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扶贫趋势和重点分析，本文是十三五方面硕士论文范文与十三五和十三五时期和扶贫类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1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我国文化扶贫工作回顾
自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我国文化扶贫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以1993年12月成立“国家文化扶贫委员会”为标志,文化扶贫作为专项工作被纳入国家公共文化建设范畴.为了打破贫困地区“越穷越没文化,越没文化越穷”的恶性循环,国家文化扶贫委员会一方面启动“万村书库”工程和“全国农民读书征文”比赛活动,培养农村居民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组织“送《学生字典》下乡”、城乡儿童“手拉手”夏令营活动等,帮助农村学生增长知识、开阔眼界.1997年,、国家科委、农业部、等十部委联合发起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将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与提高科学素质、普及卫生知识相结合,文化扶贫的理念、方法有了新的变化.2000年以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文化特别是西部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在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下,先后启动具有鲜明“文化扶贫”性质的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2001- 2007)、县级两馆建设项目(2002-2005)、送书下乡工程(2003-2005)、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2004-)等一批文化惠农项目.从总体上看,这个阶段文化扶贫工作的主要特点是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扶贫项目规模普遍较小,扶贫手段相对单一,扶贫资金存在多头审批、分散管理、各搞一摊的弊端.
第二阶段以2006年为起点,有三个重要标志：(1)实现了制度安排的重大突破.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具有地方税性质的“三提五统”,在顶层设计上彻底终结了1949年以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主要由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共同负担的“体制外”供给方式[1].在此基础上,同年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坚持城乡、区域文化的协调发展”方针,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纳入国家公共财政保障范畴,开启了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制度重建进程[2],产生了诸如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2007-2009)、农家书屋工程(2007-)、“三馆一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2010-)等一批具有文化扶贫性质的实践成果.(2)社团组织开始发挥独立作用.2008年12月,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国务院扶贫办指导的全国性非营利社团组织,成立于1993年6月)在等支持下,启动了旨在为贫困地区提供信息、教育、文化支持的“文化扶贫工程”,包括文化扶贫开发研究、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文化技术人才培训、村落文化建设、文化资源开发、公益文化场馆建设、公益广告宣传推广、文化创意产业、旅游文化开发、文化扶贫交流与合作等项目,是以社会力量为主体,开展项目制[3]、体系化文化扶贫的新尝试.(3)“文化是对抗贫困的重要领域”取得国际共识.2010～2013年,联合国先后发布多份关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决议,就文化减贫对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4].
第三阶段是以2015年为起点的“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其标志性事件是和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等七部委颁布《“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两个重要文件.《意见》提出：要“与国家扶贫开发攻坚战略结合”“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5].《规划纲要》对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实施范围、具体措施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指出“十三五”时期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服务脱贫攻坚大局、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任务,也是统筹城乡区域文化一体化发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的重大举措,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6].这些都表明文化扶贫不仅已经成为国家扶贫体系的重要部分,而且上升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层面.2015年12月,与、国家新闻出版、国家体育总局等启动“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在贫困地区,每个乡镇按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文化活动室、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宣传栏、一套文化器材、一套广播器材和一套体育器材,选取一个村建设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分两批在全国建设１万个[7].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15年度国家在文化扶贫制度建设、实践推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文化扶贫学术研究成果却创下2005年以来的新低.比如,2015年,在CSSCI来源期刊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文化扶贫”为主题的论文不足10篇,其中图书馆情报学仅有4篇.
2 “十三五”开局之年我国文化扶贫研究的基本态势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在文化扶贫领域的制度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十三五”期间文化扶贫研究基本态势进行分析与判断,对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1 文化扶贫理念逐渐成熟
回顾20世纪末以来我国扶贫工作,不难发现,经济扶贫、教育扶贫一直是扶贫工作的重心所在.例如,1994年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主要聚焦于农村贫困户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1994～2000年,政府累计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投入资金1240亿元.1998～2001年投入的扶贫资金中,46%分配给了农业,20%投向基础设施建设,14%投向工业,6%投向交通部门,3%投向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8].显然,这个阶段的文化扶贫至少在制度设计上还游离于国家扶贫攻坚战略之外.
中外学术界相关研究表明,农村贫困问题,除了地缘因素、交通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之外,信息贫困、文化贫困和贫困文化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是致贫的基础性因素,有时甚至是直接根源.在我国,某些贫困地区“越扶越贫、越扶越懒、安贫乐贫、脱贫返贫”等现象本身也说明贫困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遗传特性.比如,在我国某些贫困山区,女性文盲和女性失学儿童分别占到文盲或失学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传统文化习俗制约教育发展或教育脱贫的典型例证.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文化扶贫工程组委会主任胡富国表示：“我从事扶贫工作十年,深刻地体会到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不是缺乏资源,而是缺乏开发资源的人才.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文化不发展,经济难以发展,社会难以和谐.因此抓住文化扶贫,就抓住了扶贫的关键,抓住了要害.”[9]
在新一轮扶贫攻坚战中,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组织的扶贫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要“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坚持精准帮扶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紧密结合,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坚持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10].以整体思维和综合手段推动精准扶贫已成为国家新一轮扶贫攻坚的基本方略.
2.2 文化扶贫制度设计更加完善
文化扶贫既是文化建设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国家相关立法、配套政策和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制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的财政保障问题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解决思路.比如,《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专项资金分配实行因素分配与项目管理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倾斜.”[11]《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是政府致力于消除制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体制性障碍的重要举措：一方面表明原本相对分立的公共文化政策和公共财政制度开始有效对接,政府在财政工具的运用上更加成熟；另一方面反映出国家开始致力于构建以基本服务均等化为导向、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以“客观因素”为测算依据的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财政保障新机制[1].与以往地方政府“财政包干”机制不同,新机制不仅重视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兜底”保障功能,而且还将以往的原则性规定变为具有操作依据、可以量化的制度安排.另外,2017年3月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46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增加投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重点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12]将文化扶贫政策和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体现出文化扶贫的制度设计更加完善和成熟.
2.3 形成了文化扶贫研究新格局
“十三五”开局之年,我国文化扶贫研究进入全面提升、全面深化、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成立国家公共文化研究机构.2015年7月,在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文化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西南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图书馆等五家单位成立“公共文化研究基地”,各基地授牌后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或文化扶贫研究.其中,上海图书馆“在总结调研情况以及国际相关案例经验的基础上,举馆所之力对文化精准扶贫问题开展专题研究”,产生了包括《文化精准扶贫发展研究》报告在内的重要成果[13].与“公共文化研究基地”性质不同,2016年12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牵头成立的“全国公共图书馆扶贫工作委员会”确立了“为促进贫困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方向及措施参考”[14]的基本宗旨.
(2)“全面推进文化扶贫”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工作.2016年4月21日举行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围绕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体系不完善、服务效能不高、发展不均衡“等最为迫切的问题,明确了2016年四项重点工作,其中第二项就是“全面推进文化扶贫工作”.2016年6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联合召开“全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视频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十三五”时期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十三五”时期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分析问题,精准制定对策[15].文化扶贫进入以“精准”为核心的“提档升级”新阶段.
(3)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2016年图书情报界在文化扶贫研究领域积极开拓进取,在研究“论域”、内容、方法和形式上不断有新的贡献：
一是上海图书馆发布的《文化精准扶贫发展研究》报告是全国首个聚焦于文化精准扶贫的调研报告.该报告认为,当前文化扶贫工作仍然存在偏重实现经济目标、找不准“穷根”、“乱撒胡椒面”、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均对文化扶贫工作产生了根本性的制约.为推动文化扶贫研究,上海图书馆主办的《图书馆杂志》将“图书馆的文化精准扶贫服务研究”作为2016年七项重点选题的第一项[16],依托上海图书馆的研究力量研究国内外“文化精准扶贫”的理论、实践和对策,以专题形式发表了研究成果[17-19].
二是湖南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对“中部洼地”现象展开研究.2016年9月,李国新、张勇研究团队发布了我国第一份《中部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数据分析报告》,对中部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要指标作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同月,湖南图书馆举办“中部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论坛”,专题研讨公共图书馆事业“中部崛起”的理念、战略和路径,代表性成果以专题形式在湖南图书馆主办的《图书馆》上发表[20-23].2016年12月,李国新、张勇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发表《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中部崛起”》[24],对“中部洼地”现象作了全面描述和深刻分析,从区域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中部崛起”的对策.
三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主办的《图书馆论坛》在全国学术期刊上第一个开设“贫困地区图书馆发展研究”专栏,产生了一批原创性学术研究成果,截至2017年2月,“贫困地区图书馆发展研究”专栏发表学术论文15篇以上,内容主要涉及西部贫困县图书馆“因素法”财政保障研究、政府购买与“项目制”文化扶贫研究、公共文化供给结构改革理论基础研究、贫困地区文化“内生性重构”和“自组织”建设研究、特定历史地理空间下少数民族文化扶贫研究、高校图书馆“结对帮扶”贫困县图书馆研究等.“贫困地区图书馆发展研究”专栏文章密切结合当前文化扶贫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深度上发生了较大变化[25].
四是研究成果数量达到历史之最.从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实施到2015年的21年间,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的有关文化扶贫的学术论文年均不足18篇,但2016年的发文数量猛增至58篇,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增幅最大、数量最多的一年,其中图书馆情报学CSSCI来源期刊为该主题研究贡献了50%以上的成果[25].
五是文化扶贫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办的重视.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为例,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尚未列入有关贫困地区或文化扶贫的选题,但一项自选课题——“基本服务均等目标下西部贫困县公共图书馆财政保障研究”获准立项；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列入相关选题一项——“我国欠发达地区图书馆事业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但当年没有相关选题获准立项；根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公告,该年度课题指南中“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有三项直接相关的选题——“精准扶贫与图书馆建设相互关系研究”“欠发达地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效率研究”“农村信息贫困的解决对策研究”,占106个选题的2.83%[26],表明文化扶贫和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已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计划重点支持的研究项目.
3 “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研究重点选题的前瞻分析
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必须通过文化扶贫的方式推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跨越式发展,但是,一方面,贫困地区复杂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经济条件以及相关的体制性障碍、制度性缺陷、观念性误区严重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许多贫困地区属于多民族聚集地和多种文化的结合部,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口教育结构、闲暇时间消费结构、信息获取形式与内容结构又严重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有效需求.供给体系、需求体系以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使文化扶贫研究必须应对复杂的挑战.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看,当前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各种“结构性”矛盾是由多种相对不变量(如地理环境、人口结构、文化传统)和相对可变量(如经济政策、文化政策、财政政策)共同影响形成的[27].解决的基本思路就是从相对可变量入手,找到矛盾体系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节点.比如,文化扶贫研究的直接目的是提高贫困人口文化生活品质,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恰当的资源配置手段或服务要素整合方法,而手段、方法通常又受到顶层设计的制约.从这个逻辑关系出发,“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扶贫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基本研究领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结构改革研究；文化精准扶贫理论基础、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研究；贫困文化的形成机制、遗传特性和“内生性重构”研究.每个基本研究领域都有若干关键节点.
3.1 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结构改革研究
供给结构改革属于顶层设计范畴.2015年以来,无论是《意见》《规划纲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还是《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无不以供给结构改革为基本思路,致力于“调结构、补短板、促公平”.因此,系统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结构改革研究,除了解读政策之外,还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为改革领域重点、难点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对策方案.相关参考选题详见表1.
以当前我国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上的“结构性”矛盾为例,区域二元格局、城乡二元格局是由多种自然与社会因素造成的,其中贫困地区财政能力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属于制度设计范畴.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的均衡性保障和“兜底”保障功能,构建以基本服务均等化为导向、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以“客观因素”为测算依据的财政保障新机制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尽管《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 “专项资金分配实行因素分配与项目管理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倾斜”[11]；《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46条也规定：“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重点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12],但“重点倾斜”“重点扶助”都需要有科学、合理的分配依据和计算办法,构建“客观因素”指标体系和计算模型是确保法律有效落实的关键节点.
3.2 文化精准扶贫理论基础、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
国家“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首次明确精准扶贫方略后,公共文化建设研究领域提出了“文化精准扶贫”的概念和阐释体系.全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视频会议要求文化精准扶贫重点要抓好摸清底数、找准问题,突出重点、补齐短板,加强统筹、对接需求,深化改革、增强活力,利用资源、发挥优势等五个方面的工作.上海图书馆发布的《文化精准扶贫发展研究》报告也从“加强统一领导、完善协调协同工作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开展精准结对文化帮扶,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构建文化精准扶贫云平台,跟上时代步伐、着力开展数字文化精准扶贫”[13]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与经济精准扶贫、教育精准扶贫有相对固定的运作模式和刚性指标不同,文化精准扶贫是改变贫困人口文化生活条件、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过程.文化所具有的地域性、多样性、系统性、动态平衡性等生态特征决定了文化精准扶贫研究需要有特定思维模式、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第一,就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而言,“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总是快于非物质文化变迁.而在非物质文化变迁中,首先出现的往往是制度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才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28].如何把握文化扶贫过程中的“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管理和“精准”评价？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精准扶贫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绩效评估体系？
第二,在自然状态下,每一种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都是通过自组织方式完成的,“是没有事先人为规划和外力特定干涉的自然演化过程及其构型”[29].比如,我国目前大约有300多个地方戏种和上百种民间乐器,都是各民族群众利用集体智慧以“自组织”方式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文化精准扶贫如何善用“他治”、尊重“自治”、推动“共治”,处理好文化“建设主体”与文化“创造主体”之间的关系？
第三,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生态位.保护文化多样性、差异性,尊重特殊文化的生存权和话语权,需要对特定地理环境下的特殊文化模式作出“精准”识别,分清哪些需要保护、哪些需要改造、哪些可以利用？文化精准扶贫如何处理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防止文化扶贫走向消解多样和差异的文化霸权？
第四,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教育结构作为贫困地区地理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重要的交汇点,与贫困人口闲暇消费结构、信息形式结构、信息内容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关系.人口受教育程度越低,其消解性闲暇时间占比就越高,对语言媒介依赖度就越强,获取信息内容所受限制就越大[30].文化精准扶贫如何处理文化服务产品刚性供给与柔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何应对贫困地区人口教育结构的差异性？
当然,上述参考选题主要探究文化精准扶贫中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文化扶贫作为影响面最广和最持久的“扶贫力”之一,还需要不同学科之间加强沟通协调,推动跨学科研究发展.
3.3 贫困文化的形成机制、遗传特性和“内生性重构”研究
贫困文化(也称“贫穷文化”)与文化贫困属于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文化贫困主要表现为文化服务产品供给数量严重不足、供给质量不高,而特定文化主体又缺乏必要的文化创造能力或自给自足能力.贫困文化主要是指“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穷之下,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等”[31],由此产生了脱离于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
对于文化贫困或信息贫困,国家已经出台了以加大供给规模、调整供给结构、弥补供给短板为手段,以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为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全面推进文化扶贫”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贫困文化作为制定文化扶贫政策、构建文化扶贫理论、开展文化扶贫实践的重要依据,目前尚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深入研究贫困文化的形成机制、遗传特性和“内生性重构”等问题,对于推动文化精准扶贫过程中的“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关于贫困文化形成的原因,国外学术界有自然环境论、物质决定论、政府责任论和穷人懒惰论等不同观点和学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是环境的产物,应该从“考察环境对人的影响和对文化选择的限制、人类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及其影响”[32]的角度认识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但美国另一位人类学家戴维斯却发现,贫困文化“能够超越城乡、宗教、民族甚至国家界限”[33],在不同国家的贫民区,“人们在家庭结构、人际关系、时间取向、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等方面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如酗酒频率高,解决纠纷经常诉诸暴力,不愿推迟享受喜悦和谋划未来,基于艰难生活环境的顺天应命思想等.就内在结构而言,贫困文化有其独特的文化消费模式、信息行为模式.以信息匮乏为例,“信息匮乏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地理文化空间中,由于缺乏与外部空间基本的信息交流或能量交换,导致空间内部信息存量、流量、增量与质量均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34].从这个认知维度看,信息匮乏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供给问题,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更多的是由特定群体或个体信息选择模式决定的,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信息匮乏如何影响或参与构建了贫困文化？在网络信息时代,贫困人口的信息选择模式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信息选择模式与贫困文化形成机制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贫困人口在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选择方面有哪些共性特征？界定贫困文化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看待某些落后地区有相对和谐与自给自足的文化形式？贫困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与个体性差异是什么？信息贫困有什么形成机制与治理对策？
其次,关于贫困文化的遗传特性,国外学者早有研究,指出文化是由一组“文化基因”所构成的具有持久传承能力的社会现象.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人类学家就注意到贫困文化的遗传特性.奥斯卡·刘易斯在其经典著作——《桑切斯的孩子们》(1961年)“导言”中对此做了如下阐释：“在用‘文化’这个概念来理解贫穷的时候,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是现代国家的贫穷不仅是经济上一贫如洗、无组织状态,或者是一无所有的状态.它也意味着某些积极的成分,它存在着某种结构,某种理据,甚至使穷人得以生存下去的某些防卫机制.简而言之,那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当稳固恒久,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33]我国学者辛秋水认为,在信息选择模式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贫困文化“只能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35].由此可见,贫困文化的遗传特性是文化精准扶贫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贫困如何阻碍了社会智力的大规模开发与利用？信息选择模式与“贫困文化”遗传特性之间有何逻辑关系？贫困家庭文化代际传递的基本特征与基本类型是什么？贫困文化的自我防卫机制如何作用于遗传过程？此外,贫困家庭摆脱贫困文化及其遗传特性的个案分析也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关于贫困地区文化的“内生性重构”问题,我国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李晶认为,文化的“内生性重构”是以文化主体自身成长愿望为基础、以文化要素更新或重组为手段、以消除“文化堕距”或推动文化发展为目标的行为或行为方式,通常表现为特定主体在特定地理文化空间中以自身力量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过程,因此,培育农村文化的“内生性重构”能力,不仅有利于消除物质、制度意义上“文化贫困”,而且更有利于消除精神意义上的“贫困文化”及其思维方式[36].从文化精准扶贫角度看,“贫困文化”的思维方式无疑是制约其“内生性重构”的核心问题,它不仅构建出信息筛选的基本原则、价值观念,而且也决定着“内生性重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法.因此,“内生性重构”就成为解决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的关键问题,以“内生性重构”为核心的研究主要包括：贫困人口在信息或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选择方面有哪些共同的思维特征？引发“内生性重构”的主要诱因和基本条件是什么？“内生性重构”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哪些重要阶段？“他组织”对“内生性重构”有哪些干预原则、技巧和方法？贫困家庭“文化脱贫”典型案例分析？如何培育贫困地区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生态等多重意义“文明生长点”？如何构建社会化智力资源帮扶机制？
当然,除了研究选题之外,文化精准扶贫研究还需要建立适用的方法体系.从研究现状看,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制度设计和对策建议领域,所用数据大都以间接数据为主,严重缺乏长期深入贫困村落、贫困家庭,通过大量的观察和深度访谈了解贫困人口日常文化生活,把握贫困文化内在结构与变迁规律的研究成果.缺乏准确的基础数据、关键的基础素材和扎根贫困地区潜心研究的学术风气,导致现有研究重心“高高在上”,很难对文化扶贫实践产生具有实质意义的影响.就此而言,“十三五”时期的文化精准扶贫研究,需要调整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合理配置基础研究领域和对策研究领域的研究资源.特别是要培育贫困地区基层文化工作者参与文化精准扶贫的热情和能力,利用他们身处贫困地区、直接服务贫困人口、了解贫困人口实际文化生活和所思、所想等便利条件,从一个贫困人口、一个贫困家庭、一个贫困村落文化生活及其历史变迁入手,逐渐积累并完善对策研究的基础材料和数据支撑体系.
4 结语
贫困是一个涉及自然、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等在内的“结构性存在”[34],但长期以来,物质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始终主导着扶贫研究的话语体系,经济扶贫、教育扶贫作为政策特别关照的对象,也引导着扶贫理论研究和扶贫实践探索的基本方向,文化扶贫的边缘化地位使其研究的合法性、有效性饱受质疑.《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特别提出“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扶贫先扶智,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善于发挥乡规民约在扶贫济困中的积极作用,激发贫困群众奋发脱贫的热情”,正式将文化扶贫纳入政策的“中心议题”,肯定了文化扶贫是持久的“扶贫力”之一.当然,为文化扶贫进行合法性辩护不仅需要政策依据,更需要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特别是当贫困被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被纳入扶贫研究领域之时,文化本身也成为理解经济贫困、教育贫困等贫困现象的重要维度.在这个过程中,构建文化扶贫的认识论、方法论,探索文化扶贫独特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需要凝聚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的集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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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小虎,西安文理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张梅,西安文理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 2017-02-16
（责任编辑：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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