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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方面有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和工作家庭冲突视角下影响幼儿教师睡眠质量的心理机制:一个有调节的*模型相关论文如何写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幼儿教师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05

工作家庭冲突视角下影响幼儿教师睡眠质量的心理机制:一个有调节的*模型,本文是关于幼儿教师专升本论文范文跟睡眠质量和幼儿教师和家庭冲突视角方面专升本论文范文.

摘 要:为探讨工作家庭冲突对幼儿教师睡眠质量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本研究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模型,重点考察职业压力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以537名幼儿教师为被试 (M等于26.71岁,SD等于3.28),采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幼儿教师职业压力量表、反刍思维量表、以及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工作家庭冲突、职业压力、反刍思维以及睡眠质量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相关;2)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后,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职业压力在工作家庭冲突与睡眠质量关系中起*作用,并且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以及职业压力的影响都受到反刍思维调节.本研究考察了幼儿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睡眠质量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拓展了工作家庭冲突与幼儿教师心理、生理健康的研究.

关键词:工作家庭冲突;职业压力;反刍思维;睡眠质量;幼儿教师

中图分类号:G6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5-2232.2018.05.011

一、前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报告,27%的人存在睡眠问题,睡眠障碍已经成为威胁个体健康的重要因素.研究指出,17.58%的教师存在日间功能障碍、入睡困难等睡眠问题,睡眠障碍发生率高于一般群体.[1]教师的学历、文化水平较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尤其现在教育体制改革和招生规模扩大,也给教师带来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压力.[2]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高校、初高中教师,而较少涉及幼儿教师.幼儿教育工作具有特殊性,其工作强度大、琐碎性高、情感投入大;还有最为重要的幼儿安全问题都使得幼儿教师疲于应付,产生较高的职业压力,而职业压力又会影响其睡眠质量.[3]发展学前教育最终会聚焦于提升幼儿教育的教育质量,首先就要聚焦于幼儿教师的工作状况以及身心健康状况,幼儿教师的睡眠质量值得我们的关注.

工作家庭冲突是指当工作和家庭两方面出现难以调解的矛盾时产生的一种角色间冲突.研究者将冲突分为两类:一种为因工作需要而产生的矛盾,为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另一种为因家庭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矛盾,为家庭对工作的冲突.[4]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同样是因为工作和家庭中两种社会角色间的矛盾难以调解造成的,实际上是一种资源、情绪、情感及行为等多方面的矛盾.研究指出,工作家庭冲突会引发个体的负性情绪,降低工作和生活满意度;还影响个体在工作中的退缩行为,增大离职意愿.[5]李永占(2015)的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冲突负向预测幼儿教师的工作投入,冲突越大,工作投入越低.[6]另有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冲突会提高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水平,并且还会直接影响个体的自我决定动机水平,冲突越高,自我决定动机水平越低.[7]但是探索以工作家庭冲突作为前因变量,看其如何影响*变量(职业压力)和结果变量(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却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以往关于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多为中小学、高校教师,而忽略了幼儿教师群体.幼儿教师群体有其特殊性,尤其在当前学前教育改革的新态势下,幼儿教师除了要贯彻幼儿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还要积极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发展.[8]幼儿教师工作的时间往往不止在园内的8个小时,导致工作影响了家庭生活.另外,幼儿园教师队伍里绝大部分都为女性教师,女性教师工作需要的增加限制了她们对家庭角色的参与和贡献,结婚、育儿压力等家庭因素都会对工作造成干扰.[9]工作家庭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影响幼儿教师身心健康的发展,而且给幼儿和学前教育事业也带来诸多消极后果.研究证明,工作家庭冲突会消耗幼儿教师的身心资源,对其体能、精神等都是一个较大的挑战,当个体的情绪智力较低,不能科学地处理负性情绪时,往往导致职业压力过大,心理状况失衡,进而影响其身心健康.[6]所以,本研究旨在考察工作家庭冲突对幼儿教师睡眠质量的影响,为幼儿教师的健康提供可指导的意见.

“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是指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由工作情境、 学校因素、社会环境、家庭情况等引起的所有发生在幼儿教师身上的负面的情绪体验.[10]对于幼儿教师来说,中等强度的职业压力有利于增强其成就动机,但是过高的职业压力会引起幼儿教师的负性情绪,引发职业倦怠、教学热情减退和缺勤等问题,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降低幼儿教育质量,不利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11]研究指出,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显著地负向预测其职业幸福感,引发个体的负性情绪,降低其生活满意度.[12]虽然还没有实证研究直接考察幼儿教师职业压力与睡眠质量的关系,但大中小学教师以及企业员工等群体的众多研究发现,职业压力对睡眠质量有负向预测作用.[13]鉴于职业间的共通性,本研究假设,幼儿教师职业压力对睡眠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高职业压力会降低幼儿教师的睡眠质量.先前研究也已经证明了,工作家庭冲突会正向预测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幼儿教师工作家庭冲突是预测睡眠质量的风险因素,并且能够通过职业压力的*作用影响幼儿教师的睡眠质量.

考察职业压力的*作用,仅仅可以回答幼儿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如何影响”睡眠质量,但并不能明确在什么情况下更加显著.因此,研究有必要探讨“反刍思维”是否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影响睡眠质量,以期对工作家庭冲突如何影响睡眠质量有更加完整的认知.反刍思维是个体在遇到负性情境或事件后,反复思考负性情境或事件的原因和不良影响,而不思考“如何改善消极影响”的现象.[14]反应风格理论认为反刍思维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会强化个体消极、负面的思维倾向.研究证明了这一理论,如研究发现,在高反刍思维水平的个体当中,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消极情绪的效应更强;企业组织氛围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以及企业氛围与职业压力之间的负向关系也都更加显著.[15]反刍思维水平高的个体在晚上表现出更多的认知活动,尤其在睡眠潜伏期更长的时间里,会加重反刍思维,引起更多不合理的信念.研究表明,教师在体验到工作家庭冲突的时候,在睡眠潜伏期时会涌现不合理信念,延长睡眠潜伏期,加剧内心冲突,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16]在探索职业压力对反刍思维的过程中,发现职业压力通过特质焦虑的*作用对反刍思维产生影响,并且职业压力应对方式作为调节效应对反刍思维产生影响.[17]工作家庭冲突会诱发个体对自我现状的不满,并使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受到威胁,降低自我评价.因此,经历工作家庭冲突后,反刍思维水平高的个体更易产生职业压力、焦虑等消极情绪.研究也表明反刍思维是其他心理指标(如生活满意度)与个体情绪(如抑郁、焦虑等)之间关系中的重要调节变量.[15]当个体在睡前出现反刍思维时,会导致其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体验较大的压力,甚至会影响个体的进食行为.[18]因此,我们假设反刍思维能够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压力、睡眠质量的关系,具体而言,反刍思维能够调节直接路径以及职业压力*作用的前半段.

本研究构建一个有调节的*模型,拟考察工作家庭冲突预测幼儿教师睡眠质量的*(职业压力)和调节(反刍思维)机制,以期明确工作家庭冲突与幼儿教师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为改善幼儿教师的身心健康提供实证支持和理论指导.

二、被试和工具

(一)被试

从福建省内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幼儿教师600名,采用网络匿名调查的方式,通过问卷星填写.问卷指导语重点强调研究的重要性和数据的保密性,收回问卷569份,回收率为94.8%.剔除有规律的作答和超过5%题目没有作答的问卷,共计获得有效问卷537份,有效回收率为89.5%.具体说来,男性教师21名,女性教师516名;私立园234名,公立园303名;被试平均年龄为26.71&plun;3.28岁,平均教龄为6&plun;2.27年.

(二)研究工具

(1)工作家庭冲突量表

采用Netemeyer, Boles和McMurrian编制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19]该量表共10个项目,采用Likert 7级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到“7”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工作家庭冲突越高.李永占(2016)的研究表明,该量表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标准.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职业压力量表

采用阿拉坦巴根,刘晓明(2014)编制的幼儿园教师职业压力量表,该量表共有18个项目,包括工作责任与报酬、工作难度与挑战、工作强度、管理制度与职业发展四个维度,采用Liker 5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职业压力越高.[8]在本研究中, 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3)反刍思维问卷

采用反刍思维量表的中文版本测量个体的反刍思维水平.刘旺(2013)以职业女性为对象,考察了该量表适用性:量表总分及三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41-0.879之间、两周后的重测信度在0.768-0.823之间,这些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20]量表分为抑郁相关、反省和沉思3个维度,包括22个题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1表示从不,4表示总是,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反刍思维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4)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评定,[21]PSQI总共包括18个项目,可以分为7个因子(比如:入睡时间、日间障碍等),将各项目的得分相加即可得到总分,个体的总分越高,证明其睡眠质量越差.一般来说,当PSQI≤5分时,可判定个体的睡眠质量良好,若PSQI>5分则可认为个体存在睡眠质量问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是0.87.

(三)程序及数据处理

以方便取样的方法,使用统一的问卷和指导语进行测试.并且,指导语强调作答真实性和的保密性.使用MAC版SPSS 24.0以及Hayes(2013)的SPSS宏程序PROCESS来整理和分析数据.首先,使用PROCESS的模型4对职业压力*效应进行分析,然后使用模型8对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直接效应以及职业压力的*作用是否被调节进行分析.

三、结果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和检验

根据周浩、龙立荣研究的建议,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研究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22]采用MAC版SPSS24.0,将各问卷所有项目作为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所有条目,析出的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率为32.13%,小于40%,说明本次研究数据没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为了提高研究的严谨性,在控制性别和年龄之后的分析结果表明:工作家庭冲突,职业压力,反刍思维以及睡眠质量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见表1).

(三)工作家庭冲突与睡眠质量的关系:职业压力*模型检验

首先,职业压力的*效应检验结果见表2、3.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 (β等于0.14, t等于3.42, p<0.01),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压力的预测作用显著(β等于0.32, t等于8.02, p<0.01),当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压力同时预测睡眠质量的时候,职业压力对睡眠质量的预测作用显著(β等于0.17, t等于4.24, p<0.01),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β等于0.25, t等于6.08, p<0.01).此外,职业压力的*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0(见表3),表明职业压力能够在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的预测中起*作用.

(四)反刍思维的调节效应检验

反刍思维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所示:工作家庭冲突显著正向预测职业压力(β等于0.31, t等于7.85, p<0.01),职业压力显著正向预测睡眠质量(β等于0.09, t等于2.11, p<0.05),工作家庭冲突显著正向预测睡眠质量(β等于 0.23, t等于 8.28, p<0.01);进一步分析,工作家庭冲突×反刍思维显著正向预测睡眠质量(β等于0.15, t等于 4.43, p<0.01),并且显著正向预测职业压力(β等于0.23, t等于5.35, p<0.01),说明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以及职业压力的影响都受到反刍思维调节.以反刍思维得分高于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为高分组,低于平均数减去一个标准差为低分组,其简单斜率图如图1、图2所示.在反刍得分为平均数减去一个标准差、平均数以及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三个水平时,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值以及职业压力的*效应值及其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如表5所示.

综上所述,职业压力在工作家庭冲突与睡眠质量之间起*作用,并且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以及职业压力的影响都受到反刍思维调节.具体来讲,随着个体反刍思维水平的提高,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以及职业压力的预测作用呈逐渐增大趋势.

四、讨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模型, 探讨了工作家庭冲突通过什么(职业压力的*作用)预测幼儿教师的睡眠质量,同时也回答了工作家庭冲突在什么条件下(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对幼儿教师睡眠质量的预测作用更大.研究结果对深化工作家庭冲突与幼儿教师身心健康的关系研究、引导幼儿教师正确处理工作家庭冲突,促进身心健康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职业压力的*作用

研究发现,职业压力在工作家庭冲突对幼儿教师睡眠质量的预测中起*作用,表明幼儿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容易引起职业压力,从而影响其睡眠质量.根据工作家庭冲突的边界理论,工作和家庭具有一个边界,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也因而有不同的角色和职责,当个体不能很好地处理两个角色之间的平衡,某一角色要求扩张,导致打破了彼此的边界,边界平衡被打破容易导致心理失衡以及内心困扰.[23]就幼儿教师而言,无论是工作影响家庭,还是家庭影响工作,都会给她们带来额外的认知负担和情感困扰,产生较大职业压力,影响工作投入.尤其幼儿教师群体以女性为主,在中国传统价值观里,她们承担了更多养育孩子、照顾家庭的责任,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上,幼儿教师努力在多重的家庭角色与教师角色之间寻找平衡点,难免出现较严重的工作、家庭角色间冲突.[19]研究表明职业压力是睡眠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幼儿教师在工作家庭冲突的过程中,知觉更多的职业压力等负性情绪,导致睡眠质量变差.本研究证明了职业压力在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的影响中起*作用,说明负性情绪因素是工作家庭冲突影响睡眠质量的近端因素,启示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可能地去探讨工作家庭冲突与睡眠质量之间的*因素,以全面揭示工作家庭冲突影响睡眠质量的心理机制.

(二)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以及职业压力的影响都受到反刍思维调节.工作家庭冲突实质上是由个体的时间、精力等资源的有限性所引发的两种角色需要对这些资源的相互竞争.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压力源,与多种消极后果显著相关,如降低工作满意度,增加离职倾向等,长期感受工作家庭冲突会导致心理失衡.在中西方样本的研究中也显示,工作家庭冲突会导致心理抑郁,个体的满足感等积极情绪的减少和不适感、冲突、紧张情绪的增加都会对个体的睡眠质量产生负面影响.[24]研究还显示,当个体无法领悟到家庭或工作支持,个体的紧张感和情绪不稳定会加重,导致个体产生反刍思维.反刍思维作为一种适应不良的反应风格会加重消极思维倾向、破坏问题解决能力、减少社会支持资源,进而加剧负性因素的消极影响.[25]这样会进一步延长和加剧消极情绪体验,影响个体的睡眠质量,导致入睡困难等问题.结果表明,反刍思维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能够在其他变量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中起调节作用.以往对于幼儿教师的研究表明,幼儿教师以女性为主,她们面临着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教师工作作为一个职业,仍然是谋生最重要的手段;另一方面,她们需要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样会给她们带来较大的压力,在入睡前容易产生侵入性思维.研究显示,高反刍思维个体的负面联想记忆网络更容易被激活,这不仅会诱发个体的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自我评价,而且会使个体自我价值受到威胁,进而影响到个体的睡眠质量.另外,高反刍思维个体对负性情绪的抑制功能缺失,也会提高工作家庭冲突诱发职业压力情绪的可能性和持久性.[26]因此,在经历工作家庭冲突后,高反刍思维个体更易受到职业压力等负性情绪的困扰,进而影响个体的睡眠质量.

(三)研究的意义及不足

本研究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模型,在考察幼儿教师工作家庭冲突通过职业压力预测睡眠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有效地将幼儿教师在工作冲突过程中的情绪体验与人格特质结合在一起,深化并拓展了工作家庭冲突与幼儿教师身心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本研究也启示我们,未来对幼儿教师的研究应该重点考察其工作家庭冲突中的情绪体验以及个体的人格特质;另外,在实践上,本研究着重考察了幼儿教师这一教师群体,她们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是未来学前教育行业发展,提升幼儿教育质量的关键力量.而低质量睡眠状况会对其身心健康和工作状况等产生诸多负面影响.研究结果还提示我们要引导幼儿教师积极地对待工作家庭的冲突,并且采取有效的应对方式对待就业、婚恋压力等,减少负面情绪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同时,本次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基于量表法的横断设计,虽然对各变量关系的分析、讨论是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的,但是结果仍不能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应该尝试使用实验设计或追踪设计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自我报告方法限制了由社会赞许、他人期待和其他偏见而导致的数据的有效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尝试从多方面收集数据,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最后,关于工作和家庭冲突的研究新模型,认为个体可以从工作和家庭这两种社会角色的投入中获得积极的心理资源(如心理资本、价值感等),这些积极心理资源作为有益性因素能够帮助个体抵御风险,降低消极影响,即工作-家庭增益模型.[27]这个积极视角为个体处理工作和家庭冲突提供了新见解,即个体在履行工作和家庭角色时如何尽可能在减少角色间冲突的同时增加角色间的积极溢出.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探讨个体如何妥善地解决工作家庭冲突,以及如何更为清晰、全面地揭示工作-家庭冲突增益模型的发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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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family Conflict and Sleep Quality in Kindergarten Teacher: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Analyses

YANG Bang-lin1,LIN Yuan-yuan1,2

(1. School of Psychology,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117

2.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Fujian province,Fuzhou,Fujian,350117)

Abstract: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work-family conflict was a risk factor for poor sleep quality,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 that may mediate or moderate this association. Specifically,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whether work-family conflict would be indirectly related to kindergarten teachers?sleep quality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whether this indirect association would be moderated by the kindergarten teachers?rumination. This integrated model can address questions about both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in one model. Its results would be helpful to answer the issues such as 搘hat works for whom? and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prevention that cannot be obtained by separately testing the two questions. Methods: A sample of 537 Kindergarten teacher (Mean ages等于26.37) was recruited to complete measure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occupational stress, rumination and sleep quality. Results: The study showed that occupational stres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sleep quality. Besides, both the effect of work-family conflict on sleep quality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ccupational stress were moderated by rumination. The present study can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work-family conflict leads to poor sleep quality. Testing mediator and moderator variables in a single model could generate mor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than assessing two separate models.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and when work-family conflict impacts kindergarten teachers?sleep quality. Limi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discussed.

Key words:work-family conflict;occupational stress;rumination;sleep quality;kindergarten teacher

(责任编辑:鞠玉翠,车子彤)

(责任校对:车子彤,张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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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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