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人口流动视域下的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建构以广西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为例，该文是两岸论文参考文献范文跟人口流动视域和协同和同心方面论文范文资料.
莫光辉ａ,于泽堃ａ,祝 慧ｂ
（广西大学ａ公共管理学院；ｂ体育学院,南宁５３０００４）
摘 要：乡村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体系逐渐被解构,大量的农民纷纷从乡村涌入城市.由于众多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抽离了乡村建设的核心力量,农村“空心化”现象日趋突出,乡村建设陷入了疲软乏力的治理困境.本文以广西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为例,从人口流动的分析维度审视乡村治理的有关问题,探索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建构路径,以期在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上有所突破.
关键词：人口流动；农村“空心化”；“同心共建”工程；乡村协同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７４０８（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７０－０４
一、引言
乡村治理模式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界所关注的重点之一,乡村治理的发展与变迁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自上世纪３０年始,我国社会学家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探索乡村改革的方案,这些知识分子通过乡村实验以及实地调查等方式搜集整合了大量关于乡村治理的社会调查资料,为以后的乡村治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关于社会治理的著述陆续出版,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杨开道的《中国乡约制度》等.其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从理论上阐释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对比了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差序格局”的提出有利于深入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机制与运行模式.［１］直至今日,“差序格局”理论不仅对中国的乡村治理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被国际社会学界所普遍接受.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乡村社会也发生了一系列剧变,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已不能适应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的背景下乡村治理受到社会学界的关注.
徐勇在１９９８年承担国际合作项目《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研究》与湖北省委专项基金项目《湖北农村村级治理》,出版专著《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及《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更是通过纪实调查的方式描述了当下乡村社会的治理现状.而自陆学艺主持的国家重大社科基金《中国国情丛书———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出版以来,诸多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出版了《嬗变中的古村镇：湖北省应城市巡检村调查》《屯侨村蒜岭的变迁》《城市化进程中的石牌村》等多本学术专著,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我国乡村研究的新发展.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有学者认为,建国后的乡村治理主要经历了建国初期阶段、人民公社阶段和改革开放后阶段三个阶段,其划分逻辑在于治理主体的不同,从最初的合作互助性质的农业合作社逐步发展为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再到后来的村民自治,其关注点在于治理主体对于治理模式建构的影响.［２］但何朝银认为因人口流动而引发的乡村阶级分化才是影响乡村治理变迁的重要因素.［３］吴妤与梅伟伟则从协同学的角度分析总结出乡村治理有政府全能、“乡政村治”和多中心治理三种治理模式,认为乡村治理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参与协调一致的过程.［４］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尝试了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乡村治理的有关问题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从总体上看,现阶段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也存在着不足,具体表现为：一是乡村治理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乡村组织结构来阐释乡村治理模式在结构层次上出现的缺陷,但对于引起治理困境的内在逻辑却缺乏更为深入的解析.二是研究者往往更为重视对固定的社会关系的阐述,却缺乏对动态的社会互动与影响乡村治理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关注.与此同时,在乡村治理的研究方法上,如何在完全资料的堆积与实地调查的研究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在面对村落的个案分析时,如何避免囿于个案的特殊性而失去普遍的解释力,把具体的乡村治理研究上升到对整体乡村社会的认识,从而在“地方性知识”和“整体社会知识”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建立起具有广泛解释能力的分析框架,是今后乡村治理研究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从人口流动的分析维度审视乡村治理的有关问题,其价值在于不仅丰富了乡村治理理论研究,更为推动乡村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面对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面对农村剩余人口流动、农村土地流转、农村“空心化”等现实,深入探讨乡村社会与现代化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治理路径显得很有必要,将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提供必要的经验启示和思考方向.本文基于以往关于乡村建设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成果,以广西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为例,从人口流动的视域,从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和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动关系出发,探讨乡村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思路.与以往不同的是,文中在理顺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同时,重点分析人口流动对乡村治理模式的动态影响和治理困境,深入探索农村“空心化”发展趋势下的乡村治理内在逻辑,梳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并阐述乡村协同治理的突破可能.
二、“同心共建”：农村“空心化”治理模式的可能突破———以广西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为例
１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简况.“同心共建”工程是统战部及各党派以“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为宗旨,齐心协力帮助解决边远山区、贫穷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及民族民生等突出问题的一项工程.两岸村同心品牌示范点位于广西宾阳县两岸村,该村是我国著名的无党派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的故乡.２０１１年以来,按照统战部打造“同心品牌”的总体部署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关于开展“思想上要同心同德,目标上要同心同向,行动上要同心同行”的“同心”工程建设的工作指示,宾阳县把两岸村作为“同心品牌”的示范点.在两岸村“同心品牌”示范点的建设过程中,宾阳县以“同心”思想为引领,以把两岸村建设成同心统战文化基地为目标,以名人名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程思远故居及陈列馆为载体,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推动两岸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力图把两岸村建成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群众文化生活丰富、民族团结、精神文明进步的“同心新村”,打造成富有广西特色的“同心”品牌工程,实现参政党与执政党同心、统一战线各界人士与党同心、人民群众与党同心的“同心”目标.宾阳县以实施两岸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整合县内１９家部门和单位资源,将两岸村“同心”基地建设活动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开展“同心”共建工程建设.由各部门分别负责实施的两岸村“同心”项目及新农村基础设施２１个分项工程计划投资１３０４７８万元,计划逐步完成程思远故居后山项目用地清理及围墙回廊建设,并配套建成故居游务中心、生态停车场,思远育才学校围墙改造、两岸村绿化工程、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房屋外立面改造、道路修缮及村屯级公路硬化、廉政文化长廊、党建示范点、精神文明示范点等项目,一些后续工程则纳入了宾阳县两岸村特色名村项目建设规划逐年实施.通过部门联动,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两岸村村民公共基础设施得到了健全完善,大大推动了两岸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
２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运行模式.两岸村目前全村人口５２０人,耕地面积５４０亩,其中水田３２０亩,旱地２２０亩,村民收入主要依靠种植稻米、甘蔗或有机青菜、水果玉米等农作物以及外出务工.虽然随着种植技术的提高与品种的改良,农田的单位产值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因人均耕地仅一亩多,单位产值的增加难以在总收入上体现出来,所以村民增加收入的方式主要是依靠进城务工.而在村民进城务工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就业成本与风险成本,从目前情况看,虽然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大都能负担自身基本生活费用,但农民工仍然是风险承受能力很低的弱势群体.［５］所以两岸村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青壮劳动力流向城市、乡村精英的流失等问题.
为了突破“空心化”引发的发展困境,政府首先是通过“助推发展,智力支持”工程形成了以政府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集体参与的工作构架,由政府协调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住建部、农业部等部门与单位,深入挖掘对口的社会资源.同时,在县级政府层面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研究制定帮扶实施的计划方案,以期达到工作高效推进的目的.其次,开展“改善民生、生态建设”工程,推动两岸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两岸村村民的生活环境.在“改善民生、生态建设”工程的推动下,两岸村已建成篮球场、文艺舞台、公共服务中心、图书室和休闲广场,同时,两岸村还以开展“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为契机,开展村容村貌建设,并以“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为抓手,采用黑板报、标语、宣传窗的形式在群众中大力开展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宣传,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村民们互相监督,促进村民逐渐养成文明、卫生的生活习惯,提高村民的思想素质.最后,在“示范带动”工程的推动下,大力发挥同心品牌的辐射作用.通过建设程思远故居作为宾阳县、南宁市、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发挥两岸村“同心共建”示范点的同心品牌辐射作用,利用电视电台、报刊、网络等现代媒体开展“示范带动”工程,对“同心”文化开展深入宣传,全方位宣传“同心”品牌.
以“空心村整治—中心村建设”为切入点,通过深化政府管制和深化制度改革,着力推进农村地域系统的空间重构、组织重建和产业重塑.［６］“同心共建”工程在建设两岸村的过程中注重协调各方资源,以共同参与为基础,通过推动两岸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以达到改善两岸村治理困境的目的.在推动乡村规划空间重构的同时还推进了乡村组织体系的完善.“空心化”引起的治理困境本质上是原有乡村结构的崩溃,在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背景下,城乡间的人口流动更是一个乡村精英不断流失的过程,使得乡村治理陷入了一个人口流失与治理无力的恶性循环之中.构建“中心村”不仅要在空间上进行规划重塑,更要在运行机制上构建“中心关系”.创建“同心共建”两岸村示范点的建设,是由政府主导建设工作,两岸村村民作为参与的主体,协调全社会的优势资源实现多方协调共建的一种新型模式.政府引入项目,一方面从改善基层组织情况入手,针对基层村民自治制度的情况提供相应的指导,完善乡村治理的组织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持,吸引资金、技术、人才流向乡村,在完善乡村产业体系的同时,带动乡村的整体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在实现乡村协同治理与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
３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的治理成效.经过四年多的努力,两岸村“同心村”示范点建设实现了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群众文化丰富、民族团结进步的目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一是党委政府赢得民心,干群关系不断改善.当地群众积极参与、主动配合,创建过程中群众自发集资１０万元,投工投劳８１００多人次；二是广大群众得到实惠,品牌建设深受欢迎.两岸村“同心共建”示范点的良好示范效果掀起了“同心”品牌建设热潮,先后涌现出同心·民俗文化村、同心·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同心·炮龙文化交流队和致富感恩·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等同心品牌典型；三是统战成员深受影响.自２０１１年以来,带动宾阳县各界为抗震救灾、新农村建设、爱心助学、清洁乡村活动等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近千万元,参与服务社会热情不断提高,统战工作成效显著；四是社会影响不断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两岸村“同心村”示范点自创建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程思远故居先后被认定为宾阳县、南宁市、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待国内无党派人士、党派人士等游客、嘉宾近１５万人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同心村”的积极影响越来越大,为开展统战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两岸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产业体系初步建立,对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两岸村的产业发展现状主要以农业为主,而促进农业现代化需要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编制乡村建设规划,统筹乡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７］“同心共建”工程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涵盖甚广,其中既包括程思远故居、程思远陈列馆以及后山公园等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也有村屯道路硬化、旧屋改造、学校和村社活动中心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不仅对于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也为深化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在两岸村被选为“同心共建”项目实施点之前,乡村产业是水稻种植以及少量用于满村需要的加工业,村民种植收入不高,难以改善生活水平.自实施“同心共建”工程之后,根据宾阳县农业局的科学指导,发展水果玉米与有机青菜等价值更高的作物种植.除此之外,两岸村也注重发掘“同心”品牌价值,依托“同心”品牌积极吸引投资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促进乡村产业体系进一步升级.两岸村的“同心”建设经验为如何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解决当下乡村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两岸村的“同心共建”经验对于建构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落实“同心共建”工程的各项工作中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村民为主体,强调社会参与的工作构架.在坚持村民自治的前提下积极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在依托社会资源进行乡村建设的同时注重重塑村民的参与观念,逐步建构乡村治理的基础框架.“同心共建”工程对于乡村治理的关键影响在于构筑政府、乡村与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机制,促进乡村与政府之间的纵向沟通和乡村与社会之间的横向沟通,以此促进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同心共建”工程通过政府帮扶与社会支持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之间的人口单向流动,以发展基建与引资入村为载体,推动人才回流,打破了因人才不足与乡村治理无力而引发的恶性循环.
三、“同心共建”：农村“空心化”有效治理的可行路径
１协同治理模式是解决农村“空心化”快速变迁的有效途径.农村“空心化”原是由农户建房意愿增强和建房力提升双重驱使下的建房需求增长与相应监管调控政策的缺位共同作用下的不合理农户建房行为所导致村庄内部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一种过程和表征.［８］所以,针对空心村的治理更多的是从乡村空间规划出发,通过制定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以限制农村“空心化”的发展.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复杂化,随着城乡二元体制被打破,农民不再被束缚在乡村,农村“空心化”的原因已不仅仅是农民通过建房以期改善生活环境的盲目扩张行为,“空心化”的发生机制变得更复杂,治理变得更加艰难.现阶段的农村“空心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口流动出现阶层化的特点.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将乡村的精英阶层逐渐从乡村地区剥离,留守乡村的大多是老幼妇等弱势群体,由此使得乡村发展缺乏动力,乡村治理出现疲软的状况.其次,人口流动具有单向性的特点.现阶段的人口流动几乎全部是乡村人口流向城市,城乡之间因为发展差距的原因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而这种单向的人口迁徙已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随着“空心化”的问题日趋复杂,原有的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下乡村社会发展状况,简单的进行土地规划或强化对乡村建设的监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农村“空心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所以,深入揭示农村“空心化”的形成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完善乡村治理模式便显得尤为紧迫.
２“同心共建”：农村“空心化”协同治理的“同心”价值.在农村“空心化”的协同治理过程中,“同心共建”模式的实践价值主要表现在：第一是以人为本的“同心”发展价值.两岸村的“同心共建”工程的内生逻辑是以村民为主体,通过协同治理,重塑乡村的发展机制,推动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理念.第二是饮水思源的“同心”统战价值.两岸村在政府、乡村与社会的三方互动过程中,通过红色教育向社会传递统战价值,而社会则通过提供发展资源带动两岸村发展；政府通过乡村建设项目来发掘两岸村的统战价值,而两岸村则通过自身发展的成果向社会传达统战价值.因此,在农村“空心化”协同治理的互动之中,各方的协调共进,体现出了“同心共建”工程的“同心”所在.第三个则是持续发展的“同心”自主价值.“同心共建”工程旨在重建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协同治理,打破了“空心村”人口流失与治理疲软的恶性循环,完善了乡村产业结构,吸引了人口回流,体现了“同心共建”工程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得乡村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
３“同心共建”：农村“空心化”协同治理的创新方向.首先,协同治理模式在组织结构上极大地整合了政府部门资源,共同发力.协同治理模式较以往而言,更加注重灵活的组织方式,调整了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这符合我国政府关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而灵活的组织方式则更有利于激发各方在推动乡村治理上的积极性,为推动乡村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其次,乡村协同治理在研究思路上更为深入,面对农村“空心化”问题,乡村协同治理模式着眼于解决人口流出问题而非抑制人口的流出,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空心化”从而消除“空心村”出现的治理疲软等问题.所以构建乡村协同治理模式的主要切入点是通过分析影响人口流动的运行机制以寻求逆转“空心村”空心化的治理方法,最终达到乡村社会良性发展的目的.最后,在治理理念上寻求新视角.乡村协同治理模式较以往治理方法在理念上有所突破,乡村协同治理模式是以发展为治理手段,通过整合利用发展资源来实现对“空心村”的治理.
在乡村治理研究上,超越直觉经验方法的局限,才能推进乡村治理研究的创新与发展.［９］所以,就构建乡村协同治理模式而言,深入探究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内在逻辑是必经之路,“同心共建”的运行逻辑是建立在多方协同治理之上,这改变了以往政府主持一切、乡村发展依靠政府项目的局面.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建立社会、政府与乡村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促进相互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整合优势资源协调发力,促进农村“空心化”问题的有效治理,创新乡村治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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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巍】
综上而言：这篇文章为关于经典两岸专业范文可作为人口流动视域和协同和同心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两岸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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