桥梁和地铁等领域的5000个项目,如巨型马尼拉地铁、棉兰老岛铁路、跨海大桥和供水项目等.相关数据显示,杜特尔特政府第一年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将占GDP的5.4%,该比例是自马科斯时代3.2%水平以来的最高值.
（三）围绕中国“一带一路”的合作将成为菲律宾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2016年10月,杜特尔特总统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全面发展中菲关系、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的篇章.当前中菲两国关系在持续转暖,2017年5月杜特尔特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菲关系正式迈入合作共赢时代.菲律宾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是菲律宾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一是日本）,其中菲自中国进口149.87亿美元,占菲律宾总进口的18.47%,菲向中国出口61.88亿美元,占菲律宾总出口的11.00%.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是长期制约菲律宾发展的瓶颈,为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的顺利进行,海外投资对菲律宾而言至关重要.菲律宾参议院已于2016年12月5日正式通过决议,批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决议认为,亚投行能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有利于推动亚洲经济持续增长.54同时,菲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比例将进一步提升,杜特尔特正在寻求中国数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其调整对华政策的一部分,菲律宾可以通过亚投行助力国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荣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制造业等领域具备优势,菲律宾可以从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受益.
除了贸易和基建方面,其他中菲合作措施如重启中断了6年的中菲经贸联委会机制,提出共建工业园区,在农业和旅游业等领域破除藩篱等,都是未来菲律宾冲破“陷阱”的助力军.农业方面,2016年下半年中国宣布解除菲律宾香蕉、菠萝等农林水产品的进口禁令,这对世界第二大香蕉出产国的菲律宾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同时中国还决定对菲律宾开放芒果、椰子市场,56菲律宾农业在其经济中占比高达1/10,中国此举极大提振了菲律宾的农业发展.旅游业方面,在杜特尔特上台后,中国游客和商务任务赴菲签证暴增200%,57菲律宾的旅游业重新振作起来.作为2017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在中菲两国关系实现转圜之际,围绕“一带一路”的合作将为菲律宾提供新的机遇,助力菲律宾早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结语
作为东盟重要成员国之一的菲律宾,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较快发展以及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经济开始走弱,并于1982年正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自此便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难题.大体上看,帮助国家脱离“陷阱”的因素有很多,如产业转型升级、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加强研发能力和提升人力素质等,但不同国家也有其特殊性.使得菲律宾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不仅在于政体腐败、自然灾害频繁等结构性因素,基建严重缺乏、产业发展不均且附加值低等非结构性因素也是重要原因.未来菲律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基础设施不足、营商环境亟待改善、贫富分化难以解决以及农产品产值与贸易等问题仍然是棘手的难题.但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的上台,不仅在大力支持基建和减少贫困等重大领域发布了一系列计划,而且积极争取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对菲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中菲未来还将在旅游业、劳务市场和农产品贸易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这也恰恰是菲律宾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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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怎么做 郑灵燕【摘 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在逼近中……收入临界点 怎样跨越中……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要解决中……收入陷阱,必须要解决劳动力问题,资源共享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中国才能持续稳定发展 【关键词.
2、 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再考察 黄晶,魏熙晔（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23）摘要通过估计非线性产出动态方程,研究发现中国跨越中……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 渐进式改革以及早期经济积贫积弱条件下资本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对经.
3、 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例分析 摘要“中……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的状态 文章主要通过研究韩国在进入中……收入国家后,从原来依靠资本.
4、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探析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5、 宋代文化繁荣原因探析 ■张皓然天津英华国际学校摘要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印刷术的普及为知识的传播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商业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统治者的“崇文”.
6、 《道德经》英译文本多样化原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H315 9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6871j cnki kjwha 2018 10 077摘要道德经是我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代表了东方文化的主流 不同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下,译者创作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