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批评语境和文本面貌也谈《聊斋志异》的一书而兼二体说，该文是关于聊斋志异类论文写作资料范文和语境和《聊斋志异》和面貌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摘 要：纪昀的“一书而兼二体”说,本意指《聊斋志异》包含小说类与传记类两种体例,横跨史、子二部,体例不纯.这个观点也折射出有清一代从作者蒲松龄,到目录学家、评点家、效仿者,乃至普通读者对《聊斋志异》传记体例的自觉与共识.而进入现代,鲁迅在对中国古代小说史观的构建中,提出传奇小说的概念,并有意规避传记的相关提法.后人对《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的阐释,也演变成对小说文类内部“传奇体”与“非传奇体”的简单划分.明确“一书而兼二体”说的阐变轨迹后,暂时摆脱传奇概念,以传记体例为考察角度,有助于重新认识《聊斋志异》的文体特点.
关键词：一书而兼二体；聊斋志异；传记；传奇；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一书而兼二体”是纪昀关于《聊斋志异》文体特点的一个重要论断,其影响自清代绵延至今,相关研究也不在少数.但一直以来,学界较少关注“一书而兼二体”说在不同时代语境中的阐释差异.而厘清这种差异,对于深入探讨“一书而兼二体”说的内涵,并重新认识《聊斋志异》的一些文本面貌与创作特点都会有很大帮助.本文即拟从清代与现代两种不同的批评语境着眼,探究“一书而兼二体”说的学术演变,并于其差异中发现重新审视《聊斋志异》文本面貌的可能性.
一、清人观念：对传记体例的自觉
有关《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说的最早记载,见于清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中引述的纪昀一段评论：
《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剧场关目,随意装点.伶元之传,得诸樊嬺,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万一,唯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1］ 498
纪昀对《聊斋志异》有两点质疑：一是该书包含“小说类”与“传记类”两种体例,即“一书而兼二体”,显得体例不纯；二是《聊斋志异》“细微曲折,摹绘如生”的写法,不符合传统小说的叙事之道.
纪昀这两点质疑在《聊斋志异》的接受史上都引发过不少的讨论.仅就第一点而言,小说类与传记类这“二体”的分法,显是基于传统目录学观念而来.纪昀是《四库全书总目》的总纂官之一,对古代著述体例有着明晰的认识.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标准,传记类应属于史部,小说类则对应子部小说家类.故在纪昀看来,《聊斋志异》这部著作横跨着史部与子部,明显是体例不纯的.
纪昀强调说、史之别的分法,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清人对《聊斋志异》文体特点的一种基本认识.即使与纪昀有关《聊斋志异》批评意见相左者,也是在认同这种分类的基础之上立论的.关于这一点,《聊斋志异》著名评点家冯镇峦的观点即颇具代表性.冯氏在《读聊斋杂说》一文谈到：
《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虽有乖体例可也.纪公《阅微草堂》四种,颇无二者之病,然文字力量精神,别是一种,其生趣不逮也.［1］485
冯镇峦承认《聊斋志异》“一书兼二体”,“有乖体例”,但他同时也指出,恰恰是因为《聊斋志异》“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访《史》《汉》遗法”,才使《聊斋志异》充满生趣、雅俗共赏.可见,冯镇峦并没有质疑小说类与传记类这种分类的合理性,清人“一书而兼二体”论争的关键在于怎样评价《聊斋志异》中的传记体例.
联系蒲松龄的创作实际来看,他对《聊斋志异》中存在的传记体例也有着很强的自觉性.比如《狐梦》篇中,蒲松龄记载其好友毕怡庵“每读青凤传,心辄向往,恨不一遇” ［2］618 ,此处《青凤传》即指《聊斋志异》中的《青凤》篇.蒲松龄在谈及传记类作品时,惯用“某某传”的提法,而不拘泥于这些作品的正式篇名.比如,《聊斋文集》中有一篇《读灌仲孺传》.所谓“灌仲孺传”,其实指的是《史记》中《魏其武安侯列传》的灌夫部分.另如《聊斋志异》之《聂政》篇称《刺客列传》为“刺客传”,《邵临淄》篇称《循吏列传》为“循吏传”,《聊斋文集·题吴木欣〈班马论〉》称《游侠列传》为“游侠传”等.此处称《青凤》为“青凤传”也是基于这种表达习惯.
在《狐梦》中,毕怡庵也如愿邂逅狐女.分别之际,狐女嘱咐毕怡庵道：“聊斋与君文字交,请烦作小传.” ［2］621 《狐梦》这篇作品恰是记载此狐女的“小传”.另如《莲香》篇,蒲松龄在篇末记到：
余庚戌南游至沂,阻雨,休于旅舍.有刘子敬,其中表亲,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约万余言,得卒读.此其崖略耳.［2］231
不管这段话是否为事实性虚构,蒲松龄既交代《莲香》乃《桑生传》之崖略,便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莲香》篇的传记性质.
可见,《聊斋志异》的目录篇名虽未如《莺莺传》《霍小玉传》那般径标“传”字,但其中很多作品在蒲松龄看来都是具有传记性质的,这一点不可忽视.从《聊斋志异》在清代的传播接受效果来看,那些为狐鬼作传的篇目是最受欢迎的,《聊斋志异》也因而有了《鬼狐传》这一俗名 ① .
对于《聊斋志异》的批点者而言,除了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的那种集中表述,他们有关《聊斋志异》传记体例的认识,也渗透到具体篇目的评点之中.比如,但明伦认为《张诚》是一篇孝友传,称《葛巾》为“葛巾传”；何守奇认为《田七郎》如刺客传,《保住》如剑侠传；冯镇峦则于《叶生》篇末总评谈道：“人读相如传,本司马自作,迂腐取之,以入史记.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 ［2］85
在《聊斋志异》后来的接受者与效仿者那里,称某些篇目为“传”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比如《儿女英雄传》第二十八回写道：“怪不得蒲柳泉作《青梅传》,说那个王阿喜,道是他‘遂不觉盈盈而亦拜也.’这句文章,真算得留人的身分,知人的甘苦.” ［3］329 文康称《青梅》篇为“青梅传”.另如《聊斋志异》的仿作《萤窗异草》中,也提到其《温玉》篇“似聊斋《莲香传》” ［4］59 ,《艳梅》篇“当与聊斋《细柳传》（即《细柳》篇）参看” ［4］258 .甚至在清末《申报》刊载的小说《假狐仙》中,也提到“聊斋阿琐、青凤诸小传（即《连琐》《青凤》两篇）” ［5］.另一篇《佳狐记》则称：“刘固异人,翁亦佳狐,愧无蒲留仙之笔为刘与狐作传耳.” ［6］
应当说,《聊斋志异》里的一些作品具有传记体例或传记性质,是有清一代从作者,到目录学家、评点家、效仿者,乃至普通读者的一种基本共识.这一点,今人往往忽视,但却是理解纪昀“一书而兼二体”说本意的关键.《聊斋志异》体例不纯是一种客观事实.是以严格的目录学眼光苛责其体例,还是根据描写内容与表达效果保持一种宽容心态,则涉及到具体评价问题了,可以出现不同的声音.
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四库全书总目·传记类》还对“传记”概念中的“传”与“记”有着明确的区分：“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 ［7］821故而,纪昀在说明《聊斋志异》具有传记类作品时,分举《飞燕外传》《会真记》以表“传”“记”.但明清之际,传记作为文体标记命名时,有时并不十分严格.比如元代宋梅洞的《娇红传》,被明人孟称舜改编后,称《娇红记》.《聊斋志异》中记人的作品,除了前文列举的被称为“传”的情况,也有篇目被称为“记”.比如《虞初续志》收录了《聊斋》中的《林四娘》,即题为“林四娘记”.为避免枝蔓,本文讨论主要从整体的传记概念着眼,如无特殊需要,不再强调“传”与“记”之区别.
二、现代观念：以传奇为中心的界定
前文借由“一书而兼二体”提出,阐明了清人对《聊斋志异》传记体例的自觉.而随着现代学术中中国古代小说史观的构建,论者对于《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说的理解也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鲁迅处于这种转变的关节点,其观点不容忽视.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绍《聊斋志异》时,首先指出：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8］130
总体来看,鲁迅是根据描写内容,将《聊斋志异》的作品概括为三个部分,即志怪、畸人异行、琐闻.这种分法尚与唐前小说志怪、志人等类型存在某种一致性.所不同的是,鲁迅引入了“传奇”概念,认为《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相比于冯镇峦“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的提法,可以发现：清人重视的传记体例,鲁迅已不再强调,而使用了“传奇法”这种侧重于笔法风格的术语.
传奇之名,至迟于唐代已经出现.《醉翁谈录》、胡应麟也都曾在小说分类中,理出传奇一类.但鲁迅以前,并不存在成熟的“传奇小说”或“传奇体”概念.在《聊斋志异》成书、传播的清代,“传奇”一词至少有五种涵义 ［9］97 .虽然当时像章学诚这样有较为成熟辨体观念的学者已注意到：“（小说）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 ［10］560 但在有关《聊斋志异》的评价中,“传奇”一词出现时主要是戏曲概念,与小说文体无关.比如,王士禛称《张诚》篇是“一本绝妙传奇”,冯镇峦称《庚娘》篇“与芙蓉屏传奇相似”,都是强调《聊斋志异》在情节结构上与传奇戏曲相通之处.无论蒲松龄本人,还是后来的评点者、效仿者,皆倾向于以传记特点去认识《聊斋志异》中那些与传统小说类有别的作品.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通过《唐之传奇文》（上）（下）、《唐之传奇集及杂俎》《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四篇内容,对“传奇小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说明、讨论.概括而言,传奇小说是指“源出于志怪”,成熟于唐代的“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文言小说,且作者具有“有意为小说”的意识.在鲁迅的小说史观中,传奇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推进、演变的重要一环,且对唐以后的文言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聊斋志异》即是以“拟晋唐小说”的面貌出现的.
鲁迅在《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一篇中也转引了《姑妄听之》跋语中纪昀有关《聊斋志异》的那段评述.对于纪昀的两点质疑,鲁迅的理解是：“盖即訾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简,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而已.” ［7］132 用“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解释纪昀第二点质疑没什么问题,但用“訾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简”解释第一点中的“一书而兼二体”则值得商榷.
纪昀的关注点是传记类与小说类不是一种体例,跨越史、子二部.鲁迅则阐释成小说文类内部,唐传奇与六朝志怪的内容详简问题.虽然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鲁迅再次谈及纪昀观点,也提到“体例太杂”,但仍是用仿唐人传奇的“长的文章”与像六朝志怪的“短的文章”进行区分.这并非纪昀原意,是对“一书而兼二体”说的误解.而且,传记与唐代传奇小说也是不能简单对应的.
客观来看,唐传奇很多篇目以“传”为名,确实受传记体例影响.孙逊、潘建国两位先生《唐传奇文体考辨》一文,已深入论证了六朝杂传体例与唐传奇的联系.唐传奇在体例上是传记的,在风格、内容上则是小说的.这种兼容性一直以来令唐传奇的目录归属十分混乱.古代目录学家注重体例者,倾向于将唐传奇作品归入史部杂传、传记类.即使在今天,一些注重传记体例的学者也主张将《莺莺传》《霍小玉传》这样的唐传奇名篇清理出小说队伍,而纳入到中国古代传记史的脉络中去考察 ［11］38 .古代目录学家重内容者,则倾向于将唐传奇归于子部小说家类.后来,鲁迅将唐传奇纳入中国古代小说史,也与这种倾向具有一致性.但鲁迅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正面讨论唐传奇的传记体例,而是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中国小说史略》诸版本唐传奇名称的改动中即可察见.我们现在从《中国小说史略》看到的“唐之传奇文”,在鲁迅早期讲稿《小说史大略》中,曾被称为“唐代传奇体传记”.对于这种名称变化,温庆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一书有着十分精当的阐述：
在《史略》各版本修订过程中,鲁迅对“唐传奇”的认识经历了“唐传奇体记传”、到“唐传奇体记传”与“唐之传奇文”杂糅,再到“唐之传奇文”文类定名等三种变化情形.这三种变化情形的形成恰恰是鲁迅对传统学术思想与西方文艺理论、史志目录传统与建构小说史体系的目的意图双重把握的不同认识阶段的表现.……尽管后一种情形的类名表达具备了一定的文体分类意义,但这是在极力推崇西方文艺理论且试图消除传统学术思想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它虽使《史略》得以具备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却渐渐疏离了传统学术思想,且不再以传统文献为论断基点,转而以西方文艺理论为主,试图概括出一条小说“进行的线索来”.这种“小说史观”所设定的潜在思维禁锢在于：小说史的建构并非植根于古代小说发展的实情,并非以当时人的“历史”的观念为主,而带有以材料套框架的嫌疑,致使《史略》无法调和对古代小说的认识与古代小说演进实情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无法有效言明古代小说的演变实情.［12］179
认识到鲁迅这种小说史观的局限,也便能够理解他在评价《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的问题时为何不去谈“传记类”了.鲁迅的状况是了解这个问题,而有意规避.可鲁迅之后的讨论,往往是承袭《中国小说史略》的说法,纪昀最初传记类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鲁迅对唐传奇的讨论,还停留在“传奇文”和“传奇小说”的概念.后人又基于鲁迅所述,衍申出“传奇体”的概念,在评价《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的问题时,也往往习惯从传奇体的概念入手,对《聊斋志异》中的作品进行“传奇体”与“非传奇体”的二元划分.关于“非传奇体”部分的命名,又有“笔记体”“小说体”“志怪小说”等说法.无论这些名目如何,只要论者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合适的定义,都能与纪昀所谓“小说类”所指近似.关键是原本与小说类对举的传记类,已被传奇体的概念置换了.
不能否认,《聊斋志异》中不少传记类的作品确实是在唐传奇的影响下直接产生的.比如《续黄梁》之于《枕中记》,《莲花公主》之于《南柯太守传》,《凤阳士人》之于《三梦记》,《侠女》之于《贾》《崔慎思》.唐传奇也吸收、固定下来某些传记体例,如开篇先叙人名、籍贯等.鲁迅称：“（嘉靖间）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8］129也留意到传记体例与“传奇风韵”的交汇.但值得注意的是,传记类文体的成熟,可以追溯到《史记》.蒲松龄、冯镇峦对《聊斋志异》中传记体例的认识,其实是跨过唐传奇,而与早期史传建立联系的.《聊斋志异》文本所呈现的传记体例丰富性已远远超过唐传奇.其中某些特点对于传奇体而言,更像是变体,但却符合最初“传记类”的提法.如果将“一书而兼二体”简单理解为“传奇体”与“非传奇体”,那么清人观察到的“传记类”承续线索便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
厘清清代与现代两种批评语境中对于“一书而兼二体”的阐释差异,暂时摆脱现代学术观念中传奇概念的束缚,而对清人关注的传记体例予以足够重视,便可以为理解《聊斋志异》的创作特点找到一个新的观察角度.这个角度会更接近蒲松龄本人以及当时评点者的观念,也更接近《聊斋志异》的创作实际.
三、重审文本：试析《聊斋志异》的传记体例
在阐明“一书而兼二体”说中传记类提法的意义后,本文即拟以此为切入点,系统梳理《聊斋志异》中的传记体例,以期重新审视这部著作的创作特点.
冯镇峦称《聊斋志异》为“史家列传体也,以班、马之笔,降格而通其例于小说” ［1］483 ,蒲松龄的孙子蒲立德也在《聊斋志异·跋》中称“其体仿历代志传” ［1］476 .那么这些传记体例是如何体现的呢？除了与唐传奇类似的开篇交代人物姓名、籍贯等基本信息,结尾交代人物归宿这些基本特点,《聊斋志异》最鲜明的传记体例就是“异史氏曰”的论赞形式.当然,也会有论者注意到,在唐传奇作品中,结尾模仿史传的论赞形式已经出现了.比如,《南柯太守传》《冯燕传》《柳毅传》《三梦记》《王知古传》诸篇结尾,即分别使用了“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赞曰”“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行简曰”“三水人曰”的论赞形式.不过,相比而言,《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在数量以及形式内容的丰富性上都超越了这些唐传奇的论赞形式,它是直接师法《史记》“太史公曰”的.这一点,清人何彤文在《注聊斋志异序》中已经谈到：“《聊斋》胎息《史》《汉》……至其每篇后异史氏曰一段,则直与《太史公列传》神与古会,登其堂而入其室.” ［13］565
仔细对比《史记》“太史公曰”与《聊斋志异》“异史氏曰”的内容,便会发现何彤文所谓“登其堂而入其室”并非虚言.既有研究中,已有不少论者从发愤著书、好奇、尚侠等角度出发,对“太史公曰”与“异史氏曰”进行了创作观念、风格、思想等层面的比较研究,但仍有笼统之嫌.本文拟从细节层面探讨二者之关联.
首先,“异史氏曰”会直接挪用、化用“太史公曰”的句子.比如《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太史公曰”有“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的感叹.而在《聊斋志异·柳氏子》的“异史氏曰”中同样出现了“怨毒之于人甚矣哉”这句感叹.此外,《聊斋志异·三生》的“异史氏曰”部分,又有“怨毒之甚至此哉”这样的化用.由此可见蒲松龄对“太史公曰”某些文句印象之深.
其次,“异史氏曰”与“太史公曰”某些立意、转折之笔相似.比如《史记·游侠列传》“太史公曰”写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 ［14］3189 司马迁见过郭解本人,先写其貌不扬,然后再写其声名之大,制造转折.《聊斋志异·新郑讼》的“异史氏曰”写到：“石公为诸生时,恂恂雅饬,意其人翰苑则优,簿书则诎.乃一行作吏,神君之名,噪于河朔.谁谓文章无经济哉！” ［2］1693 蒲松龄同样见过石公本人,也是先写其“恂恂雅饬”的外貌,望之不似簿书之人,没想到“一行作吏”,声名大振.二者从写人相貌下笔,用声名制造转折的命意十分一致.此外,冯镇峦在评价《彭海秋》篇末的“异史氏曰”部分时还指出,“末句与上似不贯”的笔法,《史记》亦有之.
再次,二者论赞的某些特殊形式相似.比如,《史记·循吏列传》中出现了“太史公曰”前置的现象,以一段太史公的议论开篇.而在《聊斋志异·念秧》中,“异史氏曰”部分也前置了,蒲松龄先介绍“念秧”之名,总论念秧之害,然后才进入叙事.冯镇峦称：“模仿史记,先论后叙.篇末不用赞语,又一体也.” ［2］564 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曾指出《念秧》这种开篇说明、议论的形式,是借鉴了话本小说的入话形式,是对文言小说结构模式的突破 ［15］224 .但如果从传记体例的角度去考察的话,可以发现,此类形式与史传的关联更为明显.
除了局部的论赞体例,古代传记还有整体上的形式类别.比如,按照描写人物的数量、类别、主次,传记还可以分为专传、合传、类传、附传等形式.唐传奇大部分是人物专传.而在《聊斋志异》中,除了《婴宁》《小翠》《辛十四娘》这种专传外,还有人物合传.比如,《崔猛》篇,并写崔猛、李申二人,冯镇峦称为“崔、李合传”,“异史氏曰”部分也是二人合评.《阿英》篇,冯镇峦认为是“鹦鹉与秦吉了同传”,王士禛在评价《鸲鹆》时,甚至与《阿英》跨文本并论：“可与鹦鹉、秦吉了同传.”另如《小谢》《青梅》《封三娘》等“双美”类型的作品,皆可视为合传.
类传体例对《聊斋志异》也有影响.《史记》中的《游侠列传》《滑稽列传》等类传记载的都是同一类人物.《聊斋志异》中以类相从的,主要是故事,而非人物.相比于“类传”,“类记”的名称或许更为贴切.前文提到的《念秧》篇即为一例.在开篇的“异史氏曰”后,蒲松龄记载了两个独立的念秧故事.这种类记的形式在唐传奇中也出现过,如白行简的《三梦记》即分记三个与梦有关的故事.而与唐传奇的不同之处在于,《聊斋志异》基于类记,又扩展出“又篇”的形式.比如《五通》,开篇议论文字,介绍五通,然后写万生除五通故事,篇末“异史氏曰”总结.之后出现“又”篇,写金龙大王之女婢为金生甥女除五通事,属同类故事.再如《青蛙神》,也是分成前篇与“又”篇,记载了两个与青蛙神有关的故事.又篇的形式突破了单篇篇幅,又比小说集中一般的前后故事关联更为紧密.这在唐代传奇集中是不曾出现的,可以视为蒲松龄在类传、类记体例影响下的一种体式探索.
此外,《聊斋志异》正文或“异史氏曰”之后,又常常附记与正文主题相关的同类型故事,但往往简短,如《鸽异》《冷生》等文篇末所记.此亦即鲁迅所谓“每卷之末,常缀小文”,“事极简短,不合于传奇之笔”,而“与六朝之志怪近矣” ［8］132的内容.如果从传记体例的角度去看,类传、附传的形式特点或许也能提供解释这种文本现象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小故事与正文故事为同类,同时又居于附属的次要位置.在史传的文本形态中,也会出现补附同类故事的情况.比如,《史记·滑稽列传》是一篇类传,记淳于髡、优孟、优旃等人的同类故事.“太史公曰”以后,又有褚少孙补附的东方朔、西门豹等人的故事.这种传记形式特点,或许也能给蒲松龄的创作带来启示.
史传记主要人物之后,往往还会附记其后辈,出现附传的形式.比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主要记李广生平,后文又附记其子孙故事.其中李陵故事稍详,堪称一则附传.《聊斋志异》对这样的传记体例也有所借鉴.《王桂庵》与《寄生》两篇分讲王桂庵、寄生父子之事,前后人物有连续性.但《寄生》篇名旁,蒲松龄标一“附”字,可见此篇对《王桂庵》的附属关系.《寄生》篇后“异史氏曰”部分,则是对两篇的总结：“父痴于情,子遂几为情死.所谓情种,其王孙之谓与？不有善梦之父,何生离魂之子哉！” ［2］1644 这样独特的文本现象,也应从附传体例中寻找创作渊源.
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前文所记类传、附传或类记、附记的形式,在笔记体中也有一些类似现象.比如,不少笔记于一个条目之下,叙及多个同类型故事,只是都很简短.也有一些笔记体小说前后两条分述父子之事.比如,《夷坚乙志》卷六《赵七使》记赵子举之事,其后《魅与法斗》一则,记赵子举之子赵伯兀之事,也有一定“附”的性质.但考虑到笔记体发展,成熟晚于史传文体,即使其叙事体例对《聊斋志异》产生了影响,也可将其根源上溯到类传、附传.
总体来看,《聊斋志异》堪称中国古代小说中对传记体例借鉴最为充分、成功的作品.这与蒲松龄为笔下形象作传的创作意识,以及潜心学习传记,尤其是史传形式的自觉性密不可分.后来一些文言小说的类传记体例,比如《萤窗异草》的“外史氏曰”,更多就是直接效仿《聊斋志异》了.从这个意义来看,蒲松龄直接取法传记体例的艺术尝试,也为丰富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体例做出了重要贡献.
余论
《聊斋志异》的“一书而兼二体”说,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内涵.纪昀、冯镇峦等清人认识到“小说类”与“传记类”的体例之别,鲁迅以后的现代学者则结合传奇小说的概念,注重小说文类内部子类文体的划分.由于以传奇小说为区分参照,这种文体划分更偏向于小说叙事风格、笔法,而非体例.这样,从“传记类”到“传奇体”的概念过渡中,某些“传记类”的体例特点便容易被遮蔽、忽视.当然,不同时代语境对“一书而兼二体”的阐释都有其合理性,而回归文本内部,探究这种差异缝隙中的传记体例特点,相比对《聊斋志异》篇目进行表面性的二元分类,更有助于认清《聊斋志异》的文体特点及小说史意义.
无论是揭示清人对《聊斋志异》传记体例的自觉意识,还是探讨传奇体对传记类的置换过程,抑或以传记体例为线索,对《聊斋志异》文体特点进行重新考察,本文都是基于纪昀的“一书而兼二体”说展开的.“一书而兼二体”说作为一种前置论断,其实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充分反映《聊斋志异》的实际文体面貌.就传记体例内部而言,《聊斋志异》已经出现了一些不符合传统传记特点的变化,比如《仇大娘》篇,冯镇峦注意到：“此篇仇大娘传,而首两页数百言若无有大娘事者.比如水浒传宋江,而前数卷并不出宋江字面,与此同.” ［2］1393 这样的传记样式已经融入了长篇章回小说的某些结构特征.向外而言,《聊斋志异》中那些超越传记类与小说类的文体样式,也是十分常见.比如,冯镇峦在《金和尚》篇末总评谈道：“此篇零星记叙,段落最难钩出,自成章法,在集中另为一种.” ① 可见,要将《聊斋志异》的文体问题梳理清楚,还需要更多深化、细化的研究.本文对前置论断的阐清与重审,也可以视为后续研究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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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xt of critici and the face of the text
——Also discussing the“One book with two styles”
statement about Liao Zhai Zhi Yi
SUN Da-hai
（Peking University,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Pek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Ji Yun＇s“One book with two styles”statement originally means Liao Zhai Zhi Yi contains two styles: fiction and biography. Fiction belongs to Zibu novelist category,while biography belongs to history,which mwans that Liao Zhai Zhi Yi’s style is not pure. This view also reflects that most people from the author Pu Songling to bibliographers,critics,imitators,even the ordinary readers he the common view that Liao Zhai Zhi Yi contains biography style in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in the modern era,Lu Xun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he legendary nove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view of the ancient Chinese novels, and intends to oid the relevant words about biography. Thus, the descendants’interpretation about“One book with two styles” evolves into a simple division between legends and non Legends in literary genre. After clarifying the interpretation process of“One book with two styles” statement,getting rid of the legendary concept temporarily and taking biography style perspective,will contribute to reunderstanding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Liao Zhai Zhi Yi.
Key words： One book with two styles；Liao Zhai Zhi Yi；biography；legendary； fiction
（责任编辑：朱 峰）
回顾述说:此文是关于语境和《聊斋志异》和面貌方面的聊斋志异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聊斋志异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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