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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15年,冯唐翻译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引起巨大争议,这是公共领域对于翻译问题的第一次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其中引发出翻译观、什么样的诗歌翻译是好的翻译等诸多问题.2016年,有关翻译的话题也频繁见诸报端,虽然热度不及《飞鸟集》,但同样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由于市场的利润驱动,当整个社会的出版资源都集中于诸如《小王子》等公版书的再版时,那些更具有创新价值的小众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又该怎么办呢？几位观察嘉宾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一
罗皓菱：最近陈东飙翻译的巴塞尔姆又在网上引起争议,网友调侃过于直译的风格就像翻译软件.这件事情让我想起去年另一件因为翻译而引起广泛争议的事件——冯唐译泰戈尔《飞鸟集》,与直译正好相反,很多人觉得冯唐个人风格太强.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两件事情的？
朱振武：陈东飙翻译巴塞尔姆在网上引起争议,有很多网友调侃,我觉得这么多网友关注翻译是件好事.一来说明这件事情值得关注,二来也说明翻译越来越得到读者的关注.就他本身的翻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只是网友觉得个别句子很好玩,像软件翻译.但我觉得这毕竟是自己翻译的,不论从技术还是理念来讲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实际上更多应该受到批评的是很多人是在汉语基础上做汉译,也就是没有看原文就做所谓的翻译,其实是在抄袭.当然软件翻译不是不能用,但是就文学翻译来讲,我觉得还很不成功.冯唐的翻译在2015年引起很大反响,我觉得未必是坏事,冯唐本人的翻译有许多人说的那么烂那么离谱吗？应该说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对照原文来看.坦率地讲,冯唐的英文水平应该不低,对原文也有比较深入的理解,不是瞎译乱译.我看见过的《飞鸟集》译本大约就有七八种,并不都是完美无缺,无可挑剔,有的还有较大问题.现在经典翻译有点乱套了,有的经典作品有几十个译本,里面有很多问题.有的出版社觉得能挣钱,找个人翻翻就可以了,不太讲究质量.但冯唐是真正在做翻译,当然度的问题有的地方没把握好,有的地方过了头,有的地方稍微脱离了一点原文,或者说有的地方离原文多了一点,但是这个译本不该受到这么多的抨击,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有的地方如果你仔细看原文,你会发现还很传神的.比如说网上批评他的那些译文：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大家如果对比原文,其实会发现它离原文很近,有的地方甚至译出了神,当然个别词汇可能有点过.当年梁启超等人也做翻译,后人叫豪杰译,意思就是想怎么译就怎么译.好的地方他们就翻译,不够的地方可以加些东西,没必要的地方甚至删掉.是不是这样就不好呢？一定要看当时翻译的目的,他们当时为了社会改良而译介,也是有合理性的,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一味追求字与字,句与句的简单的忠实和对等,可能表面上是忠实原文,变成了机械的忠实,我称之为“愚忠”,其实有违翻译动机,有违原作者的创作动机.
戴潍娜：陈东飙先生翻译的巴塞尔姆,是会让巴塞尔姆本人拍手称快的.巴塞尔姆,这样一个连“白雪公主”都黑的作家,不把他的戏谑和颠覆译出来,又怎么能对得上他对世界的口味.陈东飙先生译过很难的文字,这次能把巴塞尔姆译得如此“简单”,那是难上加难的,里面有译者的苦心孤诣,有他对语言的迷信.我赞同陈先生将尤利西斯和巴塞尔姆归为拒绝被意译的文本.他的直译,生吞活剥般,道尽了巴塞尔姆的语言快感.语言不是定格之物,语言有自己的生命能量和走向.而译者是追逐语言的人,一直要跟在语言身后奔跑.陈先生可能跑得太快了,他离语言越近,离世俗的口味自然就越远.我看到不少人在诟病其中的语序和用词不合常规.然而,好的翻译,是要带来“陌生之物”的,有时甚至是怪兽式的碾压,才能使这土地更新.鲁迅说的翻译要一种“异域风情”,大概也有这番深意.白话文作为一种非常年轻的语言,它在古典和翻译的双重滋养下成长.正是这些“怪兽”,用洪荒之力,推动了语言的进化.天才有时就是怪物.我们不能总以文青对文字的标准来衡量大师.至于冯唐先生的翻译,也显然不止是肤浅痞气,里面有他对印度《爱经》和印度教的参透.当然,我时时担心他走火入魔.
杨庆祥：对陈东飙的翻译我没有关注,所以不加评论.至于冯唐翻译《飞鸟集》引起的争议,我倒是关注过,很多的批评者持一种原教旨式的文本“原义”观,指责冯唐的翻译个人风格太强,我觉得这是一种技术主义的视角,对于翻译和文学的理解都是机械式的.我很欣赏冯唐的翻译.
黄昱宁：这两本书我都没完整看过,所以并没有资格去讨论翻译的优劣.我只能说一些泛泛的标准.巴塞尔姆是后现代作家的代表,所以他的风格化比较鲜明,他有很多溢出语言习惯和语法规范的表达,但这并不等于说句子的逻辑和修辞都是溢出普通用法的,如果有心人想要比较原文和译文的话,应该考虑在原文中给人造成的阅读效果是什么样的,译文中给人造成的阅读效果又是什么样的,如果两者之间不接近相差很远的话,翻译还是有问题的.我手边没有这两本书,我没有做过这样的比较,从网上的一些例子来说,大量的句子从中文的表达上是完全费解的,我的直觉是翻译还是需要检讨的.后现代作家原文当中逻辑关系有跳跃,但是不一定是说每个句子都会这样摆不平,但是我没有完全看过,不敢完全说.冯唐的问题是传播学范畴的事情,它其实跟翻译学术关系不大,《飞鸟集》有过这么多译本,不管你去讨论它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已经失去了典型意义.
张定浩：巴塞尔姆很难译.陈东飙之前译博尔赫斯的诗还是不错的,他还是一个相对认真靠谱的诗歌译者,把他和冯唐放在一起是对他的侮辱.
二
罗皓菱：从这两件事情引申出来的其实是翻译观的不同,你们觉得翻译观这件事情是应该百花齐放,无所谓高下,还是翻译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准则要去遵守的？在尊重作者原意和创造性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维度？
朱振武：同样一个文本的翻译自然是因人而异,不同年龄、文化背景、性格的人翻译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翻译没有单一简单的标准,我们肯定是应该百花齐放.有的时候有高下,有的时候难分高下,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忠实来衡量它.翻译当然有基本的准则,忠实原文是放在第一位的,但是翻译的目的也要考虑.为谁翻译？为什么翻译？怎样翻译？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其实是翻译的三个层面或三个阶段的问题,不是三个方面或三个标准的问题.读者都不喜欢,你说是个好的翻译,这根本说不通.所以我们既要尊重读者,也要尊重原作者,在源语文本和目标语间做到较好的平衡,这样的翻译应该才是好的翻译.
戴潍娜：真正伟大的作品,在未来总是有多种的生长方向.如果彻底定格了、不动了,那意味着死亡.比如我们现在再看出土的古文字、听四百年前的音乐,没有注释就看不懂听不懂,那些注释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翻译.文学作品风格化强烈的翻译,恰是原作生命力的体现,它因而和当下贴合,永远年轻.既是最古老的,又是最新鲜的.这看似开放的态度背后,其实蕴含了对翻译更高的要求.翻译,有时候是相知,有时候是较量.最重要的准则,还是真正的默契和了解.所谓“尊重作者原意”,不单单是表面上字句的顺序和意思,更有作者和作品本身的性格、性情、理念、关怀.单单了解了作者当初的想法还不够,你怎知这位作者如果托身于此时此刻的中国,他又会有些什么样的“原意”？然而这些“原意”也都是好的译者需要去“尊重”的.这种相知,更是创造.当年,德国诗人策兰的翻译也被大量诟病过.他翻译莎士比亚像爵士乐,乍一见哪儿都错了,整体下来却全对了,还是从来没有如此地“对”过！他用一种“口吃的语言”翻译的莎士比亚,看起来完全不靠谱.然而,如果莎士比亚转世投胎到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目睹奥斯维辛式的断裂的历史,我相信他就会写成那样儿.
杨庆祥：我觉得尊重原意和创造性并不矛盾.翻译作为一种跨语境实践,它本身就暗示了一种对原意的创造性理解甚至是误读.用一种语言去理解和表达另外一种语言,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语义的变迁,这个时候,如何创造性地处理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对翻译者能力的极大考验.
黄昱宁：这个问题蛮好.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我是这么看的,翻译的意译也好,直译也好,如果用术语来说就是,归化也好,异化也好,在每个译者那里是有具体取舍的,他们在选择用词,翻译方式上,一定是有一个平衡值的.其实没有绝对的直译和意译,每个人下笔的时候都在追求这个平衡.没有一个译者说追求绝对的直译或者意译,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一个平衡值,但是这个平衡值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语言是和时代有关的,每一个时代是有一个平衡值的,每个译者有他自己的一个平衡值,如果你翻译的东西离这个平衡值差得太远,你的译文就会显得非常奇怪.这个平衡值是和时代有关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公认的好的语言和林斤澜时代是不同的.从业者共同通过每个人的翻译行为构成一个平衡值,反过来这个平衡值其实也在束缚你,约束你.你自己翻译出的东西如果离这个平衡值太远,或许太偏于直译、或者太偏于意译,或者你的语言风格是这个时代很难接受或者显得老旧的.怎么去看这个平衡值,要每个译者自己去体会.它并没有写在教科书上,需要从业者默契领会.
De haysom：世界上没有一种叫做完美的翻译的事物,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每一次选择和决定都是在加强原文的一方面而在减损另外一方面.所以,不同的翻译可能会达到不同的效果.当你想要检查和分析原文时,紧凑的、文学性的翻译会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可能因为你想要了解这个作家是如何达到那种特殊的效果,也可能是因为你想要从他的文化背景语境中学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一种松弛的、更具创意的翻译会让你觉得就像是作家打算让你读到的一样.所以,这要看语境和背景.经典文学在某个语种中已经有漫长的翻译历史,这种情况下它可以给予新的翻译者更多的自由以及更富有创意的权力.因为新的译者不仅仅是在和作家本身对话,也是在和之前的译者对话.如果译者是唯一一个翻译,把一本新的书带到一个新的语种,那你必须有责任尽量来传达作家作品的原意.
张定浩：任何技艺都有其内在规则,翻译并不能例外.百花齐放的前提是译者已经有资格成为花.在好的译者那里,尊重作者愿意和创造性并不矛盾,它们之间若有矛盾,也只存在于那些拙劣又虚妄的译者身上.
三
罗皓菱：从冯唐那个事件其实还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诗歌的翻译问题,诗歌是可译的吗？什么样的诗歌翻译你们认为是好的翻译？
朱振武：很多人认为英语诗歌不好翻译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如果译者的中英文都好,文学素养也好的话,也不是很难的事情.诗歌当然是可以译的,英语诗歌中讲究格、步、节奏、押韵,这些东西在汉语诗歌中都有对应,只是很多学者英文好,但是对汉语诗歌了解不多,翻译过来之后就体现不出来.反过来汉语好,英语造诣不深,你也看不出原诗中的典故、意境、韵律、平仄等翻不出来.所以,不是诗歌翻译不好做,而是看学养是不是到了.当然翻译不可能完全对等,毕竟两种文化文学之间还是有较大差异.
戴潍娜：诗人是预言者的后代,预言如果轻易被翻译破译,那还有神力吗？诗歌的翻译,很多时候被看作对神圣的抵触,和对禁忌的冒犯.然而,与那些认为“诗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的意见相反,歌德在谈翻译时说：“我重视节奏和声韵,诗之所以可以成为诗,就靠着它们,但是,诗作中本来深切地影响我们的,实际上陶冶我们的,却是诗人的心血被译成散文之后而依然留下来的东西.”即便在翻译当中,诗中的诗褪色了,诗中的散文,也依然坚硬地存在下去,犹如颜料来源.顺则凡,逆则仙.好的诗歌翻译,得先“打回原形”,再“转世投胎”.抓住原诗在成形之前的那个“胎”,再转世投胎到新的语言句子中,找到不同语言间的缝.这是一道语言的海关,包装会变化,税赋会增加.重要的是,猎犬要嗅到熟悉的气味.
杨庆祥：冯唐的翻译其实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诗歌当然是可译的,只要我们不拘泥于成规.诗歌在翻译中其实重新创造了其自身,诗歌的原文和诗歌的译文之间不是对应关系,而是对话关系.
黄昱宁：诗歌是不是可译通常是大家很困惑的事情,我个人觉得,谈不上不可译.诗歌也分很多种,有的可能容易一点,有的更难一点,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抗译性”,诗歌总体上比小说抗译性更强,不同的诗歌内部抗译性也有强弱之分.总体而言,诗歌的抗译性是比较强的,但是抗译性强不等于说不能翻译.好的诗歌翻译是相对平衡的东西,包括形式上的平衡,如果原诗歌是个韵文的话,你可能也应该有一定音韵上的考虑,这是形式上的,另外意义上,至少不应该出现太多南辕北辙的意义翻译,你要体会它的内容,体会它的潜文本,诗歌可能有很多折射的意象.你要尽量接近那个东西,同时形式和内容上尽量做到兼顾,虽然诗歌翻译这种兼顾很难.
De haysom：诗歌当然是可译的,不同语言的翻译很多时候是形成诗歌历史上某些最为重大演变的原因.事实上,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调和韵律,这意味着你并不是必然的能在翻译中捕捉到同样的韵律,但是你同样可以在翻译中创造出像原文一样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但是,你必须要阅读和吸收翻译语言中大量的诗歌,如果足够理想的话,我认为你要能够自己用这种语言写诗,这样你才可能把诗歌译好.
张定浩：诗歌当然可以翻译.甚至诗歌本身就是一种翻译,对于生活的翻译.关于什么是好的翻译,我尊崇雪莱的话：“译文在读者心中唤起的反应,应与原文唤起者相同.” 我见到不少讨论诗歌翻译的文章,译者们拼命在解释自己为啥这么翻译或那么翻译,言之凿凿.但在我看来,假若一首好好的诗被翻译成一首不像样子的庸诗,甚至说根本不知所云的话,请不要向我做任何解释,重译吧.
四
罗皓菱：经常会听到一些言论诸如“继傅雷之后,中国再也没有人能把外国作品翻译得“如此传神”,大概是一种宣泄情绪,表达对目前翻译现状的不满.你们觉得现在翻译整体是什么状况？存在哪些问题？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朱振武：许多人说傅雷之后中国就没有那么好的翻译了.这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我们就说在场的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崇敬过去的大师.但实际上,现在人们的整体外语水平比过去高了很多,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们说是不是能再出一个傅雷？我相信这不是不可能的.傅雷的翻译很好,现在我们是在近距离地看我们自己,所以还很难看清楚.当下的翻译作品是不是能够像一部文学作品一样成为经典？我们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再去说可能更准确,但是我相信会的.有人说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翻译呢,实际上也是如此,有很多人在做.整体来说,我对此持乐观态度.其中确实有些译作存在令人不满的地方和不足之处,如有的人胡编乱改,有的人抄来抄去,但这毕竟不是主流.主流是我们的整体外语水平已经比过去好,我们的整体翻译水平已经比过去高.我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大师和大家.
戴潍娜：世界上最棒的翻译也会有错误和硬伤.然而,随便谁抓到一个错误,就好像有了科学新发现,可以在这片领地上插上一杆小旗耀武扬威.杨绛先生翻译了那么多好作品,偶有错误,死后还不是一样承受攻击.这么说,做翻译被骂是迟早的事儿.写小说,写诗歌就永远不会有这种苦恼.我并不觉得现在没有好的翻译家,这种偏激言论传达的,不是审慎的批判,恰是民众的浮躁自大,以及对往昔的想象与盲目信仰.
杨庆祥：我非常反感那些听起来似是而非的判断,比如“傅雷之后之类”,那是因为不自信而导致的非常糟糕的保守主义.我觉得现在翻译的整体状况良好,更多有才华有创造力的翻译正在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黄昱宁：我并不同意翻译一代不如一代这种论调,其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青年翻译者,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种论调就像病毒复制一样被媒体反复渲染之后更加强化.为什么会有这种论调,可能的原因是当年外语普及率很低,从业者很少,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经过大浪淘沙,有很多站不住脚的东西早就被时代淘汰了,我们拿那些很有限的非常优秀的作品来跟现在海量的东西来比较,肯定会发现现在有的作品质量是很差的,就会造成这种印象.另外,当年傅雷一个人可以翻译巴尔扎克,但是这种情况现在是不可能的,新作品翻译版权时间有限,不可能等一个翻译家全部翻完.老的译作其实因为工具书之类条件的匮乏,也造成很多误译,但是当时的读者外语程度普遍比较低的,不像现在这么严苛,现在只要有一点错误马上会搞得全国都知道.就像“常凯申”（）这样的事情就成为经典例子被广为传播,用来谴责翻译状况.如果从总体来评判翻译质量,我不觉得有明显的下降,甚至在很多地方还有明显的提升.特别是一些中青年翻译家承担的翻译现当代文学作品这部分工作,他们受到版权合同时间的限制,所面对的文本难度也很大.现当代文学表现手段非常丰富,在母语读者那里也会造成很大的阅读障碍,但是相当部分完成度非常高,所以一棍子这样打死是不公平的.
De haysom：我对于中文翻译的现状所知不多,但是我可以确信的是翻译者在中国报酬太低.一个好的翻译需要才华的同时,也需要时间.甚至是那些卓越的翻译,也会出现质量普通的作品,因为他们被迫要赶在时间节点前匆忙交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报酬.
五
罗皓菱：对,每次谈到翻译问题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指出翻译的稿酬偏低的问题.为什么稿酬会这么低？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国外的翻译工作者处境怎么样？
朱振武：翻译的稿酬问题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谈论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稿酬偏低,或者说很低,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为什么这么低？原因很多,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首先就是我们的知识产权受尊重程度不够,也就是说具有文化含量的工作没有得到良好的对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地方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都不把翻译当作科研成果,因此它的社会评价也就低了.当然,出版社方面也是个问题,有的出版社连起码的权益都不给译者,签一个“委托翻译合同”了事,而不是签著作合同,好像译者没有著作权、不享受相关法律规定的一切权利似的.和国外的翻译工作者相比,我们的收入当然较低,但实际上国外的翻译工作者的收入也不是特别高,当然个别人除外.
戴潍娜：翻译恐怕是世界上性价比最低的工作了.我有志同道合做翻译的朋友,一度激愤,开玩笑要发起“译者工会”,专给译者维权,像好莱坞的编剧协会一样,动不动搞点集体罢工.不过,翻译稿酬低,并不影响真正优秀的翻译者,就像真正的诗人绝不会想拿诗歌赚取什么一样.只有赔,没有赚,是内在的火焰推动他们工作,没什么能阻挡他们工作的.如今我身边最好的翻译,都是在凭一己工作,没人在意那点稿酬.
杨庆祥：翻译稿酬低,伤害不到好译者,然而会深深伤害作者和读者！因为报酬低,翻译变成了廉价劳动力,大大拉低了这个行当的标准.许多四六级都整不明白的“翻译机器”混迹其中,把文学翻译搞成了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导致文学翻译不再被信任,译者于是更受打压.这是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可悲的是,翻译酬劳低,全世界都一样,但国外译者得到的尊重则多得多.有些国外的文学奖是同时授予作者和译者的.译者,更准确地说是“译作者”,享有了和作者平等的地位.比如2016国际布克奖,就将幕后英雄推到了台前,译者和作者共享奖项和奖金.
黄昱宁：据我所知,国外文学翻译从业者处境跟我们差不多,几乎很少有专职的文学翻译靠这个养活自己,所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行业到底是不是投资回报率高是靠市场决定的.外国文学还是比较小众的,有门槛的,因为不管你给什么样的报酬,这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翻译奖是杯水车薪的,政府也只会资助走出去的翻译.我们除了从市场得到回报,没有别的渠道,外国文学注定不是一个高回报的行业.我自己是出版社编辑,同时业余也是文学翻译,我最能感觉到这两者间难以调和的双方都是有苦衷的.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我做一本外国文学的书,如果仅仅靠市场,不是流行小说,销量可能四五千册,你可以计算买版权,留给译者的报酬是多少是可以计算的,不可能高的.
De haysom：在国外的出版社,和译者签的合同基本上是版税制的,这意味着译者和书的成功与否是休戚相关的,这也会调动译者的积极性尽力拿出最好的一本.如果他们只是按照字数付费,很多中国出版社就是这样做的,这样的制度会让翻译倾向于数量而不是质量,尽他们所能以最快的速度生产出大量的文本.
六
罗皓菱：一个由出版机构、译者、读者构成的良性循环的图书翻译市场应当是怎样的？在国内当前环境下若要培养出这样的市场,可能的途径有哪些？
朱振武：我们有这么多出版社和出版人,就应该引领市场,突出反映问题.要引领大家有一个知性、理性的判断.不是只要获了诺奖和布克奖等各种奖项的作品就去推介,只要在国外进了排行榜就跟风走.未必所有的东西都适合我们.事实证明有些东西很不受我们的读者欢迎.译者应该有所担当,作品适不适合翻译？如果是为中国读者翻译的话,这个作品就应该利于中国读者的阅读,而不是说不适合中国读者的也去翻,或者说硬性地机械地忠实着去翻译.这样做会造成一个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我们也应该知道哪些出版社有这样的资格和能力.现在我们很多出版社都出翻译书籍,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并没有这样的资质.
戴潍娜：也许我们还没想到好的解决途径时,技术发展已经把整个市场推向了新的方向.最近谷歌在ArXiv.org 上发表了论文了,介绍了自己最新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GNMT）,以及新系统的工作原理.之前的一项西班牙语译为英语的测试中,设定满分为6分,谷歌旧的翻译系统得到3.6分,人类普遍得分为5.1分,而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得到了5分的好成绩.这项成果让很多以翻译谋生的人惊呼理解了“18世纪纺织工人看到蒸汽机时的忧虑和恐惧”.对于规范化的文字翻译,未来几年机器取代人是必然的.未来机器可以完成规范化的文字翻译,淘汰掉一般的翻译工作者.剩下的文学翻译,则成为真正精英化的工作.届时的图书翻译市场,分级明确.就跟刺绣一样,大批量的机器绣花和少量金贵的高端手工绣花,满足不同需求.
黄昱宁：外国文学图书和其它图书商品其实差不多,基本上是靠市场调节的.外国文学比较起有些图书,除了市场以外,很难得到别的资金的支持.全靠市场调节可能会出现重复出版的东西很多.出版社大家都会算账,利润比较高的部分在公版图书,所以我们看到各种版本的《傲慢与偏见》《飞鸟集》啊,所以我说冯唐没有讨论价值,实在是译本太多了.如果出版社译者想挑战一些有难度的,对读者更有意义的翻译,应该去选择相对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重复出版没有那么高的作品,但是大家还是选择《飞鸟集》,可见背后的利益驱动.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出版社利润集中的也在公版图书,现在介入的出版社也越来越多,几乎没有门槛,以前还有无数个《小王子》《老人与海》等等.当你的译者的资源和出版资源都集中在这一块的时候,真正需要翻译进来更新的、更小众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更高的、对我们更有新的刺激和借鉴意义的作品,因为利润薄,出一本亏一本,所以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介入进来,而且难度还特别大.目前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暂时看不到别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出版资源必然在这些同质化的东西当中,翻出来的花样都是各种为了吸引眼球的东西,这些都是出版社的宣传伎俩.我也不能说完全不理解,但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作为一个出版者、翻译者,不太愿意以这种方式来吸引关注.一些有想法、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出版社、翻译者仍然还是希望挑选一些更有价值的更新鲜的,可能利润更少,但是对中国文学、文化更有建设性的东西来翻译.尽管难度很大,很受冷落,容易被不理解,被抓住错,容易被指责,但是我相信这部分才是比较有价值的.
De haysom：我认为相比大公司统治整个产业,小型的、独立的出版公司可能会是更好的模式.小型的出版社能够与图书销售商和读者产生更紧密的联系,同时能代表一本书质量的基本保证.同样,小型的出版社能够保持和译者的良好关系.要知道常常是这些译者,他们是发现最激动人心的新书和作家的最佳人选.
七
罗皓菱：你们刚才讲的,解释了我的很多疑问,为什么这些年很多外国名著不断被重译.比如《小王子》,就有很多新的译本.有的书商为了吸引眼球,经常把自己标榜为“最好的译本”,你们觉得这样说有意义吗？
朱振武：的确,有些书,如《小王子》等等早已经深入人心的书,不断地被重译.《小王子》粗略看一下就有四五十个译本.有的经典作品的译本为了吸引眼球,就把标题写成“最好的译本”.怎么说呢,有的是为了哗众取宠,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没有起码的操守.我们不会、也不敢说某句话或某个译本的翻译是最好的翻译,也没有最好的翻译,也没有这样一个单一的标准.谁敢说最好！翻译很难,文学翻译更难！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像装修房子一样,永远不能百分百地令人满意,只能说各有各的特色或优缺点.
戴潍娜：最重要的东西需要被每一代人不断复制.这种复制有它不可取代的创造性和重要性.重译非常必要,作品和人一样,是会变老的.重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对原文的订正,而是一种再生.重译者们创造词语,令原作脱胎,与新世界对称.《小王子》这样的作品,当然需要不断重译,不断更新它与新世界的联系.然而,永远没有“最好的译本”.为了与新世界相匹配,它生生不息,不断以新的方式思考,翻译是没有尽头的事业.
杨庆祥：出版商为了卖书,做出这样的举动无可厚非,但是有素质的读者应该会明白一点,广告语永远不可信,好与坏只能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举个例子,《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最早的译本是张旭东的,最近几年又有一个王才勇的译本,这两个译本我都读过,我认为王才勇的译本比张旭东的译本好.
De haysom：我不认为这有任何意义,除了市场.
张定浩：我看微博、微信有一个原则,见到所有在名字前面加上“作家”或“诗人”等各种头衔的人,基本都直接忽略过去.对待“最好的译本”这样的说法,最好也是如此.
总结:该文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如何是好和文学翻译和翻译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文学翻译本科毕业论文文学翻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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