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职业足球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源流、选择动因和路径，本文是供给侧改革方面本科论文范文跟理论源流和足球和动因方面本科论文范文.
摘 要:梳理供给侧结改革的理论源流,分析中国职业足球选择供给侧改革的现实动因,提出推进中国职业足球供给侧改革的路径与措施.研究发现,在需求侧,中国职业足球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当前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市场开发相对滞后；可投资领域众多,而实际投资结构失衡,且收益低、风险高；产品出口初现端倪,但规模和竞争力尚显不足.在供给侧,职业足球人才匮乏导致产品供给失效,足球政策利好引致资本供给失衡,利益牵涉致使制度供给失准.分析认为,应借助于供给侧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中国职业足球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规范和强化相关制度与政策的调节和引导作用,提升制度供给、资本供给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通过改革和创新来推动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实现职业足球人才供给的可持续发展,提升职业足球产品供给质量和相关服务水平,逐渐满足球迷不断提高的消费需求.
关键词：中国；职业足球；供给侧改革；供给；需求；政策；制度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0X（2017）12-0011-07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足球步入职业化改革道路以来,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由于没能很好地把握住国情与足球规律,一直在全盘引进与借鉴、创新与守成中徘徊纠结,失去了许多改革创新的发展机遇.面对世界足球日益激烈的竞争,现有体制架构越发难以激发职业足球的内在动力和效率,职业联赛一度乱象丛生,国家队战绩也长期低迷,令国人对职业足球倍感失望.面对困局和期望,政府高度重视,经历新一轮打假扫黑之后,中国足球新一轮改革也接踵而至,随着《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等一系列重磅文件的出台,加之“恒大效应”的推波助澜,中国职业足球再次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然而,职业联赛过度依赖于投资输血的单一生存模式、后备人才培养不力、具有高黏度的球迷群体缺失一直是中国职业足球健康发展的隐患［1-3］.
如何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化道路,为国家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提升中国足球的竞技水平,满足广大球迷不断提高的观赛需求,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实现中国职业足球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理论界和业界最为关心的课题.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是讲求质量和效率,追求供需平衡和有效供给.中国职业足球的改革和探索始终难以得法,质量和效率问题一直是发展的最大瓶颈,本文基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职业足球改革的选择动因与路径,对中国职业足球的改革导向和可持续发展加以探讨.
1新供给经济学派的理论继承与创新
“供给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简称,是新供给经济学派对世界经济理论要义的继承与创新.刘世锦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推动要素市场流动,重新优化组合,校正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4］.”徐林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新的“供给管理”,通过解除对人口、制度、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等抑制,增加有效供给［5］.贾康从改革路径与措施角度总结了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涵,包括鼓励创新创业的改革举措,推进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实施减税降费和大规模减少行政审批,积极推进新一轮财税、金融等配套改革［6］.但迄今为止,对于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并没有达成一个明确的共识,这对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都是一个急迫的问题.
“供给侧”虽然是个经济学概念,但供给侧并不是新词汇,更不是新现象.供给侧研究的缘起要回溯到19世纪初萨伊定律的提出,萨伊认为“供给自动创造其自身的需求”,但其隐含的理论前提是充分就业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而其理论内涵只是表明生产本身会带动对其他生产者商品的需求,并非直接创造出需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刺激需求成为挽救经济的主要手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为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以亚瑟.拉弗为首的供给学派在肯定“萨伊定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主张通过大幅度降低税率来刺激经济增长,使美英等国迅速摆脱了滞涨对经济的影响.1990年代以来,美国在新经济的驱动下获得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而2008年由美国“两房”掀起的“次贷危机”重创美国经济,并迅速波及欧洲,引发欧洲多国陷入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二百多年来,世界经济历经波折,经济理论不断修正调适,历经了“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新凯恩斯主义—供给管理”等理论和流派［7］.西方经济理论清晰地表现为“经济增长—增加供给—增加刺激—利用减税—减少干预”的逻辑主线［8］.西方传统供给学派以“供给侧”为出发点,强调投资的刺激作用,以减税和放松管制来完成对经济的引导.其理论观点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阶段性的启示和参考意义,一段时期以来也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所借鉴,对于中国职业足球来说,当前所处的政策环境、面临的现实目标以及自身职业化水平等都难以效仿传统供给学派的理论与手段,而要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国情和职业足球发展的现实处境,去粗存精、有取有弃.
在继承传统供给学派理论精髓的基础上,考量中国经济发展之现状以及市场化水平,汇聚政府机构、科研院所、高校和行业研究中心等单位的研究人员成立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着力探索西方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应用.2013年,国务院财政研究所原所长贾康牵头组建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认为中国面临着环境、能源、空间压力约束,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等现实困境,依据凯恩斯理论继续加码需求端刺激,以及效仿传统供给学派采取放松管制都难以稳定当下中国经济,指出施行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关键所在.2017年1月,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召开2016年年会,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徐诺金指出,改革经济体制,释放制度红利,使同样的生产要素释放出更大的生产能力,通过高投资政策,使高储蓄向投资充分转化,释放和利用了人口红利,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的经验与启示［9］.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宏观税负过重,新供给形成和扩张动力不足,强调通过制度改革,减少宏观税负,通过新供给来引领消费需求带动经济发展.总之,新供给经济学派认为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境,传统供给学派和凯恩斯理论都难以根本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应当主动吸取和继承西方经济学理论之精粹,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创新性地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供给侧改革理论便是新供给经济学派对世界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之作.
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焦点汇聚于“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理论的逻辑起点立于改革与创新之上,其理论与手段有助于指导中国职业足球改革.推进中国职业足球改革是中国足球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运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架构分析中国职业足球现状,从供给侧改革视角去探索中国职业足球改革路径与措施,也是探索中国体育改革、服务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所在,更是供给侧改革理论与方法在体育改革实践中的探索与检验.
2中国职业足球供给侧改革的选择动因
2.1中国职业足球需求侧现状分析
需求,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购买,二是支付能力.二者同时具备就产生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拉动生产,促进经济发展.需求侧从形式上分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即俗称的“三驾马车”,实际上是不同对象的消费.对中国职业足球需求侧现状的精准分析是中国职业足球创新改革的必要前提.
2.1.1产品国内需求开发不足
中国职业足球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30多年改革开放使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加到2016年的接近5.2万元,提高135倍之多.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使得城市人口快速增长,2016年人口数量达100万的城市超过300个.城市集聚的人口和快速增长的市民收入,奠定了职业足球巨大的消费需求基础.近年来我国城市产业结构转化升级和休假制度的逐步完善使得市民享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又为职业足球的火爆复苏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据统计,当前我国活跃球迷约有2亿多人,但大部分球迷主要关注和欧洲顶级赛事.2015赛季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当年中超联赛的上座率排名世界第6,场均22 580人,甚至超越法甲的场均20 904人［10］,2016赛季中超上座率平均超过2.42万人,超越意甲,升至全球第五［11］,部分反映了我国职业足球消费需求的巨大市场潜力.
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市场开发滞后.相比较英冠（场均17118人）、德乙（场均19147人）等次级职业联赛的火爆场面,现实是大部分的中甲比赛和足协杯比赛观众寥寥,更不用提及影响力更小的赛事,次级职业联赛的消费需求几乎未被撬动.从职业足球发达国家的市场变化趋势来看,比赛日收入（主要包括门票、足球相关产品销售）基本趋于稳定,在总收入中的占比逐步下降,如英超2012-2013赛季比赛日收入为5.85亿英镑,到2015-2016赛季缓慢上升到6.1亿英镑,而媒体版权收入和赞助收入则有大幅度上升,从2012-2013赛季11.91亿英镑和7.49亿英镑,到2015-2016赛季分别上升到18.6亿英镑和11亿英镑.也就是说,在现场观众趋于饱和的情况下,职业足球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提升在于撬动巨大的媒体版权市场和赞助商授权市场,这将也是中超未来发展的目标.2015中超人气渐旺,但比赛日收入除了恒大、国安和鲁能有所增长外,其余13家俱乐部票房净收入基本为负,中超消费市场整体呈现出“外热内冷”.中超媒体版权消费市场收入不足1亿元,在2016-2020赛季5年80亿元版权合同签订后,中超消费需求侧终于开启了良性模式,但与英超等五大联赛相比,媒体版权的消费需求市场依然步履缓慢.
中国职业足球消费水平低下,除了赛事质量、服务水平等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还没有培育真正的足球文化.中国实际上缺少的是Giulianotti所言的支持者球迷（Supporters）,即“死忠球迷”,他们具有很高的消费黏度［12］.大多数球迷属于游离者球迷(Flaneurs)行列,他们追求时尚、追逐球星、喜新厌旧,缺乏对球队的认同和忠诚,却拥有超强的购买力,对职业足球的消费随时都可能被更时尚的对象所吸引转移.为了吸引和留住这些球迷,俱乐部购买球星似乎是最为快捷的招数,这也是中超大多数俱乐部近几年疯狂烧钱的一个原因.职业足球中流行的“赢者通吃”定律和恒大效应更加坚定了大多数中超俱乐部的短视行为,真正在培养后备人才、传播足球文化、塑造球迷认同感的俱乐部为数不多.
2.1.2产业投资效益低
投资的领域多,实际投资结构失衡.投资是基于对持续稳定消费需求的市场判断和反应,为获得可能的不确定的未来收益而做出的决定,需求刺激投资,投资拉动产业经济增长.随着《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以下简称《规划》）等政策的出台,我国历史上首次从国家层面为足球发展定调,其战略高度和力度前所未有.据测算,要实现《规划》的初步目标,即2020年我国的足球人口达到5 000万人,足球场地70 000块,其中所蕴含的消费潜力凸显出巨大投资缺口,从生产制造类足球产业到服务类足球产业,方方面面都存在大量的投资需求.有研究表明以下七个领域将会是足球产业的投资重点：俱乐部和足球学校、足球赛事运营、足球传媒、足球用品、足球场地、足球培训、足球娱乐等［13］.但从我国足球产业投资的结构来看,以2016年赛季为例,中超和中甲32支俱乐部引援支出超过30亿元,青训总预算为3.5亿元,球迷服务和品牌建设投入仅为5 000万元,投资比例严重失衡［14］.
投资的低收益和高风险.首先,由于草根足球推广和校园足球普及远低于预期目标,同时其它体育项目和非体育类活动对足球消费群体的引致作用,使得职业足球市场赖以生存的庞大足球消费群体的增长速度和规模都难言理想；其次,国际足球赛事,特别是、欧洲杯、欧冠、五大联赛等高水平赛事分流了大量的观众和媒体关注,严重消弱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影响力和盈利能力.现阶段对中国足球产业进行投资,短期实现收益非常困难,以非常火爆的2016赛季为例,中超的总投资额超过92亿元,收入也为历年之最,达87亿元之多（含俱乐部投资的41.4亿）,也无法实现盈利［15］.从投资风险角度来看,投资中国足球产业存在许多隐患和不确定性.其一,相关制度和法律的缺失是投资风险高的最大隐患.2017年1月4日至5日,中国职业足球联盟（暂定名）筹备工作组会议在上海召开,研究讨论了中国职业足球联盟章程草案,并力争于2月底3月初成立中国职业足球联盟,向管办分离政策的有效落地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可以说,中国足球协会（国家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职业俱乐部关于职业联赛的权责关系至今难以厘清一直是投资中国足球产业的诸多隐患之一.其二,足球产业政策落地、中超品牌战略塑造、校园足球普及进度都难以把握是投资中国足球产业风险高的主要不确定性因素.
2.1.3产品出口竞争力弱
出口是指外部需求,即是通过本国企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扩大自己的产品销路.职业体育产品出口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市场的共同目标,对职业体育投资主体而言,既能扩大产品国际美誉度,又能增加产品的边际效应而提高收入；对出口国政府而言,职业体育出口不仅可以拉动本国经济,增加就业,还能有效地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降低国际交往成本.英超是当今职业足球市场化运营最为成功的典范,2015-2016赛季,英超电视版权收入达到18.6亿英镑,其中,海外电视版权收入达7.45亿英镑；进入2016-2019年新转播周期,根据已签订电视版权合同,未来三年英超电视版权收入超过82亿英镑,海外电视版权收入超过32亿英镑［16］.中国足球职业化起步较晚,赛事运营、赛事水平、制作水平都与英超有较大差距,在2011年,中超首次向海外*版权,包括北美、亚洲等华人密集地区.随着近几年世界级球星纷至沓来,中超赛事水平、国际化程度和品牌影响力也显著提高,电视版权的海外市场空间也得到拓宽,截至2016年7月,中超联赛电视转播已经覆盖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甚至英国Sky Sports也购买中超联赛电视版权,当年海外电视版权收入超过500万美元［17］.与英超动辄数亿英镑的海外电视版权收入相比,中超同类收入则相形见绌,却也标志着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对中超的未来发展也要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在全球化竞争的大舞台上,要分得一杯羹,赛事质量、赛事运营和制作水平等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2.2中国职业足球供给侧现状分析
供给侧改革既不是计划体制的回归,也不是供给紧缩,是基于对职业足球供给侧现状的精准分析和判断,强调职业足球产品供给的有效性,提高职业足球生产全要素的合理配置率,使生产、消费、资源、环境、人与社会处于平衡态,最终实现职业足球可持续发展.供给侧包含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在我国职业足球领域供给侧问题综合体现于产品供给、资本供给和制度供给之中.
2.2.1产品供给失效
中国足球顶级赛事在经历甲A职业化的华丽转身后,国内联赛从赛制形式、球员转会、外援外教引进、青训梯队建设、资本运作、场馆建设、足球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向欧洲足球强国学习,联赛的竞争性、观赏性较职业化前大为提高,在职业化改革首个赛季的1994年,球市异常火爆,有些场次比赛甚至一票难求.在经历了2002后,命运多舛的中国职业足球改革于2004年再次匆忙上马,从甲A到中超并没有真正触动赛事管理的既有体制和内在结构.主体错位,权责不明,急功近利.由于职业化改革的不彻底,假球、、黑哨、年龄、阴阳合同、欠薪、打架、吸毒等一众假丑恶现象屡屡上演,以及中国足协（足管中心）的朝令夕改、包办一切、“让路政策”,使得蹒跚学步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陷入了断崖式的衰退,赛事水平急剧滑坡,吸引力和公信力丧失殆尽［18］.球迷用脚对职业足球赛事的质量进行了,有些赛场甚至门可罗雀,广告、赞助、转播合同纷纷跳水,俱乐部主要财源迅速萎缩.与此同时,欧洲冠军杯和英超、德甲、西甲等五大联赛等却成为中国球迷茶余饭后的必备谈资,曼联、切尔西、拜仁、皇马、巴萨等超级豪门的球衣球鞋也成为中国球迷的首选装备,熬夜收看欧洲俱乐部比赛,甚至飞赴欧洲现场观赛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两相比较不难判断,赛事质量和声誉得不到球迷认可是中超前期市场受挫的主因之一,要想拉回球迷的心,必须踏踏实实提高联赛质量、制作水平、服务运营水平.
2.2.2资本供给失衡
十八大后,中国足球改革进入快车道,体制改革、政策调控、80亿天量版权资金的注入预期,吸引众多资本纷纷涉足中国足球,职业足球瞬间成为香饽饽.市场需求预期叠加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巨额投入带来的中超和亚冠双冠王效应,2015冬歇期和2016夏歇期转会市场迅速掀起中国潮,中超四强引援迭起,甚至中甲球队也在四处出击,成倍的溢价让国际猎头大跌眼镜,亿元级别的外援鱼贯而入,8千万以上级别的内援也闪亮登场,欧美名帅络绎不绝.2016赛季结束后,中超中甲俱乐部在国内外足球转会市场已经磨刀霍霍,各大顶尖俱乐部更是频频传出天价挖角计划.针对资本“暴走”式的涌入,对于中国职业足球的健康成长是福是祸,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容否认的一个现实就是,虽然中超豪强出手阔绰,但投资趋向于购买大牌外援,市场溢价率高出国际市场评估水平甚至数倍,资本收益率低于国际水平,长期来看是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其次,大量外援的引进名义上提高了职业联赛竞技水平,但客观上却造成中小俱乐部的生存困境,使职业联赛的竞争性平衡下降,职业联赛的整体利益受损.再者,大量外援的使用,无疑有助于提高国内球员竞争意识和竞技能力,但也挤占了本土球员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低级联赛建设、青训体系和梯队建设、场馆基础设施建设、足球文化培育等长线投资缺乏,投资结构导致中国职业足球逐步呈现出倒“金字塔”模式,国内人才出现断层.
资本大举挺近中国职业足球,带来了明星球员、大牌教练和关注度,实实在在地繁荣了职业足球市场.但中国职业足球必须保持对资本的警惕和审慎,欢迎那些做长线布局、着眼长期利益的资本,对于那些只求短期回报、甚至以透支中国职业足球品牌价值来达到目的的资本要坚决抵制.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的持续供给、有效供给和理性供给是中国职业足球紧迫而关键的任务.
2.2.3制度供给失准
制度变革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环境能够激发投资经营的积极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既往的进步得益于制度性改革的红利,现阶段的效果不彰很大程度上也源于相关制度供给的失准.
制度变革的红利阶段.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始发于1992年,作为最早进行职业化改革试点的体育项目,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格外引人关注.职业化改革初步理顺了生产要素的配置关系,提高赛事产品供给效率,释放了压抑已久的赛事产品的生产力,职业联赛水平有所提高,同期足球人口快速增加,足球人才梯队布局有序,各级国家队战绩处于较高水平,成年组国家男足在90年代中后期国际排名曾一度达到第45位［19］.同时,制度变革的红利更加直观地体现在俱乐部生存状况的改善上,从被视为体制内巨大的财政包袱,一跃成为地方政府和足协以及资本市场争抢的宠儿.可以说,制度变革的红利是10年甲A前半段红火的根源.
制度供给的失准阶段.推动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动力源于巨大市场需求造成的外部利润,职业足球赛事是实现市场需求向利润转化的落脚点,中国职业足球利益相关者主体的权责关系在不断扩大的外部利润的冲击下,更加凸显了制度供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甲A后半段和中超前期的混乱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制度供给失准的真实写照.旧有制度越来越成为阻滞赛事多元主体利益顺利实现的羁绊,其中既有制度供给过剩,也有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供给过剩主要体现在变革时滞和强制性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当前的变革时滞反映在以奥运战略为目标的制已经难以适应足球赛事职业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进程,旧有制度虽然创造过竞技体育的辉煌,但面对全球竞技体育职业化和市场化改革大潮,其效率和效力都略显不足.比如各级国家队比赛对职业赛事安排的随意切割,不遵循和尊重足球职业赛事的市场化和职业化规律,都使得赛事质量和赛事目标的达成罕有保障.强制性制度安排是当前最为人诟病的制度供给,制度非中性必然导致强势集团（如中国足协）为了自身利益创造过多的制度供给,如《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等规章制度的出台,虽有相关法律的依据和支撑,但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制度非中性倾向严重束缚着职业足球赛事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阻碍职业足球赛事的市场化运营［20］.制度供给不足主要体现在缺乏激励和引导机制,当前的制度吸引了大量投资,坦白地说更像是投机,趋向于急功近利,而不是放眼于中国足球的未来.良好的职业足球赛事产品的锻造既得益于足球人才、资本、管理、服务等市场要素的高效配置,更得益于长远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投资激励机制的制度供给.
2.3中国职业足球选择供给侧改革的动因
基于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现实的深入考察,并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得失利弊,总书记2015年底提出我国经济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欧美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供给经济学主要聚焦于生产力和经济的可持续成长能力,供给侧管理力图对影响经济发展的长期制度和结构进行优化,而需求经济学则注重短期效应,关注短期经济增长,与之相伴的需求侧管理主要聚焦调控措施的短期有效性［21］.中国职业足球发展不仅是竞技体育问题也是产业经济问题,它既有需求侧问题也有供给侧问题.前文论述已经表明,困扰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需求侧问题,不论是内需开发不足、投资效益低,还是赛事版权出口疲弱,问题不仅仅是消费意愿和消费支出能力,核心问题主要是中国职业足球产品的供给质量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和人才培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措施和需求侧改革所能根除的；其次,中国职业足球发展不仅涉及到国内外的产业投资,也与制度变革与供给相关联,解决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困境不仅要从选择需求侧着手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更需要选择从供给侧发力投资供给和制度供给的结构性失调问题；再者,中国职业足球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差异化,内在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理论上也是无法通过需求侧改革予以协同或消解.
面对快速攀升的职业赛事成本,人才匮乏导致的有效赛事产品供给的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和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投资的吸引力不足,以及难以适应市场环境的体制束缚,寻找一种长期而有效的解决方案尤其显得迫切.中国职业足球在发展与改革进程中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所面临的内部结构性问题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具有相当高的同构性,新供给经济学所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思路已经在诸多经济建设领域得以实施,并取得显著效果.因此,利用供给侧改革强化对中国职业足球领域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破除制度阻滞,优化制度供给,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职业足球产品的有效供给率,对于增强中国职业足球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尤为迫切和重要.
3中国职业足球供给侧改革的路径与对策
中国不缺市场,缺的是有效的产品.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职业足球.中国不缺少球迷,欧洲五大联赛在中国拥趸无数和高企的转播费即是明证,曾几何时一票难求的甲A和现今火爆的中超亦是明证.中国缺少的是那些能承载球迷光荣梦想的球星,缺少的是绿茵场上那些酣畅淋漓的搏杀,缺少的是看台上那些不离不弃的忠诚……其之解在于高质量职业联赛的打造,其之功源于供需两侧的路径协同,从需求侧刺激消费,从供给侧引导资源配置.
3.1创新制度供给,统领联赛改革全局
注重中长期的制度供给,减少政府干预,着力解决影响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供给侧效率的制度不足、制度失准和制度阻滞,优化供给侧制度环境,激发市场化资源配置和整合功能,促进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利益的帕累托优化.
3.2保障资本安全,引导资本理性投入
资本是唯一可以撬动供需两侧的杠杆,是职业足球联赛长远性发展的动力,但其逐利本能也具有天然的风险性.激励资本的动力,需要从法律层面保障资本的合法地位,管控资本带来的风险,需要从政策层面约束资本的冲动.国家要从战略高度引导和激励更多的资本投入到足球后备人才建设、次级联赛运营和业余联盟培育等基础领域,逐步壮大供需两侧的人才资源储备.
3.3夯实人才基础,增加优质人才供给
人才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保障.这里的人才主要包括优秀的球员、教练员和管理者,他们是职业联赛良性运转的直接参与者.挖掘、培养、培训人才的机制是否健全灵活、人才成长通道的顺畅度和人才出口端的吸引力都直接决定了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球员转会市场的盲目与冲动,既有资本泡沫的推波助澜,更多源于国内优秀职业球员、教练员的匮乏.只有夯实人才基础,打通人才成长通道,激发人才培养动力,才能有效解除足球人才瓶颈,实现职业足球联赛发展的良性循环.
3.4创新机制设计,提高联赛竞争性平衡
竞争性平衡是联赛结果不确定性的前提,是联赛吸引力的一部分,关系职业联赛的长期发展.欧美职业联赛内部都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机制设置,如工资帽、外援数、转播费利益均沾等,调节联赛竞争性平衡,确保联盟利益最大化.但绝对平衡是难以达到的,这也是俱乐部之间、俱乐部与联盟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借鉴和创新适合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竞争性平衡的机制设计刻不容缓.
3.5创新联赛服务供给,打造足球文化名城
借鉴欧美职业联赛的成功经验,融合城市地域文化特色,诸如欧洲豪门给“死忠”预留的“北看台”,俱乐部为球迷提供的助威道具,足球博物馆游览,赛场外的直播大屏幕,露天餐饮等等,培养球迷对足球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对球队的认同感和归属,着力打造足球文化名城,实现俱乐部、球员、球迷与城市的互利共赢.借力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新科技,打造立体的高端足球赛事服务体验,丰富足球联赛文化内容.
3.6创新职业足球联赛与体育彩票业的合作渠道
欧洲体育业的成熟经验、国内一些游戏的上线都奠定了我国足球彩票业开展的理论依据和技术基础.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引入体育彩票业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们关注足球、参与足球、融入足球,带来的收益可投入到足球基础建设、青少年足球普及以及后备人才梯队建设领域.同时也要做好相关法律法规和机制建设,避免东南亚及欧洲曾出现的、操纵比赛等非法活动给职业足球联赛带来的毁坏性的负面影响.
3.7搭乘数字信息化时代快车,打造新型消费平台
大数据时代带来了信息收集的数量、速度和准确性的飞跃,也为职业足球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借助移动网络终端服务的多元化,构建球迷网络社区,提高俱乐部与球迷交流互动的即时性,提升球迷对俱乐部和职业联赛的认同度和消费黏度,构建有效的新型消费平台.
4结语
近年来,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水平提升有目共睹,但问题丛生、积弊重重亦是妇孺皆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面对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现实境遇,既要有清醒的认识,不悲观,更要有矢志不渝的改革意志,但不盲目.愚公移山,亦非一日之功.为中国足球开一剂良方,不能仅仅止步于请进来送出去,更要多角度分析问题成因,有的放矢地提出对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分析框架,从供给管理视角呈现出中国职业足球的真实困境,当下中超的供需两旺实则掩饰和遮蔽了巨大的隐患,资本投机性高泡沫大、次级赛事低迷与冷清、青训萎缩人才匮乏、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足球文化建设滞后等.正如供给理论自身进化历程所展示的那样,很难有一个理论能包打天下,中国职业足球长期良性发展必然要筑基于高质量赛事的有效供给,这本身就包含了对需求侧的深刻考虑,虽然萨伊认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但无视需求的供给是盲目的、低效的,是对资源的浪费和挥霍.基于此,我们在采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职业足球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切中时弊,命中靶心,也要久久为功,着眼长期,既要注重供给效率,提高赛事质量,也要关注真实需求,实现供需兼容并蓄,国家、社会、职业足球企业家、球员、球迷等多方共赢的可持续的蓝图美景.
该文结束语: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理论源流和足球和动因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供给侧改革本科毕业论文供给侧改革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中高职衔接的课程标准建设以财务会计为例 摘要中高职衔接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而实现中高职衔接的关键是课程衔接 针对目前会计专业课程衔接存在的问题,本文以“财务会计”课程为例,对会计专业职业岗位群和职业能力.
2、 新常态下高校共青团服务青年供给侧改革和实践以台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摘要高校是培养青年人才的重要基地,也是团组织直接面向在校学生进行思想引领和成长服务的主阵地 在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高校团组织在自身建设上既面临机遇又伴随挑战 因此要从供给侧改革出发,主动探索有效的改.
3、 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之区域职教资源整合以衡阳市为例 摘 要整合区域职业教育资源不仅仅是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关系到职业教育能否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办学的问题 本文分析提出,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排在首位.
4、 基于供给侧改革谈中国养老服务业问题和政策分析 肖凤伟【摘要】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产业已经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效供给不足和需求相对旺盛的结构性矛盾,是制约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本文通过对当前养老服务业供需两侧进行.
5、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空乘专业学生职业素质构成要素探 摘要最近几年大量的高……学校开设空中乘务专业,培养的人才满足不了企业需要,就业率（尤其是对口就业率）低,“供需错位”已成为阻碍专业发展的障碍 文章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分析高职空中.
6、 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培养路径以崇州市为例 摘要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业职业经理人要向专业化和社会化转型 如今农业规模经营发展速度缓慢,农民增收困难,部分地区并未从根本解决脱贫问题 农业职业经理人发展和推广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造成职业化的进程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