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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
延安整风：“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整风分两个层次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了.整风,我是从头到尾都参加了的,但那只是一般中下级干部和学员们参加的普遍整风.当时以至后来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延安整风分两个层次.其实决定中国命运的,主要的还是上层整风.
现在看来,对于延安整风的两个层次,大概可以作这样的归纳：上层整风是进行路线斗争,反对两个宗派；普遍整风是改造思想,反奸审干.
上层整风,党史上已经正式定为：开始于1941年政治局的“九月会议”.我们参加的普遍整风,只能从1942年4月3日作出在延安讨论关于开展整风和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即第一个“四三”决定） 算起.
张闻天找我谈话
当然,在正式开始整风前还是有些先兆的,表现在1941年的延安生活已出现很大变化,盛行于1938—1939年的许多活动,像以前那种遍地歌声和经常的集会游行、纪念会、联欢会、大报告、上大课、上下一同逛街等,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了.有些现象,如等级制、保密制、警卫制、宣传教育的管理等,却明显加强了,开始不断改革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张闻天找我谈了一次话.
大概是1941年四五月间,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领导通知下来,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时期比较长的干部去谈话,领导上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规定的日期和地点,早饭后一个人到了杨家岭张闻天的住处.从我们住的清凉山东边的黑龙沟到杨家岭,甩开大步,大约也得走一个小时.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无阻地被领到张闻天住的窑洞里.那时他和刘英的窑洞有相通的两孔,像住房的套间一样,里间住人,外间办公.我进门后,他们夫妇一起接见,张闻天就问起了抗大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意见.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少学点马列主义书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实际问题,比方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很快就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他的谈话带有对过去学校教育过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时我也才十八岁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意见给顶了回去.我认为抗大过去做法还是对的,马列主义还学得不够.因为新参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能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永远跟着干革命呢.很明显,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没想完全说服我,只是和颜悦色地交换意见,所以谈得还挺好,一直谈到勤务员已经打来午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我吃饭.
那时的等级制还不十分严格,上下的生活待遇也悬殊不大,再加上他们自己的严于律己和不开后门,所以他们吃的小灶和我吃的大灶悬殊并不太大.他们有两个炒青菜,也没肉,油水并不多.我们只有一种大锅菜,都是煮熟的,没油水.主食,我们完全是小米饭.他们却每人有四个约老秤半两的小馒头,小米饭管饱.刘英挺热情地说：“你们平时吃不上馒头,今天这几个馒头都归你,我们吃小米饭.”甭提这几个小馒头对我的诱惑力了.所以我也就毫不客气地给吃了个精光,但连个半饱都谈不上,又不好意思再吃小米饭,就只好起身告辞,打道回府了.后来我跟张闻天工作了十多年, “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和刘英来往了二十多年,还多次提到那次谈话.对我来说,谈话的详细内容是大半忘了,但那几个小馒头却始终牢记在心.
从杨家岭回来,大家都问我谈了些什么.听我叙述后,他们也和我一样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直到近几年我改行学习党史,才领悟到这是张闻天要紧跟的表现.根据张闻天整风期间所写的 《反省笔记》上讲,大约从1940年起,就老是批评他主管的宣传教育工作,包括经过看过和书记处通过的有关干部教育的文件.可见,张闻天找我谈话时说的,已经流露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意思.不过说老实话,我的感觉还是太迟钝,不但当时,就是事后也没把这次谈话和很快就开始的整风运动联系起来.
学习整风文件
普遍整风是从学文件开始的.的《四三决定》 规定了十八个文件 （后来陆续增加到二十七件,正式定了个名字叫 《整风文献》）,包括的整风报告、几个讲话和 《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康生的两次报告,的几个决定,斯大林的十八条 （《联共党史》 结束语六条,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以及刘少奇 《论员的修养》等,要大家学习讨论、写笔记,还要考试.按照延安机关学校的统一部署,我们单位也改为半天学俄文,半天整风.
学了一阵文件后,按规定就要联系实际、检查工作了.头一段主要是给领导提意见,每天开会,还出墙报,也可以给上面写信.这阵时间,当领导干部的感到紧张,我们这些学员们却显得轻松.例如俄文队队长曹慕岳 （解放后改名曹慕尧,在沈阳军区工作）,听大家提意见和本人检查就开了一个星期的全队大会,他自己也承认有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不过这种矛头向上、批评领导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转向各人联系自己的实际,按 《四三决定》 的要求,“反省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这样一来,形势又倒转了过来,群众 （一般知识分子干部） 开始紧张,领导干部显得轻松了.特别是进入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是领导上抛出一批思想斗争的重点和审查历史的对象,使这些人感到巨大压力,既要在会上接受大家 （主要是积极分子） 的批评和回答没完没了的问题,还得不断写出书面的检查交代.其余的人,也是既要准备自己的反省,开会时还得向重点对象进行批判和提出质疑.这样一搞,没有多久就走向全面紧张,俄文学习完全停止,集中力量搞整风了.所以说,1942年是基本上停止工作搞整风的“整风年”.
批判王实味
学习文件搞了没几个月,就开始批判王实味了.
1942年三月间,王实味写的 《野百合花》 分两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当时大家看了以后,从内容到形式 （文字技巧） 都非常佩服,对后来一些人发表的批评文章还颇不以为然.就在报上不断发表批评王实味的文章的那一阵,延安各机关学校发下来 《野百合花》 让大家讨论.一开始,我们这些学员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同意王实味的观点.因为我们并不了解,是把 《野百合花》 当作反面教材发给大家看的.我们一个班发一份,给大家念,念完让大家讨论.讨论时,大家说,对呀！写得挺好的呀！写的都是真的呀！而且普遍认为,革命队伍里确实有缺点,提出来是有好处的.要是提出来就批评,以后谁有了意见还敢提？革命队伍不就成了死水一潭吗？大家讲得兴高采烈,振振有词.不料没过几天,领导上就动员批判了.
大家一时转不过弯来,开会没人发言.经过领导再三动员和积极分子带头,形势才扭转过来,大家才批判王实味和检讨自己的思想了.后来才知道,批判王实味是的统一部署.看了 《野百合花》 以后,发表了意见：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解放日报》 怎么能登这个东西！立即打电话,让他们检讨！这下子才开始组织批判 《野百合花》了.我们这些人当时虽然不摸底,但是一看 《解放日报》 不断在大力批判《野百合花》,就再不敢表示同意它了.不管你有没有意见,也得跟着批.
那时的批判,有的是真的,也有的是假的,是为了表示划清界限,还有半真半假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往往是弄假成真,大家的思想还真转变过来了.
其实,不光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延安的大知识分子像丁玲呀等等,比我们转变得还快,不到一个月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对王实味的口诛笔伐,上纲上得更高.据说只有一个萧军坚持不同意见,竟然放弃吃公粮,到农村当了两年老百姓,自食其力地种地.
我们学校的整顿三风,除开头几个月学文件,提意见,还谈点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转入批判王实味,就只有检查思想、追究历史、交代问题了,整风运动实际上也就变成了抢救运动.从各机关学校的情况看,大概都同我们一样,1942年七八月后,就不再搞什么整风,而是大搞抢救了.
抢救运动：一时被迫承认自己是“复兴社”成员
何时开始
批判王实味实际上就是抢救的开始.因为把王实味弄来弄去,很快就弄成了托派、特务.王实味和托派的关系,本来是他自己早已向组织部交代了的.后来一批判,和这联系起来,他就成了托派,于是全延安就声讨托派王实味.根据那时的逻辑,托派、汉奸、特务是三位一体的,王实味也很快升级为“国民党探子”.
王实味被打成托派后,还抓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五人反党小集团.紧接着,彭真又在党校抓到了“特务”吴奚如,还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了抓“特务”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也发出了要发现坏人（托派、日特、国特）,拯救好人的号召.随后他又在西北局高干会和康生一起批评一些单位领导麻木不仁,对抓坏人重视不够.在这种情况之下,哪个单位还敢怠慢？于是遍地开花,到处抓起特务来了.各单位领导看到人家抓出坏人,心想咱们这儿怎么能没有呢？经过互相听汇报和交流经验,一些单位还有点比着来,好像抓的坏人越多成绩就越大.
抢救运动逐渐搞起来了,时间大约在1942年秋天和冬天,各单位的进度不完全相同.我们学校就是在天气还没变凉的时候,从追查历史发展到抢救的.我印象特深的是,围攻和抢救我的时候,天气既不热也不冷.当我实在瞌睡得不行答应考虑考虑,一时得到允许回窑洞睡觉时,炕上没行李,只铺着草,我就是没脱衣服在铺着的草中睡了一大觉的.而且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住的还是在黑龙沟的老窑洞.
联系实际、追查历史,怎么个追查法呢？各单位的情况大体一样,就是每个人轮着来,交代自己的历史,好像是搞人人过关.其实不然.一般都先安排一批重点对象,而且很快就卡壳了.一个人的历史也可能一个月也搞不完,因为问题会越交代越多.有些问题还有点道理,多数问题毫无道理,本人也根本说不清楚,真是“秀才遇见兵”.一开始还有人在那里吹自己的经历呢,说自己很早就参加救亡运动了,吹着吹着,就吹出破绽了,正好让人家抓住小辫子.许多人并不想吹,但在翻来覆去的追问中,自己也会前后矛盾,甚至越说越糊涂.我们有个同学叫高中一 （后改名高亚天,翻译过西蒙诺夫的 《祖国炊烟》）,参加革命前在北平大同中学上过学.运动一开始,他就被当作重点对象抛出来了.学校领导组织大家追查他的历史,说问题的要害就在北平上学这段.当时我还没出问题,也被布置了任务.那时我们的同学中没有几个到过北平,更不用说上学了.所以光一个大同中学就搞了好多天,问来答去,还是一盆糨糊.多年以后,问答的内容都忘了,但当时那种尴尬场面和大同中学这个校名却印象特深,忘记不了.正巧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外交部工作,大同中学就在旁边,我的儿子还在那儿上过学.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抓高中一上大同中学的问题.
我来自西安,还算见过一点世面.但有的人比我还土,竟弄出这样的笑话,问审查对象是怎样来的延安.回答说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乘火车.提问的人立即插问：你是经过什么关系坐上火车的？那国民党的火车能随便坐吗？真是弄得大家哭笑不得.说话的人认为,火车是国民党的,参加革命的人不能坐.这说明他不但没坐过火车,也没见过火车.
其实,当时延安没见过火车的干部特别是老红军,还有的是.我在抗大的原队长曾世保,是四方面军的.他就给我们讲过：他们在从鄂豫皖向四川转移时,要晚上穿过平汉线.由于从来就没见过铁路,所以在急行军中大家也要弯下腰去摸一摸.结果大为失望.原来以为铁路是在地上铺上厚铁板才叫铁路,没想到只摸着了两根铁杠,那火车怎么能在上面走呢？
当时抛出的重点和怀疑对象,多是历史比较复杂一些,特别是在旧社会做过事情的,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被敌人逮捕和过的,以及平时吊儿郎当、爱讲怪话、表现不好的,等等.确定对象后,就由领导给分工,找几个积极分子,再搭配几个普通学员,去“帮助”一个重点对象,日夜鏖战,直到被围攻者“坦白交代”.如果坦白得“好”,又表现积极,还可成为积极分子,去“帮助”别人,并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例如我们的同学兼区队长何匡,交代就比较早.当抢救对象越来越多,积极分子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又吃开了,不但恢复了区队长职务,还去抢救别人呢,也“帮助”过我.解放后,何匡在编译局翻译 《资本论》 等马列著作,后来任 《人民日报》 理论部主任.我们还常有来往.
我被“抢救”
由于我小小年纪就到了延安,本来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所以一开始还被看成积极分子,跟着人家瞎嚷嚷了几天.但是,没多久,我就被“抢救”了,一上来就遭遇了“车轮战术”,弄得我蒙头转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我为什么被抢救呢？估计是,我从家乡带出来的那两个比我小一岁的同学之一,叫史宗棠的供出了我.另一个同学叫陈克让,当时他已经上前线,后来在前线牺牲了.为什么我怀疑是史宗棠供出我的呢？因为经过几天的僵持后,学校政治处主任叶和玉找我谈话,他说：人家比你小都坦白了,你自己还装迷糊？我听后一想,那一定是史宗棠了.我们是一起被国民党抓住和的.他大概是顶不住,自己坦白了,还拉扯到我的身上.这只是当时估计,直到现在也不能肯定.后来我也再没见到过史宗棠,也许是冤枉了他.
对我的抢救,一开始还算客气.他们总是说：你再好好想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了以后,一切都照旧,不会对你怎么样,还是自己的同志,只是上了国民党的当嘛；国民党这个坏东西,罪过在他们身上；你一个年轻人,辨别能力不强,跟着人家做了什么坏事也不要紧,只要说出来就好,就是自己人了；你现在在沟那边,我们一拉你就过来了,要不然,你还在沟那边.他们讲得甜言蜜语,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那些假坦白的积极分子,看架势,好像已经从国民党方面站到方面来了.别人还在被抢救着,他们已经没事了,但在抢救别人时并不太积极,显得理不直、气不壮,多少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比如何匡吧,他也来抢救我,把我叫到山坡上,坐在那儿,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坐上一两个钟头.最后,他说：还是放明白一点儿吧！这样,他也完成任务了,我也算被劝说了.但是两年后一甄别,他又说起真话来了,说他一开始就不相信何方那么个小鬼会是特务！
在抢救我的头几天,我还坚持和他们讲道理,软硬两套都不吃.因此,他们一个星期里就根本不让我睡觉,白天晚上都劝说审问.那时候,连煤油灯都点不起,印象中皓月当空,六七个人围着我,翻来覆去地跟我说：你老实一点,等等.有唱红脸的,有唱黑脸的.有的人还“讲道理”,总而言之是让你不得安宁.你在那儿低着头,不说话也可以,不理也行.有时候人家提问题,需要你解答,你就答复一下.瞌睡得不行了,也回答不清楚了.
僵持了一个星期,人老不睡觉不行呀,我招架不住了.我说：我坦白.他们说：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明天把交待写出来.我一下子高兴了,回去就睡了一大觉.第二天,他们去抢救别人了,让我写材料.交代什么呢？想来想去,就给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忠心耿耿干革命,怎么是特务呢？在信中,我一方面表明自己不是特务,是他们搞错了人；另一方面还批评这种抢救的办法不对,恳求派人来了解情况,加以干预.
人家总是催：你写的材料写好了没有？我说：我写得慢,有些情况还得慢慢想.这样,我又可以多睡几天.他们在那儿抢救别人,我变成旁观者了.但不能总当旁观者吧,人家还在催我写交代.于是,我就把我写的东西交上去了.交上去,一看,原来是告状信.这可坏了！第二次抢救开始了.这样一来,他们的态度不像以前了,更不“友好”了,开始骂人.一个女同学把一口痰吐到了我的脸上.那简直窝囊死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恶心.
大概又有一个星期左右,这期间我被围攻得更厉害了.这个推你一下,那个推你一下；你才打个瞌睡,他就把你推醒,让你恼火得不行,又不敢和人家干仗.这里边有的人是已经坦白了的,也有的是还没有惹到他头上.又熬了这么一大阵后,我也“想开了”,既然上次上书都不理会,一定是被学校领导扣压了,自己已没有别的出路,就坦白吧.于是我对抢救的人们说,这次我决心坦白,他们表示欢迎,但怕再上当,怕我又写信,所以就常来检查.可我呢,确确实实又写信去了,前面写得含含糊糊.他来检查,也看不清楚.那时候也挺乱的,到底谁检查谁,谁管谁,他们不太明确.我究竟是归谁管,我也不知道,所以实际上没人管.我在信中写的内容有些还是申诉.领导和积极分子们看了当然不承认我是坦白交代,于是又折腾起来了.
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那时,我有个同学,算是女朋友吧,但关系不深,来往时间不长,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只是我们互相有点好感,认为是朋友.那时候我在学习等各方面都表现得比较好,又给大家作时事报告,那个女同学对我挺佩服,愿意接近,非常友好.我也很喜欢她.这时连她也来抢救我了,还暗地里塞给我一个纸条,说是只要我坦白交代,朋友还是朋友.本来我一被抢救,就意识到这个朋友关系不可能再继续了.等她一来抢救,我就完全灰心了.“朋友还是朋友”,只是劝我坦白的抢救辞令罢了.所以我当时在填的一阙 《菩萨蛮》 里,还记得最后两句是：“挥泪向云英,表心待来生.”
提起填词,倒要多说几句.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而且好高骛远,不知天高地厚,进抗大后就开始学着作诗填词了,还不懂基本格律,就已写成了一小本诗集,上引两句也抄在这个本子里.后来抢救运动越来越紧,大约是1943年夏天,就开始搜查和收缴个人的东西了.我们当时的支部书记,在没收我的东西中也包括有这个小本诗集.但是他看不懂,问我这写的是些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他.另外,他们怕我自杀,连我的一把小刀也给没收了.特别是我的几本日记,没收后不发还我,使我极为恼火.当年,我在西安被扣留的一些事都记了日记.我很早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不管每天有多么忙.到延安以后,也是把学习、劳动都记了日记.这些东西没收后再也没归还我.我一怒之下,做了两个大改变.一是从抢救以后,再也不记日记.但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总得做点工作笔记.不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这些工作笔记,包括东北地方工作和外交部时的工作笔记,又被抄走了,也是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返.二是再也不学写诗填词了,所以“”初期外交部没收我的东西中就少了这一项,积极分子们批斗我时只能在我抄写的旧诗词中做文章,而找不到我有什么“反诗”了.
当我决定坦白交代时,却不知道要坦白什么？真费脑筋呀.当时人家具体地问过我,有时候也提示,比如你究竟是“复兴”还是“CC”？这两个组织是怎么回事,我并不知道,到现在也还是不清楚.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当时想来想去,竟然觉得“复兴”比“CC”强一点儿, “CC”大概更坏,因此我就承认是“复兴”了.这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真复杂,除了CC、“复兴”以外,还有什么军统、中统、蓝衣社、三青团等一大堆,随你挑.我挑了个“复兴”,但怎么能说清楚呢？由于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自己也搞不清这些特务组织,所以只要你承认是某个组织的特务就行,他们并不深究.即使有人问到,你只推说人家没讲这些,也就蒙混过关了.严重的是紧接着就要追查组织关系,这是最难办的了.抢救的问：是谁介绍你参加的？或者你的领导是谁？这个问题更费劲.我想,我决不能陷害朋友和熟人.但是你不说,又不行.于是我想来想去,认为白区大概不会搞抢救,就说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一个人.那时候,我还记得他的名字,现在已经忘了.在办事处是他给我办的手续.我就说,是他介绍我参加复兴社的.我说,他介绍我时,没对我说复兴社是怎么回事.究竟加入了以后干什么事情,他说以后再通知我.就这样,算是马马虎虎过关了.过了关以后,我回去越想越不对头.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事情呢？不但害了自己还害了别人！精神上的压力比坦白前还厉害.所以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坚决推翻了.但不是说推翻就能推翻的,也得写材料！再叫我写材料的时候,我就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复兴社,我完全是因为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为了自己睡觉,为了过关,瞎胡编了一气,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这个决心一下,再怎么折腾,我也决不再承认了.所以我从那次坦白中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后来反而长期成为“死顽固”的抢救对象.
这样僵持了一年多,一会儿紧,逼你交代问题,劝你坦白；一会儿松,又不检查了,叫你去劳动.不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实行三人同行制.平时不准随便离开学校,出去劳动的时候,开荒种地是集体行动,掏茅坑抬粪,也要“好坏”搭配,三个人一起.我推翻原来的交代以后就一直在那儿挂着.紧的时候,硬着头皮顶住；轻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闲书看.例如抬粪的时候,我就带本 《红楼梦》,有空就看,没空就背.这些倒没人管,也还有点小自由.因为戴上了特务的帽子,所以也没人敢理我.我感到很孤立,就用死记硬背一些古典诗词来自我消遣.后来,女朋友和一个高级军官结了婚,我也无动于衷.
到了1943年7月的时候,兴起了一阵声势更大的抢救运动,规模已经超出我们学校的范围,参加校外的坦白大会了,还到大礼堂看过几次示范.有一次,军委系统在王家坪的桃园开坦白大会,我们俄文学校属军委系统,当然要参加了.大会由大家叫他参座的叶剑英主持.他做动员,号召失足的人坦白.我们校长曾涌泉在那儿领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主席台两边设有“光荣席”,桌上摆着茶水,看来很简单.其实这在延安可是个稀罕的东西.这以前,听报告或开大会时,有些人总是抢着坐在前面一排,为的是拣点儿烟头.例如像等吸烟的领导,他们虽然够节约的,但总会剩点烟屁股扔到地下,这时坐在前排的人就可偷偷用脚把那烟头勾过来,拾起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回来就和几个烟友一人抽一口.但是“光荣席”上的吸引力并不大,许多人被积极分子连拖带拉就是不上去.人们也来拉我,我也坚决抗拒.直到前些时候 （2003年）,我的老同学蓝曼还开玩笑,那次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何方抱着一棵小桃树,怎么也不松手.有一批人上去了,不晓得有多少人,我也看不清.他们被拉上去,坐到了光荣席上.即使你没有坦白,坐在那儿,大家一看,也会以为你坦白过了.一坦白,就算“光荣”了,还可以抽一支烟.但是我坚决不上光荣席,抱着小桃树死不撒手.让他们嚷嚷去,嚷嚷完了总得散会.
这样时紧时松地抢救搞了一年多,被抢救的人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大多数都做了坦白交代.
甄别前后
1944年开春,延安的机关学校先后停止轰轰烈烈的抢救,开始搞甄别了.这个甄别大概搞了一年多,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还没完全结束,有些人例如成钢、王里等人的“五人反党集团”,蒋南翔的“反对九条方针”,是一直到平反冤错假案,才给做了结论的.在这一年多里面,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一个一个地搞平反.
我的问题应该说并不复杂,但也是过了几个月,差不多是半年以后才再找我谈话,亮底.大意是说,你不是政治问题,抢救你的原因是由于你有自由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等等.我一听就是瞎编的,当然不干.我说自由主义怎么能变成政治问题,你们不是批自由主义,是当特务抢救的呀！他们 （政治处主任、组织干事等） 解释说,那是非常时期,国民党要打进来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就容易混淆了.我说,你们当时可是说有人供我,人家比我年轻都坦白了,现在又扯到思想意识问题,明明是给你们找借口,不但不承认搞错了,还要给我留尾巴,我是绝对不同意的.结果谈了好几次,互相都没说服,我就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另写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交了上去.直到现在,这个没本人签字的结论还放在我的干部档案袋里.
按照的说法,1942年是整风年,1943年是审干 （实即抢救） 年,那1944年就是甄别年了.不过这甄别只是少数人的事.至于大家呢,上半年除一些政治学习外主要就是劳动生产；对多数人来说,重点已转为俄文学习.学专业,大家是欢迎的,也显得很积极.但整个空气仍然沉闷,生活也活跃不起来,还是有点万马齐喑.不久,没想到日本宣布投降了.大家这才欢腾起来,到处烧篝火、敲洗脸盆,又唱又跳,热闹了好几天,然后就分头准备,盼望着尽快离开延安了.
告别延安：急于离去, “没打算活过二十五岁”
轻装上路
日本投降后,延安从上到下都有点人心惶惶,原来那种正常生活一下被打乱了.人们在兴高采烈、欢庆抗战胜利的同时,就是急切地等待着组织上宣布自己到哪儿去,什么时候走.我们学校几乎没人想到自己还会留在延安.所以那些天,课也不上了,生产劳动也不搞了,还不断杀猪会餐,学员的活动几乎没人管了.大家都各自收拾行李,处理一切带不走的个人所有书籍和被褥等用具,尽量筹措一点可归个人支配的路费.我的马列书籍不少,也保存完好,但只能当废纸卖,一斤卖不到一毛钱.我虽然不再记日记了,但学习笔记本还是很多,也都一起当废纸卖了.比较值钱的是我从西安带来已经用了七八年的被褥和几件破旧衣服,因为延安长期遭受封锁,这些东西显得紧缺.买的人都是闻风而来的老百姓.那些天,南门外新市场的人也陡然增多,一堆一堆地在讨价还价.我们这些同学过去都没有卖过东西,更不会讨价还价.特别是老百姓伸出手来,要和你袖口对袖口用手指头在袖子里讲价钱,这就抓瞎了,根本无法对付.和我一起去卖东西的同班同学阎明智 （阎宝航的长子,阎明复的哥哥）,人家一问价钱,他脸先红了,竟答不出一句话来.所以头两次,我们都是把东西扛去,放在地上,半天卖不出去就又扛了回来.不过最后我要处理的东西还是贱价卖掉了.那时公家规定,凡离开边区的人,可以将边币换成银元,所以我也换成了五块大洋.
就在这忙忙碌碌处理东西的过程中,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的一个星期,外语学校开全体教职学员大会,宣布第一批去东北工作的人员名单,由俄文系和英文系合组成一个工作队,共二三十人,分两个班,其中就有我的名字.8月28日上午,一行乘飞机去重庆和谈判；下午,就在八路军大礼堂开会欢送去东北的干部.会议由朱总司令主持.他先讲了去重庆的事,说有许多同志担心的安全,这是一再考虑过的,以防万一,已决定在回到延安以前由少奇同志*主席.接着就请刘少奇作指示.刘少奇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我和你们一样,对东北的情况并不了解,谈不上什么指示,一切靠你们自己去闯,闯关东.他的意思总的说来,就是东北关系重大,一定要拿到我们手里.会后第四天我们就整队出发了.没有统一的制服,各人只背一个简单的行李,如几件准备御寒的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如水壶、搪瓷缸之类.一同出发的有多少队,我不清楚,只知几十个队编成一个干部团,团长是张秀山.
9月2日一早,太阳刚出来,我们外语学校二三十人的东北干部队,就在队长刘端祥率领下集合出发了.全校的男女老少都来到东关飞机场为我们送行,都说是我们先走一步,他们随后就会赶来.许多人还表现出羡慕的意思,特别是那些被抢救后甄别结论还没下来的人.这第一批出发的人,都是年纪比较轻、历史简单的人.我虽然还不满二十三岁,但已算老气一点的人了.加上当过助教和常作报告,所以大家就推举我向送行的人作告别讲话.现在我已记不起当时讲了些什么.当何理良等同学说要我保重时,我的回答是“没打算活过二十五岁”.这句话的印象特深,后来还和包括何理良在内的一些老同学谈起.
就在这个简单的仪式后,我就甩开大步、头也不回地向东走去,明显地表现出有点情绪,这是送行的人也看得出来的.这一去就是半个世纪,直到1997年才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参观了一趟壶口、延安、黄帝陵.
这就是我对延安岁月的回顾,也算是对延安的历史告别.
（选自《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何方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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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季风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文 本刊特约记者杨琴大江飞渡1928年2月,季凤祥在山东出生,1 6岁时他响应八路军征兵号召参了军,成为八路军老十团三营十一连的一名新战士 1945年1 0月,季凤祥作为机战士参加了平汉战役,这场历时.
2、 万山红遍忆峥嵘岁月 文 周 蓉今天再看李可染的代表作品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后简称万山红遍）,有一种亦真亦幻之感,作品中词人的豪情与画家的意气相互交融,山水意境与人生感慨相互印证,也让我们看到词人与画家之间的情感共鸣 万山.
3、 不容忽视的塑料污染：别往厕所里丢隐形眼镜 美国的研究人员正在追踪抛弃式隐形眼镜的最后时光 研究发现,1520的美国用户只是随手将这些成分复杂的镜片丢进了浴室水槽,或是丢在马桶里冲走了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显示,最终这些塑料大多流入污水处.
4、 回到岁月的开始 读山川岁月长回到岁月的开始文史义伟蒋勋在山川岁月长中说,时间,是有起点和终点的,是有行进和栖止的,是有盛旺和凋零的,是可以供人感怀伤逝的 岁月的概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解释得很清楚,固定的分、固定的秒.
5、 董卿：美到没有岁月感 最近,董卿携手新一季的朗读者重返银幕 她身穿白色西装,干净利落的短发,精致的妆容,优雅得没有一点岁月感,在舞台上面露微笑“时隔一年,不知道大家过得怎样,是否别来无恙 ”在第一期.
6、 岁月沧桑：抗战以来陕北姜新庄文化生态的变迁 党晓红,马光华,段小虎,梁 晶,王文莉摘 要 地处吕梁山区的陕北米脂县姜新庄村在抗战时期曾是文化名村,如今却成为普通的贫困村落 文章以陕甘宁革命老区为背景,以姜新庄人文化生活为主线,通过文献研究、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