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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保护科技人员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怎么激励他们创业和创新的,怎样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是中关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关村的发展历程说明,只要充分利用好要素资源,能够创造一个好的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中关村就会发展得快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很多人问我,在中关村的发展中,四通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开创了很多第一,特别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在当时的年代,四通是怎么做出那么多“第一”的？这其中有什么背景和故事？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和大家分享一下.
创新是被逼出来的
其实很多事情和大家的想象不一样,我们不是自己主动创新创造的,而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当时四通的体制本身与社会管理体制完全不相容.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要害就是把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分开,然后把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完全放给个体承包的农户,很有成效,所以总书记就号召：“包”字进城.“包”字进城,这句话很直白、很简单,但它却有极深刻的经济学内涵：既把企业、个人创造财富的责任完全交给了承包者个人,当然收益也归其所有,也就是说政府要为每个社会成员创造发财的机会、创造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机会.
这种包产到户的风刮到城里以后,就出现了一些类似的工业组织,最早像华夏硅谷、京海、科海等等,他们实际上是国有民营的,就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收益权分开的企业形态.
四通就比较特殊,四通当时叫做“民有、民办、民享”,最早我们是这么提的.“民有”是我们自有的,不是国有的,四通没有政府、国企一分钱的投入；“民营”是我们自主经营的；“民享”是最后收益也是我们自己的.
这种体制,和当时全中国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在资源配置和市场许可方面都没有任何机会,所以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努力.
在计划体制的冰天雪地里,去找一些有空隙的地方,在国有产权一统天下的大宏观环境下,找到一些体制不管,方便我们去发展、去努力的地方.
我们这些人出身背景都是技术人员,所以我们就比较倾向于高科技领域,当时计算机刚刚兴起,以“第三次浪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形成,但这个领域的管理还没有形成.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领域突破.
四通最早做的是打印机的中文化,外国出了很多打印机,计算机要打印文字出来,但是打不出中文,我们就利用我们的资源优势,把很多这方面的优秀人才聚集起来,编写出一个能在打印机上打印中文的软件,然后在全中国卖能打中文的打印机,就这样掘到了我们的第一桶金.
所以说,是因为这种企业本身的制度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冲突,使得我们这些人不断地去寻找一些突破,来求得公司的发展.四通的很多个第一的产生,根本原因在这.
“四自原则”的提出
四通给所有的民营企业立了一个标杆,在体制上突破了许多束缚,当时的许多口号,比如“四自原则”,都是四通最早提出来的,有人问我当时是怎么想出这些口号的呢？
其实,“四自原则”也不是我们四通这些创业者凭空创造的,是当时在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同志启发下逐步形成的.
中关村在四通之前已经有了华夏硅谷、京海、科海、信通,但他们都是大院大所投资的,或者是大院大所和海淀区政府合资的.
所以贾春旺同志就提出,能不能动员一些知识分子,辞去公职,不端铁饭碗,只端泥饭碗,看这种模型能不能发展.所以就动员了四通的创业者们依照新模型来创办企业.
四通和当时所有的公司都不一样,我们来四通都是辞去公职的,贾春旺同志还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
有些员要辞职,要到四通,单位就说,你要辞职我就开除你党籍.贾春旺同志讲,如果因为参加四通被开除党籍,到四通以后重新发展入党,党龄连续计算.后来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党章里也没有这一条啊,他当时说,反正我是区委书记,我就这么定了.
因为这种特殊的背景,四通没有铁饭碗,我们的公司垮了,是没有人发工资的,我们所有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要靠自己的双手.这就迫使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努力,这就是我们比中关村其他公司都拼命的原因,因为完全是自己的,我们是自由组合的.因为你如果不自由组合,人家不愿意来啊,我们是没有工资保证的公司,资金当时也是自筹的,没有政府给投资.政府也不给我们许可证,也不给我们特许经营权利,这就是当时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的“自由组合、自筹基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四自原则的形成过程.
四通不仅在制度上创新,也在技术上创新.计算机技术的引入,也是从四通打字机开始的.四通打字机的想法是日本三井物产给我们提议的,他说在信息化时代到来的时候,在联合国总部,要找中国代表团很容易,为什么？因为打字时噼里啪啦拼命响的就是中国代表团,别的国家都用电子打印了,唯独我们还用老式打字机打印,所以你们应该搞中文电子打字机,中英文打字机.
在我们开始之前,全世界已经有几个国家在做这事了,一个是意大利,他们已经在研究中英文打字机；一个是日本的理光集团,也在搞中英文电子打字机的研究；还有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有一个大企业家因为跟中国非常友好,也在做中英文打字机.
所以我们也是受国外先进技术的先导者的影响,开始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们比他们都有优势,所以我们做得比较成功.
开股份制改革先河
现在很多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对四通都有感情的.或许他们已经忘了当时四通是做什么的了,但对于当时的口号都一定记忆犹新.四通的成功,除了所有制,还有个人的解放.
在各种生产要素里边,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是人,四通这种体制容易激励人的创新、创业热情.
之前,我们所在的科学院,国家机关是有人安排你的工作,有人保证你的生活的.来到四通之后,没有人安排你的工作,也没有人保障你的生活.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劳动去创造财富,去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甚至去解决自己的事业发展,自己的理想追求.所以,公司对员工提出：你有多大本事,能翻多大筋斗,公司就给你铺多大垫子.
这样,公司的员工创新、创业的热情被充分激发了,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干部、员工都主动积极地找市场、找技术、找发展的机会.
在解放人的过程中,我们也认真地研究了人的创造精神,人的工作热情的最大的驱动力是什么？最大驱动力实际上是所有权的激励.所以我们很早提出了股份化.
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因为特殊的体制,以及我们这种体制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管理系统的矛盾和冲突,迫使我们不断地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积极主动地找机会、找市场,想着怎么和国际接轨,同时要不断激励职工,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激发他们的工作干劲.我们不断琢磨这些东西,就产生了所说的很多个第一.
提出二次创业
后来我们为什么提二次创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越来越大,我们对国外的技术,对国外的企业、对现代经济越来越了解.
当时,我们在讨论什么叫国际化,我说把臭豆腐卖到全世界,这不叫国际化,像王致和臭豆腐都已经卖到全世界了,把海天酱油卖到全世界也不算国际化.国际化是什么？是要在国际范围内,有能力组织资源、组织资金、组织技术、组织人才、组织市场、组织各种合作伙伴,这才叫国际化.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前后办了18家中外合资企业,我们的合作外方都是世界500强,没有一家例外,日本的三井、三菱、富士通、松下,欧姆龙,美国的微软、康柏、NCR、TRW等等.我们意识到,一个企业要发展,必须形成在全球组织资源的能力,但是当时我们能力有限,所以我们就与巨人同行.
到后来,我们觉得,光做贸易跟外国人合作,光把外国产品拿进来卖,不是长久之计.这样的企业是建在沙滩上,必须做产业化,所以就逐渐形成了四化.第一,要激励员工的创造热情和工作,要股份化；第二要大船结构,搞集中经营集团化；第三要产业化,第四要国际化.
所以,我们二次创业搞四化,就是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就是看到我们自身的弱点.提出四化战略的过程,没那么复杂和神秘,都是被逼出来的.
创新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
四通的创新突破也经历了很多困难,无论是从技术、人员、制度各方面,都遇到很多困难,这个过程中不得不说,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给了四通给了中关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如果没有方毅、李锡铭、宋健、贾春旺、张福森、胡昭广、沈仁道这些领导同志在关键时刻的支持和帮助,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四通,也没有今天的中关村.
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改革意识,也有非常勇敢的责任担当.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支持四通是冒风险的.
1984年,我们刚成立,中关村就有十几个教授给党写信告状,说四通等企业倒卖科学院的物资,倒卖外汇.1884年底,就有了工作组检查四通,当时李锡铭同志挺身而出说,他们刚办,让他们试试看吧,就这样才把中关村保下来了.
李岚清同志当时说：中关村是综合改革试验区,说你们想要什么政策都给.总书记也非常重视中关村,每年都来.当时贾庆林同志请纳斯塔克总裁吃饭,问他：硅谷是怎么成功的？他说：“没有纳斯达克就没有硅谷,我们只要够标准立刻去上市,不要营业额,不要利润,然后就有大的资金支持.”
贾庆林提议和纳斯达克合作,搞一个中关村的纳斯达克.我说：“贾书记,金融政策咱们北京市定不下来,是定的政策.”
他生气了,一拍桌子说：“要政策是我的事,你去策划去,跟他再搞合作.”我们搞了个中关村技术交易平台.
台湾新竹学习硅谷很成功,但开始时那里也没有VC、没有纳斯达克那样的交易平台.后来,在交通银行下面专门成立一个交通银行开发部,这开发部的管理体制和银行不一样,由他们来作为一个政府鼓励的VC,来吸引美国投资基金进来,并成立了OTC交易平台,新竹就发展了.
仿照纳斯达克成立了“中关村技术交易”公司后,我还去请了当年新竹交通银行开发部第一任总经理来任职.但后来组织部干部说,老段是民营企业,来管理这公司等于黄鼠狼看鸡窝.这样,这家公司的管理就交给组织部门信任的干部了.整个过程受到体制的限制,很多构想都无法实施.
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创办青年创业投资基金,科大讯飞就是我们第一个投的,联想跟着进去投的.可是我一走,立刻平价就卖掉.
科技创新应得到资本的支持
科技创新与金融应该是紧密结合的,没有资金的支持也没法儿创新.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了解了硅谷的情况、了解了新竹的情况以后,我们觉得科技创新最后要到产业化、规模化,最关键的是资本的支持、金融的支持,所以必须和资本市场结合.
第一,四通最早决定上市,在1992年就开始策划,谋划打通和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打通这个通道之后,可以融一笔钱,但更主要的是,按照条例,上市公司管理必须严谨、规范,这对企业的发展壮大更有意义.1993年,我们成功上市.
第二个,就是内部的激励问题,要不断地推进股份制.经济学研究证明对人类的创造力,拼命精神的激励,最根本的问题是产权；在产权没明晰之前,可以把收益权明细.所以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收益权的私有化改造.
但是,这样依然不够彻底,所以还得进行产权明晰.1998年,我们得到朱镕基总理的批准,搞了中国第一例民营企业MBO,当时的方案不理想,因为国务院的规定是全员持股,可如果全员持股,人家只有1%、2%的股,跟没有差不多.但按照当时的现行政策,只能这样做.
后来我们内部搞了一个流通制度,通过内部流通的方式,让股权相对集中,就真正完成整个股权的私有制改造.四通的许多创新要结合国内的政策才能在有创新的同时,有了可操作性.
发展快主要是政策环境好
中关村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不管分多少个阶段,我觉得,发展快的时候都是政策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发展慢的时候,都是创新环境建设不够的时候.
发展快的阶段,主要政策环境好,当地的区委、区政府的领导、管委会的领导,不断为我们争取创造,让我们有一个有良好营商氛围的小环境,允许我们实验.其次,是领导帮我们去公关,什么政策不合适,应该怎么去改,帮助我们和主管的政府部门去沟通、去努力.
相比起来,那些帮助做产业规划、招商引资,要点地、要点什么优惠,都不是太重要了.
怎么保护科技人员的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怎么激励他们创业和创新的,怎样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是中关村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中国的要素资源都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比较支持,创业环境就会比较好,中关村就会发展的快.
现在已经到了大数据时代、共享经济时代,中关村应该高度重视.大数据时代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管理模型都提出了挑战.我觉得相关部门应该认真研究,在这个时代,创造什么的政策环境,提供什么样的行政资源支持,才能让大数据时代来临的时候,让一些公司脱颖而出.
现在想的不应该是今年明年的事,应该想五年以后是什么样的,然后去培养这样的企业,在这方面着力,才能走在前头.
在大数据技术的有力推动下,在共享经济业态正在蓄势待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迅猛发展的新时期,希望中关村,希望年轻的中关村人,继续发扬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开风气之先的引领作用.实现伟大祖国2035年的宏伟目标,再创辉煌.
（责任编辑庄双博）
作者系四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结束语:此文是关于不好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中关村和环境和创新相关不好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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