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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怡心
（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郑康成言《周礼》为周公居摄而作.其中国典朝章灿然齐备,堪称经邦之规则.然考《周礼》所载封国之制、班爵禄之典、乃至畿服之制,均与其他先秦文献存在较大歧异,成为历代学人聚讼纷如的焦点.考诸文献,可见《孟子·万章下》、《汉书·地理志》、乃至“孔传本”《尚书·武成》当中,同样存在封国之制的记述.考辨史源,足见《周礼》与上述诸家并非同出二源,先儒对此亦有种种弥合之说.先秦礼典有应然实然之分,封国、畿服之制之歧异即为一例.
［关键词］封国之制；先秦礼制；治国之道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6-0021-03
一、《周礼》所载封国之制
郑康成采《尚书大传》、《礼记·明堂位》之说,言《周礼》为周公所作六典之礼,以之居洛邑治天下.《汉纪》载王莽篡汉援经复古,“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为五”,其封国之制亦仿照《周礼》而制定.“周公所作”之说虽屡遭反驳,难称定论,但亦足以反映出《周礼》作为经邦之规则的重要地位.欧阳修《问进士策》赞曰：“（《周礼》）制礼作乐,建国居民,养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为治之法,皆有条理,三代之政美矣.”可见《周礼》所载封国之制在古代经学与治国之道之中的显要地位.
考其书,则封国之制主要见于《地官》：“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另有《夏官》——虽叙称“政官”,然其载实为复杂,亦有职方氏、量人、土方氏等职官,管理邦国封建、疆域划分等事务.
《大司徒》对封国之制的记载如下：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职方氏》说五等诸侯国之里数同,又载畿服之制：“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大司徒》中称畿,未称服）.
二、其他先秦文献对封国之制的记载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周礼注疏》载：
郑樵《通志》引孙处之言：“盖周公之为《周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
馆臣小注：案此条所云,惟《召诰》、《洛诰》、《孟子》显相舛异,……《武成》乃梅赜古文《尚书》,《王制》乃汉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为难.
《周礼注疏》提要谈及《周礼》封国之制,与《王制》、《孟子》、《武成》加以比较.提要正文之中,未言《王制》,仅言《孟子》.馆臣中却以“《王制》乃汉文帝博士所追述”为由,认为其“不足以为难”.这一认识是否可为定论,犹待考证.厘清聚讼纷如的封国之制,需要探赜《孟子》、《王制》、《武成》的史源.
《王制》中的记载与《孟子·万章下》仅有细微差别,《王制》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而《孟子·万章下》与《王制》之区别有三点：第一,叙述爵禄制度的顺序略有差别.第二,措辞的细微歧异.如《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叶时《礼经会元》：“《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禄,故以分田制禄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第三,《孟子》缺少“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一句,据明代徐师曾考证为错简.
清儒王懋竑曾言“（《王制》）班爵禄取之《孟子》”,则《王制》、《万章下》成书先后成为辨正其史源的重要着眼点.《史记》载“（孟轲）退与万章之徒……作《孟子》七篇”,其成书是十分明确的,无需赘言.故而厘清《孟子》与《王制》孰先孰后这一问题,重点在于查考《王制》的成书.对于《王制》成书,前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汉文帝博士所作.最早见于《史记·封禅书》：“（前164年）夏四月,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卢植、孙希旦、朱彬等历代学人多从此说.此说言其时代晚近,则史料采自《孟子》无疑.
其二,成书于秦汉之际.郑康成《三礼目录》云：“《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同样认为《王制》作于《孟子》之后,并未脱离太史公之说的桎梏.
其三,孔子改制之作.俞樾称为《王制》为“素王之法”,皮锡瑞、康有为、刘师培、章太炎等也支持这种说法.此说因政治诉求,略显不经,已为华友根先生撰文详加驳斥.
其四,成书于战国末纪.任铭善先生《清代〈王制〉研究及其成篇年代考》与王锷先生《〈礼记〉成书考》均持此说,阐述详尽,但对于《礼记·王制》与《孟子》成书孰先孰后,则各持己见.任先生认为,若《礼记·王制》成书在前,则北宫锜无需请教孟子.王锷先生则认为,当时容或有专载官爵制度的文献,北宫锜未必得见,故请教于孟子,于理亦合,并进而论证《孟子》承《王制》之说,举出《孟子·滕文公下》节引《王制》文字之例,以证《孟子》引《王制》并非孤证；王锷先生又联系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包括“经”、“传”、“故训”三部分之例,证明《礼记·王制》属于同样文献,亦有汉代经师故训内容掺入其中,从而将《王制》成书定于《孟子》之前.
由此可见,《王制》“班爵禄取之《孟子》”并不能成为确论.因而考异《周礼》中封国之制,不能将《礼记·王制》置于末位.
探讨“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尚需明确《武成》今古文问题.提要转引郑樵《六经奥论》引孙处之言.孙处,据考证为北宋孙侔之初名；郑樵生活于北宋崇宁（1104）至南宋绍兴（1162）年间.而梅献本《尚书》约于317~318年立于学官,梅鷟《〈尚书〉考异》书成于明.孙处“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写于“孔传本”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之后、考异辨伪之前.因而四库提要案语中所言“《武成》乃梅赜古文《尚书》”是很准确的.
《武成》书序载：“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因而研究者往往将《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解》互相对照；同时,《汉书·律历志》也保留了部分《武成》佚文,但二者当中均未见有关封国之记载,无法加以对照.
梅献本《武成》的记载当中涉及到封国的仅一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注曰：
爵五等,公、侯、伯、子、男.裂地封国,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为三品.《汉书·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盖直用《汉志》耳.益验晚出书多出《汉书》.
王先谦驳斥了孔颖达《武成》与《孟子》同源之说,指出了《孟子》中的记载与《武成》的主要区别,在于连天子为一等,认为《武成》之史料来自《汉书·地理志》.叶时《礼经会元》辨析认为：“《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武成》以分土对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禄言之也.”着眼点有所不同,而其内容无本质分歧.考古文《尚书》篇目,多有采辑《孟子》处.且《孟子》中所引《尚书》,往往与古文部分相似度高,与今文部分差异较大.且“孔传本”古文《尚书》句段见于《孟子》之处数目为最多,前人甚至有“孔传本”古文《尚书》乃思孟学派之版本,经辗转流变而成书之说.因此,前人对于《武成》与《孟子》、《王制》同源的认识,仍不能轻易推翻.
三、《周礼·大司徒》、《礼记·王制》、《孟子·万章下》、《尚书·武成》（《汉书·地理志》）中封国之制歧异对比
《周礼》之《大司徒》与《职方氏》中封疆面积远超《孟子·万章下》与《礼记·王制》之记载.考查其他先秦文献,还可以较为明确地得出认识：《周礼》中封国之制,不但与《孟子》、《王制》之说不合,也与《尚书》、《论语》、《左传》、《国语》之说难以弥合.
其一,封地大小之不同：《论语·先进》：“冉有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冉有指的是约方圆七十里的小国.大致可以反映出当时小国林立的面貌.《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所谓土不过同,反映的也是封地不过百里的状况.而《周礼·大司徒》诸男之地便已封疆方百里,其疆域记载差异很大.
其二,畿服之次第有异：《尚书》中《康诰》、《酒诰》均有五服的记载,《荀子·正论》、《国语·周语》中亦载“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与《尚书》大致相同,而甸服属内服、外服之说不同,大致由于时代不同.而《周礼》中《夏官·大司马·职方氏》、《秋官·大行人》则记载了“九畿”、“九服”的数目和五百里一服的次第,疆域大小因而更为显著,后人因此有“广土增爵”之说.
四、历代学者对《周礼·大司徒》与《礼记·王制》封国之制记载不同的弥合之说
《周礼·大司徒》的封国制度未考察到其在现存先秦文献上的史料来源,十分明显的是,《大司徒》与《王制》、《孟子》、《汉书·地理志》、《春秋繁露·爵国篇》并非同出.《王制》出现较早,在汉初占据独尊地位.刘歆将《周礼》立于学官,与《王制》分庭抗礼之后,两部礼经中有关封国之制的不同记载成为历代学人聚讼纷如的问题,先儒从各种角度试图解释《周礼》、《王制》、《孟子》、《武成》、《爵国篇》所记封国之制有出入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弥合思路.
其一,附庸说.《鲁颂·閟宫》：“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论语·季氏》载：“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城之中,是社稷之臣.”存在关于附庸之国的记述.孙诒让《周礼正义》言：“公无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可见附庸之国实然存在.按郑司农云：“土（度）其地,但为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税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国也,属天子.参之一者亦然.”认为公国其半为附庸之国.黄以周亦谓《周礼》之言五百里、四百里者,乃兼山川、附庸言之.“方”乃古代计算面积之术语,王力先生解释为“纵横各百里称为方百里”.按照此种计算方法,《王制》中诸公之国方百里,即1万平方里；而《周礼》中“方五百里”,即25万平方里,去其半为附庸,则有12.5万平方里.仍为《王制》记载的12.5倍之多,面积悬殊.且孙诒让以鲁为例,“鲁封疆止七十里,则不能容附庸”,以明先郑之不可信.
其二,夏商周异制说.郑康成调停诸家之说,每于诸经记载有不相吻合之处,往往以时代不同加以解释.于是他把《王制》与《周礼》的封国之制的歧异释为“夏商周异制”（《王制》注）,认为《王制》“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而《周礼》作于“周武王初定天下”.详言则是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而封国之数犹因殷制,因而广土增爵,有五百里之封,并增以子男.然而《王制》记载并非反映殷制.商周之际诸侯“子”、“伯”、“侯”互称者其例不鲜.殷代有唐国,可能是侯爵,但在彝铭中则称“子”（殷代金文《唐子祖乙觯》《唐子祖乙爵》）,见子爵于商代即有,郑康成之说易难称确论.
其三,田、地,方、袤不同说.陈澔《〈礼记〉集说》历来评判不高,后人往往认为卫湜与陈澔集说“如莛与楹”.陈澔认为“天子以下,皆言‘田’,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泽、原隰、险夷之不同”,认为田与地险夷有别,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如果计地而不计田,将造成“井地不均,谷禄不平”.对于“分田之里”,应当以“方”计数；对于“分服之里”,应当以“袤”计数.但《周礼·大司徒》明言“封疆方五百里”,仍以“方”计.文字者,经艺之本,《说文》为解经而作,云：“树谷曰田.”段注称“地以土生物”,可见其分言则异,混言则同.这一解说也存在极大的商兑余地.
其四,封采不同、虚宽实封说.叶时《礼经会元》认为《周礼》、《王制》可合二为一,解释曰：“（《周礼》）公之封疆虽五百里,而受田食禄则百里而已.侯伯封疆虽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禄则五十里而已.”惠士奇《礼说》也持这种观点：“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所谓封也；《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所谓采也.”称实采不及虚封.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称：“《周礼》就其虚宽者言之,《孟子》、《王制》惟举土田实封耳.”
王昭禹、郑锷、方苞等先儒多从此说,称“其地不能无肥硗之辨”,《周礼》所言为封疆,包含了大量“其馀山川薮泽、斥卤晓确之地,与夫城郭、宫室、沟涂,皆不可食者”；而《王制》所言为可食禄的采邑.但《王制》亦载录了“二百一十国”封国,倘若按照《周礼》五百里至一百里的封疆加以计算,亦非周所能容.虽然不尽可从,但这两种说法也反映了一个信息,即《王制》之记载相较《周礼》,更为切实,也因而多为先儒所采.贾公彦《大宗伯》疏亦云张（张禹）、苞（苞咸）、周（周氏）、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礼》,堪为旁证.
五、结语
通观前人的说法,无论《王制》、《孟子》还是《周礼》,其记载均不能成为探讨周代封国之制的信史,彼此之间亦有多有歧异.其中有非一时一地之别,兼有应然实然之分.历代学者多尝试将之协调统一,但往往难以说通.历代治三礼的学者往往穷尽心力尝试完善三礼记载的制度,然《周礼》确有应然实然之别.这种试图使《周礼》之制“与《王制》、《孟子》合”的倾向也常常影响我们的治学思路.要考证清楚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对其成书、源流作更深入地了解.若仅从文本上饾饤、附会,便难免像清人王懋竑所说的那样,“宜其乖决而不合也”.
［注 释］
汉·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第355页.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3页.
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8页.
清·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38页.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27页.
王力：《古汉语词典》,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19页.
陈致： 《从王国维〈北伯鼎跋〉来看商周之际的一些史事》,《台大历史学报》31期（2003年6月）,第1~43页.
元·陈澔：《礼记集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45页.
宋·叶时：《礼经会元》,《通志堂经解》本,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扫描本,第49b页.
简而言之,此文是一篇适合《职方氏》和考异和《大司徒》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大司徒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大司徒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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