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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方面有关毕业论文范文 和中世纪大学和城市互动关系的历史探源方面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城市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13

中世纪大学和城市互动关系的历史探源,本文是城市方面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中世纪和历史探源和城市互动关系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中世纪大学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与城市形成了水融、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中世纪大学与城市经济互利共生,相互依存;大学学者参与政治生活,规范和塑造着城市管理秩序,大学使城市成为文化中心,为城市赢得美誉.大学在与城市包容共生的同时,与城市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对中世纪大学与城市关系的梳理,还原中世纪城市生活与大学的真相,对现代应用型大学如何定位与城市的关系,实现与城市的良性协调的互动,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世纪大学;城市;互动;教会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549(2018) 04-0014-04

城市是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的集合体,是生产和生活的主要载体,是人类文明千百年延续至今的客观现实.大学作为城市中的重要组织结构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支撑.大学为城市培养人才,并通过科研、文化、社会服务等服务于城市.当前我国大学与城市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大学生“就业难”与城市用人单位的“人才荒”并存的现象屡见不鲜.[1]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并未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责任,大学游离于城市的边缘,与城市生活缺乏有效、良性的互动.作为现代大学原点的中世纪大学从诞生开始就深深植根于城市的世俗生活中,并与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各个社会阶层产生持续、频繁、良性的互动.

近年来应用型大学的建设被作为多数地方本科院校改革的目标纳入转型的轨道.“应用型”更强调大学要深度融入地方社会,服务于地方的经济社会生活和城市发展.应用型大学与地方社会应保持一种怎样密切且适度的关系,如何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不妨追根溯源,探究中世纪大学与城市互动关系的历史原型,对当今构建和重塑大学与地方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不无启示和借鉴.

一中世纪大学与城市互利共生,相互依存

中世纪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带有原发性.中世纪城市的出现为大学的形成提供了最适宜的温床,而大学因其学术声誉和人口的密集反哺城市经济.10~11 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普遍增长,欧洲城市开始复兴.城市聚集了密集的人口、繁荣的商业及新兴的手工业,城市经济的繁华和富庶为提高精神生活、丰富知识领域创造了前提.中世纪的城市为大学的形成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能满足大学的多种需求.首先,城市交通便利,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方便四面八方的学人和资金向同一地点汇集.中世纪的原型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的产生与其便利的地理位置有一定的关系,巴黎大学的产生与“巴黎淳朴的民风、有益身心的新鲜空气、丰富多样而低廉的食物”[2]有关,牛津大学在产生前牛津已成为一个商业重镇.另外,城市筑有坚固的城墙,为城中居民提供必要的保护.其次,中世纪大学没有固定的校园和校舍,学生和教师一般会向市镇的居民租赁公寓、房舍或教堂作为宿舍和教室.此外,学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笔墨、纸张、衣服、书籍等和其他生活需求也要依靠城市的市场供应,城市中散落的餐馆、酒肆等所也为学者的庆典、宴饮、请客等活动提供方便之所.

由于城市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人们成群地涌入城市谋生,知识分子也在其中.他们希望跟随某位知名学者学习,获得谋生的知识和技能.学者也因自身的高深学术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学生大规模地纷纷涌入城市,教师群体也随之增加.学生和教师群体的结合,随着规模的扩大,慢慢形成中世纪的大学组织.如意大利著名的法学家欧内乌斯,知名教会法学家格雷田,造就了博洛尼亚大学以法学著称[3],神学家阿拉伯尔因在巴黎大学讲授修辞术和逻辑学而闻名,大量学生慕名而来.中世纪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便利能满足学人的多种需求,虽然中世纪大学在与世俗势力与教会的斗争中屡经迁徙,也从未从城市迁往乡村.

大学与城市相互依赖,构成互利互惠的关系.据拉斯达尔估计“大学在13 世纪时可能有五千人,牛津大学的学生在14世纪时最多在1500 人到3000 人之间,巴黎大学在14 世纪鼎盛时期约有6、7 千人”.[4] 庞大的学人群体的各种需求和消费繁荣了城市市场,带动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发展,增加了市民收入和市府税收.尤其是市民,通过租赁房屋、买卖商品、提供劳役和服务等方式从学人那里赚取钱财,获利甚多.不但如此,市民更可以向学人们借款放贷,赚取高额的利息.大学成员及遵守大学章程的“客户”也要向政府缴纳赋税,由于大学的各种需求而衍生出相关产业,如羊皮纸制作、灯烛制作、草纸商人、书商、外科医师等,活跃了城市经济.

另外,大批学人们的到来还提升了城市的文化氛围和教育水平;更能够为城市赢得大学城的美名.像博洛尼亚、牛津、剑桥、萨拉曼卡(Salamanca)、科因布拉(Coimbra)等城镇此前都是仅有几千人口的小城,此后却因建有大学而成为蜚声数百载的大学城.大学城自中世纪开始就享有与众不同的地位和声望,城市甚至愿意出资支持城内大学的发展.大学对中世纪的城市如此重要,以致博洛尼亚城市当局制定严厉的制裁措施防止大学迁移,甚至要求全体教授宣誓不得离开博洛尼亚城,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巴黎、萨莱诺、牛津等地.

二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活动与城市发展的耦合性

中世纪城市的发展使社会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而中世纪的传统教会学校和骑士教育已不能满足新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需求.此时中世纪大学顺应社会需求应运而生.其一,城市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兴部门,机构增多,急需专业人才来管理市政及处理对外联系和交涉.其二,城市的建立促进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对新的专门知识的强烈需求.如航行中需要航海的知识,经商需要商业方面的知识,贸易发生纠纷诉讼时需要法律方面的知识.[5]其三,城市始终存在的世俗势力与教会势力的斗争,为了获得地方的权力和城市的自治,市民阶层希望从罗马法中获得理论支持,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中世纪大学一般开设文、法、神、医四科,学科设置以应用学科为主,具有强烈的职业性,为教会、政府部门、国家机关培养牧师、教师、律师、文职人员等实用人才.博洛尼亚大学最初以法学研究著名,它的产生适应了11 世纪和12世纪城市生活的繁荣所促成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当时社会所充斥的教权与皇权之间的竞争,自治城市与世俗势力、教会势力之间的竞争,使得罗马法或民法的重要性凸现,研究学习罗马法成为一种极具现实意义的行为.”[6]同时著名的罗马法学者欧内乌斯长期在此讲学,吸引了大批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和学生,由此博洛尼亚大学作为教会法和罗马法的研究中心逐渐形成.

中世纪大学课程的开设、教学、人才培养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性.部分学生在大学修习实用性课程,只是为毕业后谋得一份稳定的职业.“大学的起源是与功利主义价值观密不可分的.大学的发展是作为对压力的惯性反应,利用教育的力量来满足社会职业、教会和政府的需求.它们的基本目的还是为那些有天赋的、将来以就业为目的的学生增加教育机会,使它们能够在教会阶层或公民政府里,或某些法律和医学领域获得谋生手段”.[7] 而大学为满足城市生活的需求所提供的职业训练和培养的毕业生在各个领域都深受青睐和欢迎.如法学毕业生的辩论技能及思辨能力足以应付政府各个部门的复杂事务.意大利和法国的大学毕业生一般进入政府、皇家、教廷部门,作为政府顾问、法官或意识形态的维护者.“通过招聘这些毕业生,罗马法和教会法的原则渗透到欧洲管理机构的方方面面.”[8]可以说,中世纪大学通过为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培养实用人才籍以普及的法治原则和学术精神架构起欧洲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及其运行秩序.

中世纪大学课程设置具有灵活性,可随时根据社会需求及政府要求做出调整.科班称,“中世纪大学是灵活和可改变的实体,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自我调整来满足社会的职业和商业需求,就无需取消自己的基本的学术功能.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调整,即并不要投入太多的资源,但一旦时尚的职业过时了,它们就会毫无负担的放弃时髦的课程而转型.”[9]12~13 世纪意大利市镇当局处于半独立地位,出于拥护共和制、及参与帝国和教廷的政治等需求,对雄辩术知识广泛需求.“一些为市政官员甚至大学教师转杯的雄辩范文的专用手册,佐证了在意大利社会渗透于大学生活早期的修辞学的巨大影响力.意大利的大学也为这种雄辩修辞学的需求作出了努力,而写作修辞学或写信艺术是大学所承担的专业责任”,[10]后来在意大利的文学院中上升到主导地位.而牛津大学考虑到有些学生学习短暂的课程为商业生涯做准备的需求,从亨利三世统治初期开始,便有一些教师专门从事“有用科目”的教学,这些应用性课程涉及书信写作和文书写作,层次较为简单和单一,但却可以直接用来解决商业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三中世纪大学参与政治生活,规范和塑造城市管理秩序

中世纪大学的学者常兼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大学的教师,又是教会的主教、牧师或者法官、政府机构的职员.在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型大学中,部分学生具备从政的社会经验,也兼任教区的牧师或政府的重要官员.他们经常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当然,大学作为政府和教会制衡的中间力量更为世俗政府所爱重,国王也赋予学者管理国家政治管理的权力.大学与国家及城市的政治生活的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14 世纪后期,巴黎大学在结束分裂教皇统治的大分裂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它曾自称为“法兰西国王陛下之长女”,[11]在神学事务中扮演者国际仲裁人的角色.拉斯达尔也提到“在内战期间,法国的国家议会已很少行使权力,……由于国会的缺席,使得巴黎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法兰西国王的常务理事会.甚至,巴黎大学还同时扮演者全民教会的角色.”[12]大学的意见、声音一度成为影响国家政治事务走向的重要力量,但中世纪后期巴黎大学逐渐成为国王或教会派系斗争的工具,“每一个王公贵族会自然而然地寻找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士来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大学的认可已被大家公认为所有政治党派处理重大政治危机的必要支持,而如果政治党派无法顺利获得来自大学方面的支持,他们就会采取胁迫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

中世纪大学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还体现在大学直接掌握市政管理权.大学在与政府、教会的力量斡旋中及与市民阶层的斗争中获得了高度自治权,如内部自治权、免除赋税、兵役权、学位授予权、及迁校区,另外大学还享有特权,如学者赦免权、可设特别法庭独立审判权.随着在一次次的冲突与斗争中大学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的获得更多的特许状以致大学的监管特权逐步扩展以致延伸至市民生活领域.以牛津大学为例,一开始校长的裁决权只是对校内员工的审判权,后来获得了对校外人员民事行为的审判权,后来又增设对校外人员破坏治安的刑事惩处裁决权,再到后来大学的自主管理权已波及到“教士的‘家庭成员’、仪仗前导、羊皮纸制造者、照明用具制造者、作家、理发师、以及‘其他穿制服和长袍的工作人员’”.[14]1335 年牛津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大学与市民的暴力冲突,其处理结果反而使大学拥有了监管商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权利,“面包、烈酒、和啤酒的法定,度量衡的法定标准,对垄断和囤积案件的审理权利,对‘食物的管理’、对大学教职员工及校外人士双方携带武器行为的惩治,对清理和铺设街道的管理,对拥有特权者财产的估定及纳税标准的制定等,都完完全全单独归于大学校长名下.”[15]大学作为城市秩序的监管者已完全进入城市生活的中心,学术、真理、高深知识中倡导的正义和文明在规范和重塑城市运行秩序中得以体现.“如果有酿酒商和酒店老板酿制了质量低劣的啤酒,或者面包师在自己出售的面包上缺斤少两,并经大学校长训斥之后仍不思悔改,便会被处以戴枷示众或驱逐出城的惩罚;如果大学膳食委员会通宵的话,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零售商和手工艺人被要求在牛津大学及其辖区范围内发誓弃绝所有不正当的游戏;两个在言语上冲撞训导长办公者被处以,知道他们发誓言行都对大学效忠才得以释放.”[16]学者们以“学术秩序”引导市场秩序,通过劝诫市民在市场交易中的不端行为、惩恶扬善,纠正不良的社会习气,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肩负起维护社会公平、道义的责任,对于普及社会道德、推动城市的文明进程和良性运转奉献了热情的社会责任,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校长法庭对违规、违法者所采取的惩处措施来看,大多量刑较轻,相对温和,如“训导”“发誓杜绝”“处以罚金”或驱逐出城,而不主张和暴力的方式.当然,学者们在实施城市治理时不可避免地将学术思维移植到世俗纠纷的处理中.它遵循一种“学术逻辑”而非市政当局掌控的“权力意志”,即一切矛盾、冲突、主张在可能的范围内都是可以协商、讨论的,它以、自由甚至宽容的方式达成谅解,并非绝对的非此即彼.在涉及大学学者或特权阶层人士的争执时绝大多数的案件都会诉诸仲裁,也有一些会在校长的支持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更奇特的是如果两幢宿舍的学生彼此之间产生了嫌隙,而他们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双方的首领互相亲吻并冰释前嫌.“这种家长式的争端调解制度就像父母调停孩子们之间的矛盾一样,能够在温和的状态下对当事人进行惩处,同时也能修补当事双方破裂的关系”,而避免了“以暴制暴”的惩处方式所引起的仇恨和矛盾.拉斯达尔总结道:“正是中世纪大学的这种历史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认识到了文明和教化是如何成功地约束和克制了人们———即使是社会最底层人们———的自然冲动.”[17]

四中世纪大学与城市的缠斗构成大学常态化的生存图景

大学与城市并在包容共生,互惠互利的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矛盾与对抗,甚至表现为严重的暴力冲突,学界称之为“市镇与学袍之争”.翻开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大学与城市的斗争屡见不鲜,俯拾皆是.可以说,一部中世纪大学成长史也是同城市抗争的血泪史.中世纪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这些数量可观的外来人和陌生人汇聚在城市中,这本身就会被城市视作一种安全隐患.中世纪的城市自身就是一个由本城中的居民所组成的全城公社(communio,communitas)[18]市民们彼此熟识、互相信任,由此保证了城市治安的稳定.而大批外来人的出现必定会在本来封闭的城市生活圈内造成疑虑和不安.而事实证明,无论在巴黎、博洛尼亚还是牛津剑桥,中世纪大学的学人与城市的居民之间摩擦不断,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大学与城市冲突大多是由一系列偶发事件造成,如学者不满城市的待遇而出走其他城市、学生与市民的争执与斗殴、市政官、教会与校长的矛盾等,都会引发大学与城市的持久对抗,甚至造成暴力件.由于大学的团体属于“外来群体”,每次冲突的开始阶段一般都处于劣势.然而在王权或教权的庇护下,大学敢于与城市作持久的对峙.中世纪大学在本质上属于独立的法人团体,既不隶属于教会,也不效忠于国王,当市校冲突得不到合理解决时,大学会通过罢课、集体迁徙、学人出走等形式制裁城市,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大学的集体迁徙不仅催生了新大学的诞生,如牛津大学的产生源于牛津师生从巴黎的返回,牛津师生迁徙导致剑桥大学的产生,也迫使政府和教会不得不做出妥协,赋予大学更多的自治权和特权,鉴于大学在城市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1228~1229 年巴黎大学与市民的冲突事件中,大量的学生被士兵谋杀,而教会和法院处于围观状态.巴黎大学先是采取罢课、后又解散大学以维护自身权利.巴黎地方法院向市民发出警告,鉴于“他们而造成的学术人口的离去、使得这座伟大的首都已经在城市声望以及商业繁荣两方面遭受无可估量的损失”,[19]两年后,巴黎大学重新开放并藉此争取更多的特权.巴黎大学在市校之争中一次次获得胜利,“意味着一股新生的力量开始介入欧洲政治格局,在此之前,贵族和牧师垄断着欧洲的的政治生活,但由于大学的胜利和发展,一种新的学术秩序开始与前两者一起共同影响欧洲人的生活”.[20]

五结论与启示

中世纪的大学和城市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但又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中世纪城市复兴和商业繁荣是文化发达的前提,而城市更为中世纪大学提供了唯一的舞台和发展空间.大学的生存离不开城市,而城市也从未真正摈弃过大学,尽管两者之间龃龉不断,但在一次次的冲突和危机中总是能找到妥协点,而使相互利益得到平衡.[21]从二者互动关系的梳理中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中世纪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始终处在频繁、持续的过程中,大学与城市生活的融合是自然天成的.城市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大学,大学主动参与城市生活,城市创办大学,大学以其知识传授和人才的培养塑造城市的社会结构、引领城市文化、推动城市文明化的进程.正如艾伦·科班所说“中世纪大学的毕业生奉献的是训练有素的大脑,影响着政治观点和塑造着教会政策.……从13 世纪开始,大学就是中世纪欧洲公共辩论有争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传播舞台”.[22] 如果以回归大学原点的视角来看,现代大学与城市互动的冷漠、疏离状态,游离于城市生活的中心,是一种非常态化的存在,违背了大学的本性.第二,中世纪大学作为“学者和学人”自发组成的社会组织,享有独立的自治权.它始终游走于教会与世俗政府之间,作为二者权力的制衡以及在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断为自身争取更多的自治权和特权,真正实现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而中世纪城市稳定的运行秩序在大学与城市的一次次争斗中被重塑和升格.大学一旦臣服于教会或王权,沦为国家制度的统治工具,作为城市的文化和知识中心很难再发出正义的声音.德国教育家洪堡在谈到柏林大学的组织结构时曾宣告:“绝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大学由此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政府的范围,远非政府的举措所能企及.”[23]

第三,中世纪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视角考察,由于中世纪大学功能的单一性,它对于欧洲社会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远超出对城市的经济贡献.中世纪大学在产生初期无意服务于社会,但在与城市生活错综复杂的缠斗中不自觉地融入社会生活,并通过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主动适应城市的多种需求.由此,“大学稳步参与社会事务,与有组织的职业生活结构逐步相连,以及普通学生为求学所跋涉的世俗道路,这意味着,大学作为满足世俗政府、教会、法律、商业及贸易需求的职业中心的公众形象开始受到欢迎.”[24]随着现代大学功能的拓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可直接融入城市生活,服务于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但立足社会、与社会各要素间的持续良性互动应是现代应用型大学生存的根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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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总结,这是关于中世纪和历史探源和城市互动关系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城市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城市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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