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被围困的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基于北京市C区问卷调查的实证，该文是家长教育方面有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和实证研究和问卷和期望相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基于北京市340 名流动儿童学生及家长的多段抽样调研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长的教育期望越高；且中高等收入群体、农民工群体的教育期望更高.关键是,流动儿童城乡户籍差异影响了家长的教育期望,并强化了家庭背景对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力.家庭背景对农民工与非农民工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不同.总之,流动儿童家庭条件的细微差别——教育程度和经济条件——导致了家长教育期望的差异,其影响力被户籍差异所放大并强化,最终导致农民工群体弱势的再生产.
关键词：流动儿童；农民工；教育期望；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5-2232.2018.04.010
一、理论基础与问题提出
家长作为子女接受教育的直接责任人,对子女的教育态度及行为会直接影响子女接受教育的态度与行为.学生对学校教育的接受能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家庭中培养起来的性格特征、价值观与教育期望.[1] 正如布尔迪厄（P. Bourdieu）所言,家长的文化资本可以通过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的方式,使子女能够得到继承.[2] 因此,家长教育期望作为家长对子女教育态度的直接表现形式,一种家长非“物质化”的文化资本形式,一种家长文化、修养展现形式,对下一代的教育有着重要影响力.
教育期望通常被放置于数据模型中,作为教育获得、职业获得的解释变量.最早将教育期望纳入到教育获得模型当中的斯威尔和沙哈（Sewell & Shah）认为,教育期望作为自变量独立于家庭经济条件与个人智力等因素以外,对教育获得产生影响.[3] 但,教育期望作为家庭背景优势与教育获得的中间变量也具有重要意义.[4] 子代的教育期望（expectation）或热望（aspiration）作为中间变量也获得了对教育获得的显著解释力.[5] 国内研究焦点也主要集中于Pamela 曾指出的教育期望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就之间的桥梁,[6] 或是家庭经济地位和儿童发展的*效应.[7] 庞维国、徐晓波等人认为,家庭经济地位与父母教育期望存在一致性关系,而教育期望越高孩子的学业成绩越好.[8] 有的研究稍显复杂,但结论一致：王甫勤、时怡雯将父母教育期望和子女教育期望均作为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教育获得的中间变量；[5] 蔺秀云等研究流动儿童与父母的教育期望差异值在父母教育投入与儿童学业表现间的*作用.[9] 总之,这些研究关注到了教育期望的重要性,但没有对教育期望受何影响的问题给予重视并给出独立的、完整的解释.
关于导致教育期望不同或者变动的原因,研究者指出,流动儿童存在自我学历期望上的矛盾,他们既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又在各种客观限制下作出妥协或放弃目标.[10,11] 同时,家长自身的职业[12] 和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对学历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等家庭文化背景及家长的社会态度[13] 是影响其教育期望的主要因素.而农民的市民化水平不同,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存在差异.[14]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既有研究多将家长教育期望作为自变量,关注其对教育获得、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而忽视了教育期望自身也是受制于其他因素的因变量；同时,将家长教育期望同质化,而忽略了家长群体内部存在的差异性.实际上,家长教育期望同样也是对现实家庭条件、国家政策环境等的客观反映.现有研究尚不能对家长教育期望本身的特征及差异,以及受哪些因素影响给出准确的答案.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儿童伴随农村劳动力人口大规模乡城流动,成为了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流动儿童①教育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受到多方关注,但至今仍悬而未决.与此同时,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却鲜受关注.在我国社会急速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改革生产出流动儿童的相关问题,对其研究必不能将宏观政策背景、制度因素、微观家庭资源和背景分离.因此,本文想要探讨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有何特征、受何影响的问题,也必应放在制度- 资源双重框架之下.基于此,本文利用在北京市C 区获得的实地调查数据资料,借助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将家庭（资源）、制度因素一并纳入分析框架,以探究影响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的关键因素.
二、研究假设
参照以往研究经验,本文将家庭地位区分为家庭职业地位、家庭教育地位和家庭经济地位,分别以父母职业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表示.教育资源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按照资本的代际传递机制,优势群体会有更多的教育、经济等资源,以及更高的教育投资意向,对于子女的教育期望会更高.因此,为了回答“控制学生个体特征之后,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受制度- 资源因素影响”的疑问,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 ：家庭背景假设.即流动儿童内部存在家庭资源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差异,并且其所占有的家庭资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长教育期望成正相关关系.假设2 ：制度因素假设.即城乡户籍差异,影响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优势地位群体教育期望越高.假设3 ：制度- 资源假设.制度对家庭地位再生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那么,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中,家庭背景、户籍制度各自对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将发生变化.家庭地位的代际传递机制,会因为户籍的不同而不同.
更具体地表述为：
假设1a ：家庭职业地位越高,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
假设1b ：家庭教育年限越长,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
假设1c ：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
假设1d ：独生子女家庭比非独生子女家庭,家长教育期望更高
假设1e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比母亲高假设1f ：越年轻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
假设2a ：非农民工对子女教育期望比农民工高
假设3a ：加入户口因素后,家庭背景的影响消失,在流动儿童教育中户籍制度消解了家庭地位再生产机制
假设3b ：加入户口因素后,家庭背景的影响没有变化,在流动儿童教育中户籍制度不影响家庭地位再生产机制
假设3c ：加入户口因素后,家庭背景的影响有所降低,在流动儿童教育中户籍制度弱化了家庭地位再生产机制
假设3d ：加入户口因素后,家庭背景影响更加增强,在流动儿童教育中户籍制度强化了家庭地位再生产
假设3e ：在教育期望中,家庭背景对农民工子女和非农民工子女的影响是不同的.对农民工子女而言,家庭背景的影响程度更大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资料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3月到4月期间“义务教育阶段之后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研究”课题组在北京市C 区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流动儿童,其中包含了“农民工子女”（农村户籍人口）与“非农民工子女”（城市户籍人口）.通过多段抽样方法,先随机选取了北京市C 区,再从C 区分组随机选取了优等学校（EZ 中学）和次等学校（ZJW 中学、MZD 中学）①,然后面向在读流动儿童学生及其家长发放调查问卷.本文使用了该数据库中流动儿童学生及家长的全部数据,样本量为340个.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初三年级被调查学生人数不足10人.对此,已有的研究结果中可找到合理解释——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在初二年级到初三年级已经完成了一次制度性的分流.[15,16]（二）主要变量
教育期望通过“您希望孩子能够取得的最高学历是什么？”进行测量.该变量为定序层次的变量,从初中到博士分为5个层次.我们将初中、高中/ 中专、大专/ 高职、大学、硕士或博士,分别定义为受教育9年、12年、15年、16年、20年,这就将定序的变量转换为了连续变量.
考察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所涉及到的自变量分别为学生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学生个体特征包括了学生的性别、年龄、年级、学校、学业成绩几个方面.其中,年级方面,由于初三年级样本量较少,将初三年级与初二年级合并,初一年级作为参照组；学业成绩方面,分为了“好”和“不好/ 一般”两类,成绩一般/ 不好的学生作为参照组；学校方面,以次等学校为参照组.
家庭背景包括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地位、家庭收入以及家庭结构.家庭职业地位以父亲和母亲职业地位进行测量.本文根据回收材料的性质,借鉴了王超恩、符平的农民工职业地位分层方式,将被调查者父亲和母亲的职业地位分别分类为低端职业、中端职业和高端职业.[17] 进一步,将其分别转换为两组二分变量,均将低端职业地位作为参照组.家庭教育地位以父母受教育程度进行测量.问卷中教育程度选项包括“未受过正式教育”“小学”“初中”“高中/ 中专”“大专/ 高职”“大学及以上”,将其分别转换为受教育年限0年、6年、9年、12年、15年、17年.家庭经济地位以家庭年收入进行测量.样本家庭年收入低于全国农民工平均家庭年收入（68736元）①,定义为低收入群体；样本家庭年收入高于样本平均家庭年收入（178651.2元）,定义为高收入群体；其余介于全国平均与样本平均之间的样本,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18] 进一步将其转换为两组二分变量,均将低收入群体作为参照组.家庭结构以独生子女群体与非独生子女群体为区分,以非独生子女家庭作为参照组.此外,将家长的性别、年龄也作为家庭特征变量组的自变量.
制度因素在这里主要指户籍因素.学生户口转换为虚拟变量,以农村户口学生作为参照组,考察非农民工子女与农民工子女,他们的家长之间存在怎样的教育期望差异.
转换后的各变量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
（三）数据模型
由于学生个体的性别、年级、学校等都可能对教育期望发挥作用,要回答家庭背景、户籍制度如何影响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需要把学生个体特征变量进行控制.我们对这些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目的在于使每个变量相互控制,之后比较它们之间的相对效果.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Y等于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KxK+ε
其一般表达式为：
Y等于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KXK+ε
具体在本文中,Y 为因变量期望受教育年限,β0为常数项,自变量为X1到XK,其系数分别是β1到βK,ε 为残差.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
（一）家庭职业、教育、经济地位对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
根据模型及变量的操作化定义,表3给出了家长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中,包含了子女的个体情况,作为基本模型；模型2是在基本模型1当中加入了家庭背景变量,以考察家庭背景中各因素对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模型3是在基本模型1当中加入了户籍因素变量,以考察户口情况对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模型4是在基本模型1中加入家庭背景变量和户口因素变量,以考察在双方因素相互控制之后,家长教育期望的差异.
模型1可见,学生个人特征当中,学生的成绩、学生所在的学校对家长的教育期望有显著影响,而子女的性别、年级和年龄对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并不显著,模型的解释力度较好（23.0%）.具体表现为：其他条件一致情况下,学生成绩越好家长教育期望越高（p<0.001）；优等学校的流动儿童家长对孩子教育期望显著高于次等学校（p<0.001）.
模型2调整后的决定系数相对基本模型1显著提高,回归方程对教育期望的解释力提高近20%,模型解释力达到42.1%.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对家长的教育期望有影响,具体表现为：①控制学生个体差异及家长其他差异之后,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家长的教育期望有负效应,即父亲受教育年限越高,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年限反而越低（p<0.05）；②与之相反的是,母亲的教育水平越高,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年限则越高（p<0.1）；③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家庭的家长教育期望具有显著性差异（p<0.1）,中等收入家庭家长的教育期望更高,但低收入与高收入家庭的家长教育期望无显著性差异,假设1c 得到部分验证.然而,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年限,不因父亲或母亲的职业地位高低、父亲或母亲性别差异、家长的年龄大小、家庭结构差异而呈现出显著性变化.
模型3调整后的决定系数比基本模型1略微下降,但回归方程对教育期望的解释力依然有22.8%.加入户籍因素以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与非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并未出现显著性的差异.
模型4调整后的决定系数高达45.3%,比前三个模型的解释力度都更大.相对于模型2,父亲教育程度带来的显著性差异被消解了；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的区别,由不显著变成了显著.相对于模型3,子女户口的城乡区别造成的家长教育期望的区别,由不显著变为了显著,假设3d 得到验证.模型4中,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母亲的教育程度依然对教育期望有显著性影响（p<0.05）,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中等收入与低收入家庭的家长教育期望有显著性差异（p<0.05）,前者比后者更高；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的家长教育期望也有显著性差异（p<0.05）,前者比后者更高.换言之,家庭收入越高,则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年限越大.同时,户口对家长的教育期望有显著性的影响（p<0.05）,城镇户口的孩子,其家长的教育期望更低.另外,比较显著性因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对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学生学习成绩（β等于5.263）、母亲的受教育程度（β等于2.286）、中等收入（相比于低收入）（β等于2.578）、高等收入（相比于低收入）（β等于2.259）、户口（β等于2.089）、学校类型（β等于1.995）.
综合上述分析,首先,在流动儿童群体当中,他们家庭的教育背景、收入地位是影响家长教育期望的关键性因素.母亲的教育地位越高,家庭的经济收入地位越高,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越高.其次,户口因素也是影响教育期望的关键性变量,但与我们的研究假设不同：农村户籍的学生家长教育期望比城镇户籍的学生家长教育期望更高.雷万鹏、李立荣等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在此不作展开.[19, 20]最后,户口因素、家庭背景对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即就流动儿童群体而言,单是考虑家庭背景中职业、经济、教育地位对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是不足的,还需要考虑户籍制度的影响.当把户籍和家庭因素都考虑进入之后模型的解释力增强,户籍制度- 家庭资源框架对总体的拟合优度更好.
（二）农民工与非农民工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不同
前文已经指出家庭背景对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存在影响.从表3模型4与模型2、模型3的对比来看,由于户口变量的加入,部分家庭背景变量的作用发生了变化.由此,我们进一步检验家庭地位对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在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学生（农民工子女和非农民工子女）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将流动儿童分为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两组,检查家庭背景影响的差异性,即家庭背景对不同户口的学生的作用机制有何不同.
表4所示模型1是非农民工（城镇户口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的回归分析,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中加入了家庭背景变量,模型调整后的决定系数提高了20%.控制住家庭背景之后,学校层次的显著性影响消失；家庭背景因素中,只有“是否为独生子女”呈现出显著性（p<0.1）.易言之,非农民工的家庭背景对家长教育期望的作用主要是来自于家庭结构.模型3是农民工（农村户口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的回归分析,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背景变量,模型调整后的决定系数提高了23.9%.控制住家庭背景之后,学校层次的显著性影响消失；学生的年龄呈现出显著影响（p<0.1）；学生成绩保持显著性影响（p<0.05）.控制住其他变量以后,家庭背景因素中有四项指标——家长性别、母亲职业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经济收入呈现出显著性,具体为：父亲比母亲的教育期望更高（p<0.05）；母亲在中端职业地位的教育期望比在低端职业地位更高（p<0.1）；父亲教育程度越高教育期望低（p<0.05）；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教育期望越高（p<0.05）；家庭收入越高,教育期望越高（p<0.05）.
上述分析可见,家庭背景对非农民工与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前者主要通过家庭结构产生影响,后者通过教育、经济、性别等因素产生影响.研究显示,农民工教育期望模型调整后的决定系数提高幅度比城镇户口多3.9%.此处说明户口不同则家庭背景的作用机制不同,农村户口的流动儿童（农民工子女）家庭背景的作用更大.即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在农民工子女中更加明显,农村户口强化了家庭背景对教育期望的作用机制,假设3e 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从家庭背景、户籍制度对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来看：
（1）家庭背景解释模型中,父亲受教育年限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低；母亲受教育年限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中等收入家庭（相比于低等收入）家长的教育期望更高.然而,户籍制度解释模型中,农民工与非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没有差异.
（2）家庭资源- 户籍制度解释模型中,家庭背景的影响力度增强,户口的显著性出现,两者出现相互强化作用关系.这意味着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中,家庭地位和户籍因素均不容忽视.结果显示,家庭背景中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的经济地位是影响教育期望最为关键的两个变量：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长的教育期望越高；中高等收入（相比于低收入）、农民工（相比于非农民工）群体,家长的教育期望更高.更为关键的是,户口的不同也会导致教育期望的不同,同时户口的不同还会加大教育地位、经济地位的作用力.因此,考虑流动儿童时,必不可少的是需要考虑他们的城乡户籍差异,否则对他们的教育期望的估计就会出现偏差.
（3）将流动儿童区分为农民工子女与非农民工子女,考察家庭背景对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非农民工的家庭背景中,只有是否独生子女对家长的教育期望产生影响；农民工的家长背景中,家长性别、母亲的职业地位、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年限、家庭的收入都会对家长的教育期望造成影响.因此,家庭背景对流动儿童家长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并不相同.
总的来看,虽然流动儿童家庭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具有较强的同质性,通常研究者也可能忽略其内部可能存在的差异性,但是它们内部的确存在细微的差别,尤其在农民工群体内部体现得更加明显.本研究表明,这些细微的差别——最为关键的是教育程度、经济条件——构成了流动儿童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的差异.同时,这些细微差别被户籍差异放大,并强化了其影响力,使得家庭背景对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再生产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二）讨论: 被围困的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
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脱离不了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因素塑造着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待.家庭背景对教育期望的影响,还会受到户籍制度因素的强化.因此,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被围困于家庭背景和户籍制度的双重制约之下,教育成为了流动人口弱势地位再生产的机制.借用布尔迪厄的观点,[2] 家庭背景和户籍制度以隐蔽的、非“经济”的、非“物质化”的、“与身体相联系”的文化资本形式——教育期望,对下一代的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流动人口不是完全同质性的群体,并非完全整体性的再生产.农民工与非农民工的差异,导致流动人口的家庭地位代际传递机制有所差异.非农民工群体仅受子女数量影响,农民工群体却受到教育地位、经济条件以及职业地位的多重制约.换言之,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的教育诉求一直全方位地被他们的现实境遇所形塑,若想要改变子女教育地位,就需要全方位改变自己的家庭环境.可见,教育通过教育期望展现了农民工底层群体的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方式.当然,非农民工群体的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其家庭地位还是具有可能性的.由此推论,流动儿童家长所处社会条件通过其教育期望呈现出优势传递、弱势延续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塞缪尔·鲍尔斯.不平等的教育和社会分工的再生产[C]//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80-198.
[2]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0-200.
[3]Sewell,WillianH.,VimalP.Shah.SocioeconomicStatus,lntelligence,andtheAttainmentofHigherEducation[J].SociologyofEducation,1967,40(1):2-23.
[4]Sewell,WilliamH.,etal.AsWeAge:AReviewoftheWisconsinLongitudinalStudy,1957-2001[J].ResearchinSocialStratificationandMobility,2003,20(4):3-111.
[5]王甫勤,时怡雯.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2014(01):175-195.
[6]Dis-kean.PamelaE..TheInfluenceofParentEducationandFamilyIncomeonChildAchievement:TheIndirectRoleofParentalExpectationsandtheHomeEnvironment[J].JournalofFamilyPsychology,2005,19(2):294-304.
[7]周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期望、亲子交流与儿童发展[J].青年研究,2013(03):11-26+94.
[8]庞维国,徐晓波,林立甲,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13(02):12-21.
[9]蔺秀云,王硕,张曼云,等.流动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因素——从教育期望、教育投入和学习投入角度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41-47.
[10]潘小春.理想与现实之间:流动儿童自我教育期望现状研究——基于北京市G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个案考察[J].现代教学,2014(06):34-39.
[11]洪雁,方爱清.城市社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期望与社会工作回应[J].前沿,2010(10):180-182.
[12]杨春华.教育期望中的社会阶层差异——父母的社会地位和子女教育期望的关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4):71-76,83.
[13]杨威.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北京市某区的问卷调查[J].西北人口,2012(2):98-102.
[14]陈旭峰.农民地位代际流动何以可能?——农民市民化水平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3(6):43-51.
[15]邵书龙.国家、教育分层与农民工子女社会流动:contain机制下的阶层再生产[J].青年研究,2010(03)：58-69,95.
[16]熊春文,刘慧娟.制度性自我选择与自我放弃的历程——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文化的个案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04):48-71,184.
[17]王超恩,符平.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职业分层与代际差异视角的考察[J].人口与经济,2013,(05):89-97.[18]孙远太.文化资本与教育不平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46-47.
[19]雷万鹏,杨帆.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结构转型——武汉市流动儿童家长调查[J].教育与经济,2007(01):59-63.
[20]李立荣.上海城乡居民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实证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9:46-47.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of the Migrant Children’s Parents Under Sieg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C District in Beijing
WU Cun-yu,WANG Chun-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100193）
Abstract：Data for analysis came from 340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survey by multistage sampling in Beijing.Using 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ses the factors of the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The results showthat th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will go higher with the degree of mothers’ education going higher. Meanwhile, the middle and the high classes inincome and non-peasant-workers he a highe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The key is tha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as an impact on parents’educational expectation and strengthen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backgrounds. In addition, the family background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educationalexpectations of peasant-workers and non-peasant-workers. In short, the all differences in the family conditions of migrant children (educational andeconomic conditions) constitute the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education expectations. This influence is magnified and strengthened by the difference ofhousehold registr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disadvantaged reproduction of peasant workers.
Key words：migrant children；peasant-workers；educational aspirations；reproduction
（责任编辑：张国霖,张秋霞）
（责任校对：张秋霞,刘金松）
本文结束语,本文是关于经典家长教育专业范文可作为实证研究和问卷和期望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家长教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近十五年我国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热点和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冯 帮 骆明丹(湖北师范大学湖北黄石435002)摘要】运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中国知网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 2016年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近十五.
2、 农村留守儿童感恩教育的现状与 摘要留守儿童虽然不是“问题儿童”,但是其成长过程中身心发展也遇到了许多问题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感恩教育不容乐观,家庭、学校和社会要在关爱留守儿童行动中,加强对其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
3、 行动导向教学在高专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中的应用 【摘 要】本文论述行动导向教学在高专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以学习情境“幼儿园歌唱活动设计与实施”为例,从明确任务,全面资讯；分工合作,认真计划；集中,科学决策；严格.
4、 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的有效途径 内容摘要由于农村劳动能力向城市转移,留下一大批农村留守儿童,儿童是家庭的希望,国家的未来 父母的离开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缺乏监管,致使安全事故频发 关健词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途径留守儿童,其所指向的是那些.
5、 自设儿童绘本在儿童性教育中的应用效果 摘要近年来在中国媒体报道中,儿童性侵害(CSA)案件呈频发高发趋势,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与此同时儿童性教育也受到重视 科学的性教育教材在性教育中有很大的作用,本研究通过知识问卷测试的方式调查经性教育绘本.
6、 陈恩显：让流动儿童有学上 在北京待了近2 0 年后, 陈恩显仍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 走在大街上,陈恩显还是像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兄弟一样,话不多,甚至有些木讷,但是,一谈到他的学校时,他就兴奋不已,滔滔不绝 他说,他感谢社会各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