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大陆文学创作的影响，该文是关于新历史相关论文例文与新历史主义和大陆文学创作和理论相关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吴家荣
（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学创作；影响
摘 要：西方新历史主义受解构主义影响,否定历史决定论,反对先验的历史发展规律,力图将历史还原于现象的集合体,并对形成历史的、一些被传统历史学家忽视的原因给予价值重估.由此造成大陆新历史主义小说注重突破主流意识的主观倾向性,刻意铺写历史细节,尤其看重偶然性造成的历史结局,并以叙事代替宏大政治叙事,以小见大地给人沉甸甸的历史感.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7）-099-04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7.03.017
上世纪九十年代直到今天,新历史主义小说无疑是大陆文坛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莫言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正证明了大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巨大成功.诺贝尔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小说中的历史显然浸润着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汁液.从《红高粱家族》到《蛙》,人们逐渐读懂了另一类的历史言说.一种原生态的历史小说,生猛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它摒弃了历史学家按照先入为主的所谓“历史规律”演绎的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宏大叙事,而力图再现芸芸众生在一系列偶发事件中家庭或个人的生存遭遇,小人物的生存本能正是构筑历史轨迹的原动力.这种原汁原味的生活态势、这种大胆直率地撕破历史真相的作品,让读者惊讶之余获得前所未有的新颖感、审美感.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大陆新历史主义小说一发不可收地喷涌而出.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米》（苏童）；《迷舟》《敌人》（格非）；《鲜血梅花》《活着》（余华）；《家族》（张炜）；《宋朝故事》（须兰）；《温故一九四二》（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尘埃落定》（阿来）；《夜泊秦淮河系列》（叶兆言）；《白鹿原》（陈忠实）；《丰乳肥臀》（莫言）等,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究其原因,大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火爆,不排斥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文论的汹汹入境而给小说创作以理论上的支撑大有关联.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丹纳、左拉的历史机械论,強调历史对人的绝对掌控导入历史决定论,而日益为人诟病；当结构主义、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完全摒弃社会历史对人的制约而难以让文学介入社会生活,使文学几成空中楼阁时,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文论的登场,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喜.新历史主义一方面将人物置于历史环境的影响之中,一方面张扬人物主体对历史的协调功能.它在否定社会历史无关论的同时,更否定历史决定论与历史模式说,而呈现出后现代文化色彩.它认为将历史的碎片联缀成历史的,正是芸芸大众而非政治精英.“历史”经过解构的洗礼,它的必然性、本质性受到质疑.教科书言说的历史发展规律被看作完全是人为的虚构,历史所影响的主体也仅是一种语言的表征.真正的历史是环境与人物互动的产物,它没有先入为主的外在模式.由是,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大受欢迎、不径而走,迅速风靡世界.它使小说文本的历史叙事再一次受到关注,但又与传统的历史主义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它否决了历史决定论,而将历史还原于现象的集合体,在一连串的偶然事件中,让人的主体选择构成了个人的历史,也影响到社会历史的进程.
显然,西方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新历史主义思潮无疑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在解构主义者那里,原先的权威思想、公认的真理,无一不受到质疑,关于历史的命题也是一样.历史究竟是一系列客观事实的累积还是主体的意志虚构？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到底有没有？是什么？由是,历史的本原性、决定性被放逐了,特别是解构主义大师福柯,更是不遗余力地拆解着传统的历史观.他认为纯粹意义上的历史被认作是一个自成系统、稳歩增长、不受人的主观意志决定、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是极其荒谬的,它明显地带有先验的或超验的色彩.他强调历史具有“断层”“差异”的性质.历史是断断续续存在的话语区域,而由话语区域形成的知识,包括历史,不过是“权力”运作的结果.重视历史必然性还不如重视对形成历史的原因,诸如性、疯癫、犯罪等现象的认识.他公然宣称：“一部性经验的变迁史即一部复杂而微妙的权力运作史”, 〔1 〕 由此,福柯把历史归结为权力关系的体现,因而更看重历史的当下性.正是当下的权力将“断层”与“差异”,甚至“分裂”与“隔离”的历史现象连接起来.
比福柯稍晚的格林布拉特则将新历史主义具体运用到文学批评上,而成为新历史主义文论的代表性人物.
格林布拉特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他主张文学研究应将作者、作品与社会环境三者结合起来.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一书中,生动地揭示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微妙关系.他认为作家的身份是“自我塑造”与“被文化制度所塑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家的创作过程就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作家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心灵的激动”,造成一定的“社会能量”,因而文学离不开生活,但同时文学创作也并非仅仅就是“社会能量”的简单渲泄,而是经过作家对各种社会能量协调,以此参与社会实践,并最终对社会产生动力功能.这种协调的结果或是“颠复”,即颠复统治者权威；或是“抑制”,即抑制被统治者的反抗.这就构成了作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所以,格林布拉特否定文学创作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的模仿,认为它同时也是对文化制度的建构.当然,新历史主义者重视历史对人包括对作家的制约,不是重申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而是更重视偶发事件,尤其是罪犯、疯子、性经验和话语、集市、游戏对人的行为影响造成的历史反响.
由此,我们可以见出,新历史主义与传统历史主义的一致性,它们都强调人物主体同社会历史的联系,都承认历史条件对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已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2 〕它们也都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环境的反作用.
新历史主义与传统历史主义的不同在于：首先,新历史主义具有“跨越学科研究性”,它具有多维视野而跨越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界限,将社会存在和文本世界,以及在文本世界里的社会存在一起作为研究对象,并用“二元对立”的模式,即历史与反历史、语言与非语言去研究它们.其次,传统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存在,完全为客观规律掌控；新历史主义则强调关注历史的文本性,重视被正统历史打压的边缘历史.他们认为正统历史作为一种和文学一样的符号体系,也有着因权力因素导致的虚构成份.总之,新历史主义重视文化的总体机制,并能辩证地看待文本与历史的关系.
当这股新历史主义思潮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改革开放的大陆时,立刻在文论界引发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重写文学史就是要将“文学与非文学,甚至作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观体验加以综合分析,运用二元对立的模式解读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历史意识和非历史意识,”“原生态地表现出文学史、社会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并通过复观文学史、政治史、*史上的种种现象,体现出自己科学的价值判断”. 〔3 〕接着,创作界也涌动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思潮.
新历史主义小说又称为“新历史小说”.它与传统历史小说的第一个不同点在于：新历史主义小说反对政治头面人物对历史的主宰,它认为历史动力的深厚原因在于民众.一味歌颂英雄的历史,必然遮蔽了边缘人群参与和塑造历史的作用,忽视了时代精神后面的物质因素,因而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面貌.
刘震云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用大量真实的原始资料,追述了1942年河南大灾荒,统治阶级面对三百万人的死亡无动于衷,而趁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这激起灾荒中的百姓铤而走险,整连整连地缴除国军武装,致使六万侵华日军轻而易举地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作者没有站在虚伪的爱国主义立場,粗暴地责骂中国百姓的自私、狭隘,也没有刻意渲染中国军队的贪生怕死.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真实的人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人类的求生意志总是会战胜抽象的爱国情感.当各种社会力量都不把百姓当人,总是以牺牲百姓利益为代价来谋求自身的发展时,普通百姓也必然会为一已的生存,做出趋利避害的举动.
新历史主义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第二个不同点在于,它并不先入为主地按照既定的阶级斗争模式,带着主流意识欽定的主观倾向性,描写不同阶级之间水火难容的搏杀.而是突破传统历史语境,对历史的细节重新梳理、建构,以期真正接近历史本身,让读者获得一种对历史最真实的解读与判断.“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任何阐释都是人们的主观理解,人们所理解的历史也就成了主观的历史而非历史本身,这样作家就找到了十足的理由来重构历史”. 〔4 〕作家不接受人为设置的历史发展规律；不同意森严壁垒的阶级对立,完全是由单一的阶级立场决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包括亲情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甚至情感关系.《灵旗》中滥杀红军的人竟有普通百姓.《家族》里的土匪头目李胡子、小河狸甚至比员殷云、飞脚更有人性、也更守信.特别是《白鹿原》,作品扬弃了狭隘的阶级斗争的视角,站在“文化诗学”的高度,从经济、文化、*、政治的综合视角重新审视历史,还原了被绝对化的“阶级斗争”所遮蔽了的历史生活的本来面目.贯穿全书的冲突主线,是由文化冲突激起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这正是导致同一家族、同一村落的人在政治是非中分道扬镳的直接原因,而所谓的阶级意识在开初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正如小说中朱先生将国共合作的破裂判为“公婆之争”一样,在一些百姓看来,也就是“天无二日、人无二主”那么回事.历史的肇始、发展乃至结局,远不是历史教科书总结的规律那么简单、那么一目了然.
莫言小说《蛙》中一个细节很能反映传统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不同.小说写“我”的大爷爷（祖父）是八路军著名军医,医术高明、信仰坚定.平度城里的日军司令杉谷闻其大名,竟扣押我老奶奶、我大奶奶、我姑姑以要挟我大爷爷归顺.我大爷爷的三个亲人在平度城住了三个月,有吃有喝,没受罪,她们对文质彬彬的杉谷司令印象很好,但我姑姑对外却不能不说她们受尽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坚决不动摇.新历史主义小说有意否定意识形态的干渉,而试图再现历史的真相.再如我大爷爷的牺牲,究竟是如当时在八路军西海医院当担架员的肖上唇所说,是为了营救三个亲人,独闯平度城而误踩了赵家沟民兵的连环雷牺牲,还是如解放后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上所说,大爷爷是在地道里为伤员做手术时,被敌人的毒瓦斯熏死的.传统历史小说出于政治的需要,必然釆取笫二说,而新历史主义小说为了显其真实、客观,将两种说法和盘托出.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笫三个特点就是看重偶然性,看重因偶然的机遇造成阴差阳错的历史结局.从逻辑上说,偶然与必然是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体,两者的内涵、外延都截然不同.但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偶然与必然之间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偶然的事件可以预示必然的结果,必然的逻辑也会为偶然的事件打断,历史往往会表现岀一种多元的存在,戏剧性的场面常让人猝不及防.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虽然讲述从民国到土改再到的一段历史,但作者并非按时间顺序,将故事作为意识形态注脚的宣教来言说,而是集中几件事件,说明偶然性对人物命运起落的影响,作者对人物的评价也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品评,而是道出人生无常的慨叹.《相会在K市》中的主人公,是位有着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大学生,却因为纯属误会,被他一心想往而又紧紧追随的革命队伍莫名其妙地毙了.在《宋朝故事》中,那位卖豆腐的蒋白成,正是靠着一连串的机遇竟然成了抗元英雄.他自已决没想到、也从未努力过,他的人生低谷与峰巅完全是由机会和运气促成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似乎要告诉人们：历史是复杂多变、无法把握的,一味相信必然性就象相信命运、相信神那样不可靠.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笫四个特点就是以叙事代替宏大的政治叙事.传统的历史小说都是在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搏杀中拉开帷幕的,宏大叙事就是直面刀光剑影的政治、军事交锋.为了政党、民族、阶级的利益,义无返顾的英雄们演绎出一场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却过于迷恋人性的缺点是一切人物行为的动力,有着明显的去英雄化倾向.他们信奉福柯的信条：“一部性经验的变迁史即一部复杂而微妙的权力运作史”, 〔1 〕因而以人的置換阶级斗争的规律.刘震云小说中波云诡谲的搏杀都源于人的权力.《故乡天下黄花》中,持续几代人的冤仇谋杀都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那么简单,支配这一切的都为权力所驱使.由于各派政治势力的拉锯仗让老百姓遭罪受害,村长不分青红皂白把日本、八路、军、土匪统统骂个狗血喷头.在百姓眼中,他们都是为了争权夺利而不顾人民死活的一丘之貉.《白鹿原》中,白灵由“国”到“共”,黑娃由“共”到“匪”再到“国”最后到“共”,鹿兆海先“共”再到“国”,他们的人生选择虽有偶然性因素驱使,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内心私欲.的最大表现就是伴随权力而至的淫欲.正是这种抒写特别是性欲抒写,成就了新历史主义小说别样的风景线.且不说这是否完全正确,但它明显是受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影响而给历史动力的一种新的诠释,某种程度也未必不真实.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新历史主义小说并非正面描写历史,而是将历史推向幕后,讲述的是历史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透过这一影响反观历史的是非得失.它以小观大,给人的不是厚实逼真的历史场面而是沉甸甸的历史感.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笔下,历史的煞有介事的标明,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余华就乐此不疲地在作品中标明“一九三四年”、“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切不可信以为真事情就发生在某年某月.须兰更在《月黑风高》中明白写道：“你可以在一九五六年本地出版的《革命运动史》的第二十二页读到几行简单的字：施明武,男,二十九岁,党员,一九四○年夏奉命去百草园一带寻找水匪蟹壳青,共商建立本地抗日水上游击队一事,随即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失踪原因、地点、时间不详.”你要真信以为真就上当受骗了.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决不热衷于记录历史上发生的轰动事件,却乐于在政治事件背后写小人物日常生活的起落.王安忆的《长恨歌》,就是通过描写上海弄堂女儿王琦瑶坎坷的一生,写出解放前后半个世纪的历史沧桑.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风云变幻的政治事件,无一不在王琦瑶身上折射出来,也无一不在上海里弄中激起反响.上世纪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王琦瑶如鱼得水畅游其间,她凭着自身的天姿丽质,一下成了红极一时的“上海小姐”,当了李大经的外室,穿金戴银、养尊处优.解放后,对资本家进行私人改造,她断了生活来源,加上她的资产阶级小姐的情趣、作派,与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潮格格不入而遭人鄙弃,她不得不脱下艳装,蛰居于里弄靠为人打针自食其力.六十、七十年代,作为资产阶级娇小姐,她理所当然受到冲击,“”之后,她的女儿薇薇长成一朵花,适逢改革开放,她出入午会、在家中开“派对”,日子又红火起来.后来女儿出国,她倍感孤独,终于死于非命.里弄生活的众生相,相当深刻地反映出时代变迁带给底层人的精神变化,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历史脉搏的跳动.如果说《长恨歌》还不能算作典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话,那么,阿来的《尘埃落定》就是以虚构的头人生活变迁,反映出西藏土司制度衰败瓦解的历史进程.作者以诗意的笔调,写川康地区麦其土司家族在上世纪上半叶的困兽之斗.麦其土司对外要同他周边十八个土司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对内又存在着土司与农奴之间的压迫与反圧迫的斗争,家族中还存在着兄弟俩争夺土司继承权的斗争.麦其土司为了最大化地聚敛财富,引进、引进贸易,不惜与汪波土司开战,而为了增加自身势力、削弱对手力量,他与茸贡土司联姻,又联络“红汉人”,购买武器,加强攻守.但却在贸易活动中中了别的土司的计,造成了梅毒的泛滥.大少爷被仇家杀害,风烛残年的老土司只得听任傻子二少爷一步步地抛弃土司家族的陈规陋习而走向土司制度的终结.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出现有其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和其独特的认识价值、艺术价值,它无情地颠破了历史决定论的桎梏,解放了人们惯性的思维方式.它以人的史、心灵史、性格史取代单一的阶级斗争史,展现出更为丰富深邃而又波澜壮阔、多姿多彩、原生态的历史画卷,让人更亲切地接近历史,弥补了传统历史小说先验的弊端,也为小人物如何以自已的方式参与历史的建构,给以令人心服的诠释.莫言的小说,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直到《蛙》,大都是用魔幻的手法演绎新历史主义的故事.他的作品的魅力,正是在内容上颠覆了长期受正统意识形态制约的历史说教,还原了一个丰富驳杂的原生态历史.当然,历史由于只能存在于文本中,我们了解的历史,必然只是语言制品,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的也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其实永远无法被还原.于是,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苛求新历史主义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哪个更真实,但新历史主义小说给人的历史感却是全新的.例如,新历史主义小说家自诩的追求细节、现象的真实,也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自我感觉罢了.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借上官金童的口,细说日本兵血洗大栏镇后,一个日本军医用手倒提男婴,拍打刚生下的“死胎”,终于救活了上官金童.这一细节的真实也只是作家想象的产物,它有意改写一概将日本兵妖魔化的教科书的说法,让人感到的只是人性的复杂性.所以,新历史主义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真实,只是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侧面接近历史,互相补充地使历史更为令人可信.何况,新历史主义小说化的叙事手法,细腻的人物性格的刻划,多元的叙事视角,以及小中见大的*法,也使九十年代小说创作增加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当然,新历史主义小说也有矫枉过正之嫌,人的行为力量并非－味受性本能驾驭,理性的是非判断能力,包括受经济地位决定的政治立场,无一不在人的行动中起着更为重要的支配作用.而且,政治家、军事家、英雄人物的引领、鼓动作用也不可低估.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战争手段,对政权更迭、改朝換代,往往有着更直接、更高效的作用.况且,传统历史小说那气势雄浑、大气磅礴的战争场面描写、那善于渲染气氛、运筹帷幄、斗智斗勇的神来之笔,那叱咤风云、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刻划,也能给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以借鉴.总之,新历史主义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各有千秋,各有不足.两者互补而不可偏废,正象正史和野史一样,各有其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福柯.性经验史〔M〕.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王钟陵.论文学史研究中的原生态的把握方式〔J〕.社会科学辑刊,1994（3）.
〔4〕舒也.新历史小说：从突围到迷遁〔J〕.文艺研究,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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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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