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全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构建，该文是全媒体方面有关论文范本跟廉政和传播和时代相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刘雪明１,魏景容２
（１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州５１０００６；２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广东江门５２９０９０）
摘 要：全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对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构建有着深刻影响.构建全媒体时代的廉政政策传播模式,要以传播学、政策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为依据,密切结合廉政政策传播的具体实践及时代特征,充分考虑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受众、传播环境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同时要规范制度,完善机制,保障全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有效运行.
关键词：全媒体；廉政政策；政策传播；传播模式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７４０８（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９０－０３ 全媒体是指媒体机构通过融合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传播媒体,运用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传播手段来对传播内容进行全方位展示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当前我们正处于全媒体时代,廉政政策的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手段、传播方式、传播受众、传播环境都因其影响而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从而使得其传播模式与传统媒体时期相比有着巨大的不同.构建适应全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的有效模式,以提高廉政政策的传播效果,是当下我国传播学和政策学以及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任务.
一、全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模式构建的依据
（一）廉政政策传播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首先,从传播学的角度上,主要以拉斯韦尔的５Ｗ 传播过程理论为依据.在拉斯韦尔的５Ｗ 理论模型中,信息传播过程是“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传播效果”的模式,［１］第一次将传播活动明确表述为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和基本内容,为人们理解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但这一模式也忽视了反馈的因素,未能揭示传播双向互动性质；忽视了传播动机对传播过程的影响等.全媒体时代,政策传播的环境及受众的个性化和对信息的需求突出,受众可以自由地使用媒体进行高度交流互动.廉政政策传播模式应该呈现这样的互动反馈,这也是对原有传播模式的自然延伸.所以,我们在构建廉政政策传播模式时,应在拉斯韦尔５Ｗ理论的基础上,考虑到传播环境对廉政政策传播效果的影响,将传播环境因素纳入到廉政政策传播模式之中.
其次,从政策学的角度上,政策系统构成要素有政策主体系统、政策支持系统以及反馈系统.其中政策支持系统包括信息传播系统、政策咨询系统、政策监控系统和政策评估系统,信息传播系统在政策支持系统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２］信息是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基础与依据,信息符号是政策内容传输的载体,公共政策过程就是信息的获取、加工、传递、流动、转换与利用的过程.由于腐败问题的隐蔽性,更加强了活动对腐败信息或者廉政信息的需求.一方面,腐败信息传播顺畅,行为得以保障,有利于建设.另一方面,廉政信息传播范围广、传播效果好,引起廉政政策对象的心理恐惧,也有利于建设.因此,要深入开展理论政策宣传,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把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有关精神上来.［３］这样,公共政策和廉政信息传播的相关理论自然也是构建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重要依据.
（二）廉政政策传播模式构建的现实依据
首先,廉政政策传播在传统的模式下问题重重.我们曾经从认知、态度、行为三个层面对廉政政策的传播效果做过调查,结果发现存在着不少问题.可以将其归纳为：一是表面宣传,受众对廉政政策缺乏深入了解；二是受众冷漠,廉政政策传播者的公信力不足；三是盲目传播,廉政信息难以让受众内化.不可否认,在传统媒体时代,廉政政策的传播有其自身的优势,但是随着信息的发达,这种传播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进步,应该进行改进,构建廉政政策传播的新模式.
其次,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全媒体时代的廉政政策传播是基于全媒体自身发展之上的.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介接连出现,人类的传播进入了全媒体时代.在传播效果上,“全媒体”进行的是一种更为立体的传播,并非之前的简单的单向传播,而是综合运用多种传播媒介和终端,以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为载体,传播时间全天候,受众范围广泛,传播方式立体化,这些为廉政政策传播新模式的构建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再次,全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模式是传统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自然延伸.廉政政策的传播与其他政策的传播一样,离不开传播主体、客体、内容、手段、媒介、环境等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高度重视、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评价.公众参与建设的热情增加,同时公众的法律意识、意识增强,对廉政信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政府要顺应民意,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创新廉政政策的传播模式,加大廉政政策的传播力度,以求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二、全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模式构建的原则
（一）尊重廉政政策受众的认知特点
认知是认识过程以及对认识过程的分析,是一个人了解客观世界时所经历的几个过程的总称,主要包括感知、领悟和推理等过程.具体体现在记忆信息的编码、储存和提取,思维过程中的分析、综合、推理与判断,语言的获得、言语的产生、词义的理解,问题解决过程与问题解决策略等等.［４］可以看出,认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同的廉政政策受众,对廉政信息的需求不同,接收信息的能力也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廉政政策受众进行分析,采取个性化的传播方式,有利于提高廉政政策的传播效果.当前廉政政策传播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不能很好地针对不同的受众制定出不同的传播策略.不同的传播受众,所需要的政策传播方式也是各异的.同时,体现廉政政策传播效果的知晓度、理解度和赞同度的三个层面,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受众对廉政政策知晓度较高的情况下,重点进行理解度和赞同度的提高；在理解度和赞同度较高的情况下,重点进行支持度的提高.这样循序渐进、层层深入地进行传播,符合受众的认知过程.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构建要充分尊重传播受众的这一认知特点,以使传播模式更加迎合受众的需求,使得将来廉政政策得到更加有效的传播.
（二）加强传统媒体与全媒体的融合
媒体融合是信息传输通道多元化下新的运作模式,是把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兴媒体传播通道有效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共享,集中处理,并且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全媒体本身就是一个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一个大系统.
传统媒体以大众传播方式向社会公众发布信息或提供教育娱乐交流活动.在满足公众总体信息需求方面,传统媒体凭借其庞大的传播网络、传播地位的权威性及较高的公信力而发挥着主要作用.但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都是由新闻机构向受众传播,而缺少受众信息反馈环节,传播具有单向性.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缺少公开就信息发表意见的途径.而全媒体的出现海量地增加了信息量,并凭借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信息以及多元的传播方式来满足受众的总体信息需求.
在构建全媒体时代的廉政政策传播模式中,要融合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形成有机统一的廉政信息传播平台；进而凭借媒体平台聚合相关部门的力量,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人员及资讯进行整合,搭建全新的工作平台,以形成廉政政策的传播合力,扩大廉政政策的传播效果.
（三）注重廉政政策传播者与传播受众的互动
政策传播是一种互动的活动,“构建良好的互动关系是促进公共政策有效传播的巨大动力”.［５］廉政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个类别或一个方面,理应遵循政策传播的一般规律.提高廉政政策传播过程中的互动性,能及时对传播受众做出相应的反馈,从而使廉政政策获得更多受众的支持,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官民如何互动……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有足够的智慧,应当把败作为形成新的官民共识,进而形成官民良性互动的契机.”［６］因此,全媒体时代构建廉政政策传播模式要更加重视传播者与传播受众之间的互动,而且全媒体也为这种互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首先,全媒体时代的智能化管理平台及信息分开、投诉、网上监察、廉政微博、廉政论坛等,为廉政政策传播者与传播受众的互动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其次,全媒体的文字、声像、网络、通信等传播手段使廉政政策信息得以生动、清晰地传输,大大增强了传播受众接受廉政信息的热情与积极性.最后,全媒体非常有利于廉政政策传播者与传播受众之间互动反馈机制的建立,而且这种互动,不仅包括廉政政策传播者与传播受众之间的互动,还包括廉政政策传播者内部信息反馈以及廉政政策传播受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充分认识、了解及把握这种交流与互动,对准确构建廉政政策传播的有效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换句话说,尊重这种互动是全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模式构建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三、全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有效构建
模式是科学研究中以图形或方程的方式阐释对象事物的一种方法.［７］模式也是一种理论的简化形式,常常被用来表达某种结构或过程的主要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在拉斯韦尔看来,信息传播是一个“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传播效果”的模式.廉政政策传播模式与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为廉政工作的核心是败,而腐败是非常典型的灰色地带,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模糊性.［８］这也使得廉政政策传播涉及的一些要素和环节更为复杂,其传播模式更具独特性.
通常认为,影响廉政政策传播效果的因素主要有廉政政策传播主体或传播者、传播手段、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以及传播环境等,因此,构建全媒体时代的廉政政策传播模式也要充分考虑这五个因素,并弄清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要明确这些因素的内涵及其所包含的内容.
考虑到全媒体时代因传播手段的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廉政政策传播模式要更加重视新媒体的传播功能,从而构建一个适应全媒体背景下的促进廉政政策有效传播的新模式.
第一,在这个模式中,廉政政策的传播工作主要由党委和政府的建设部门以及权威的新闻媒体负责推进,“政府和党的组织担当了双重角色,既是传播者,又是‘把关人’,是信源又是媒体管理者.”［９］他们是廉政政策的传播者,也是廉政政策传播和建设的有力推动者,具有对廉政政策的传播方式、传播策略、传播内容以及传播对象或受众进行选择,以及对廉政政策传播环境进行维护的管理职能.
第二,传播内容是廉政政策传播模式赖以存在的基础,根据廉政政策的内容属性,可以把廉政政策划分为五种类型：基本类廉政政策、惩处类廉政政策、宣教类廉政政策、监督类廉政政策、其他类廉政政策等.传播者在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廉政政策进行传播时,可以通过对政策内容的适当加工,有所选择地进行传播.同时这种有所选择,又可以是针对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内容,例如对廉政政策对象,应该是原原本本的系统传播；而对社会公众这样的一般受众,可以选择部分内容传播,也可以仅传播内容概要即可.
第三,确定传播内容后,选择怎样的传播手段极为关键.因为廉政政策传播与其他公共政策传播还有着一定的差别,具有廉政政策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的同一性、传播对象的特殊性与潜在性、传播内容的内部性与公开性等特点,因此,廉政政策传播一定要更加注意传播手段、方式的选择,其中核心或关键的又是传播媒介的选择,因为传播媒介严重地左右着政策传播方式与手段的运用.全媒体时代的廉政政策传播一定是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也就是会议、文件、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手机、广告、图书等传播媒介及手段的综合运用.
第四,全媒体时代的廉政政策传播受众范围广泛,主要包括：廉政政策执行机构,主要是党和政府的纪检监察系统；廉政政策执行的监控机构,包括立法系统和司法系统,也就是人大、检察院、法院等；廉政政策对象,主要是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国有企业职工等；部分社会公众,他们既是廉政政策的传播受众,也可以成为廉政政策对象,因为“作为社会人,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腐败诱惑.由于各种原因,拒绝腐败保持廉洁并非一件易事”.［１０］第五,我们知道,“任何传播活动都要依赖一定的环境,或者说,它必然要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
……传播环境与传播效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传播环境深深地影响着传播效果.”［１１］所谓环境是指某事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内外条件或一切因素的总和,廉政政策传播环境也就是廉政政策传播活动所依赖的内外条件及各种因素的总和.无论传统媒体还是全媒体时代,构建廉政政策传播模式都必须充分考虑传播环境,准确定位传播环境,以保障传播渠道的通畅.
全媒体时代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构建固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然而模式构建后,如何认识和把握全媒体时代政策传播的互动性、及时性、虚拟性以及不确定性等新的特征,在实践中保障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有效运行则显得更为重要.我们一定要把握全媒体时代政策传播的规律和特点,紧密结合廉政政策的特殊规定性,规范制度,完善机制,千方百计地保障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有效运行,从而促进廉政政策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推动建设获得更大的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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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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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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