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给张爱玲戴的帽子太沉重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篇头条文章，该文是文学批评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张爱玲和文章和《中国文学批评》类学术论文怎么写.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去年新创办的《中国文学批评》季刊,是一份高规格、高质量、高水平的刊物.也许还应该加上“高定价”,薄薄一本竟定价一百元.但这是学术含金量高的刊物,贵一点读者也能接受.该刊我每期必读,2016年出版的第二期刊出的《夏志清文学史观质疑》这组文章,有助于国内学界破除对夏志清的迷信,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读后获益匪浅.
打头文章袁良骏先生的《夏志清的历史评价》（以下简称“头条文章”）,写得大义凛然,爱国情怀十分可敬.但我们不能因为夏志清“破口大骂”大陆红色政权,就以牙还牙,恨屋及乌,把夏志清赞扬得十分过分的作家,也来个“破口大骂”,如“头条文章”说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系“反共小说”,就很不客观.说“反共”勉强还可以（实际上是不可以,见下文）,说“”则完全是无的放矢,“头条文章”也未拿出任何证据.大家知道,“反共”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可“头条文章”只讲联系不讲区别.其实,有相当一批境外作家不认同政治中国,但热烈拥抱文化中国,有后一点就足矣！从《夏志清的历史评价》看,“头条文章”与夏志清的观点可谓是水火不容,但十分吊诡的是,“头条文章”认为张爱玲“反共”,这与夏志清的看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实,张爱玲对夏志清用反共的框框评价她的小说,是十分不以为然的.旅美学人夏志清、王德威以及台湾本土评论家叶石涛,均一致认为《秧歌》是“反共小说”.大陆的袁良骏、何满子、陈辽也“隔海唱和”,认为《秧歌》是不折不扣的“反共小说”.在对张爱玲小说的政治定性上,两岸似乎早就“统一”了.
我个人认为,《秧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内容复杂,“头条文章”给张爱玲戴的帽子太大了,张爱玲的头似乎也太小了,承受不起啊.据我所知,撤退到台湾不久,台湾正式下令：凡员或非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著作一概查禁.大陆解放后张爱玲没有随国民党到台湾,在台湾看来,张爱玲这种行为显然是对“党国不忠”.这就难怪有台湾作家说：“张爱玲当年如果来台湾,一定会很惨……张爱玲这一辈子做了许多错误选择,包括和胡兰成在一起.唯一做对的事情,就是没有到台湾来.”如果到了台湾,在1954年开展的清除赤色、黑色、的“文化清洁运动”中,她的作品至少会当灰色或加以清除.当然,她不是什么“文人”,但她在上海解放后生活过两年多时间,属所谓“附匪”或“陷匪文人”,这就难逃其作品在戒严初期全部被禁的命运.
著名反共作家朱西宁在《论反共文学》中,十分不满意台湾查禁张爱玲的作品,后来不再查禁可又不重视和推广《秧歌》.台湾给出的理由是张爱玲“未能把老共干王霖和新共干顾冈写得青面獠牙,毫无人性,农民也未明显的心向国民政府”.
台湾作家王鼎钧在白色恐怖年代,曾向台北某电台推荐《秧歌》,希望能改编为广播小说,可回答说：“书中有很多地方为‘’宣传”而拒绝广播和改编.这句话和上段的回答一样,都不是虚以应付之词,而是经过仔细的作品审读所得出的结论.如书中五次出现“万岁”的口号,第二章写谭大娘与时代节奏扣得紧,赞扬起领袖有腔有调：
咳！现在好罗！穷人翻身罗！现在跟从前两样罗！要不是,我们哪有今天呀.
张爱玲有时“左”倾,是有“前科”的,在1950年创作的《十八春》中,她按照的调子写作.在1951年创作的《小艾》中,用“蒋匪帮”咒骂国民党.正因为如此,在《秧歌》第六章中,张爱玲又借谭大娘之口让“要不是,我们哪有今天呀”这个颂词再重复一遍,并在“”后面加上“他老人家”,以示特别亲热敬重.《秧歌》还公然颂扬“共军”.第十一章王同志说：没有人民解放军,你哪里来的田地？从前的军队专门害老百姓,现在两样了,现在的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军民一家人了！第六章写干部王霖路过妓院,作者不但不写解放军被这寻花问柳之处吸引,反而写他们天生对此就有抵抗力：这些也傻,不知道对新四军兜生意是没有用的.同是第六章写解放军撤退时,歌颂他们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良好.第二章公然颂扬《八路军进行曲》给老百姓带来欢乐,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作品多处宣扬实行的土改给农村带来新面貌,给农民带来幸福,使农民感激不尽.在第三章写“现在乡下好喽！穷人翻身喽！”时,谈到分田地分地主的财产如何使农民笑逐颜开：
他们又告诉她,土改的时候怎样把地主的家具与日用器具都编上号码,大家抽签.谭大娘她们家抽到一只花瓶,一件绸旗袍,金根这里抽到一只大镜子.……
谭大娘说：“金根嫂,你们那镜子真好啊！真讲究——”
写两口子观看发的新田契时,只见——纸上的字写得整整齐齐时,盖着极大的图章与印戳.数目字他是认得的,他又指给她看他的名字在哪里.他们仔细研究着,两只头凑在那蜡烛小小的光圈里.
她非常快乐.他又向她解释,“这田是我们自己的田了,眼前日子过得苦些,那是因为打仗,等打仗完了就好了.苦是一时的事,田是总在那儿的.”
土改使农民“非常快乐”,像这种颂词如是“反共作家”写,一定会删去.
《秧歌》赞扬干部的内容更多,如作品前后写了费同志、王霖、俞同志、沙明、顾冈等新老干部,大都将其写得对老百姓十分友善：
费同志人很和气,兴致也好,逐一问在座的客人们今年收成怎样……
吃完了喜酒,照例闹房.不过今天大家仿佛都有点顾忌,因为有干部在座.但是费同志显然是要“与民同乐”的样子,还领着头起哄,因之大家也就渐渐地热闹起来了.
这里写干部毫无架子,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完全不像“反共小说”中所写的掳掠,无恶不作.在第二章写干部如何胸怀宽广,不计较个人得失：在闹新房时,新娘子不小心把费同志撞到桌子上,而费同志不反击,只是有点犹豫：
谭大娘说：“你瞧人家费同志,多宽宏大量,一点也不生气.”
对来自上海的文艺家顾冈,与曾在上海做佣人的月香发生一种奇异的亲切感,这也把顾冈人性化了.按照“反共文学”的模式,干部只有兽性没有人性,张爱玲至少应该写顾冈与月香的暧昧关系,可她在这方面温情脉脉,不敢动顾冈一根毫毛.
第六章写干部如何艰苦朴素：
清晨的阳光从门外射进来,照亮了他脚边的一筐米与赤豆,灰扑扑的蘑菇与木耳,还有大片的笋衣,发出那干枯的微甜的气味.女干部在柜台上大声谈讲着,卷起她们的铺盖.他们昨天晚上就睡在柜台上.
这里用诗的语言歌颂办的合作社充满了阳光,物资如此丰富,并用这种“微甜的气味”衬托女干部艰苦朴素的作风.
最有争议的是张爱玲写农民,可她没有写出抢粮者的政治目标.在她笔下,所谓,纯粹是一群饿鬼抢粮,而不是以推翻大陆新政权统治为目的.如果换台湾像朱西宁那样的“反共作家”来写,一定会写行动前的组织动员,会写在现场散发“打倒”的传单,可张爱玲的作品没有出现这些.集体屠杀是《秧歌》全书的和重点,可作者只用“他很快地重新装上,又射击了一通.人堆里被他杀出一条血路来”一语带过.这里没有出现屠杀现场如何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接着张爱玲又写王霖为自己的行为后悔,可见说《秧歌》是“反共小说”,缺乏说服力,“”更是缺乏充足的证据.如果是“反共小说”,那新时期出现的众多写大陆阴暗面的作品,如写反右斗争的《天云山传奇》,揭露政治对农民最基本生存权利剥夺的《李大顺造屋》,还有比《秧歌》味似乎更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又该作何解释？！
《秧歌》既然不是“反共小说”,那是什么小说呢？是一种对红色政权不关心人民疾苦,乱摊派,乱抽税,造成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以致“看见吃的东西,就像苍蝇见了血一样”的自由主义小说.作品描写饥饿和不满苛捐杂税太多,并不是将矛头指向中国,而是责怪其政策不够好,希望其改进,是恨铁不成钢.至于王霖带头开打死众多群众,在作品中只是个别事件和偶然现象.作者还让王霖做检讨,意在要吸取教训.如是“反共小说”,王霖的级别至少是区长或县长,而不是小萝卜头.只有写大干部,才能典型化,才能说明政权的本质.而王霖开只是一时冲动,属个人行为,而非奉上级指令.他在本质上还是爱人民的,只不过是好心（为保卫国家财产）办坏事罢了.
不管台湾如何不认同《秧歌》是“反共小说”,但《秧歌》确有丑化的地方,尤其是写官逼民反,聚众抢粮,还造成严重的件,对的威望无疑是有极大的影响.作品还认为共产主义没有前途,但这些看法,就像张爱玲在《秧歌·跋》所说“作者一时认识不清,立场不稳,竟也附和他的论调,感到革命理想破灭的悲哀,而且把这事件据实写了出来”.退一步说,这本小说确有反党声音,那也像小说结尾写的：那锣鼓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再微弱也是声音.这就难怪大陆的左翼评论家和海外的右翼评论家结成统一战线联手将弱女子张爱玲打成“反共”作家.但张爱玲毕竟不是台湾的反共文人,她是在香港用自由主义立场书写两岸政权都不喜欢的厌共、怨共但未必仇共同时又混杂有拥共内容的复杂作品.
《秧歌》的姐妹篇《赤地之恋》也被台湾认为不符合“反共文学”的要求,要删改后才能出版.我们不能因为此小说故事系由美国新闻处提供,便认为是宣传作品,是“反共小说”.张爱玲是自由主义作家,她不可能完全听命于“指挥刀”,因而在此小说中出现了员咒骂国民党政府的文字,甚至有三处对及国民党表示不屑,如作品写20世纪50年代初大陆群众上街游行,他们“推着一辆囚车,囚车里是孔同志扮的杜鲁门.另一辆囚车里是张励扮的”.在台湾“警总”的检查大员看来,“同志”是“共党”词汇；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也就是的靠山竟被大陆群众“活捉”,这纯属犯上作乱的行为,更不能容忍的是在台湾通常被尊称为“蒋中正”“蒋总统”的“蒋公”,张爱玲在小说中竟直呼其名“”,还让他坐在囚车里.台湾慧龙出版社为对付上级检查使作品能顺利出版,便自作主张将“扮的”改为“扮的反动分子”.小说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这篇文字就证实黎培里是勾结蒋政府的特务”,这又是“丑化”蒋政权的文字,“慧龙”出版时只好将“蒋政府”改为不惹人注目的“国民政府”.这些改动张爱玲均表示理解,她最不能接受的是原稿中有“人家说就是这颗痣生得好”这一句,竟被“慧龙”改为“人家说就是这颗痣生得怪”.这一“好”一“怪”,耐人寻味,至少可看出张爱玲的倾向性.张氏看了“慧龙”版后表示“十分痛心”,于1978年5月1日写信给宋淇（林以亮）,认为这样“窜改”（而不是修改）,完全违反了她的原意.这使人想起台湾《日报》副刊当年转载陈若曦的短篇小说、开伤痕文学先河的《尹县长》时,将人物对话中出现的“”改为“毛匪”,陈若曦感到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想吐.
评论文学作品,最好能掌握事实,据实分析,而不能反宽容,出奇地固执,即能以理性平和的态度出之.我的感觉是夏志清把张爱玲捧上天,而“头条文章”作者却把张爱玲打入地,这均有悖于文学批评客观公正的原则.“头条文章”还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不是学术著作,而是“反共的教科书”,这个论述也属另一种的“破口大骂”,与《夏志清的历史评价》第一段说《中国现代小说史》“有突出的学术成就”自相矛盾.关于夏志清的“小说史”到底应如何评价,我在《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发表的《夏志清评价的前沿问题》已有论述,这里从略.
应该充分肯定的是,“头条文章”作者一身正气,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以前他对“周作人热”甚为不满,发表《周作人为什么会当汉奸？》《周作人余谈》.他对学术界某段时间出现过高评价胡兰成的现象,也十分不以为然.他一再告诫年轻人,不要再犯张爱玲当年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忘了民族大义,忘了汉奸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和帮凶.不过,读者感到不满的是隐藏在作者这些宣言式、表态式文字中,那种自居正统、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他这类文章以“政治正确”自居,为文粗率,常常义愤多于说理,有时还擦走火,因而惹来非议.最后再回到《夏志清文学史观质疑》这组文章上来,个人认为写得最好的是放在末尾的宋剑华写的纠正《中国现代小说史》史料错误的文章.可见,打头的文章不见得最好,这是我读《中国文学批评》这本杂志的一点粗浅体会.■
2016-08-04 于武汉
（古远清,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总结，本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张爱玲和文章和《中国文学批评》方面的文学批评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文学批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有没有苛且偷生？ 因为李安的电影,张爱玲的色·戒广为人知 当年很多人为了看未经删节的版本,专门从内地跑到香港去看这部电影 张爱玲的小说里,性的描写几乎只是淡淡的暗示 显然,在张爱玲的内心,性不是重点 重点.
2、 张爱玲小说的现代主义特征 曹妮娜 （陕西师范大学 710119摘要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与传播,很多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就有意无意地运用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 本文着重探讨在新旧的交替、中西的融合里,.
3、 风流茶说合张爱玲笔下的如茶人生 郭梅文人爱茶似为通例,茶是中国文人雅趣的体现,也是他们气节的载体,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在诸多名人名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广泛而细致的体现,陆羽和卢仝自不必说,苏轼如是,张爱玲亦如是 张爱玲带着一个“.
4、 我心里的传奇张爱玲 王佳佳 河南师范大学摘 要张爱玲的一生本身就是个传奇,犹如精致的香炉中燃着的沉香屑,尊贵、精致、冷傲、氤氲,让人不敢触及,只能遥遥相望；她一世的繁华和才气,一生的灵魂和孤寂,集结成的人生传奇,没人能够.
5、 后妻张爱玲 何为后妻一般来说,后妻分为两种,一种是前妻去世,是为续弦；一种是前妻感情破裂而离异,是为继室 但无论哪种,选择成为后妻,意味着你的人生,将要开始一段艰辛旅程 首先,你即将要进入的这个陌生的家庭,已.
6、 张爱玲的个人经历对其作品的影响 摘 要作家和作品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爱玲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旷世才女,其传奇的一生,对其文学创作也有着深远影响 本文试从梳理张爱玲的个人经历,浅析对其作品的影响,为大家研究张爱玲其人、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