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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君,1971年生,短篇小说《立秋之日》收入《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5》,短篇小说《蚂蚁》选译《人民文学俄文版》2016年第2期.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红马》《昙花一现》.曾就读于上海市首届作家研究生班、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现居浙江.
路边突然缺进去一块.是条很短的弄堂,墙上挂了几排帽子,小贩蜷在折叠椅上低头玩手机.天冷,都是精巧的呢帽、绒线帽,也有几顶帆布的,皱巴巴吊着,算这儿也是品种齐全的帽子铺.
“天真冷.”小春把围巾拉起一点,兜住头发.
“你不戴帽子？”
她看看我, “你也不戴？”
我说, “我戴帽子不好看.”是不是这样？我说不清.还有别的原因吧,可也没仔细想过.几分钟前我们才在地铁口碰到.她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不过,不太像了,和她以前.是她穿得太臃肿了？脸色也挺差的.优雅也好妩媚也好都从她身上消失了.
我们聊起上次见面,是在烈山,也有十年了,一边说着“真不敢相信啊”,一边立在寒冬的马路上,像两块镜子,面对面的想照出这些年让人灰心丧气的变化.
她要去教堂,不确定地说前面拐过去就是.
我问她什么教堂,自以为很熟悉这块地方.
“圣伯多禄堂？好像是.”
“你信教了？”
“没有,突然想起来过去看一下,你怎么在上海,看你外婆？”
我说来了几天了,进修,单位不景气,想找机会换地方.
“唉,现在做什么都不容易.”她说,好像很理解我一个人晃在这儿,问我有事吗？没事一起去,不远,走走就到.
这实在不是散步的时候.前一场雪的残雪积成了冰壳,朝天上一看,哪几都是锅底一样的铁灰色,灰色中又好像藏着一团团金光,朝这些金光望久一点,会觉得雪花很陕要从金光背后飘落下来.
弄堂口被树木遮蔽得格外幽暗,影影绰绰的走来两个女人,都挺年轻,穿着像是一起买的颜色漂亮款色也很不错的短外套,一个戴绒线帽,一个没戴.我以为没戴帽子那个想试试帽子,谁知却是戴绒线帽那个把帽子扔给女伴,摘了一顶墨绿色的扣到头上.
“卡扎菲！卡扎菲！”女伴喊着,笑得弯下腰.
看她染过的头发压不住地从帽子四周钻出来,是挺像新闻里那位利比亚的最高领导人.
这时我也看到帽子上的五角星了,被她滑稽地推到耳侧.她一定是竭力忍着才没笑,胳膊横到胸前,一抬腿,做了个大踏步向前进的姿势.
这不是太熟悉了吗？我的脑子里“唰拉”一下,就像一块积满灰尘的布被人豁地拉开,以为忘得一干二净的『日事居然全摆在那里,纹丝不动地等着我.
走过的刹那,发现她眼角边的皱纹,我又是一惊.原来她看上去年轻,根本跟我们差不多大,没有四十——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年纪——也有三十好几了.
绒线帽上缀的绒球一晃一晃越来越远,我们又往前走.
“你猜我刚才想起什么了？”小春说.
“大合唱吗？”我说.
一道光从她眼中闪过.
这不能算我们心有灵犀,因为我们都经历了那场后来没有结果的大合唱.
我一直记着和小春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却没有告诉过她.是因为,我多少觉得不如她,又不太愿意承认.
一九七八年夏天,黄昏时分,爸爸把野在外面的我拎回家,叫我快点吃,吃了坐火车去.外公去世了,妈妈打电话要他请两天假带我回上海送送外公.
我没敢抱怨外公又不管我,过年给压岁钱,表姐表弟五块,我只有一块；也没敢违抗妈妈的命令,换上白衬衫、黑裤子和白球鞋.心里嘀咕又不开运动会,穿成这样难看死了,一路别别扭扭,快走到火车站了,爸爸推推我,叫我叫人.
小李叔叔我见过.小春,我是第一次见.卷发,绿裙子,配上白色小风凉皮鞋,漂亮得让人转不动眼睛.
两个大人,一个说,散步呵,这是小春？蛮像你啊,几时来的？一个说,来了一礼拜了……
我还在看她的裙子.雪白的娃娃领泡泡袖,像童话书上公主穿的.她站在那儿,白白的肤色,也像个公主.
和他们错开后,我问爸爸, “这个小春从哪里来的？上海吗？”
爸爸说, “吴江吧,小春的妈妈听说是吴江人.”
吴江在哪里？想到那是个小地方,我低落下去的自尊心回了上来.
“什么都拿来跟上海比,跟你妈一样.”爸爸一眼洞穿我的脑袋瓜似的又说, “你看小李叔叔穿着不讲究,他家里以前好着呢,什么没有；拉琴,画画,什么不会……”爸爸一摇头,钻到买票的队伍里.
天没黑,火车站的大屋顶下已经灯火辉煌.烈山唯一一趟开往上海的火车卧在铁轨上,静静地等着开动.烈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外省人让这个小站每天处于热烘烘的你来我往的景象之中.
我已经忘了等着我送别的外公,在上海天天磨着妈妈要买裙子,终于在外公落葬后带回一条蓝背带裙,穿着去找小春,抱怨我妈买的衣服不是黑白的就是蓝绿的.“很好看啊,这种天蓝色最好看了.”她说,搬出绿玻璃糖罐,拿糖给我吃.我们立刻成了朋友.
认识小春以前,经常一起玩的是东东和稀毛.我们都住煤矿家属区,都有一个当工程师的或相当于工程师的爸爸.我们互相之间也嫉妒—东东妒嫉我没有弟弟,我嫉妒稀毛家的新房子有厕所——或者幸灾乐祸,发现一个被我们认为倒了霉的人：病在床上起不来、打架打伤、吐血、生小孩死了……粘着不肯走,磨着想看出一个能让我们懂点什么的结果来,白白地站上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我们偷农民的辣椒胡萝卜,打碎讨厌我们的那些人家里的玻璃窗,听说有人把树籽塞到比我们小的女孩身体里,就老是跟着她,想看看从那儿生个什么怪胎出来.我们这几个上海人的后代自认在烈山怎么玩也不算坏,不像本地那些五六岁还光着屁股的小孩,给我们一个个起了蛮子、侉子、地主婆、资本家、反革命的绰号,在我们的门上撒尿吐口水,拿刀刻上叉叉,以为这样可以让我们死光.没什么可玩了,我们无聊地挤在一起,想不明白为什么待在这里,没有蛋糕,没有公园,没有电马,把父母想方设法弄来的英文书图画书扔得远远的,直到被父母送进学校.
我和小春不在一个班,约好放学一起回家,她经常影子一晃就不见了.我们讨厌她不跟我们玩,她跟我们玩我们也讨厌,有她在,我们就像矮了一圈,更听不得别人说她什么将来貌美命贵.我爸爸拿她当榜样,嫌我吵就说, “你什么时候像小春啊,安静点好不好？”说起来她跑步跑不过稀毛,画画写毛笔字没东东写得好,可路上常有人拉着她要看她；要是有人让她脱了衣服鞋子做样子,给自己孩子穿一会,她也会真脱下来,在边上等,这种时候她比较傻；女老师也爱中午把她叫去办公室,过上好一会才放她回来.东东说, “她们还不是看小春穿得好.”穿得好总能招来别人偏爱,得到更多的喜欢.所以,那天放学前,我们竖起耳朵听操场上的大喇叭报名字,头几个就报到小春,也不奇怪.反正最后我、东东、稀毛都报到了,跟在者师屁股后头推推搡搡上了三楼的大教室.
这间教室平时老挂着锁,里面只有一张讲台,几张人像,格外大,格外空荡荡的.窗也比别的教室多,把墙上地上照得雪亮.
我们半天静不下,直到被老师们拨拉着排成队.这算是排练大合唱的序曲,就像老师宣布的,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个整体了！
不时响起的掌声让我们感觉到光荣——某种父母丧失了很久再也得不到的光荣.没人提我们的家庭出身,没人管我们考几分,都有什么绰号.曾经压在父母祖父母头上让我们也连带着胆战心惊的东西没有了.我们轻飘飘的,老师的话一半没听进去,不过我们得准备好演出服：军装和军帽,不然只好退出大合唱.这个要求老师讲了又讲,我们都听见了.
太阳正下山,我们满身满脸红通通地往楼下跑.东东边跑边苦着脸, “怎么办？我妈肯定不会买,她一天到晚说没有钱！”
“跟你妈说说看嘛,这是很光荣的.”
东东撇撇嘴, “她有钱只肯给我外婆.”
我们都找东东妈要过气球,东东吹牛说她妈妈上班的地方有一柜子气球,后来我们当然知道那是避孕套,被我们当成气球从三五岁玩到十一二岁.东东妈很好说话,要一个,给三个.可有钱不给东东,就让人不懂了.说不定东东妈装的吧.就像我妈.她是吓怕了,外公就因为以前有点钱,诖人扫地出门（这是我妈的话）,从虹口带花园的大房子搬到肇家浜路鸽子窝一样的小房子里.
我安慰东东,我妈肯不肯买还不知道.小春也要等晚上散步了再问她爸爸,那时候他比较好说话.他凶起来很凶,我们见过他揪着司机,骂那司机不像话,把路上的水溅到人身上.可我看小春的脸上没有一丝忧愁,辫子上的蝴蝶结随着脸的转动一扇一扇,像真的蝴蝶一样.
好吧——回去说吧——回去了——我们在风里奔跑着散开.
这个晚上,楼群里不时响起的号哭、呵斥、手挥到脸上屁股上的巴掌声,有多少和这场大合唱有关,只有月亮和电灯知道.
只要从口袋里掏钱的事,我妈都要机警地盘算很久.一会唠叨这钱够吃一个月菜了,一会唠叨学校搞活动干吗不出钱？我急得顿脚说我们四个都去,爸爸也帮腔说海丽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让她去吧.她嘴上说买不买得等等、下个月我别想再要零用钱,不过虚张虚张声势,唯恐有人隔窗听见,说她钱多.
我几口吞下饭,就赶去排练.路上碰到稀毛,老远说东东不来了,她去找东东,东东撒泼,赖在地上不起来,两条裤脚管都磨破了,她妈又是骂她,又是骂学校.稀毛说东东绘声绘色,说到自己就泄气了,她妈没说买没说不买,不知道什么意思？她出门了她爸还在说她妈做什么都不爽气,黏答答的.
小春来了,说她爸饭都没回来吃.
稀毛抢白她, “你怕啥,你爸什么东西不买给你？当你宝贝一样.”
不怪大家羡慕嫉妒,老师也当她宝贝,男生领唱叫上去试了一个又一个；叫她唱了唱,马上说女生领唱就是她了.上厕所都有人看着她,打听她哪个班,叫什么.所以,过了两天,她说她爸回来了,一听买衣服,说买什么？不买！我们听着不相信地睁大眼睛.
“不是说散步的时候说什么都答应？你就说老师叫你领唱,不唱不行啊！没衣服你就不能参加了！”
小春被我们几个问得说不出话,头发吹下来罩住眼睛,样子有点可怜.
稀毛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怎么还来排练？”
“小斯老师叫我来的,她说她去找我爸.”
小斯老师是小春的班主任.一张圆脸老是绸得紧紧的,让我们害怕.学校还有个斯老师,好多人背后叫她“死老师”,却没人敢叫小斯老师“死老师”.我们嘴上说,说不定跟小斯老师讲讲什么莎士比亚啊什么萨拉热窝啊,你爸一高兴,就点头了.看东东一脸晦气,就打住不说了.也是,东东也不去,怎么小斯老师不帮忙说说呢？
接下来我的心思全被散发着新布气味的军装军帽填满了.
根本不是妈妈之前说的,马马虎虎做出来骗小孩的.连肩章、帽徽、番号钢印这些东西也和电影里一样.
“海丽还真像女兵呀.”爸爸高兴地拿出烟来抽,问妈妈, “不错吧？是不错吧？”
很多年后我在书上读到： “对一个人来说,衣服是十分重要的.看看一名,当他穿便服和当他穿制服时,他根本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外在的东西会造成内在的变化.”立刻想起这一天,想起自己沉浸在换了个人似的全新的感觉里,真以为成了女兵,连咬指甲、佝起背走路、一坐下两只脚就晃来晃去这些毛病,只要不像个女兵,全都二话没有自觉改正了.
出于夹着尾巴做人的习惯（这是我妈的话）,我没有马上穿去学校,看着它们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边上.那时不管妈妈还是我都没想到尾巴夹习惯了,再也松不下来,到老都稳重有余活泼不足.而且那时候要我夹紧尾巴还不容易,心呈总有一股劲,想冲开那根需要夹紧的尾巴.忍到第二天,我再也忍不下去了.从家里出来,走过黑洞洞的已经关门的面铺、煤铺、棉花铺,抓住这个难得炫耀的机会,朝小春家那栋楼跑去.
门开着.小春？我叫了两声.闻到屋里刺鼻的气味,桌上的收音机掀掉了盖子,一把电烙铁插着电,好像还冒着烟,还是烫的.
小春？我朝着里屋又叫了两声.
她在里面,脸朝墙睡着,蜷得紧紧的.辫子上的蝴蝶结散开了,耷拉下来.地上扔着摔成两半的绿玻璃糖罐,一粒糖蹦到了床前,她那双漂亮的白色小风凉皮鞋鞋底朝天歪着.
不知道什么把我吓得逃走的.我朦朦胧胧觉得小春被她爸爸凶过了.很厉害地凶过了.她平时像手心里的珍宝,现在那只手翻过去,把她摔到地上.她离开烈山很多年,我想到她,还会想起这晚的情景,和别的她留给我的光彩夺目的印象复杂地叠在一起.至于为什么这样呢？我并没有仔细去想,也没有去想——她吃饭了吗？还去排练吗？她爸呢？
我佯装镇静地下了楼,出了楼道.没人叫我.又走了一段路,我跑起来.也没谁在后面跟着我,可我跑啊跑啊,跑进学校成排的灯光里才松口气.
好一会我还是心神不定,眼前不时跳出那把电烙铁,那个坏了的玻璃罐,和衣服到手的快乐绞在一起.我等着小春推门进来,告诉我她不小心睡着了.然而老师拍手叫大家各就各位了,她还没来.她的位置空着,老师就像没看见,换成别的人不来,早就大声呵斥边上的人,你,你,你们俩站过去！我的眼睛一次次朝那个窄窄的两个肩膀稍一靠拢就不存在的空档溜过去,像舌头不由自主要去舔刚掉落的牙齿.
这天爸爸的两个老朋友也在,看到我,开玩笑说, “歌唱家回来了？好啊,大合唱最适宜滥竽充数.”我说我们认认真真唱的,大家都笑了.妈妈笑着笑着,说下午碰到小李叔叔,招呼他,小春和诲丽一起排练大合唱呢,谁知他说唱什么？我叫小春不要去唱,一套衣服上台穿一穿,谁家里这么多钱？“哎,你们知道的,李文翰烟只抽飞马大前门,省袜子,赤脚穿皮鞋,他是只省自己,女儿身上什么时候舍不得过？”
一个伯伯说, “李文翰最讨厌说一套做一套,庆祝建矿三十周年,这种活动没经费,谁相信？还不是进了学校的口袋,当奖金分给老师了,倒把这笔钱摊到家长头上.”
爸爸说, “他是这样,叫他做人马虎点,听不进.”
另一个伯伯说, “是啊,何苦呢,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弄得手下没一个呆得长,都骂他管得多,也是,还能指望人人都有规有矩啊.”
妈妈说, “我看他随口发发牢骚的吧,还真不让小春去唱了？”
我马上插上去说这是真的,小春退出不唱了,排练的时候都在说.
爸爸和两个伯伯露出伤脑筋的样子说, “李文翰太固执了.”
妈妈只说了半句话, “李文翰这个人.”下面就没有了.一边给我倒水,叫我快去洗澡,拖鞋拖得噼啪响,一边问稀毛的衣服哪里来啊？
我说稀毛妈只肯买帽子,衣服借,回来粗枝缝一缝,稀毛在后排,谁看那么清楚.她唔了一声,说稀毛妈倒聪明.
等我三下两下洗好出来,两个伯伯已经走了,玻璃杯、烟灰缸也让妈妈手脚麻利地清理掉了,饭桌边冷冷清清,房间里传出爸爸很小的说话声：
“……想想他伯父,好好地读了军校出来,谁想得到,解放了,倒不明不白死了,也算没福气了.”
妈妈说, “你怎么知道？没听你讲过.”
“一次一起喝酒,他亲口说的.他伯父只有三个女儿,一直想把他过继过去当儿子的,也难怪他难过.这种事还是少讲讲吧,放在以前当心让人拉出去毙.’
“当心让人拉出去毙”这句话从我记事起不知听了多少遍,他老是这样,又想讲,又不敢讲.
妈妈还不肯罢休,说, “台上穿一穿,又不是真的.糊涂点就过去了.
爸爸叹着气说, “他看书多,想法也多,做什么事情都太认真了.”
我听出他们在讲小李叔叔,朦朦胧胧感觉到他们的不安.他们经常也很害怕,认为活得没有意思. “当心让人拉出去毙”阻止我去弄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小李叔叔调到僻远的老孤山煤矿之前,来找过我爸爸,说这一走,很难再见到面了.
他们喝开酒,又谈到这件事.小李叔叔嘴上说,不说了不说了,听爸爸说到他伯父和林彪是黄埔的同学,还是伤感起来,说伯父命不好,死了几年了家里才知道,死因不详,也谈不上见最后一面,骨灰都不知下落.
一只苍蝇飞过,撞到灯上,小李叔叔手空手一抓,逗我说, “抓到了！”我要看,他叫我等会,先拿剪刀胶水来,他给我变个戏法.我半信半疑地看着他从裤袋里摸出纸,扯下一小块,涂上胶水,把手心里的苍蝇一点点放出来,粘到纸上,又剪了两下,问我, “像不像乌龟？”
那苍蝇果然驼着龟板似的飞不起来了,吃力地在桌上来来回回爬着.我有点可怜它,问小李叔叔它要爬到什么时候. “总要爬到爬不动吧？”他说,凑近苍蝇,出神地看了好一会.
走的时候,小李叔叔喝得脸红红的,路都走不稳了.爸爸也没说“别说了,当心让人拉出去毙”.回想起来,后来也没有再谠过.让他心怀恐惧的阴影大概真的消失了.他和小李叔叔始终没有再见过面.去世前,因为癌肿转移,疼得受不了的时候,他老是说, “李文翰一梦也想不到我是痛死掉的.”他们的友谊真让人奇怪.
那时我和小春也不会想到三十一二年后一起走在上海冬天的马路上吧,目的地——一座教堂？我觑觑小春,有时看见她的『日靴子从豆青色羽绒衣底下探出来；有时看见风把她的一把头发从围巾里吹出来,露出苍白瘦削的耳朵.
她那漂亮的引人注目的童年,是在哪一个时间点上没有了的？走一步,离那漂亮远一步,再走一步,再远一步.我又觑觑她,像坐在飞机上,透过云雾稀薄的地方往下面看,迷迷糊糊想起那些年纪和我们相仿,和我们并不熟悉,很少跟我们一块玩的女生议论她的让人听不进去的话：就怕跟我们穿成一样；真以为自己是公主呢；挨了打,还不是叫得杀猪一样……说到她“退出大合唱”是因为她全家都反动时得意洋洋的眼神……就连我也忍不住暗暗高兴,让她也尝尝没人理睬的味道……
我吞吞吐吐提到那夜,提到她的位置留了好多天,我们都以为小斯老师还在想办法让她回来,每天排练前打听小斯老师去她家了吗,跟她爸说了吧.
“是吗？我一点也不知道,没人跟我说.”
“你一放学就不见了,都拢不着你.”
“我回家了.”她望着远处的屋顶,好像在看那遥远的过去,好像那遥远的过去此刻就在屋顶上,在亮着灯的柔和的玻璃窗上,在人来人往覆盖着冬日凄冷之色的马路上.
她每天都在等小斯老师,直到小斯老师真的来了,穿着奶带圈圈花纹的衬衫,很漂亮地来了.坐下之前,摸了摸她的头,好像说,放心吧！她焦急地守在边上,听他们从她最近的一次作业说起,等着她爸爸爽快地一扬头, “好吧,小斯老师都这么说了,就让她去吧.”然而一说到大合唱,他就说“这个不要说了”, “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好不好？”天暗得很快,小斯老师的衬衫都看不出颜色了,慢慢地连眼睛鼻子头发也看不清了.她第一次感觉到夜晚是能吞没人的,像汪洋大海吞没陆地的一切东西,房子,桌椅,爸爸,小斯老师,她.最后她无比失望地看着小斯老师站起来,走过她,又摸了摸她的头,好像说,老师也没办法了,你听你爸的话吧.她眼睁睁看她下了楼,又追下去问,晚上排练我不去了？小斯老师点点头,没说话就走了.
“我记得那天.”我说.想起发烫的电烙铁,空气里刺鼻的气味,却问不出绿玻璃罐怎么摔坏的,她为什么哭.像我妈那样,自己的疮疤固然要掩好,别人的疮疤不小心露出来不仅要装作没看见,还得替别人藏好.
她说起那晚的另一些内容,我没看到的那部分.小斯老师走了,她爸爸也走了,是让徒弟叫走的.她忽然没有了着落.当然是不用去大教室了,灯光,风琴声,歌声, “那个整体”的全都不属于她了.可一股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她心里翻腾着让她不能安静.她又去了学校.就像她非去不可,死也要死在那里.去了当然也没用,不过,看看灯火通明的教室也好,风里刮来歌声风琴声,这里也有一个“整体”,在暗中模糊地晃动,嬉笑,交头接耳.她听到东东的声音.
“啊？东东吗？你也来了？他们看什么？”她惊喜地跑过去.
“看大合唱.”东东说, “你看他们爬到那里,高不高？”
她望望上面,问东东, “你不上去？”
东东苦着脸说, ”我不敢,滑下来吓死我了.”
她不知哪里来的意气,也学着男生,朝手心吐口唾沫,搓一搓,豪爽地爬了上去.
我说, “东东说过,你爬得真快,像只田鸡.”她推推我,我们终于靠在一起,无所顾忌地笑了.我的眼前跳出玻璃上贴饼子一样贴上来的脸,音乐老师用指挥棒狠狠地敲着窗,喊着,看什么！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脸闪开了.不过我知道他们没走,很陕,又贴了上来.
她也在那儿,看着前排正中空着的位置——她的位置,就像自己还站在那儿.那真是一种奇怪的错觉.风很冷,可是她的脸热得发烫.谁都不说话.花那么大气力上来,说什么话都不值得,像一根根蜡烛,凑近窗里的灯光,怀着被点着的希望杵在那儿.她每天去,根本不去管她爸爸会不会发现,会不会打她.她也不去想这是不是反抗,对老师,对她爸爸的反抗.她就是要去.一定要去.然而有一天她发现没有空缺了,她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女生.老师对这个替补不太满意,几次跑过去拧着拍着这个替补的肩膀,问她能不能站直点,把她从队伍里拖出来,拿粉笔往她脸上发红的疖子上涂着,抱怨这疖子到正式演出还没退掉怎么办.那女生不管怎么被人摆布,脸上始终带着害羞而高兴的笑.
这笑这么深的刺痛她.
我告诉她,学校拆掉前,我去看道,大教室窗外的平台光秃秃的,都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不知她当年怎么爬上去的,还站了那么久. 教堂到了. 先是一面灰色的厚厚的墙,之后我才看见那个代表与上帝连接的十字架,十字架下金色的耶稣,伸开双臂,正托起什么.
不是弥撒时间,里面有几个和我们一样慕名而来都谈不上的游人.
她把我带到最后一排坐下,闭起眼睛.
我看看穹顶,看看彩色玻璃、天使的头像,有点呼吸不畅.她还是闭着眼睛,嘴微微翕动,不知在吐露什么.
我开始觉得无聊的时候,她睁开眼睛.
“我遇到过一个神甫,不是这里的.”她说,手扶着前面一排祷告台的靠背.
“怎么想去那儿的？”
“不知道.”她说,手指在靠背上摩挲着.“大概听我爸爸说过？他喜欢老建筑.不记得了.正好路过,心情肯定不太好.很巧,神甫一个人在里面,在翻《圣经》？当时更觉得像账本.”她笑了一下. “他眼睛很特别.真的,嗯,迎着你,看到你心里很深的地方.你注意过没有？有的人,就算你看着他也不知道他哪句话真哪句话假,哪句话里藏话,哪句在笑你,开你玩笑.有人说,只要肯出钱,他们愿意给狗布道.他肯定不是这种人.听我说感觉到压抑,说初次进来的人或许会有这种感受.不过,他说到‘上帝站在穹顶上,不是压制你的,是想把你拉上来,拉到和他一样高的地方去,和他在一起’.听得我心里一震.你知道我以前以为活得毫无希望的人才去教堂寺庙这种地方.”
“后来你经常去了？”
“没有.我留了电话,他打过一次,说有个教友活动,问我去不去.我说我想想,结果熬到时间过了,还是没去.”
“怕他劝你加入教会？”
“有一点,我怕没法真的相信.我知道我自己.”
一个穿黑礼服的神职人员走过.她的眼睛跟着他,看着他穿过空旷的礼拜堂,拐进一间小屋.他走过的地方有个亭子,上面有张纸,纸上写着“告解亭”,又写着“不可触摸”.它有点像从前的轿子,不过少了一道帘子,不知是不足真有人钻到这里向上帝忏悔心里不可告人的丑恶的念头.而且,我总觉得教堂太大了,太高了,太空了.我以为她会有个什么仪式,毕竟这么远地坐火车过来,没想到和我一样在祭台前站了站,朝圣母圣子像望了一会,就出来了.
我以为下了台阶就该告别了.她看看我,很突然地说, “本来今天我可以参加画展的.”
“啊？你画画了？”我没想到她真的画起画来了.
“画了没多久,五六年吧.”
“你爸以前好像也画过哎,炭笔画？”
“他从来不教我,自己也不画,笔都扔光了.”
“还是有点遗传吧？”
“我爸不知道,我没说过,怕他笑我画这种东西.反正我自己喜欢.是他们先来找我的,就本地的几个人,一个协会的,一起开个联展,问我去不去,结束了送主办方两幅画.我的画又不值钱,就等着去.昨天才知道没我的份儿了.”
“怎么回事你问了吗？”
“别的人想去,把我拿掉了.’
“唉,反正好多事都这样.”我说.
她走到我前面,对着墙上金色的耶稣眯起眼睛.
她想问耶稣什么呢？耶稣会告诉她,如果他什么都托得起,为什么不托起她？
从侧面看,她更年轻一些.如果愿意化化妆,像边上走过这个女人,换双新靴子,不至于这么糟.不过她要这样吧,不愿意打扮成那种人,那种马路上很耀眼的时髦的人？
我告坼她,她越来越像她爸爸了.
“是吗？”她猛地睁开眼睛,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关系很僵,我怕跟他说话,我们要说什么会通过我妈,让我妈传.他让我觉得沉闷,就算他不说话,光是坐着,也压得我难受.”她摇摇头, “可能你说得对,我是越来越像他了.不近人情.不肯世故.所以被挤掉的总是我.这个不能怪别人.”她说,把脸转了回去,就像在跟耶稣说, “我有过一个男友,是让我中学同桌撬掉的.你知道她说什么？说他不知道我爱他,要找他说,帮我表白.你说我爱不爱他要她表白什么？可就有这样霸道的女人.她后来移民,过得很好,和他一直有联系,帮他朋友的小孩介绍学校.反而是我,他再不联系了.想想也是,联系我有什么用？我能帮什么忙？”
我安慰她, “人都是这样的,一时好,一时不好,哪能说得清啊.”
“可我真奇怪为什么老是这样？连我女儿也这样,到了重点中学的分数却没进.我去问,说来说去无非他们是公正的.好吧,我想算了,是我们没考好.后来听说低十来分的都进了.我自己也算了,可女儿还小呀.我真难过,真难过呀.我这种人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
她似乎无可奈何至极,想狠狠嘲笑自己一通,却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管束着,连放声嘲笑都做不到,只能低声重复着那些没人答复的疑惑,而她来上海也就是为了在教堂台阶下把这些疑惑低声叫出来.
我说我的命运也没什么好,现在我妈还和我住在烈山.我爸去年去世,落葬前骨灰想回上海家里,叔叔不同意,最后答应让照片回去,摆一炷香的功夫,还给了两万块钱才答应.我没去理会她的惊讶,只一口气往下说着,想想也是,房子放过骨灰,是不吉利.可房子是爷爷的,一直是叔叔住着,我爸临死就这点愿望,怎么办呢？怪他吗？死都死了还生这种想法？你谠怎么办呢？是我把照片抱进去,再抱出来的.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这是我最伤感的事,去年还一想到就流眼泪,一流眼泪,就往没人的地方钻,厕所,楼道夹角,垃圾房边上,树木阴森的地方.这时就像说着别人的事,虽然,说着说着,伤感还是从我心里涌上来.
天色暗了一层,地上的水结起薄冰.
“走吧！”她说, “等会地铁很挤.”
我们依着肩往外走,走过栏杆,快要绕出路口了,她回头望了望,笑着说, “我以为看了教堂,能想清楚一点,没想到还是想不清楚.”
“这样就想清楚也太简单了.”我说,被她话里的奚落弄笑了,好像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件好笑的事.
“不想了,我们走.”她说,到了拐角那儿,拉着我说, “你等等,我买杯咖啡.”
我一边等她一边无聊地朝着教堂的方向望着,回味着她的话.她真的是为了“想清楚一点”坐火车来上海的？要是我妈,她会下判断.你相信呢？还不是她不想告诉你,比如,和哪个男人约会,类似这样的事.可我还是相信她为了“想清楚一点”来的.特别是她从幽暗的咖啡店里钻出来,端着两杯热咖啡,笑着走向我的时候,整个人比刚见面明朗了.
“刚才在里面排队,我忽然想,那次唱歌应该就是我那倒霉的命运的开始.”
“你说大合唱？”我叫她别这么想, “系东当年也退出了大合唱的,后来嫁给她爸爸老朋友的儿子,老早去日本了,现在儿女双全；稀毛也回上海好多年了,很有眼光的囤了三套房子,头发也多了,不顺的算来算去就我们两个……”
“所以,东东就知道什么是自己的,什么不是自己的,不去勉强.你看我,我只会用错劲.每天爬上去看啊看啊,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事实,一直看到贾老毛死的那天.”
“贾老毛？”
“是啊,贾老毛,你不记得了？”
“真是的！”我叫起来,怎么把他忘了,“是叫贾志清吧？”
“贾志清,贾海清？反正都叫他贾老毛,教过几年书,后来疯了,一阵好一阵坏的,才三十五岁,像个老头,让他管传达室,烧烧开水,给他点生活费.”
“对对,我想起来了,一到九月份,到处说林彪没叛逃,不是脑子有毛病吗？”
“就是啊,逮着谁跟谁唠叨飞机又不是纸壳子,说掉就掉啊,闹得大家看见他就躲他,幸亏他家庭成分好,反正过了那两天他就不提了.”
我问小春, “那天你也在上面？”
小春用手里的咖啡暖着脸,思索着说, “那天上来的人特别多,都想看看你们穿上军装什么样.我上去的时候他就在楼下骂,反正没人听他的,他越骂爬得越起劲.谁知后来摸上来了,骂我们不怕死,赶着叫我们下去.一个男生骂他疯子,轮不到他管,好多人跟着起哄,我都没看见他怎么掉下去的.后来大家都下去看,你们也不唱了.”
我也用手里的咖啡暖着脸,思索着说, “开始还以为有人恶作剧骗人,我和稀毛是最后下去的,地上好多血,让鞋子辗开了弄得到处都是.围了好多人,也看不见.有人给我们让了点地方,我们挤进去,贾老毛脸朝下趴着,翘着一条腿.好多人在笑,说这下好了,他也成了飞机给打下来了.还有人拿手电照他的脸,说没救了,脑浆都下来了.我竟然不知道害怕.家长听说了都来了,我爸找到我,把我拉了回去.”
之后的事已经模糊得难以形容.不过贾老毛死了是确凿的,那晚是我们最后一次排练大合唱也是确凿的.犬合唱不了了之一两个月以后,还有家长找上来要学校退衣服,这当然不可能,最后没办法,大家就穿着军装戴着军帽上学,没军装的怕人笑话,就戴一顶军帽.小春没有帽子,更显得孤立,一放学就不见了.寒假我在上海过的,直到开学了,才知道她去吴江她妈妈那儿,不回来了.
沉默着走了一会,我问她, “如果没有那件事,你会回来吗？我是说回烈山读书？”
“有可能.”她说, “我不想回来.开学前我爸来接我,我不肯跟他走.”
“你不在,他一个人进进出出,真是寂寞呀.如果他知道,那件事让你们后来这么疏远,他后悔吗？你没问过他？”
“我们从来不说那件事.就算后来他过了六十岁,我们慢慢开始说一点话了,也从来不说那件事.是他讨厌我们像刚才那个女人那样？我们那会不都那样？以为自己很正经,还是脱不了戏谑,搞笑.”她说着,有点躲闪地看看我,“大合唱取消后,我在抽屉里见过一沓信,信壳拆了,就是一叠信纸,里面有张照片,是一个男人的,四十来岁,站在孙中山像前,穿着军装,配着腰带,很英武.”
“你知道是谁吗？”
她仍是有点躲闪地看着我, “是我爸的伯父吧,我应该叫大爷爷？我们家就他在部队里呆过,他死得挺早,那时我都还没生下来,我爸除了过年喝多了,很少捉这件事.”
“我想了想,那一定是让他很难过很难过的事情,才不愿意告诉你吧？”
“是吧？”她的脸上突然涌起难看的褶皱,语速很快地说, “我现在想,不管他为了什么,就算我可能永远不理解,都不会再让这些事梗在我心里,都能接受它,让它过去了.”
我想到很多年前无意中听到的那句话,那句伴随着叹息的“解放了,倒不明不白死了”.在我脑子里回荡着.要不要说呢？我有点犹豫,看她失神的样子,似乎脑子里也有什么在不甘心地回荡着.
又走到这儿了,路边突然缺进去一块,很短的弄堂.小贩蜷在折叠椅上,光着头,在玩手机,墨绿色的军帽静静地挂在钩子上.
忽然,这人抬起头招呼我们, “小姑娘,买顶帽子？瞧多好看的帽子啊.”
我们对视一下,有些想笑.我们这算哪门子小姑娘？
小春悄声对我说, “我不要戴,我不喜欢头上有东西压着.”
那我不想戴帽子的理由呢？是什么？我说不清.还有别的原因吗？
无论是帽子还是那套我们曾经不顾一切想得到的衣服慢慢地像一个『日梦,放到一边,和别的『日衣服一起从家里消失了.它们带来的崭新的感觉也没有了,我还是夹紧了那根我们岁时不肯夹紧的尾巴,像父母当时希望的那样,克制地活着.
“夹着尾巴,是你妈的话.”小春说, “要是让耶稣来说,他会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吧？”
“彼此相爱？”我笑着说, “就算是吧,我可做不到.而且我妈现在不这么说了,她读心经、大悲咒,开口闭口阿弥陀佛.’
小春也笑了, “叫我爱有些人,我也做不到；不过凡事不可亏欠人,还是做得到的吧.”
我们不再说话.我回味着“彼此相爱”这几个字,看着雪降下来了,在店铺透出来的灯光里飞舞.我们边走边喝着咖啡,把这条弄堂连同小贩、帽子一起甩到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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