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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立安徽大学保留的安徽省唯一一个教育学科,经不断发展,成为如今安徽多所高校教育学科的源头.期间,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的布局进行了调整,成立教学机构,培养专门人才；师资队伍不断完善,遴选了教育学科带头人,优化了教师的年龄和专业结构,规范了行政管理,为学科发展理顺了关系；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重视新生招录、课程改革和学业考核等各个环节,人才培养硕果累累；教育学科的学术研究特色鲜明,也渐有起色.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建设既继承了原来的优良传统,又顺应了时展趋势.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的嬗变不仅为该学科自身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当代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新中国；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6-0086-06
收稿日期：2018-07-25
作者简介：孙德玉（1962-）,男,安徽巢湖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芜湖,241000；许露,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厦门,361005.
1949年12月4日,原国立安徽大学和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在芜湖合并,成立新的安徽大学（依档案仍称之为“国立安徽大学”）.就教育学科而言,学科布局重新调整,教学机构正式确立,并在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均发生改变.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是当时安徽省唯一一个教育学科,也是日后安徽省众多高校教育学科的源头.通过梳理安徽师范大学的档案资料,我们可以还原新中国建立初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的历史原貌,理清教育学科的发展状况.
一、教育学科布局的调整
学科建设是大学的基础性建设,大致包括“调整学科布局、完善学科组织、确定学科方向、组建学科队伍、建设学科基地、确立学科项目、建立学科制度、营造学科环境等”［1］.其中,调整学科布局在学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教育学科的布局在新局面下进行了调整.
第一,教育学科布局是在大学危机的背景下进行调整的.安徽省旧省会安庆市解放之后,原国立安徽大学面临危机重重,资金严重匮乏,教师流失严重,洪水毁校,这些危机致使大学教学一度停止.为了集中管理和节约办学,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与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协商决定：原国立安徽大学东迁芜湖,利用安徽省立安徽学院的校址,成立新的安徽大学,仍为国立.自此,“国立安徽大学的本根牢牢扎在古城芜湖,是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2］.
第二,教育学科布局的调整利用学科的亲缘关系.原国立安徽大学和安徽省立安徽学院的许多学科亲缘极深.以教育学科为例,安徽省教育学科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安徽省立大学时期.1937年7月,省立安徽大学暂时停办,各院系的师生四散,部分师生在皖西大别山重新组建安徽临时政治学院教育系,安徽临时政治学院又吸纳了宁、沪等地撤离的皖籍学者,发展成为安徽省立安徽学院,招收“长三角”沦陷区的高中毕业生.1946年,安徽大学在旧省会安庆复校,升为国立.其文学院哲学教育系的师生多来自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则南迁芜湖赭麓,其教育学科继续招生.正是这种渊源深厚的亲缘关系使得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布局的调整并未掀起较大的波澜.
第三,教育学科布局的调整着力解决突出的现实问题.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机构设置不对等,原国立安徽大学是“大学—学院—系”垂直结构,安徽省立安徽学院是“学院—科（系）”两级垂直结构,因级别不对等,导致学科内部的“无缝对接”难以实现.为解决这一问题,国立安徽大学多次召开校务会议,经讨论决定：撤销原国立安徽大学文、理、法、农等四个学院及其行政机构,改为“大学—系”二级垂直结构,松绑学院之下的各个系,使之受大学直管,并处于平等的地位,然后按照各系相近、相似、相通的程度,把安徽省立安徽学院诸科（系）并入,最后实现学科的“自觉组织”.这种“自觉组织”解决了机构设置不对等的弊端,实现各种学术资源之间的聚集,释放学科内部各要素的张力,并发挥积极的效应,为国立安徽大学的整体发展贡献了力量.
第四,教育学科布局的调整留有包容的空间.就教育学科下的专业而言,原国立安徽大学哲学教育系和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师范专修科是不同的.原国立安徽大学哲学教育系专注于用哲学的方法思考教育现实,尝试解决教育问题；安徽省立安徽学院的师范专修科则倾向用心理学的方法提高教学能力,培养中小学教师.几乎可以肯定,原国立安徽大学哲学教育系是安徽省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学科的源头,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师范专修科是安徽省心理学学科的源头.面对不同业务特长的机构,国立安徽大学在学科布局的调整过程中,留有一定空间,因势利导,容纳不同.
通过教育学科布局的调整,国立安徽大学保存了安徽省唯一一个教育学科,教育学科依附的教学机构得以确立.它汲取菁华,孕育人才,把教育学的种子广布安徽省内各地,使之生根发芽,共同肩负起为安徽培养师范人才的重任,对安徽省中小学教育贡献颇多.
二、教育学科的队伍建设
（一）确立学科带头人
学科带头人对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他们既是学科发展的“领导型学者”,也是不可缺少的“主体性要素”［3］.新中国初,马客谈拟为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的代主任,他历经考验、付出极多,被公选为教育学科带头人,实至名归.
其一,爱国热忱是学科带头人的基本要求.马客谈祖籍南京六合,1914年夏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来远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他以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名义,随教育家陈鹤琴访问欧洲诸国.1935年夏,他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马客谈毅然回国,服务祖国需要,词曲大师卢冀野为他专门写了一首词《贺新郎·马客谈自海西归》.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安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创者之一,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并兼任学校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其二,学科带头人应有卓越的领导才能.淞沪会战后,马客谈践行“设立国立临时中学,俾续弦诵”的使命.在汉口,他负责转移苏、浙、皖等地千名中小学生,让他们分批撤退陪都重庆.1938年3月28日,他参与国立四川中学的创建,并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同年秋,他受聘于国立二中师范分校.国立二中师范分校几经改名,无论是国立重庆师范学院,还是江苏省立江宁师范学校,马客谈始终担任校长一职.1949年7月,他调入国立安徽大学,任职于哲学教育系.
其三,学科带头人需有一定的学术成就.马客谈著述等身,编纂书籍至少10种,由商务印书馆、（上海）中华书局和大东书局等出版.其中,《艺术教育学》《儿童歌谣》《国民教师工作指引（第一册）》《初等教育（全一册）》《幼儿工作游戏教材（多卷本）》和《儿童教育》等较有影响力.他留世期刊论文的数量更多,学术成就令人敬佩.
其四,学科带头人须得到师生支持.有资料显示,新中国初大学学科带头人的选拔相当严苛.首先,校长许杰找马客谈单独谈话,了解其意愿,并记录在案；然后,教务处行政人员收集系中同事意见,经慎重考虑,才公示代系主任信息,并在校务会议上备案.代系主任负责学科内各类事务,持续锻炼至少两年.最后,系中组织师生大会,一人一票,按照票数的多少决定是否当选,学校派代表列席监督.
马客谈担任学科带头人,历经国立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学院和皖南大学等不同时期.他为教育学科的发展,殚精竭虑,贡献颇多.华东区院系调整后,学校须转型为高等师范院校,关于如何转型、是否保留教育学科、如何发挥教育学科的作用等问题,马客谈多次在大学发展的关键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他的坚持下,教育学科得以存在,并推动其他学科转型,真正服务于师范教育,培养各学科高质量的师范人才.
（二）优化师资结构
新中国初,党员在高校师资队伍中比重极低.大学非常在乎新入职成员的政治面貌,而马客谈关心的是教育学科师资队伍的健康发展.
首先,为了办好高等师范院校,马客谈认为教育学科的教师在正确政治思想的指引下,应兼顾不同的专业方向,即让教育学和心理学并存.1950年的档案显示,“国立安徽大学和教育系极力支持设立心理学系”［4］,国立安徽大学心理学系和地理学系同时被教育部批准设立.
其次,为了师资队伍年轻化,教育学着力引入助教,引入途径多样.其一,单位调动：如,吴宣童是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的首届毕业生,被分配到芜湖市工商统计局,鉴于成绩优异和个人的强烈意愿,最终被调回教育系.其二,高师分配：如,1952年8月,上级部门申请逐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或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分配助教,要求研究生文凭,教育学或心理学专业均可.其三,优秀毕业生留校：如,1950年7月11日,国立安徽大学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教育系应届毕业生刘荪钜留校.
再次,为了师资队伍的和谐相处,要求各年龄段的教师共同完成教材编写.当时安徽省要求培训中小学教师,教育系下决心发展公共教育学,并坚持以心理学为辅助——在原有公共教育学讲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体系、充实内容、形成教材,进而以教材为抓手,促进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从讲义到教材,教育系几乎所有的教师都付出了艰辛劳动,一人或多人负责一章.初稿完成之后,各位教师打破专业差异,按照年龄再次分组,逐字逐句地对初稿进行讨论和推敲,拟出相关意见,交由系中助教汇总,系主任马客谈最终定夺.该教材的新颖之处是专设章节探讨教学心理学,并使用了心理测量的方法.这种方法对1958年安徽省中小学新学制的探索大有裨益.
（三）规范行政管理
民国时,国立安徽大学是“大学—学院—系”垂直结构,行政事务主要集中在“大学—学院”两级,系一级的行政事务相对较少.新中国成立之后,国立安徽大学改变原有的教育行政结构,导致大学内部众多行政事务直接落到系一级,系一级堆积了不少行政事务,工作压力和强度极大.为了妥善处理校内行政事务,教育系开始成立专门的行政队伍,挑选年轻助教,分担行政事务.
国立安徽大学行政队伍人员精简得当,职责明确.行政人员起初有4人：系主任马客谈统筹系科内的重大行政事务；一人专门处理教育系的教学实习,后因院系调整,调入教务处实习科,负责全校师范生的教学实习；一人辅助学生生活,包括思想羁绊和心理问题疏导、开学注册、学生安全教育；一人专门处理校务委员会和教育系的公文往来,既要做好上级来文的整理和归档工作,又要笔录教育系的会议记录,必要文件和突出问题须及时反馈.
三、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
新中国初,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面向安徽各地培养教师.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在新生招录、课程改革和学业考核等方面十分慎重.
（一）谨慎招录新生
1950年8月的招考,既是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首次实施的高考,也是安徽高校首次自主招生考试［5］.这次招考的招生广告、试题内容、复试名单和最终排名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一是招生程序透明.通过协商,国立安徽大学确立了自主招生的具体范围、录取总额和考试流程.1950年7月22日和24日,国立安徽大学分别在《皖北日报》《皖南日报》《苏北日报》和《解放日报》刊登《招生章程》,内容包括招生性质、报名期限、具体招录新生的专业以及不同专业所对应的考试科目.
二是考试过程公正.根据报名情况,国立安徽大学决定于1950年8月在芜湖、安庆、蚌埠和扬州四个考点同时开考.主考官负责当堂拆卷.笔试后,试卷由各地主考官带回国立安徽大学,校内教职员统一进行批改.考生成绩依据多门科目的总分排名,筛选面试名单分正取生和备取生.录取结果张榜公布,并上报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备案.
三是学籍注册细微.第一,学生家庭背景须一目了然,注明是农民、地主、工商业资本家或知识分子.第二,学生学历须真实,须有高中阶段明书或修业证明书,这份资料收入学籍档案.第三,学生的入学资料须齐全,包括《1950年度新生报名单》《1950年度新生入学试验成绩》《1950年度新生体格检查表》《口试体格复查证》和《新生口试评核表》5种,缺一不可.第四,学生注册拥有学号,学号的安排是从高年级到低年级,同一年级的学生按照专业前后排序,同一专业内的学生按照姓名的笔画排序.
（二）深化课程改革
其一,课程改革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与各种社会活动相结合,重塑了大学在校师生的三观.1950年度第二学期开始,全校学生开始接受教育系教师开设的“新主义论”,个别院系如教育系、经济系和法律系还额外开设“马列主义名著选读”.根据国立安徽大学1951年《“新主义论”教学状况》,“一年级文艺系20人；教育系10人；经济系21人；史地系4人；化学系17人；物理系14人；数学系15人；农业系20人；园艺系16人；森林系19人.其它各年级各学系补修6人.总计173人”①.
其二,课程改革践行复式教学.复式教学是两个或者多个年级的学生共同编成一个班.1952学年第一学期,师范学院正式成立,学院要求各师范专业把“教育学”作为公共必修课.生多师少,复式教学开始盛行.其具体编班的方式更为复杂：有的是二级复式制,即两个年级的学生编排在一个班级,如物理系；有的则是复式制,即三个年级学生编排在一个班级,如化学系；还有些是四级及以上的复式制,如中文系和历史系.
其三,课程改革落实一线教学实习.1950年6月10日,国立安徽大学教务处商洽几所学校,最终仅有一所小学愿意供教育系学生试教,而且需教育系的教师全程陪同,确保学生安全.此次实习虽然规模不大,只有十几人,但却算是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有史记载最早的教育实习.当时的教育实习只持续了2周,但通过这次实习奠定了教学实习的基本规范.1951年和1952年,教育系校外教学实习延长到4周.
（三）严格学业考核
于教育系而言,1950年上半年仍是一个过渡时期.因高校的新学业考核标准尚未成型,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沿袭了民国的标准：大学四年各科修业合格.在1950年6月的校务会议中,学校要求依然按照民国“毕业试验”的模式严格对待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执行毕业考试.有所补充的是,之前或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是参加毕业考试的必要条件.
关于学业考核的标准,校内争议颇大.有人提出,新中国新气象,新中国的大学教育应与众不同,为人民服务,不要再走之前的老路和弯路；大学生只要有一定服务人民的思想意识和实践经验,就可直接颁发大学,顺利毕业.这个观点引起大多数教授和副教授担忧：不写学位论文,不行毕业考试,这样算是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吗？大学生千辛万苦来到大学,埋头学习就是为了干体力活吗？将来,人人都会服务人民,只有合格大学生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
1950年8月14日,经过各方的反复磋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正式对外颁布,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严格执行.每门课程的学期考试由本课程授课教师命题,谁命题谁批改；后来改为专业内几位教师联合命题,流水批改.有档案显示,1950年度第二学期,教育系毕业生须统一参加毕业考试,考试成绩不合格者,教务处要求补考；若有两门不及格,或补考后仍未及格的学生,留级处理.
四、教育学科的学术研究
20世纪50年代教育学科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理清办好高等师范院校的思路,二是规范管理师范生的校外教学实习.
如何办好高等师范院校？这是1952年国立安徽大学面临的挑战.1952年春,应上级要求,国立安徽大学筹划变革,“大学—系”的二级垂直结构改回“大学—学院—系”垂直结构；新成立了国立安徽大学师范学院,吸纳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教育等系,并恢复农学院.其中,中文、外语、历史和教育等系与民国时国立安徽大学文学院一脉相承；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系与民国时国立安徽大学理学院一脉相承.事实上,把综合性大学的文学院和理学院转型为高等师范院校,挑战极大.根据已有档案,教育系教师的研究表明：第一,根据安徽省情,应该加大学校的基础建设,容纳和培养更多的学生.第二,完善大学附属学校体系建设（该体系包括专科学校、完全中学和小学等）,一方面解决教职员工子女入学的问题；另一方面为学院各学科师范生提供实习场地.第三,促进学科知识联系中小学的教学实际,各师范专业强调学科知识的通俗化和科学化,提升师范生的教学能力.
师范生校外实习是提升高等师范院校质量的试金石.为了规范实习要求、强化实习效果,1952学年第二学期,国立安徽大学要求师范学院所有专业必须校外教育实习,并将此与学生毕业挂钩.1953年,根据教育系提供的心理学实验报告,以及往年教育实习经验的总结,国立安徽大学要求师范学院所有专业增加“班主任见习”环节.“班主任见习”要求师范实习生在已有规范内,不断地从教学实践中得到锻炼,确立了“访问班委会、团支部及班报委员会,研究他们的组织和领导工作”①,并且恰到好处地“担任值日、检查清洁、指导自习和辅导文娱体育”［5］.这一经验简单而有成效,得到广泛推介.
五、教育学科嬗变的历史影响
经过六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对安徽省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学科建设继往开来
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与国立安徽大学一脉相承,其学科建设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也顺应时代进步的趋势并不断创新.
第一,保存了安徽省心理学学科的火种.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师范专修科是心理学学科的源头.1951年初,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心理学教研组正式成立.1951年夏,心理学系和地理学系一同获得教育部的批文,准许建系,这是新中国后各类师范院校中最早确定建制的心理学系.在校内外各因素的制约下,国立安徽大学心理学系最终没有单独成立.不过,心理学学科的影响持续存在,从国立安徽大学开始,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皖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各个时期,心理学学科对师范人才的培养,发挥了极大作用.
第二,坚持师范生培养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早在民国,原国立安徽大学就要求哲学教育系的学生实习.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系实习的强度提高,教师和本科生均要求参与.教师在实习过程中负责指导学生,积累管理经验,妥善处理教育过程中的突发状况；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掌握中小学教学技能,体察中小学的实际,做到学以致用,用教育理论充分指导教育实践.
第三,开了安徽省高校一个系拥有实验学校和资料室的先河,推动教育学科现代化.早在1950年5月22日国立安徽大学第一届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上,教育系本科生就提出了“建设实验学校、实行教学试验”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几年内就得到了妥善解决.同时,在第一届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上,教育系师生联合提出：“请设置教育系的资料室”②,便于国内外教育资料和情报的汇集.这条建议受到当时学校领导和教务部门的高度重视,1950年年内就得到解决,并形成了传统.后来的合肥师范学院教育系和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都延续这一传统.
（二）人才培养硕果累累
从1949年到1953年,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一共培养百余名教育学专业人才.他们大多数服务于安徽省内各级师范院校,如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庆师范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和阜阳师范学院等；少数人则响应祖国号召,奔赴祖国各地.其中,在教育学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王策三和江铭.
王策三,1950年第二学期毕业于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当年的书号码是7,籍贯是安徽省潜山县.根据档案显示,王策三先生在国立安徽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学业成绩中等,个人身体素质一般,毕业工作的第一志愿是“师范学校教育教师”①.后来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研究生班学习,院系调整中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留校.他1986年正式聘为教授,是国内研究课程与教学论的著名专家之一.
江铭于1950年7月从苏北扬州考区考入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当年入学学号是511160,籍贯是江苏省丹阳县.在校期间,他特别擅长逻辑学,该科目学业考核成绩为满分.1953年,他因院系调整迁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1955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是现当代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
（三）学术影响不容埋没
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有自身的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结构框架、内在逻辑等.国立安徽大学的教育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辐射全国的学术影响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强调儿童主体,在全国率先确立小学课程标准.在实施师范教育过程中,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注重研究儿童在学校、班级甚至课堂情境中的具体反应、存在问题和应对策略并据此商讨课程标准.1950年春,教育系代系主任马客谈最早向人民政府教育部提交《小学课程暂行标准通稿》的研究报告.
其二,确立班主任制度,注重班主任研究.新中国初,有人参考苏联经验,指出“建立一种巩固的和友爱的集体生活,班主任和少先队的联系是十分重要的”［6］.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要求实习生在实践中研究班主任角色：研究范围扩大,不仅在小学设立班主任,还要在中学设立；班主任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假设,还要密切结合实习；几乎每一个实习班主任都要为班级的学生做“档案”,介绍学生的家庭背景、人口数量、父母关系、受教育背景和常见的心理问题等.
其三,大胆尝试教育改革实验,积极探索新学制.新中国后,教育学科依然沿袭民国“六·三·三”学制,但探索新学制的步伐并未停歇.1953年暑假,教育系的教师开始探索新学制,并联系各学科的教师,一同完成低年级讲义的设计和教材编纂.后经安徽省教育厅批准,安徽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率先推行新学制试验.1958年,合肥师范学院成立,致力于文科性师范院校的建设.安徽师范学院部分教师北迁合肥,培养文科师范生.他们更换场地,继续试验新学制,并确立“十年一贯制”的思路,大胆打通小学、中学和大学,建立“阶梯式”的升学体系,当年的合肥师范附小、附中（后撤,并合肥46中）和合肥师范学院（后并入安徽师范大学）就是开展学制试验的场所.这种探索的精神值得肯定,有档案记载,新学制探索积累了百万字的资料,后不知所踪.
总之,新中国初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的嬗变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缩影.教育学科嬗变的背后积蓄了一股改革的力量,这种力量为安徽高等院校教育学科的复苏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代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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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建新）
该文结束语,这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成立和安徽大学和新中国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安徽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安徽大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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