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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了我的文学之“家”
时隔近20年,我又回到了“葫芦河”.
2015年8月12日,我在好友赵炳庭先生陪同下参观西吉文联展室,看到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一帮好友创刊并油印发行的《葫芦河》刊物,以及曾经给我们印刊物的油印机,很是激动.我将它们捧在胸前、抱在怀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家！我回到了我昔日的“家”,又见到了我们昔日共同养育的“孩子”《葫芦河》.
自从1996年10月离开家乡西吉葫芦河畔,悄然已经过去19年.这中间我也曾因母亲病重看望、母亲病故后做祭悼等回过几次家,但都没有这一次那么激动、那么深切地真正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么熟悉的情和景一一重现到我的眼前,让我禁不住眼眶湿润.推不过县文联副主席陈静女士的再三邀请,我在留言簿上如刚学字的小学生一般,颤抖着手写下“回到我的文学之家”几个歪歪扭扭其丑无比的字,但真实地表达了我当时的心声和真实的感受.
是啊,怎能不叫我激动不已！
1987年,对我们县的其他人来说,它是一个再平常、再平静不过的年份,而对于我,对于和我一起发起成立西吉县“葫芦河文学社”并创办油印社刊《葫芦河》的文朋诗友以及追随我们的西吉文学爱好者来说,那是一个铭刻于心、让人难以忘怀的年份.
1987年9月,罗存仁、李耀宗、周彦虎、杨德清、李友中、冯亚兴和我一起发起成立了全县性的文学社团——“葫芦河文学社”,创办了油印社刊《葫芦河》.对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或许这不算什么,甚至还会觉得有些“傻冒”,但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还很匮乏的我们这地方的“那”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大事——虽不敢说有多么惊天动地,但也称得上“轰轰烈烈”.
我感怀“葫芦河”,不仅因为“葫芦河”把西吉全县热爱文学的朋友们团结在一起,而且给我人生的黄金阶段涂上了浓重的色彩,使我成了西吉文朋诗友们最亲切的朋友——“尤葫芦”；我感念《葫芦河》,不仅因为《葫芦河》曾浇灌了我的许多心血和汗水,而且充实了我的青春岁月,使我平庸的名字通过她而走出大山,走向外面的世界.今年正好是“葫芦河文学社”成立三十周年,虽然我已从昔日的盛壮而立之人跨入了花甲老人之列,但在西吉文学人的口里和心里还念记着我这个“尤葫芦”,是“葫芦河”和《葫芦河》让我这个“尤葫芦”长时间驻进西吉文学人的心里,我感怀“葫芦河”和《葫芦河》,“葫芦河”和《葫芦河》是我不老的文学之“家”.
我所亲历的“葫芦河”
1992年2月,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葫芦”说》,主要内容是写为什么朋友们都叫我“尤葫芦”,发在《固原日报》的“文艺副刊”上.感觉只是一刹那,可细细一算,时间早已过去了25年.25年时光的烈日、劲风、阴雨、霜露,无情地将昔日那棵还有些青涩的“葫芦”,淋晒、风化成了一瓢彻彻底底折皱、苍枯的“丑葫芦”.有人会问,你为什么在25年后的现在才想起写你所亲历“葫芦河”的文字？
说心里话,这之前我还真的没想着说有关昔日的“葫芦河”和《葫芦河》的事.但奇怪的是,越不想说的事情,心里却常常想起,而且想得越来越热切,不念叨出来感觉还憋得难受.这大概是人已经进入老年的表征吧.人进入老年的明显特征是喜欢怀旧,而且还总是叨叨个没完没了.那就借着这个理由,也趁着大脑还没有完全失忆,记忆还没有完全模糊,把那段相关的亲历说出来记下来.在这里必须申明,我写这些文字并不是为了“存史”,也没能力“存史”,也不是为了表功,说实话也没有多大功劳,而是为了感念那段火热的生活火热的人生.
“葫芦河文学社”成立的最初想法
“葫芦河文学社”成立于1987年9月.
1986年初,我向学校申请在教师进修学校公、民办学员的中师学历教育语文教学中进行作文教学改革和语文美育教学尝试.在教改尝试中,我深感作文教学用力最苦而收效甚微,常与老同学李耀宗老师一起讨论如何提高作文教学质量的问题.杨德清老师和耀宗都在回中任教高中语文,又住在同一层楼上,吃饭也常常在一起,自然就不时加入讨论.天暖之后,我们相约常于晚饭后在葫芦河边上散步,散步中也离不了谈论教学困惑.有一天晚饭后,遇到西中的“小李白”周彦虎老师,一起走着闲聊.三句不离本行,没聊上几句,话题自然又引到作文教学上.多次的漫步交谈,我们达成了一致的认识：通过老师自己的写作实践即“下水作文”来激发学生的作文写作热情,通过老师写出的较高质量文章的示范引导来调动学生的作文写作积极性,辅之以老师与学生一起的大量阅读,也许是目前提高我们的作文教学质量的较好方法和较佳途径.于是,“心有灵犀”,我们几个都有一种“协同克难”的意愿,即通过相互间的鼓励、交流和协作的写作实践来带动和促进作文教学.这大概是文学社成立之前的真实想法和真正意图.
大约是六七月份,我与李耀宗一起去给老同学、广播电视局局长罗存仁送我们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交谈时说了我们的想法,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在不影响广播稿质量的前提下,能尽量多修改选播学生写的稿件.罗不但欣然答应,还愿意和我们一起对学生的写作加以指导.在文工团搞歌曲创作兼拉大提琴的冯亚兴老师和李耀宗是进修学校的“社来社去”同学,我的同事、进修学校美术老师李友中与罗存仁是比我和李耀宗低一级的三合中学的高中同学,一来二去,我们七人在业余时间就经常在进修学校我的宿舍,偶尔在回中李耀宗的宿舍或者广播电视局罗存仁的办公室相聚.聚的次数多了,交流的话题越来越集中在成立文学社,组织并鼓励文学爱好者的文学创作和学生的作文写作上.成立文学社呼之欲出.
自发成立群众组织“葫芦河文学社”
大概是1987年9月中下旬,星期六上午的九十点钟,我与冯亚新、李耀宗、李友中、罗存仁、杨德清、周彦虎（没有谁先谁后之分）七人相聚在进修学校我的宿舍,召开成立文学社会议.会上,正式宣布共同发起成立全县性的群众组织——西吉县“葫芦河文学社”,同时讨论拟订了办社宗旨和章程.其宗旨为：“团结西吉全县的文学艺术朋友,通过文学艺术创作,发展西吉文学艺术,繁荣西吉文化,用文学艺术形式介绍和宣传西吉,让更多的外地人了解西吉、到西吉来搞经济和智力投资,为建设西吉尽微薄之力”.本着这个宗旨和目的,我们决定创办油印刊物《葫芦河》,暂不分职别,先按照每个人的写作优长分工组稿编稿：由罗存仁、周彦虎负责组编诗歌稿件,李耀宗负责散文稿件,杨德清负责小说稿件,我负责评论稿件,李友中负责封面和版面设计、内页插图和美术编辑,冯亚兴负责歌曲组编,最后由我做稿件的统筹、编排、打印和发行工作,并临时兼做社内活动的召集人.会议商定争取在11月份出版试刊号,要求每位在座者在最少拿出一篇较高质量作品的前提下,向全县文学爱好者广泛征集文学作品,并择优修改定稿,10月底交给我.同时让李友中老师也在十月底之前设计出刊物封面初样,十月底交稿时大家一起对初样进行审定,提出修改意见,李老师综合大家的意见修改后刻板制作.
在文学社成立的我们几个发起者中,罗存仁已经创作发表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诗歌作品和通讯类散文,是区内外小有名气的诗人,周彦虎创作发表了一些诗歌,杨德清也创作发表了一两篇小说,李友中创作发表过美术作品,冯亚兴创作发表过音乐作品,李耀宗发表过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等,只有我是一个地道的“零创作零发表”“白手起家”的人,仅仅凭着一种巨大的热情来为西吉文学创作鼓噪,我倍感“亚历山大”.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组稿,在十月底几个组稿人都按期交稿,而且人人都交上了自己创作的作品.我把大家交上来的稿子认真地过目一遍,对一些稿件的个别字句又与组编人员进行了磋商修改,统计了字数,按照不同题材设置了编排栏目,就开始排版：每一页按两栏设计,每一页大致多少字数,总共可以排多少页一一计算出来并不是很难,但每一篇作品并不一定正好整页排完,需要在另外的页码补续,这就出现了排版麻烦.而更麻烦的是按照书的样式装订还是以杂志的样式装订.假若以书的样式装订,蜡纸上怎么安排内容；如果以杂志的样式装订,杂志应该怎样排版和装订,因为没编过刊物,不熟悉排版技术,这些都是需要好好琢磨解决的问题.我拿出8开白纸进行排版尝试.刚开始排时把预计的几十页码的纸都捏在一起排版,但不论怎么排都不能解决杂志类刊物蜡纸上需要刻写或打印的页码安排.折腾了大半个晚上也没折腾出个眉目,准备睡觉时猛然想到：把一张纸铺开,背面是杂志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正面或者上面就是第二页和倒数第二页.把这张纸对折起来就是杂志的装订样式.这一页排出来之后,心里一下豁然开朗起来,我便连夜把需要多少页的8开纸全部从中间对折起来,折叠线用针线订起来.之后从前到后一一写上页码,很快把版面安排下来.第二天根据栏目和具体作品,一一把标题写上,标题占多少行,每页是多少行数,总共多少字数,一一计算清楚.把每一篇文章整页排不下的文字在哪补续,都画出方格做好安排.我用了两三天的课余时间才把试刊版排出来,就把进修学校原来刻写卷子的蜡板和蜡笔找出来,借出蜡纸,请蜡板字写得好的张永祥老师和我一起刻写.刻写了几页,感觉刻写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会影响整个的刊物效果,便把进修学校仓库里放着的铅字打字机借出来,张永祥老师把机子简单地做了维修,就学着用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张老师差不多敲打了半个多月,终于把这期稿子全部打完,我就让李友中老师写标题和配画插图.杂志所有内页蜡纸底板做好,我们检查校对无误后,就借来学校的手推油印机,抽时间一张一张油印了几份.11月,我们按计划如期自费铅打油印出一本16开本中间装订的《葫芦河》文学季刊试刊号样本.拿到这份千辛万苦“生育”出来的“孩子”,我们的那份激动,那份喜悦,那份荣光甚至那份甜蜜……复杂的感情一时难以表达.大家一致认为油印刊物质量很不错,我就借在财政局辅导《财经应用文》的便利条件,申请财政局免费用县上唯一一台复印机给我们复印了二百余份,用自行车带回来,连夜加盖了葫芦河文学社长条赠阅章,除签名呈送县上主管部门及有关领导、免费赠阅作者和县内文学爱好者之外,还寄向区内外一些报刊编辑部,希望能碰上择优刊发的运气,对我们的创作能力和编辑水平予以评定,也对我们继续坚持文学创作、组织文学社活动给予激励.就盖章和邮寄这件事,看起来没什么,可要做起来那可真是很费时间的,花去了三四天的业余时间.令人没想到的是,《六盘山》《固原报》等区内外报刊选登了一大半这期《葫芦河》油印刊物上刊发的作品.这使我们坚持文学创作和坚持办好文学社及其社刊《葫芦河》的信心倍增,信念更加坚定.一时间,人人争看《葫芦河》,人人议论“葫芦河”,县内文学爱好者纷纷申请加入葫芦河文学社成为一种“时尚”.我们乘着东风,又相继编辑出版了正刊第一期.由于我有不辞辛苦办好“葫芦河”和《葫芦河》的精神,有过剩的精力,大家又看到没有像我一样全身心投入“葫芦河”和《葫芦河》的更好人选,就意见统一地让我全权负责“葫芦河”文学社的组织和主持《葫芦河》油印刊物的编辑发行工作,便很自然很亲切地叫我“尤葫芦”了.
大约一年之后,李克中老师从大学进修回来,很赞赏我们的工作,因为在我们之前,他和他哥李友中老师就在进修学校办过两期叫《山里红》的油印刊物（这可看作《葫芦河》的前身）.他热情而积极地推荐他和杨德清的同学加好友,在县文化局办公室工作的的郭宁也一起加入到葫芦河的组织和编辑队伍.我们就让李克中老师也审编诗歌,同时帮助他哥李友中设计封面、版式、给内页插图,让郭宁同志协助罗存仁、周彦虎组编诗歌（因为写诗的人较多）,我主要负责稿件的收拆分发、刊物的邮寄、资料的保管工作.
寻求《葫芦河》的生存与发展之路
既然成了大家信赖与依靠的“尤葫芦”,我就要为“葫芦河文学社”的健康发展,为《葫芦河》油印社刊的生存和发展尽心竭力.说实在话,我在骨子里带有那么一种不知为什么要远离、远离领导的意识.但为了“葫芦河”和《葫芦河》,为了和我们一起发展西吉文学、繁荣西吉文化的文朋诗友,我又必须去接触领导、接近领导.这时,我俨然成了一位手捧钵盂四处化缘的僧侣,毫无顾忌与胆怯地直入政府机关大院,直上政府大楼,也不管领导认识不认识、接见不接见,都勇敢地去敲开领导的门,一边作出向领导汇报办社办刊情况的姿态,一边直截了当伸手化缘.现在想来,当时我的这种举动似乎有点神经质.但让我感动的是,只要我去找了的领导,不仅都能很客气地接纳我,很耐心地听我说明来意,而且都是立马叫来财会人员当面直接给我三百五百的支持.直至现在,我仍是十分地感激和感念当时的文化局郭茂全局长,文化馆周再斌馆长,教育局张映华局长,宣传部李景珍、海正生部长.尤其是非常感激和感谢地区文联李振声主席等领导为我们慷慨解囊和给予我们的关怀帮助,使我较为轻松地筹集了两千多元,为文学社印制了稿纸、稿笺、信封等,作为“稿费”一本或者半本发给在《葫芦河》上发表了作品的作者,使那些作者既感到实惠又与我们搭建起了写稿、寄稿、交流创作心得与经验的友好桥梁.财政局马彦彪局长为我们的每期《葫芦河》的大量复印（最少的一期试刊号复印了200多份,一般都复印300份以上,最多的一期复印了500份）发行提供了无偿帮助,为《葫芦河》走出西吉,走向全区乃至全国的文朋诗友中和报刊编辑部做出了无声的贡献.
可能是由于我们发起者的整体创作实力还不够整齐和厚实,整体创作成绩还不突出,像“六盘山八位青年作家”之一的马存贤,已经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小说或散文作品的火会亮、古原（古逢学）和刘成才等都没在第一时间加入到文学社队伍中来.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据我个人观察,马存贤老师当时对我们创办文学社是带有那么一点不屑神色的.我们既看清了这种现实,也生发了一种他们这些作家还没进文学社的深深缺憾.他们不加入进来,既说明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扎实不仔细,也说明我们的文学社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县性,不是名副其实的在吸纳和团结全县所有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这时,我们已经深深地认识到,作为全县性的文学社,没有一支较庞大的文学爱好者队伍,自然没有说服力.但是只有表面上的队伍庞大,而没有雄厚的创作实力和骄人的创作成绩,那就失去了成立的意义.于是,我们一边努力扩大队伍,大力激发大家的创作热情,一边想方设法努力提高社员的创作质量.
李克中老师与宁夏著名诗人、固原地区文联副主席、《六盘山》杂志副主编屈文焜先生和作家、《宁夏日报》文艺部主任、资深编辑王庆先生相熟,经他牵线,1988年10月15日,文学社特邀屈文焜先生协同固原地区青年小说作家成溪（陈彭生）先生给全县文学爱好者举办了大型文学创作专题讲座,成溪就文学爱好者提出的有关创作问题一一做了回答.
我清楚地记得,李克中老师领着我和李耀宗坐了一晚上的夜车,前往银川去邀请王庆先生.那天恰逢端午佳节,我们三人一同去王庆先生的家里拜访并邀请先生,先生不仅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而且还亲自下厨做了端午传统饭艾叶焖面盛情款待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了作为自治区级党报资深编辑的亲切平易,顷刻消除了初次见面的矜持和陌生感.王庆先生愉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邀请,令人感动的是,先生忍着胃痛,带着瘦弱的病体,自掏腰包买票坐班车颠沛四五百公里,自费住店,不让我们分担他来往的丝毫费用.王庆先生没有休息,就如何撰稿、如何投稿从编辑的角度给全县文学爱好者作了具体指导,晚上还召开了专门的改稿会,针对具体作者的具体作品进行了面对面、手把手的改稿交流,使大家获得了切实的收益.后来,经他的多方努力,《宁夏日报》“六盘山”文艺副刊特辟专版刊发了西吉作家作品（时任县委书记周生贤先生应我们的恳请,签字署名发表了由我的前言）,开了《宁夏日报》“六盘山”文艺副刊创办以来一县文学专版之先河,使西吉作者的高质量作品在省级党报集中亮相,有力展示了我们西吉文学队伍的整体创作实力.
也忘不了1988年12月31日.葫芦河文学社举办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晚上七点半,县少年宫一楼大厅坐满二三百名文学爱好者和县城几所中学的部分学生,县宣传部、文化局、文化馆、教育局和青少年宫等单位有的领导出席、有的派人参会.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在那样天寒地冻的日子,固原文联的李振声副主席亲率固原作协和《六盘山》编辑部一行五人参加我们的纪念活动,还赠送《古文鉴赏辞典》《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等5本很精美的图书.李副主席在庆祝会上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谈了西吉葫芦河文学社的成立对促进和推动固原地区各县区文学创作活动的意义及成立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鼓励大家潜心创作,并表态承诺《六盘山》刊物将留出一些版面支持发表西吉葫芦河文学社推荐的优秀作品,使我们创办者听了心潮澎湃,使参会的文学爱好者听了备受鼓舞；与此同时,李副主席还给全体参会人员做了如何搞文学创作的专题讲座,使每个与会者受益匪浅.与李副主席同来的四位诗人、作家在会上一一回答了文学爱好者提出的文学创作的相关问题,解除了他们心中的一些疑惑.主管文化教育的马文清副县长亲临活动现场,鼓励大家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勤奋创作,繁荣西吉的文学创作,推动西吉的文化事业发展,并一直坚持到接近晚上十点半活动结束.现在想来仍让人感佩不已.
大概因为地区文联副主席李振声、屈文焜等十分关心和大力支持文学社活动,或者是看到了我们创办葫芦河把诗人作家都请来搞讲座的真心与真情,也或许是看到了我们为办好葫芦河所做的努力和短期内就见的成效,马存贤等青年作家开始主动加入文学社,不仅仅为文学社注入了新鲜血液,扩大了创作队伍,更主要的是把我们文学社的创作实力提升了一个档次.这些作家不仅成了我们文学社的创作队伍的领头兵、最核心的力量,他们的作品也成了我们油印刊物的招牌,成了宣传我们葫芦河文学社乃至西吉文学的最好的名片.在他们身体力行的带动下,一时间,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加入葫芦河文学社的热潮,申请入社者超百人,我们审慎吸纳了60多人,文学创作队伍不仅壮大了许多,而且整体创作水平也提高了好多.一时间,西吉文学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盛状态,葫芦河文学社成为了全区最大的文学社团,成为了全国十大文学社团之一.从那时开始,西吉文学创作成了宁夏乃至全国文学创作的一种独有“现象”.
文学创作队伍扩大了,我就在心里暗暗把这些人员有意分成四个创作梯队,采用约稿或让其定期交稿的方式,有意无意给与创作压力.第一梯队,是以罗存仁、马存贤、周彦虎为核心的已创作发表了一定数量一定质量的文学作品,在区内外已经产生一定名气的作家诗人梯队.他们是文学社的旗帜,是文学创作的领头羊,是我们文学创作队伍的“师长”.第二梯队：是以古原、火会亮、了一容、刘成才、火仲舫、李耀宗、杨德清、李克中、王雪怡等人组成的强有力的创作队伍.他们也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开始引起报刊编辑和社会关注.他们是我们西吉文学的中坚力量,是创作的生力军.第三梯队：是赵炳庭、赵炳鑫、尤屹峰、李志强、郭文斌、杨立忠、李耀斌、李自强、李继林、谢秀丽、牛学智、郭宁、吴志明、王忠、张明、谢斌等人组成的以教师为主体的创作梯队.这一梯队的特点是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有较高的创作热情、也有较为扎实的创作基础,尤其是赵炳庭、赵炳鑫、郭文斌、李耀斌、牛学智、李继林、吴志明、王忠等几位创作精力旺盛,是西吉文学的新星,是西吉文学的希望.第四梯队：是以中学生为主的爱好文学、刚刚学习写作的习作者梯队.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文学社及其文学创作的繁盛时期,接连创作发表了相当数量并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为了巩固和推进文学创作的蓬勃势头,激发更大的创作热情,文学社紧抓机遇,不失时机地采用主动与有关单位联系,争取更广范围支持的措施,研究提出举办全县性大型文学创作征文活动的设想,请示由主管部门牵头与相关部门联合举办（会有更大的吸引力、权威性和影响力）,具体事务由文学社承担.经有关部门领导沟通协商,葫芦河文学社参与了两次全县性大型文学创作征文活动.
1989年初,县文化科、团委、文化馆、教育局和县青少年宫与我们葫芦河文学社“六家”联合举办了“我心目中的西吉”征文大赛,参赛的人多面广,作品质量也较高.当年7月1日建党节,召开了颁奖大会,主办单位领导、获奖作者以及能到会的文学社社员等参加了颁奖仪式.文化馆馆长周在斌先生让摄影家罗文祥老师骑摩托带着他亲自到新营王雪怡家中把王雪怡接到颁奖会场参加了颁奖仪式.征文结束之后,“葫芦河”油印社刊《葫芦河》编发了获奖专刊,如王雪怡获一等奖的小说《宝地》在《葫芦河》头版头条推出,《六盘山》在小说栏目头条推出；还有杨德清等作者的获奖小说,罗存仁、周彦虎等作者的获奖诗歌,李耀宗、刘成才等作者的获奖散文,都凭较高质量分别在《宁夏日报》《六盘山》等报刊陆续发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也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因“葫芦河文学社”是个没有经过哪个政府部门审批认定的民间群众组织,却与五家党政部门一起发文举办这次征文活动,僭越了民间群众组织的权限,给相关单位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这是当时没考虑到的.自此,相关部门对葫芦河文学社的支持减少了许多,与文学社的活动也开始谨慎了许多.
吸取了这次征文活动中的一些教训,我们商议在1993年初举办“西吉县诗歌征文”活动时,就由县委宣传部和文化局两家联合发文,葫芦河文学社虽是这次征文评奖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全部工作也由文学社所做,但只能做隐于幕后的工作.这次征文有近百人参赛,文化科副科长、文化馆馆长李世锋主持评奖活动,文学社尤屹峰、罗存仁、李耀宗、周彦虎等人参加了评奖工作.经过隐藏作者姓名等有关信息进行公正评奖的形式,评出获奖作品,罗存仁、周彦虎、李志强、李克中等人的诗获奖.后请屈文焜先生对获奖诗歌修改润色,并将获奖作品以《蓆芨草》为书名结集出版,获奖作品基本都在区内外报刊发表.
与此同时,文学社的尤屹峰、李耀宗参与了李世锋馆长主持的西吉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三人合编出版了近50万字的《西吉民间故事》一书,1992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且是全国唯一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县级民间故事集.书一出版,就获“第二届中国北方十五省民间文学评比一等奖”；文学社尤屹峰、李耀宗、罗存仁与文化馆周在斌、李世锋两位馆长一起全程参与了由县文化馆组织的全县“西吉仪程”大赛评奖活动,为繁荣全县的民间文化生活,保存西吉丰富的民间文化遗产做了一些工作.
不得不说的那些文学朋友
欣慰的是,在葫芦河文学社创办期间,“尤葫芦”之称不仅仅是文朋诗友对我的一种昵称,对我的一种信赖,更成了他们在彷徨痛苦时能得以心理发泄和精神释放的知己.我的拥挤简陋的宿舍,成了朋友们歇脚、谈论文学、交流作品甚至发牢骚、舒闷气的一个狭小场所,俨然是早期的“文学沙龙”和“心理疏导室”.不管老朋友新朋友,他们都不嫌弃我宿舍的破旧和拥挤,都把我的寒舍当做自己的“文学之家”和畅说心里话语的“茶舍”,一有空闲,或单个、或几个、或成群来,说心事,诉苦闷,说喜悦,说最近的文学构思,说作品发表消息,说文学社发展构想……边喝清茶边聊天,有时遇到吃饭时分,一碗洋芋面,谁遇到也不推辞,也不嫌弃,和自己家里一样,边吃边聊,无拘无束,很是投缘、很是惬意.现在想来,那些暖暖的名字和暖暖的情景便拥拥挤挤往我笔端奔跑……
由于朋友们推我做文学社的召集人,又让我全权负责社刊的统稿刊行工作,我的宿舍就成了“文学社”的“办公室”和社刊的“编辑部”.因此,李耀宗、罗存仁、冯亚兴、周彦虎、李克中等文学社的组织和社刊的编务人员,经常在我的宿舍聚会、商量工作.罗存仁、冯亚兴是部门负责人,本来忙于各自的事务工作,但他们一直坚持本职工作与创作两不误,常有佳作发表,为我们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他们也经常抽暇来我这儿了解文学社和刊物的情况.周彦虎、杨德清、李克中虽然教学工作繁重,但创作勤奋又丰硕,社内由他们负责的工作也能定期保质保量交付.尤其周彦虎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态势,教学、编务都不影响他诗歌创作灵感的迅疾而至和诗歌创作的高产“输出”.郭宁是文化科办公室秘书,我们去文化科或文化馆领导处请示工作,常去他那.他也常来我这儿,我们借他那有文件柜的便利,便把葫芦河的相关资料交他管理保存.李友中和我在一个学校工作,我们又住前后院,我俩和李耀宗三人相聚最多,对刊物的编排交换意见也最多.李耀宗的工作和住处都与我仅一墙之隔,我们一有空闲就在一起,文学社及社刊的编辑发行工作,他帮我也相比其他人员稍多一些.我们两个一有想法就相互交流,在写作上既相互鼓励,又开诚布公地提出对初稿的看法,毫无芥蒂.他写作并不是很勤奋,但每写一篇一定字斟句酌,力求完美.他的《焚不化的记忆》《荞麦风情》等作品一经发表,就成为社员们学习效法的范文.后来他被组织提拔到马建中学（后又到新营中学）当校长,因忙于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文学社及社刊的事情就顾及少了,慢慢写作也少了.
李志强和杨立中都是我教初中时候的学生,又是从事语文教学的同行.他们经常来看我,也是为了支持曾经的老师的工作,首先要求加入文学社,并积极进行文学创作活动.他们两个初中时语文就学得好,当老师后也学习我教他们时的师生同学共进、教学相长的做法,常与学生一起写作文.这时,他们和许多年轻人一样都喜欢诗歌.志强就在我的隔壁回中任教,一有闲暇就过来讨论一些问题,看见我忙,就动手帮我干一些编稿排版等方面的活,也不忘带稿子来.他为人谦逊,做事很细心,常常补正我没做好的事情.后来,我就索性建议把他调到我们学校,整天和我工作在一起,成了我的左膀右臂.立中在乡下兴平中学任教,上县也不怎么方便,来我这的次数相比较少些.但他只要进县城,就一定到我这里来,大老远就问：“班主任好！”他一直称我班主任,而且一直是毕恭毕敬的,脸上总是上学时候的那种羞怯.他说他对文学喜欢,但自己知道不是写作的那块料,不会有什么出息.他加入文学社是要给他的学生做榜样,让他的学生也喜欢读书喜欢文学.后来,他也和李耀宗一样被提拔做了兴平中学的校长,把全部精力投入教育教学管理之中,文学创作也就慢慢疏淡了.
郭文斌是我们成立了文学社之后最早申请入社的文学爱好者之一.他固原师范毕业之后被分配在将台中学任教.我和文斌并没有师生关系,因他的妻子上进修学校时是我的学生,也大概因他与李志强是初中同学,又是师范学校的校友,也就常来我家.记得他第一次是和李志强一起来我家的.他一进门就像个小学生一样边问“老师好”边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李志强赶快介绍：“这是我的同学,在将台中学任教的郭文斌.”又给文斌说：“到尤老师这就像到自己家一样,不必那么拘礼客套.”我看文斌手里提着一些水果,就很不客气地说：“你到我这提东西就见外了.”不是李志强赶快打圆场说情,按我的脾气,或许就把他推出门去.拿水果在当时已经是比较厚重的礼物了.刚参加工作的人没多少钱,工资本来就不高,买水果要花钱,加之我天性尊奉君子之交就如清水一般干干净净,厌恶带东带西的.文斌说：“您是我媳妇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师.第一次来看老师,不能空着手,请老师原谅.”我沉着脸说：“要和我交朋友,就不应这样.”他谦恭地说：“下次再不敢了.”我们交谈很是融洽.从交谈中得知,他在上师范时就喜欢写作,是校园文学社的主要成员,有搞文学创作的志向,但从话语中可感觉出他有在乡镇才气难以尽情发挥的感叹.从此,文斌几乎每隔一两周来我那,有时和志强两人,有时一个人,而且每次来都是“执弟子礼”,都是那样的谦恭.文斌每次来总拿厚厚的一沓他写的作品,谦虚地说“请老师斧正”.我将他的作品分给相关组编老师.几个组编老师每每看文斌的作品,既被他的勤奋所感动,又常有后生可畏后生可喜之感.《葫芦河》自然也尽量为他的作品留一席之地.一次,交流完作品,他欲言又止,似有难言之隐.我问：“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需要我帮忙的,我会尽力帮忙.”他说：“老师,能不能推荐我进教育局办公室去当秘书？听说您是张局长的得意门生,您推荐肯定起作用.”我原也想他继续待在乡下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在创作方面的才能,如果有机会推荐调进县城,或许能促进他的文学创作发展.他这一提,正好与我的想法暗合.张映华局长是我的高中老师,他课教得好,我很尊重他,他也对我这个学生很关爱,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加之他家就住在进修学校的平房院里,吃过饭或者周六周天经常在院子里散步,我们见面说话的机会比较多.大概由于这么一个原因,像文斌一样爱好文学的一些青年教师,相处久了,或者出于友谊的真诚,多多少少有仰仗我加以推荐的意思.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老师,人微言轻,说的话不一定起作用,但我是一个愿意给朋友帮忙的人,因此,朋友们都喜欢把心里的想法说给我,至于能不能成功,也都不会在意.说来也巧,大概是文斌说了这话的两三天之后的一天,吃过晚饭,我在院子里转着消食,张局长也从家里出来,散步着走到我跟前问：“小尤,有能当教育局办公室秘书的给我推荐一个,你对教师中文字表达好的比较熟悉.”我说：“不知要多大年龄的？”张局长说：“当然是年轻有为的.”我就顺势推荐了文斌.他说：“人怎么样？”我说：“精干、谦虚好学、文字表达好,一定没问题.”他说：“那就让他哪天到教育局来找我.”我兴奋得当即找李志强,让他赶快通知郭文斌,这一两天去到教育局找张局长,最好明天.没过几天,文斌来我家感谢我推荐把他调进教育局办公室.他能这么快就调进教育局办公室或许不完全是我推荐的结果,但我还是为他高兴,希望他抓好机会一边努力搞好工作,一边勤看书写作,争取工作和创作双丰收.文斌是一个会利用人生舞台的人,在这个舞台上,他把他的能力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不仅工作干得很出色,而且在短短一两年间,他的写作有了质的飞跃,发出了一颗文学新星升起的耀眼光芒.
七零后牛学智,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下堡最偏远的一所小学任教.从平峰家里到县城,四五十公里山路,骑自行车要走三四个小时；再从县城到下堡学校,骑车还要走两三个小时.进修学校门口是他到学校或者回家的必经之地.不论去学校还是回家,骑车走到县城他已经口干舌燥,需要休息一会才能继续上路,我那儿就成了他的“体能调节站”.进来喝口水虽不完全是托词,但进来坐坐聊聊,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一种心理寄托.我从我的切身体会知道,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尤其是刚开始喜欢文学的人,能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一丝安慰,也会让他前进的脚步充满力量.我也把他每周来我那喝水歇脚聊天当成了习惯.有一个周天他没来我家,第二周的周六周天也没来我家.不知出了什么事,我很是担心.第二周周二上完早晨的课,我就骑车一路打听着去看他.到他的学校好像已经下午三四点了,他在上课.下了课我叫了他一声,他回头看见是我,是一脸的惊异,一脸的感动.那一刻我是真正懂得了什么才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到他的宿舍坐聊,才知道他心里苦闷得很,懒得回家,哪里也不想去,一个人在放学后死寂无人的学校宿舍里闷睡.我进行了一些开导,也做了一些劝慰.我知道这些开导和劝慰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但我也知道这时候不管有用没用一定要开导劝慰.我走时,他送了很远,他说：“你跑这么远来看我,我没理由再苦闷消沉下去,我会马上振作起来的.”他之后的行动兑现了他的诺言,他以他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做出了最有力的证明.后来,我看他跑得实在太辛苦,也太浪费时间,就让我的老同学、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李明珍把他调回老家平峰,减少了他的跑路之苦,也为他创造了更多的读书写作时间.
已在《飞天》《回族文学》等全国有影响的刊物发表了十余篇小说的了一容, 一张清瘦的娃娃脸,个头、说话还没脱去十六七岁少年的稚气.他说因为生活等多种原因,早早地走向社会,走了许多地方吃了很多苦.他说他也不懂啥叫小说,那些发表的东西,基本上是讲述他生活的经历.话语和眼神中都带着没读多少书,没写作底子的自卑.我说高尔基比你读书更少,但他却成了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你有其他人所没有的优势,有别人所没有的经历,有比别人更丰富的生活,你把你艰苦的经历和丰富的生活故事用笔讲述出来就是最好的写作.
王雪怡的名字在我们成立葫芦河文学社之前,就在西吉文学圈子所知晓,但只听说他在搞农田基本建设时被冻土压成半身不遂,而没见过本人.成立文学社后,我和耀宗、周彦虎、杨德清几个商量找机会去看看他,因忙于教学和建社初期的事务,一年也没去成.建社周年会后,一天上午,我约上老同学李耀宗,骑车一路打问来到新营庙儿岔一个叫南庄的村子里.村里人热情地带着我俩推车爬上一道能通架子车的陡坡,进了雪怡的家门.雪怡用肘子撑着趴在炕上.一个长得白细而又帅气英俊的小伙子,就因为三九天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被冻土砸坏脊椎而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那可是真正的工伤,可是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就没有工伤这一说,一个虎虎生气的小伙子就这样瘫痪在炕上,叫人痛心不已.他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既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悲悯,但又叫我们爱莫能助,叫人心里难受得疼痛……聊了一会,怕他受不了长时间的劳累,我们稍稍安慰几句：我们心里明知道不管怎样的安慰对他都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但还必须违心地去做这种让我们自己稍感心安的安慰,留下带去的地区文联赠给文学社的两本书和文学社油印刊物,带着深深的敬意与遗憾离开了雪怡的家.雪怡目送我们离开时候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眼神永远闪烁在我的心壁……
马存贤是一个真正的文学才子.我第一次读他的小说是他发在《六盘山》上的《萧关古道》.说实话,我读后,作品构思的巧妙、语言的老道、手法的娴熟,怎么也不会与一位二十刚过的中学教师挂起钩来.第一次见马存贤,好像是在宁夏作协在固原召开的“六盘山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上.他脸黑黑的,个子不高,回民（西吉籍作家于秀兰的妹夫）.真正认识和接触,大概是他调县教育局办公室工作之后.接触的机会多了,加之我向他请教文学创作多了,交流多了,自然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记得一次聊天时,我和耀宗各讲了一个民间传说故事,过了没有十天,他说打算将我们讲的故事写成长篇小说,而且已经写了六万多字了.他说着拿出一个红塑料皮的笔记本给我们看.厚厚的笔记本基本写完,正楷字体清晰俊秀,像打印上去的一样,几乎没有涂改痕迹,像是一气呵成.我们惊叹于他的才华,也期待他的大著早日面世.大约过了一个月时间,他骑车来进修学校找我,拿出一本稿纸,说：“这是我最近写的一个短篇小说,你老哥看看质量怎么样,提提意见.”我拿起稿子,还是很漂亮整齐的楷体,看起来很轻松.我一口气读完,感觉写得很好,是一篇较高质量的小说,不论人物塑造,结构安排还是小说语言,都无可挑剔.他的小说创作的才气让我感佩不已.我建议把小说投寄到北京的《青年文学》《民族文学》或者新疆的《回族文学》去,因为小说中有两个我们西吉的真实地名,避免‘对号入座’,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大约一个多月后,我在学校阅览室订阅的《朔方》上读到了这篇小说.后来,或许是因为他从政了,他的作品越来越少,后来纯粹搁笔不写了,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中途停步,叫我痛惜了好一阵子.
小白脸王忠在供电局工作,那时正处在热恋中,写诗是他向恋人表达爱情的一种特殊方式.小王个头不高,长着一张白白净净的娃娃脸,说说笑笑,两个小酒窝都深深的,加上他那有个性的长头发,叫陌生人一时还真难以分辨是男是女.他写诗和他的人一样干练有张力,语言带着年轻人的活泼与个性,总有出人意料的的意象和句子出来.他来我这大多骑着摩托,有时也带我去他那,不论在谁家,一起谈诗谈文学都是那么融融恰恰.
赵炳庭、赵炳鑫兄弟的为人为文都有忠厚长者的风范.我与炳庭最初相识,大约是他与我的高中同学陈国瑞、朱进国,我进修学校的同学徐建义一起在固原师专离职进修时.进修毕业以后,他被分到西吉中学任教,由于都教语文,相互来往较多,惺惺相惜,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们刚成立文学社时,他和我一样还没怎么开始写作.他看到我们文学社办得风生水起,很是高兴,就也积极参加到文学社队伍中来.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文学社的组织和社刊的编辑工作,但他在他所教的学生中鼓与呼,并以他的文学创作来带动学生的写作,对文学社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做事认真扎实,一旦认准的路就执着而不辞辛劳地走下去.他的创作和他的做人一样,勤奋、厚道、一丝不苟,作品屡屡见诸报刊,给文学社乃至西吉文学增色不少.炳鑫是赵炳庭老师的亲弟弟.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罗存仁局长的办公室.那天,我和耀宗两个在罗的办公室谈事聊天,一会进来了一个清瘦高个子年轻人.他和罗握手寒暄后坐下,罗问炳鑫：“你认识他们两个吗？”炳鑫说：“还真不认识.”罗指着我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尤葫芦尤屹峰,在进修学校任教,这个是大名鼎鼎的李耀宗,回中老师.”又对我和耀宗说：“他是我党校的同学赵炳鑫,西中赵炳庭老师的弟弟,很喜欢读书写作,希望你们两个以后多帮助他.”我们互道久仰,相互握手认识.自此以后,要么我在西中他哥炳庭那遇到他,要么他和他哥炳庭一起或者他一个人来我住处,我们相坐相谈,越来越熟悉,成为了很好的文朋诗友.他的文学创作可能是有他哥炳庭和他的同学罗存仁的帮助,每次拿到我跟前来的,基本都是无需改动的成稿.他的稿子和他哥的一样,字体清秀美观,不看内容,只看那书写,就是一种美的享受.由于他和他哥一样创作很勤奋,作品也常在报刊发表,他便成了文学社的骨干创作者.
二中的刘成才,兴隆中学的火会亮、古原（古逢学）,一小的吴志明,平峰中学的李耀斌等都是老师,或县城,或乡下,所处地域环境不同,但对文学的热爱与执着是相同的.他们加入文学社的时间前后不一,受条件限制我们相互往来也多寡不一,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刘成才、火会亮、古原的文学创作大大突出了文学社的文学创作成绩,大大提升了文学社的声誉……
谢斌、李成山、杨扬……一个个暖暖的名字,都与我“尤葫芦”结缘,与我一起结伴走过了那段艰苦而辉煌的岁月,恕我不能一一在此详述.
这里还要感念那些不完全是文学的朋友,如漫画家李炬、李焯弟兄,西吉少有的全才李世锋等朋友,尤其是我的高中师兄李世锋（李友中、冯亚兴是葫芦河文学社的发起人即组织者之一,此不再述）,他虽不是我们文学社的核心成员,但他对我们文学社的鼎力支持、帮助远远超过我们社内任何一位成员.我们之所以把这些文艺人员纳入我们的队伍之中,是因为成立文学社之初,就不单单定位在文学单一领域,而已经以民间“文联”的形式组合,想把西吉本土各个行业的文学艺术人才囊括进来,为今后成立西吉文联打基础.现在看来,我们这种做法真的有超前意识、先见之明,很是庆幸.
“晒晒”文学社成立以来的成绩（不包括我离开之后的）
建社以来,我们共办了9期油印社刊《葫芦河》及其简报《葫芦河潮汛》,共刊发社内外各种体裁的作品约500篇（首）；邀请知名人士举办了两次大型的文学讲座和作品改稿会；配合有关部门举办了两次全县性的文学有奖征文活动；在《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上刊发了“西吉作者作品专辑”,开了《宁夏日报》县文学专辑先河.
文学社早期吸收社员六十余人,后来发展成近百人,使文学社一度成为全区最大的文学社,成为全国十大文学社之一.文学社社员除为本社社刊撰稿外,还在《回族文学》《民族文学》《家庭生活指南》《朔方》《宁夏日报》《六盘山》《固原日报》《平凉日报》及《讽刺与幽默》等区内外数十种报刊发表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其中,有的作品在区内外大奖赛中获奖,有的收入《当代散文诗一千首》《青春散文精品》等全国性文学书籍中.葫芦河文学社作为生长在西吉这块偏僻、贫瘠土壤里的一朵稚嫩的山花,为西吉乃至地区、全区的文化领域里增添了一点春色,散出了一缕清香.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社内人员发生了较大变化：有的荣升,有的“隐居”,有的缺乏信心,葫芦河文学社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现象,几乎跌至生命低谷.对此,西吉的文学爱好者都希望“葫芦河”文学之水一如既往地潺潺流淌,希望文学社再红火起来.我更是这种愿望.
1992年是西吉建县50周年的喜庆之年,我们也想借建县大庆清爽的春风,能再次鼓起“葫芦河文学社”凌空翱翔的羽翼,扬起远航的理想风帆.但时过境迁,不论我们再怎么努力,繁荣景象并没有出现,文朋诗友大都有些失落或有些失去信心.我戏谑地给朋友们打气说：“文学创作是带有个体化的创造性劳动,大家不要泄气,自己好好坚持耕耘自己的田园.请朋友们相信,哪怕只剩我‘尤葫芦’一个人,我也要让葫芦河的大旗永远飘扬下去！”
但因种种原因,我于1996年11月调离西吉迁居到石嘴山大武口.为了生存,也为了职业发展,就中断了我的承诺,也基本中断了我钟爱的文学创作,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教育教学方面,自然与我的好多文朋好友失去了联系.
令人兴奋的是,在我离开西吉之后,西吉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西吉的文学艺术发展,成立了专门的文学艺术机构西吉县文联,把我们的油印刊物《葫芦河》官办成由我区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题写刊名的铅印《葫芦河》,为培养西吉本土作家开拓了一方田园,使我们的初衷变成了现实.后来,在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下,在评论家牛学智先生的提议和牵线引荐下,在葫芦河文学社发起者两个坚守者之一郭宁主席的全身心努力下,也在郭文斌、牛学智、火仲舫、罗存仁、火会亮、古原、赵炳鑫、赵炳庭、郭宁、李耀斌、王雪怡,尤其是到如今仍然执著地坚守在西吉这块热土的周彦虎等一大批区内外知名作家及其作品的有力支撑下,西吉县又成功申报成为全国首个“文学之乡”,使西吉这块文学苗圃成了全国有名的文学百花园.
西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不能忘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开拓奠基性作家袁伯诚、胡大猷,他们曾经也以《葫芦河》为名创办过文学刊物.七十年代的张光全、李来顺、屈文焜、于秀兰等作家诗人坚持文学创作,使西吉文学有了发展.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所记述的,是我个人所亲历的葫芦河文学社成立及油印刊行《葫芦河》文学刊物的情况,有的记忆还清楚,就记述得较为详细,有的已经淡忘或者完全忘记,记得不是很清楚,或者有的纯然没有记述,希望和我一起的发起人和见证者,都可以拿起笔把自己的见闻和记忆记录下来,以修正我记述中的欠缺和错误.我记述中用词不当的地方,尤其是我提名记写的朋友,有失当和不敬之处,也希望海涵并批评指正.
写到这里,本应收笔,考虑到有朋友一定会说：你写了这么多,也应该让朋友们知道你的一些情况啊,便再饶舌几句.说来惭愧,我没有文学创作的天赋,小说、散文、诗歌、散文诗、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什么文体都尝试写过,哪一种文体都是浅尝辄止,没写出也确实写不出什么有影响的作品.在西吉时,共创作发表了可怜的百来篇（首）所谓的文学作品,其中,散文诗《感谢三月》在“楚天杯”全国诗歌大奖赛中让我获得了“金奖诗人”称号；诗歌《煤》获全国“新世纪杯”诗歌大奖赛一等奖；散文诗《站在树下》获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转型期文学创作三等奖.离开家乡西吉迁家到煤城大武口,先调入石嘴山师范任教,2000年师范转型成石嘴山市回民高级中学,2007年石嘴山市回民高级中学又整合成石嘴山市光明中学.在这二十年中,为了生存,为了专业发展,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教学及其研究工作中,先后自创了六七种教学法,主持了国家规划课题等多项教育教学课题研究并都顺利结题,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省级教科研成果和教学论文奖60多项,在《中国教育报》《人民教学》《中学语文教与学》《写作》等国家、省级教育教学类报刊发表教学论文120余篇,其中,文学评论《解“鞋”》获全国第五届语文教师“四项全能”大赛作文一等奖；散文《品读自我》获中国写作学会第一届全国中学语文教师写作三项全能大赛一等奖；散文《母爱,温暖我一生》获全国“母爱·亲情”征文大赛二等奖.我被《人民教育》编辑部创刊60年编辑的《名师人生》丛书推介为43位全国语文名师之一,被中华语文网、高中教师网评为“全国百名高中语文优秀教师”；出版《诗意语文教育观》一书,2016年3月,自治区教研室主持召开了全区“尤屹峰诗意语文教学思想研讨会”,让我享受到了一个一线普通教师所难以享受到的特殊荣誉.
本文汇总：该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葫芦河和亲历方面的我所亲历的葫芦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我所亲历的葫芦河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美食当炉醉月聆风夜宵派对胜利河 胜利河美食街位于杭州拱墅区霞湾巷,西起京杭大运河畔的富义仓遗址,东至上塘路,与信义坊隔运河相望,南枕京杭大运河的支流胜利河,北依香积寺与大兜路美食街 去胜利河美食街有两条路线东线由上塘路至德胜新村附近.
2、 宿命之河 文 可可“这是一条关于宿命的河流 ”合上小说深河后,脑海中浮现的句子就是这个 而在谈小说深河之前,我们需要对其作者远藤周作有一些认识 远藤周作是日本著名作家,也是日本信仰文学的.
3、 治水功成看河湖长 蓝天白云、清河绿水、茂林修竹、鸟语花香,一辆辆自驾游小汽车、大巴车接起了长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我在浙江省嘉兴市乌镇镇采访时看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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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家河：汲取青春力量的心之河 住窑洞、睡土炕,与村民同吃同住,打坝、挑粪、修公路、建沼气池……在梁家河这个黄土高原村落的青春足印,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他脚踏大地、扎根人民、履行使命的奋斗轨迹 在梁家河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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