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京、海文学看现代知识分子的城乡意识，本文是知识方面有关论文怎么写跟知识分子和城乡意识和文学相关论文范文资料.
高 路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56）
关键词：京派；海派；城市；乡村
摘 要：京派和海派作家们在作品中表现出了相同的在城与乡之间徘徊焦虑的意识,这种理性和感性的矛盾几乎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的矛盾.作家们对乡村世界的美化本身又是一种“非乡村化”的文学再造,特别是京派作家,在用城市人生活的需要将乡村世界进行文学想象,而这种想象就暗含着他们在呼唤的一种“城市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6）-086-04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6.01.017
[收稿日期]：2015-11-10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市中国’的探讨：民国前期社会精英对城市现代化道路的求索”（201428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 路（1977-）,男,湖北宜昌人,博士,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
丹纳说过：“社会把特征印在艺术家心上,艺术家把特征印在作品上.”知识分子意识深处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们思想结构上的矛盾有时候不会直接表现在他们理性的文字之上,而是在无意识或非理性的流露之中闪现,而这些无意识的感受最后形成的结晶就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因此,对于城市研究者来说,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城市意识和城乡意识往往更能够反映出知识分子的城市意识本身的特点.京派文学和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海派文学是20世纪初乡土文学和都市文学的代表,研究者一般认为京派和海派各自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明意识.笔者认为这是从他们的文学风格中体现的审美情趣而言,但如果仔细琢磨他们作品里流露出的对待“都市”和“乡村”的感受,其实又不无相通之处.他们的作品都反映着中国“城市”与“乡村”那交织难分的历史恩怨,知识分子对“城市”和“乡村”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感.
一
京派作家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极其热衷于抒发对乡村世界的衰败和城市社会的丑陋黑暗的感叹,他们尤其擅长通过描写人物的命运来表现他们对“城市”与“乡村”的爱憎,京派作家聚集的小说刊物——《水星》在这方面就表现得十分突出.有许多作品都是表现因为乡村世界的破败,主人公前往城市闯荡谋生的,但是这些人物最终都在城市社会中要么被扭曲变形,要么沦为受侮辱和受迫害的人,比如《冶炉》、《雷全的幸运》、《看守韩通》、《求乞者》等等.当然,有许多非京派的作家也通过作品表现过这类主题,夏衍的《包身工》堪为代表.
从《水星》里的作品来看,里面有不少以离家、旅行、冒险为主题的.如丽尼的《秋夜》、何其芳的《炉边夜话》、李威深的《旅途》等等.这些作品的情节多是主人公离开自己的农村家乡,外出旅行或冒险,最后却并没有一个理想的结局,作品常常充满着晦暗、悲凉的沉重氛围.“离开作为农村的家乡外出闯荡”这一情节设计,不仅意在表现当时无数背井离乡前往城市打拼追求个人梦想的农民个体的遭遇,其实还在隐喻中国正在脱离传统的农业文明而走向一条前所未有的新型文明---城市文明,那些“旅途”、“冒险”也就象征着这条城市化的历程,然而这些旅途的最终结果都是甚为悲观的,这实际上反映出了京派作家对中国近代城市化运动的一种悲观情绪.
但是,以京派作家为代表的乡土作家们在面对他们的乡村“家园”时,对乡村文明仍然具有着批判的倾向.“现代视野是乡土文学最显著的特征.” [1 ] （P4 ）从鲁迅到京派文学,其实无不在表达着他们对乡土世界仍然停留在原生状态而感到深深忧虑的现代关怀.在京派文学里,固然存在着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将乡村世界描写成淳朴、和谐的人间净土,以及痛恨城市文明破坏了乡村宁静、古朴世界的倾向,但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就是对乡村世界本身的保守、愚昧有所察觉和反思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大量地表现在京派作家的另一类作品——以“回家”为情节的作品里.这类作品通常描写主人公回家见到了残破的家园,或者见到了故园的某些老人,个中透出的情感往往极其矛盾的.作家既对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里孕育的人表达着某种敬意,又同时发现他们仿佛是一个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世界和个体.比如李健吾在《看坟人》里描述道：“守着别人的坟,眼看着自己就要变成一个土堆.．．．．．．他接受了他的不幸,而且安于他的运命,因为他自来和一个动物——不,一株植物一样,偶然活了,偶然死去.还有比他更近于自然的,他自己就是自然？”①作者似乎在对“看坟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状态表达着一种崇敬,但细细品味,其实作者又在告诉读者,“看坟人”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朝气,只有坟墓般的死寂,极度地冥合自然,就等于极度地死气沉沉,乡村社会也是和这个“看坟人”一样,守着一堆旧日的坟头,没有明天、没有希望.英子的《老画师》也和“看坟人”类似,英子一面对老画师看透人情变迁世态炎凉的旷达、通透表达着某种崇敬,同时看到了老画师生活的一成不变和寄沉痛于悠闲中的悲凉,“喝一杯酒,画一株梅,每天过着萧淡的生涯,就那么徐徐地消度过他自己底寂寞的晚年.”②何其芳的《哀歌》更是直接表现了对“家园”的困惑,作品里离家多年的游子回到故乡,却发现家里一切没有任何变化,作者发出深深的疑问：“是闯入了时间的‘过去’,或者那里的一切是存在于时间之外？”③就连沈从文这个一生以“乡下人”自居、对那个朴实、纯真、野性的“湘西世界”充满无限向往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并非对乡村世界和乡村人一味进行讴歌、美化,对于湘西人几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他同样感叹：“十七年前那小女孩就成天站在铺柜里一堵棉纱边,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目前我所见到的,还是那么一个样子.” [2 ] （P207 ）他也承认：“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对于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3 ] （P253 ）这些都足以表明,京派文学的主流意识,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回归乡村文明而反对城市文明.在观照乡村世界时,他们实际上是包含着现代意识和城市意识的.
在对乡村—“家园”表示深深的失望同时,不少京派作家意识到了走向新型文明的必要性.李威深说：“那条从远祖以来踏得坚实平稳了的道路,不可抵抗地在坍陷着,要生活下去,就必须重新另找道路.”④只是,结果常常令他们失望.李广田的《浪子递解记》描写一个离家出走想外出寻找美好事物的年轻人,最后在被押解回来的途中,他表示既不想再到外面,也不太愿意回家.或许这象征着京派作家的矛盾心理：面对乡村世界的愚昧落后,他们也深谙要脱离这种状态去城市文明中闯荡求索,可是城市的世界远远不是那般理想,畸形的城市社会常常令京派作家们情不自禁地回望那已经残破不堪的家园.家园已破,新屋难进,那些以旅行、冒险为主题的小说恰恰反映了京派作家在城乡之间游移不定、找不到立足之地的焦虑心态.就像丽尼表达的：“没有目的的旅程,向着什么地方去的呢？世界是一个大的荒原．．．．．．往古的日子回到记忆中来,那些日子如今是不会有的了.”⑤在很多时候京派作家表现出的是在城市和乡村两个世界之间徘徊游荡的焦虑彷徨.
与京派作家对乡村世界存在双重心理相同,在直接描写都市生活的以新感觉派作家为代表的海派作家作品里,也同样存在着对都市文明的矛盾态度.他们表面看来醉心于对都市文明那繁华、喧闹生活之渲染,实际上却是在揭示畸形的城市文明下的人性扭曲,刘呐鸥在《风景》里就说：“我想一切都会的东西是不健全的,人们只学着野蛮人地把真实的感情流露出来的时候,才能得到真实的快乐.”谁能说他这不是在对都市消费文明下兽欲般的人欲的批判？海派作家笔下的*、跑马场、赌场、戏院,轰鸣欲聋的机器、光怪陆离的声色、麻木颓废的市民,那并不是作家们在津津乐道歌颂这种生活方式,而是在表现他们在这种生活下的苦闷、焦虑.有的海派作家更是表现出了和京派作家相似的对乡村文明的怀念,如施蛰存的《上元灯》里的一些作品就是对乡间小镇那种质朴宁静的生活表现出深深的陶醉.穆时英的《父亲》塑造了一位传统士绅“父亲”在城市里晚景凄凉的结局,作者在文中发出深深的不平：“父亲是那么地不肯失礼,不肯马虎的一个古雅的绅士；那么地不肯得罪人家,那么精细的一个中国商人——可是为什么让他生在这流氓的社会里呢？”⑥他于1932年发表的《南北极》五篇小说都是宣扬着具有浓厚乡土文化特色的江湖义气、豪侠精神.吴福辉称穆时英仍旧是一个都市的飘零者,从来没有脱开过怀乡、怀旧的情结,他的一系列作品“都是十足的感伤之作,活像是从一座衰颓的古老深宅传出来的气息.” [4 ] （P125 ）如果我们以城市史的角度去研究,京派与海派作家本身的分歧更多是在文学层面,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他们文学理念的分歧.但在对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态度上,两派又不无相互呼应之处.可以说,京派和海派作家们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城乡意识,都是一颗在两个世界之间漂泊不定的灵魂.
二
必须指出,这种对待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矛盾态度其实不仅只存在于京派海派文学家头脑里,还存在于其他一些乡土作家和都市作家头脑里.钱理群评价当时的作家：“当作家们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理性思考与探索时,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边,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着最尖锐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但当他们作为一个作家,听命于自己本能的内心冲动、欲求,诉诸于情,追求着美时,他们却似乎忘记前述历史的评价,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对风韵犹存、却面临着危机的传统农业文明唱起赞歌与挽歌来.” [5 ]而且,这种矛盾态度还不仅存在于文学家头脑里,它还存在于一些非常严谨、理性的学者头脑里,甚至那些以建设都市文明为天职的市政学者也常会情不自禁地表达他们对城市喧嚣生活的焦虑不安而视自然为心灵的家园,这种理性和感性的矛盾几乎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的矛盾.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呢？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乡土中国”,奠基于农业文明之上的儒家文化、士大夫文化等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在他们的潜意识深处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割舍不断的文化情结,传统的乡村文化始终带给人一种归属感.但在近代这样一个西学东渐、内忧外患的大变革时代,每个知识分子不管是从天下兴亡的大我角度还是从个人吃穿住用行的小我需要来思考问题,都不得不承认城市文明的先进性.对城市文明,既不舍其现代便利,又厌恶其世俗、浮躁；对乡村文明,既向往其宁静悠闲,又不满其保守、愚昧.作家们一方面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关心着天下国家,思考着中国未来的出路,理性迫使他们也得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文明、用城市改造乡村的认识,作家的艺术特质又使得他们是一个情感性、个性色彩极强的群体,他们的内心总是包藏着对乡村社会和乡村文明的留恋,并常常自然而然地流露在他们的声音里.正如萧乾在《给自己的信》里所说：“虽然你是地道的都市产物,我明白你的梦,你的想望却寄托在农村.”⑦理性是出于利益的算计,情感则是出于文化的积淀.
必须看到,在中国近代这个特殊的时代,作家们对乡村世界的美化本身又是一种“非乡村化”的文学再造.特别是京派作家,表面看,他们似乎在要求“回归田园”,其实,其主要成员们生活和创作的背景大部分都在城市,他们头脑里反映出的是城市人的意识,无论在观照乡村世界的优点或是缺点的时候,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城市意识了,他们的矛盾态度都是基于城市市民阶层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无论是京派作家或是海派作家,其实都是在表达城市市民阶层对中国城市化运动的一种期望.海派作家是直接通过对都市生活的感性描写暴露了城市的缺点,京派则是通过把目光投射到乡村世界、通过对乡村和农民的文学再造来表达自己的城市理想.从梁启超欲借小说实现他的“新民”理想,鲁迅欲通过小说实现他的“立人”理想,直到后来领导下的旨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兴起,都表明中国的现代小说从其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塑造现代国民的历史使命.京派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其实也是这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
回顾欧洲城市发展史,城市其实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国家”过渡过程中出现的产物.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里,“客观精神”中有三个阶段：抽象法、道德和*.国家是“*”这个阶段的产物,或者说,“*”就是现代国家的本质.笔者以为,这种*就是老百姓的国家和国民意识,而城市在形成这种*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城市将市民高度统一起来,从而使市民产生了支撑“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分散性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方式下,是很难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也很难产生现代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只有当城市统治了乡村,才使得欧洲民族主义思想深入欧洲人骨髓,现代国家和国家主权观念产生,才有了西欧世界日后的称霸世界.由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的时代,绝不仅仅只意味着摩天大楼、霓虹灯、商场餐厅的出现,而更应该是一种新文化、新人格的兴起,应该是由分散走向统一、由放任走向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新文明的时代,特别是在一个面对外部城市文明不断侵夺渗透的时代,这种新人格显得尤其重要.韦伯说过：“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这里与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劳动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 [6 ] （P45 ）胡适也说过：“农村生活的习惯是自由的、放任的、散漫的、消极的,城市生活所需要的新习惯是干涉的政治、严肃的纪律、系统的组织、积极的做事.” [7 ]他们所说的其实就是城市人民要有一种共同的信念,一种为国家、社会服务的高度责任感.所以,在那个年代,将散乱的乡民变成有组织的市民,为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服务,这是一个落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和城市化时最需要具有的一种精神,也是落后国家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所应该具有的“城市精神”.
可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却发现,中国的城市精神似乎刚好相反,他们极力地抨击的城市生活种种弊端,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惟此萎靡疲荼玩愒巧滑抟土聚沙绝无力量作用之全国之风气,真乃沉痼之疾也.”⑧鲁迅先生也形容当时的中国市民：“野牛成了家牛,野猪成了家猪,狼成了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 [8 ] （P414 ）那么,许多对乡村世界和乡村文明进行“田园牧歌化”、“诗意化”的京派作家,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根据自己的追求将乡村世界进行文学想象.这种想象就暗含着他们呼唤的一种“城市精神”：一种节俭积累而非奢靡浪费的、合作互助而非对立竞争的、团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类似于韦伯的“清教*”.因此京派文学对“乡下人”和“山里人”的讴歌其实是寄托着作家们对城市市民们所当具有品质的期望.沈从文就并不反对现代文明,他所关心的恰恰是城市市民达不到现代文明要求的缺陷,他在《中国人的病》里说道：“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合于‘人权’的自私心扩张,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皆‘蠢如鹿冢,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⑨在这段文字里面,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种现代意识,他宣扬的不是什么“农民意识”、“乡土意识”,而是在呼唤一种既有着明确权利意识又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意识”.有理由相信,沈从文所构筑的那个纯美的“乡村世界”,李广田、何其芳等人塑造的那些坚毅不屈、充满阳刚、富有冒险精神的“山之子”、“旅行者”,正是寄托着中国城市能够焕发出一种朝气蓬勃的奋斗精神,从而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希望.只是由于城市生活将市民浸淫已久,作家们发现,未被开发的乡村世界倒是一片他们可以寄托自己的理想的文学空间,遂将眼光投入其中,对这个世界进行一番文学再造.这种文学创作就类似于笛福所塑造的“鲁滨逊”,表面看是在歌颂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生活,其实这一形象却寄托着当时新生阶级的理想追求.乡土小说家们力图从乡土世界中去寻找一种健康的精神文化,完成现代中国城市的文化*再造,这一点也和鲁迅一脉相承,“鲁迅先生正是以其对乡土中国的‘启蒙主义’观察,对中国农民的现代性想像与审视,结合自己童年对中国农村与农民的深刻生命体验,对乡土中国形成了‘病中国’与‘桃源乐土’的两种不同的认知图像,建构了两种性质不同的中国农民形象类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想像和建构中国农民形象类型的开创者.” [9 ] （P22 ）以京派作家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们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其实也是站在塑造“现代性”的人的高度而发.
相较而言,似乎是作为都市文明直接文化产物的海派作家尽管也有对城市文明的反思,却更满足于停留在“城市”的形式世界中,而没有京派作家的那样一种追索精神,海派作家比京派作家似乎更能够表达出现代人所说的“城市感觉”的原因也在于此.在以穆时英、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里,充满着城市的音响、光亮、色彩和城市的节奏,以京派文学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们虽然也有对城市的描写,但缺少海派作家们特别是新感觉派作家对城市生活那样生动直观的感性传达.这是因为,留恋于形式上的“城市”里的新感觉派作家更多是从个人感受的角度来观照城市的文明,即使批判,也是从自我感受的角度来表现城市生活给个人感官和精神世界造成的困扰、焦虑,他们始终没有跳脱出“个人”这个小圈子,因此他们对城市的声响、色彩、灵与肉的煎熬等特别敏感,他们把表现新奇的感觉当作创作的关键.刘呐鸥最喜爱的是描写大都会生活的作品.穆时英虽然也曾写出过《南北极》这样反映社会不平等的作品,但这只是由于其家庭败落后他为抒发不平的泄愤之作,之后其兴趣很快转向,他所关注的是“烂熟的都市文明,是‘白金的女体塑像’,是‘圣处女的风情’,是‘笼罩薄雾的秋巷’,是爵士乐和狐步舞,是用彩色和旋律交织成的美.” [10 ] （P86 ）而京派作家则更多从国家、社会命运的角度来考察城市文明的弊端,在他们的作品里,更多的是展现社会的画卷,而非个体的感性体验.京派作家重叙事,海派作家重抒情,成为他们各自的不同风格.当时的中国更需要的却是“叙事诗”,而不是“抒情诗”,整个中国现代化运动和革命就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叙事史诗,而也唯有乡村世界在当时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宏观叙事的空间.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京派作家和海派作家的主将们走向了不同的路径.表面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主张“为人生的文学”的京派作家们日后主动地投身于现代革命的洪流之中.沈从文在抗战一爆发,便主张文学为抗战服务,宣扬“抗战文学”；萧衍转向报道文学,以抨击时弊、揭露黑暗为己任；何其芳、李广田投奔延安,在被纳入到现代革命视野下的延安乡村世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理想.而海派作家的主将则走向沦落,刘呐鸥充当了汉奸,穆时英后来创作力枯萎,充当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二人双双死于者下；杜衡（苏汶）后来不再有什么精彩作品问世.尤其是40年代,海派作家里还出现了张爱玲这样的颇负争议的作家.京派海派主要人物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极其耐人寻味.
因此,海派作家浸淫于形式上的“城市”之内,实质上的“城市精神”却悄然隐退；京派作家虽流连于形式上的“乡村”中,却是在实质上呼唤一种“城市精神”.这种思路也体现在整个乡土文学和中国革命对农民及乡村的“文化想象”中,当后来领导的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力拔高农民、抨击城市生活时,也绝不是在歌颂旧时代的乡村社会了,而是为农民赋予了更多的新时代的要素,是用一种现代化的模型来塑造农民形象的,那些农民形象身上的高度社会责任感、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为民族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恰恰是民国时期的许多学者们所寄望于城市市民的品质.史华慈先生说过：“的‘群众’未必是现实中‘实然’的群众,而是一种‘应然’的群众.这类‘群众’毫无疑问是领袖心目中所渴望把他们塑造成的那种‘应然’的样子.这种‘应然’的群众将被赋予大公无私的精神,他们的美德绝不是被动和消极的,而是积极而充满活力的.他们将在为民族事业的献身中,变成一种持久坚固的道德能量.这种道德能量将在一场反对一切恶势力的、积极的、敢作敢为的战斗之中被统一起来.” [11 ] （P206-207 ）也就是说,当和后来从形式上打倒了“城市”,树立起了“乡村”的时候,民国知识分子们所热切呼唤的“城市精神”居然在事实上显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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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是一篇关于知识分子和城乡意识和文学方面的知识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知识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 中国当代杰出诗人、资深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诗歌》编委屠岸去世 我国当代杰出诗人、资深翻译家、散文家、文艺评论家、出版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吟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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